拉杰斯夫妇出生于塞尔维亚，因犹太身份受纳粹迫害；迪娜靠假身份证明幸存，乔万则在集中营长大，战争结束才重获自由。两人匆促离家、颠沛流离，手边的老相片、怀表等物品是与故土仅存的联结。他们透过这些物品背后的故事，追溯破碎的家族史，娓娓道出与时代紧密交织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们看到，当不可预期的灾难来临，我们内心的美好情感，如何支撑着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更好地生存下去。其动人的书写提醒读者，平凡对象亦有深刻历史，微小善意也能改变他人命运。而在历史面前，我们应当谦卑，永志不忘。

迪娜·拉杰斯，1938年出生于塞尔维亚，大屠杀幸存者，后成为一名建筑师，举家搬迁至瑞典，在瑞典工作至退休。

乔万·拉杰斯，1933年出生于塞尔维亚，大屠杀幸存者，迪娜的丈夫。 2000年在瑞典以法医教授身份退休。

卢建，80后作家、诗人，翻译家。爱好诗歌创作，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各种诗歌大赛中荣获金奖和一等奖，并收入《中华民间实力诗人》《中国当代诗人诗选》等。目前主要从事欧洲语言比较语言学研究。

白丽，自由译者。2017年获对外经济贸易?学法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双学位，英语专?，曾在瑞典Lunds University 交换并?作共两年。三年英语?译和瑞典笔译经验，内容涉及?学、科技、法律、商业等领域。

1 序言

001 一张纸条

011 蜜月照

019 父母的照片

027 制服口袋里的照片

031 订婚戒指

039 国际象棋

049 手镜

055 蛋糕烤模

063 安息日烛台

067 手链

073 食谱

083 丝绸桌布

089 地砖

093 水彩画

097 刺绣品

109 枕套

113 怀表

119 静物画

125 显微镜

131 逾越节晚宴的餐桌用品

137 烛台

143 吸墨纸

151 袖珍日记本

163 后记

169 致谢

171 参考文献

序 言

我们被迫远离家乡，茫然四顾，不知该去向何处。未来会怎么样？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传统多久呢？我们必须告别我们的家园，抛弃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买来的、被馈赠的，甚至传承下来的所有东西吗？

我们会不会离开太久？我们一定很快就会回来吧？他们伤害不了我们。

我们必须迅速收拾行李，锁上前门，尽快上路。匆忙中，我们只携带了一些必需品：几张照片，几件可以挽救我们于贫困的贵重物品。其他重要物品全都藏了起来，畜棚里、箱子里……还有一些藏在地下的暗格里，除了我们，没有人能找到它们。

善良的邻居和朋友们，在我们回家之前，你们能帮忙照看我们的瓷器、我们最喜欢的画和书吗？只需要一小段时间，真的不会太久。

我们确实回来了，可已经是四年后。

迪娜，也就是我，那时才七岁，和母亲从匈牙利回来。1941 年纳粹德国占领南斯拉夫时，我们逃到了那里。后来，我的父亲也活着回来了，但他和母亲都不愿继续生活在我们的家乡—小镇鲁马，因为那里的一切都会让他们想起曾经被杀害的亲友。

我叫约万，那时只有十二岁，从藏匿处辗转至贫民窟和集中营后，终于回到家乡彼得罗夫格勒。我的父母、哥哥和家族中的大部分人都已被杀害，好在我被姨妈和她的丈夫— 一个塞尔维亚人收养了。

我们的房子已被陌生人占据，曾经带走的大部分东西也都弄丢了。幸运的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那些被我们藏起来或留给别人保管的物品陆续出现，且都被保存得完好无损。

这些物件唤醒了我们的记忆，并始终影响着我们的思绪、感受和生活方式，时常勾起我们心中那充满爱与温暖的回忆，也给了我们一种力量和认同感。

现在，我们想借由这本书，掀开这些老物件背后尘封的记忆，把这些故事讲给你听。

「迪娜和约万」

描述大屠杀的方式有很多，迪娜和约万选择了专属于他们的方式。大屠杀夺走了他们的亲人、故土，以及他们的童年。回忆这段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痛苦而残酷的。战火平息后，他们不愿回到早已物是人非的故土，也极力避免谈论和回忆过去，只将对亲人、对故土的思念深埋在心底。直到二人在战后第一次为幸存的犹太青年举行的夏令营中一见钟情并最终结为连理，相互理解，相互温暖，终于鼓起勇气直面过去，并下定决心去温暖更多与他们有过相同遭遇的人。于是夫妇俩奔走于各大学校、机构，分享他们独特而难忘的童年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疗愈了自己，也疗愈了很多背井离乡的人。而这本书正是缘于这样的分享。孩童的记忆破碎而模糊，却从侧面反映了战争及种族迫害的黑暗与残酷；而回忆中不时闪现的家人间，甚至陌生人间的温情瞬间，终成为照亮他们黑暗童年、也照亮困境中的所有人的一束光。

天黑了还会再亮，灾难并不意味着结束。当身处人生至暗时刻，要相信：你总会遇到那一束光——或许是一个人，或许是一件事，或许只是一点温暖的回忆。

制服口袋里的照片

「迪娜」

1941 年4 月12 日，德国人占领了我的家乡鲁马，我的父亲米萨被囚禁。当时我才三岁，但在整个战争期间，他温暖、含笑的眼睛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1945 年4 月，和母亲回到诺维萨德后，我再次见到了父亲，那时我已七岁。他瘦削而严肃，穿着制服的他看起来与母亲在战争期间保留的“蜜月照”中的样子完全不同。但我马上认出了他的眼睛和他双颊上的笑意。

他把我抱在怀里，吻了吻我的脸颊，说：“小迪娜，你长大了！还是和照片里一样可爱！”说着，他拿出一张小照片：“瞧，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带着这个，就藏在这里。”他指着他的制服口袋。

照片中，父亲戴着帽子，正看着怀中的我微笑，我则戴着手套和针织帽。在照片的左侧可以看到我的米拉姨妈。背景里的树枝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当时可能是1940 年的早春，我大概才两岁。

重逢后，我才得知父亲是南斯拉夫预备役军官，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保护下，他被关在战俘营，而不是集中营里，从而得以幸存下来。父亲向我们讲述了他被关在奥斯纳布吕克战俘营和纽伦堡战俘营的那段岁月。他被允许保留他的南斯拉夫军官制服，还可以收到我那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埃尔齐姑姑寄去的信件和包裹。1941 年，埃尔齐姑姑与家人匆忙赶往瑞典斯德哥尔摩挽救儿子的生命—他得了脑瘤。虽然他们请到了当时世界著名的外科医生奥利维克罗纳教授为他做手术，但他还是不幸去世了。当时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埃尔齐姑姑和姑父无法返回自己的家园，只好留在斯德哥尔摩。

更多有关父亲在战争期间生活的情况，我是从另外两本书中了解到的。这两本书的作者奥托·比哈尔吉·梅林和西玛·卡拉奥格拉诺维奇，与我的父亲关在同一个战俘营。通过他们的讲述，我知道了父亲如何与他的室友分享姑姑寄去的食物，以及他如何巧妙地把收音机藏在床垫下面—一旦被发现，私藏者就会被立即处决。书中还讲述了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父亲是如何与一些室友一起逃离，加入苏联红军，与德国人作战的。

父亲后来告诉我，除了这张小照片，他还有一张他和我母亲的合影。我想，在那段岁月里，他一定经常拿出这些照片，看着它们，思念着我们。

后来，那张父亲与母亲的合影被我们弄丢了，只剩下父亲和我的这张—也是我们战前拍摄的唯一一张有我的照片。随着时间流逝，它已经皱得厉害，边缘也磨损了，我便把它熨平、裱起来。现在，它就挂在我的床头柜上方。我经常看着这张照片，回忆着父亲假装把我抛向空中的样子，当时我们笑得那么开心。这张照片让我感觉自己仿佛从来没有与父亲分开过，即便是在战争时期——那时，我曾在他胸前的口袋里，跟他一起被关进战俘营，然后一起从那里逃出来，与纳粹德国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