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关于章太炎的传记。革命者与儒生这两种身份，在章太炎身上兼具且互补。

作者以章太炎作为叙事基点，重塑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聚焦传统士绅与革命先觉者，爬梳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诸多大事，讨论了作为“革命家”的章太炎的核心关怀、思想来源，梳理了其与政治、学术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作者行文力求通俗简洁，有机地呈现了章氏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并借此展现清末民初的思潮涌动及文人政客群像。

王锐，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出版《中国现代思想史十讲》《履正而行：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学术》《自国自心：章太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更生》等。

早年生活梗概

求学诂经精舍

参与变法运动

走上革命之路

重订《訄书》，鼓吹革命

投身政治论战

重诂中国传统

批判近代思潮

东京讲学，团体内讧

身陷民初政争

困居京城，增删旧作

针砭新文化运动

奔走联省自治运动

徘徊政治歧路

晚年讲学宗旨

辞世、国葬与身后评

评价章太炎一生

后记

用传记形式呈现章太炎的生平与思想

本书之作，主要是想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呈现章太炎的生平与思想。在内容上，本书侧重分析章太炎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兼及他的学术主张。当然，在章太炎那里，所谓“学术”与“政治”，其实并非泾渭分明。正如书名所示，本书将章太炎定位为一位在近代变局下思考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革命者，以及一位立志阐扬中国传统价值的儒生。革命者与儒生这两种身份，在章太炎身上虽偶显张力，但总体而言是兼具且互补的。

在中国传统史学里，传记占了很大一部分内容。纪传体史书，除去“表”与“志”，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某一时期不同类型人物传记的汇编。所谓“知人论世”，放在中国传统史学重视传记的特点下来理解，或许更能得其三昧。司马迁在《魏其武安列传》里通过叙述窦婴与田蚡的生平呈现汉代宫廷政治之波云诡谲、残酷无情；全谢山在《鲒埼亭文集》里叙述明清之际诸大儒的学说与事迹，窃以为这些史学实践值得人们继承并发扬。笔者虽对章太炎的生平与思想做过一些研究，但基本上属于现代学术体制下的专题研究。因此，本书是一个尝试，尽可能以笔者所理解的中国传统史学精义为基本方法来叙述章太炎的一生，并通过他的生平与思想，展现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的些许面貌。就我而言，一直有用传记形式呈现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的想法，本书算是实现了一个多年来的心愿。

当然，要想深入且完整地了解章太炎生平与思想，仅凭本书是肯定不够的。导师姜义华教授的《章太炎思想研究》与《章炳麟评传》内容翔实、立论精当，实为了解章太炎及其时代的典范之作。本书的基本框架，亦是建立在对师说的学习心得之上。此外，本人着手研究章太炎，始于十年前以“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研究”为题撰写硕士论文。在此期间，汪荣祖教授给我了不少指导意见，让我获益良多。汪先生的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一书，以及长文《章炳麟与中华民国》，对于了解章太炎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极有助益。

开始撰写本书之后，才深切感到最近70余年来前辈学者搜集整理中国近代史基础文献之艰辛与伟大。手头经常翻阅的几种文献合集，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里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又如章开沅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又如初版于20世纪60年代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又如蔡尚思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又如章太炎、康有为、严复等人的著作集，以及近代重要人物的年谱长编。如果没有这些精心搜集整理的文献，今日展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无疑会平添许多困难。这些文献合集的筹划、整理与出版过程，窃以为应属当代文科学术史中的重要内容。

这些年下来，经常会想起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场合、不同心境下阅读这些历史文献的经历，以及与此相关的陈年旧事。其中的纷纷扰扰与聚散离合，本想借此机会感怀一下，但又恐流于絮絮叨叨、文不对题，所以还是就此打住吧。

本书写于上海疫情管控期间，故无法到图书馆看书，更无法通过电商购买参考书籍。感谢高航兄不嫌我啰嗦，给我提供许多文献材料的电子版。感谢在此期间经常来问候我的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感谢隆进兄接纳本书，让我又能在家乡的出版社出书，同时感谢佳睿兄的精心编校。

王锐 2022年6月于上海市普陀区革命儒生

节选自王锐《革命儒生：章太炎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

编辑推荐一

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时常呈现出复杂性、曲折性与残酷性并存的时代特征，这导致了许多历史参与者会不自觉地陷入各种主观或者客观上的困境。作为出身于旧式士绅家庭的章太炎，他的身上兼具革命者与儒生的色彩。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传统士绅阶层开始瓦解，他们越来越难以延续以往的政治与文化特权，普通民众觉醒、新式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新政治力量崛起，如何在时代大变局中找到章太炎的位置，这是本书尝试回答的问题。

同时，作者尽可能以自身所理解的中国传统史学精义为基本方法来叙述章太炎的一生，并通过章太炎的生平与思想，展现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的些许面貌，这也是本书的创新之处。

编辑推荐二

在清季革命语境中，章太炎有其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时人称之为“章疯子”。书中最令我动容的一个场景，是章太炎东渡日本后，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开会欢迎章氏，恰逢雨天，但会场上有两千多人前来一睹章氏风采。在会场上，章太炎做了著名的演讲：

独有兄弟欲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甚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古怪的议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此外，章太炎对清季革命青年的影响极大，鲁迅、周作人等都曾师从章氏，学习小学。而《革命军》的作者邹容更是深受其影响，两人畅谈革命，十分投缘，结为异性兄弟，后来邹容因“苏报案”被判监禁，惨死狱中，这也成为章氏一生的遗憾。

评价章太炎一生

评价一位历史人物，需要将他置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之中来审视。这既要对人物本身的生平、思想与事功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又要宏观把握时代的整体面貌。评价章太炎，同样需要采取这样的方式。

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坚船利炮的威胁下，中国遭遇亘古未有的变局与危局，中国传统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首先，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猛烈冲击。自秦汉以来，中国形成了比较具有稳定性与广泛性的小农经济，农民一方面通过精耕细作来生产粮食，另一方面从事家庭手工业与副业活动。此外，随着建立起疆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大一统政权，各地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且便捷，形成以地方市镇为代表的区域性市场，以及具有全国联系的、更为广泛的经济网络。这些因素促进了各地商品与经济作物的流通，提升了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纵观中国历史，小农经济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儒家思想得以传播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加上后来的日本)用武力向中国输入资本主义，中国广大农村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模式下，外国纺织品大量流入中国，严重打击了中国农村的家庭手工业，许多以丝织为业的农民经济上趋于破产，生计维艰。而随着中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里的下游环节，中国的农业被卷入全球市场之中，农产品价格逐渐被资本主义列强操控，这对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成极大损害。同时，由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列强获得内河航运权与在中国内地开设工厂的权利，造成大量洋货倾销至中国，中国的资金不断外流。与此相关，由于缺少国家有力保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步履维艰，难以与外国资本主义力量相抗衡。总之，中国的经济状况愈发严峻，中国民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状况越来越差。

此外，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十分成熟的制度体系。在社会层面，主要是以宗族、宗法、礼教为核心的乡里秩序。这一秩序的伦理准则包括诸如长幼有序、敬宗收族、老有所养、幼有所安、守望相助、劝耕兴学等内容。在政治层面，自秦朝废封建、行郡县以来，郡县制维系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保证中央政令能直达地方，地方信息得以反馈中央。全国范围内有一套颇为完备的官僚系统。虽然它具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但在正常运作时，大体上能制定出比较合理而客观的政策，并实施于四方。在官员选拔上，《韩非子》里主张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起于卒伍”，成为历代铨选制度的重要尺度之一。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推广，形成一套具有客观标准、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流动的选拔机制，让各地具备政治才干的人有机会进入官僚系统，保证执政集团能够周知民情、更新换代。

这套制度体系在近代列强的威胁下显得千疮百孔、难以为继。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凋敝，乡里秩序面临解体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长期师从章太炎，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吴承仕就指出：“五伦的相对性，亦可应用于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么？在资本家御用的经济学者看来，资劳两方，当然是对等的契约关系——即朋友关系；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资本家是支配者，劳动者是被支配者，资本家是剥削者，劳动者是被剥削者，当然是不平等的君臣关系，其君臣关系的强化程度——所谓生杀予夺之权，且非宗法封建时代所能及其万一。”乡村秩序解体的后果，一是出现大量对农民巧取豪夺的土豪劣绅，二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要么进入城市沦为底层劳工，要么成为行走于江湖上的流民、会党，要么被迫加入军阀武装，成为军阀混战中的炮灰。

在政治制度方面，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极强的组织、动员、汲取与宣传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经济与军事力量进行海外殖民扩张。资本家在政府中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国家全力支持殖民扩张活动，掠夺世界各地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根据今天的研究，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就已经筹划通过武力在中国沿海占据一块区域，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模式照搬到中国来。相较之下，中国传统政治讲求低成本、低赋税的稳定，强调“君民不相扰”，在“皇权不下县”的统治模式下，组织与动员能力非常有限。此外，清中叶以后，政治风气越来越败坏，出现大规模、持续性的官吏贪污与滥权，而官僚系统内部却缺乏根治这些弊病的机制。一些有识之士，如洪亮吉、龚自珍、沈垚等，都已十分深刻地揭示了清王朝的衰颓之像。正如钱穆指出的，即便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按照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率，清王朝也已渐渐步入末世。在此局面下，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很难有效抵御外侮，必须对之进行改弦更张。更有甚者，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高度依赖官僚与士绅的合作，由此形成的对广大农民的支配与剥削，在近代农村经济破产的背景下显得愈发严酷，其压迫的一面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致使民不聊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让中国传统重新焕发生命力，首先，必须要让中国彻底摆脱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局面，抵御东西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其次，需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吸收一切能让中国实现名副其实的独立富强、民生充裕的域外学说，而非恪守旧章、食古不化，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最后，小农经济的解体及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新的文化形式也随之出现。这就要求中国传统高度依赖皇权与绅权的情形必须有所改变，中国传统需要被赋予更多平民的、大众的色彩，使传统当中的合理内核成为新的文化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沦为各种腐朽的、落后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代名词。

这就是章太炎生活的时代。正如姜义华老师所论：“近代中国，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来说，所面临的也正是一次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它是需要文化学术方面的巨人，并产生这样的巨人的时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条件与时代要求的内容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及其后的启蒙运动都不一样。环境的急变，社会的激烈动荡，不容许近代中国的著名人物在安静的书斋中以充裕的时间，从容地进行研究与创作。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处在时代运动的激流中，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从而得以在多方面作出贡献。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便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巨人。”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近代中国面临的各种困局与危局，激发时贤深入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探究近代世界的基本面貌，挽救中国于危急之中。作为一位立志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者，作为一位立志于让中国传统重焕新生的学者，章太炎无惧艰辛，上下求索，既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

节选自王锐《革命儒生：章太炎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