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纪年是史学研究界的大课题，轰轰烈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主体还是立足在西周这一段，说明厘清西周纪年问题是解决夏商周三代纪年的关键。书稿采用文献、器物与天象“三证合一”的研究方法，勾勒出帝辛、文王年代，文王纪年，武王克商年代，成王纪年，昭王在位年数，共、孝、懿、夷各王年代，宣王纪年体系，整理出西周诸王年表、西周诸王事略。

书稿还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整理出研究西周纪年应该注意的诸多问题。

原版《西周王年论稿》曾得到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考古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文献组课题组长杨升南推荐序。

张闻玉，1941年2月生，四川巴中人，九三学社成员，贵州大学教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导师。曾从事中学、中等师范教育，在贵州大学任教后，主讲古代汉语、古代历术、传统小学等课程。曾讲学于南京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昌大学、四川大学等著名学府。

师从张汝舟先生，又向金景芳先生学《易》，代表作有《汉字解读》《语文语法刍议》《古音学基础》《古代天文历法论集》《古代天文历法讲座》《铜器历日研究》《西周王年论稿》《西周纪年研究》《夏商周三代纪年》《夏商周三代事略》《周易正读》等。论文《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王国维〈生霸死霸考〉志误》《西周王年足徵》先后获贵州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著述集结为五卷本《张闻玉文集》(小学卷、天文历法卷、文学卷、史学卷、经学卷)，计300万字，由贵州大学出版社2016—2020年出版。

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张闻玉史学三书”（《古代天文历法讲座》《铜器历日研究》《西周王年论稿》），集中展现张闻玉先生在古代天文历法以及西周年代学研究上的成就。

三代兴衰系于斯(新版序)/张闻玉 张金宝(执笔) ... 001

序一/ 李学勤... 005

序二/ 杨升南... 009

前言... 013

上编 理论与方法

西周年代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002

再谈西周王年... 016

《鲁世家》与西周王年... 034

王国维《生霸死霸考》志误... 058

两周昭穆制与王序“共、孝、懿、夷” ... 082

试论金文对号与西周纪年诸问题

——评何幼琦先生《金文对号法述评》 ... 092

关于《武成》的几个问题

——兼评《释〈武成〉与金文月相》 ... 114

谁揭开了“两度日出”之谜... 138

中编 西周王年考

帝辛、文王年代考... 142

关于周文王的纪年... 152

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 165

关于成王的纪年... 192

昭王在位年数考... 206

穆天子西征年月日考证

——周穆王西游三千年祭... 216

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 233

宣王纪年有两个体系... 258

下编 西周王年概览

西周王年足徵... 264

西周朔闰表... 299

附录

西周纪年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读《西周纪年研究》 / 杨升南... 404

追回逝去的岁月

——读《西周王年论稿》 / 常金仓... 416

西周年代研究的新贡献

——读《西周王年论稿》 / 汤序波... 420

西周历史年代学的扛鼎之作

——我读《西周纪年研究》 / 张金宝... 423

新版后记... 427

三代兴衰系于斯（新版序）

张闻玉 张金保（执笔）

历史，是传统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血脉深处的信仰。历史如《春秋》者，以微言而显大义，如《史记》者，通古今之变而究天人之际，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以历史为基得以建立。这意味着，历史在中国承担着形而上的功能，它要回应精神世界所面对的无限性、无穷性等问题。

我们一向以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而自豪，中华文明从黄帝算起有近五千年。历史不外史时与史事的结合，缺一不可。造字之初，史与事，实为一胎所出。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司马迁已经无法精确考证夏商周三代的纪年，所以，共和元年(前841年)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确切纪年的开始。太史公在《三代世表》中也说:“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这正体现了太史公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所以，在夏商周三代就存留不少“疑年”供史学家研究。

“夏商周”三代之治，在现代政治思想传入之前，代表着中国传统读书人对于政治的最美好的理想和最终极的诠释，尤其是西周，更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源头之一。儒学、道学是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两个思想体系，道家始祖老子曾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官”(管理藏书的官员)，周文化对其影响可以想象，至于孔子，则直接宣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周监于二代”是说周文化是集夏商两代之大成，“郁郁乎文哉”意思是非常茂盛、伟大与光辉的人文思想文化，孔子对周文化评价如此之高。孔子自称他的文化思想是承前启后，发扬周代的文化精神的。所以他说:“吾从周?。”“周”在这里当然指的是西周。所以，弄清楚西周纪年，对于厘清中华文明的源头非常重要。三代纪年研究中，最大的疑年是武王克商，由此引发西周诸王的年代研究，这些内容正是本书重点讨论的课题。

1961年，我撰写的文章第一次刊登在《文汇报》上，古人云:“凡著于竹帛者为文章”，如果把这看作我学术生涯的起点，至今已六十年矣。1979年，我到滁州汝舟先生门下进修，随先生学习古代天文历法和声韵学，因此与史学结缘。1985年，北上吉林大学研习《周易》，应陈连庆先生之邀，为东北师大历史系古史研究生讲历术，受陈先生嘱托，将古代天文历法与铜器铭文结合起来，将历术用于考古。回顾起来，自己所走过的历程正是“由文学而经学，由经学而史学”的中国学者之路。在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除了尽全力宣扬汝舟先生的天文历法观点，力主“月相定点”说，扩大“三重证据法”在史学界的影响之外，在西周王年研究方面也略有创获，不敢妄自菲薄，在本书中，呈献给学界同仁。

汝舟先生的《西周考年》引领了年代学研究的方向，有具体的研究方法也有确切的结论，在这个基础上，我将汝舟先生的古代天文历法应用于铜器历日考证，在《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宣王纪年有两个体系》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小盂鼎、师虎簋、曶鼎、晋侯苏钟、善夫山鼎、子犯和钟等诸多铜器历日的考订上也都有所创新。虽不敢说是不刊之论，亦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

退休之后，除了讲学、著述之外，在我身边还聚集了一批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年轻学人，他们有的成为我的入室弟子，有的成为忘年交。他们搞讲座，出专著，扩大了汝舟先生思想在学界的影响，我经常对他们说“做学术，务必注意她的生命力，必须要做三百年也不会过时的真学问”。相信书中提到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一定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彰显的伟大力量。清代汉学研究从乾嘉算起来到现在已经三百多年，传承至章太炎先生、黄季刚先生，形成近代章黄学派，这是传统学术。今天讲发扬传统文化，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承继三百多年的汉学传统，摈弃西化，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只要中华民族存在，中华文化就永远不会消失，这个自信，就是文化自信。

《西周王年论稿》出版于1996年，当时只印了五百册，很多学人求而不得，作为作者，我也爱莫能助，往往只能将复印本送给求书者。我因出版《古代天文历法讲座》而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结缘，广西师大出版社的领导关注学术，推出了很多质量高、影响大的学术著作。今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赵艳女士与我接洽，欲将我关于西周纪年研究的文章整理结集出版。于是以《西周王年论稿》为基础，补充了若干篇相关文章，遂决定以《西周王年论稿》之名付梓。编辑人员为本书的出版劳神费力，着实让人感动。惟愿本书的出版，能够还西周历史本来面目，并以此为基础，使“夏商周”三代的兴衰起伏更加清楚，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复兴尽绵薄之力。这也是对在我学术生涯中予以莫大指引的张汝舟先生与陈连庆先生最好的报答。

是为序。

2020年8月28日

共和元年（公元前841）之前西周社会的王序与王年，到底是怎样的？西周一共有多少年？西周青铜器上王年、月、月相、日干支俱全的铭文给我们以怎样的启示？武王伐纣到底在哪一年？西周中期的各王排序是共、懿、孝、夷，还是共、孝、懿、夷？昭王在位到底多少年？王国维《生霸死霸考》给后世的西周年代学研究造成怎样的误导？“月相定点”对研究西周王年有何意义？……本书将一一揭晓答案，如传统的观点认为武王克商是在公元前1046年，而作者考证是在公元前1106年；又如，传统观点认为西周中期的各王排序是共、懿、孝、夷，而作者推演的各王排序则是共、孝、懿、夷，张闻玉先生推演出不同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的西周王年世系。

宣王纪年有两个体系[ 宣王纪年有两个体系本文原载于《西周纪年研究》，后又收入《夏商周三代纪年》《张闻玉文集·史学卷》。今据录入。]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27件青铜器，给考古界、史学界带来极大的震撼。出土铜器之多，文字之长，纪年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最受重视的是四十二年、四十三年的两件咂器。两器的历日干支也引发出许多令人不解的问题，尤其涉及宣王纪年，至今仍然没有一致的意见。如果将宣王一世的铜器进行排列，可以明确，宣王纪年有两个体系。

传统说法，厉王在位37年，共和14年，宣王46年，幽王11年。尤其共和元年在公元前841年，几无异议。没有坚实的证据，我们不宜否定传统说法，更不能以推翻司马迁为荣。轻率否定文献，还有什么古史可言？而发现出土新材料与文献记载不相吻合，我们得深入研究，找出症结所在，提出合理的解说。我们在尊重传统说法的框架下，深入研究眉县出土的两件咂器，似乎可以说，宣王纪年确有两个体系。

四十二年鼎：“隹四十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

四十三年鼎：“隹四十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

我在《眉县新出铜器与宣王纪年》一文中已经指出，四十二年器合公元前785年天象，四十三年器合784年天象。这样，西周后期，厉王在位37年，即前878—前842年；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宣王元年即前826年。这也符合司马迁的记载：“(鲁真公)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 《史记》卷33《鲁世家》，第1526页。]还有一件铜器伯大祝追鼎值得注意。铭文：“隹卅又二年八月初吉辛巳，伯大祝作。”[ 陈佩芬：《新获两周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八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对照公元前795年的实际天象：子月乙酉，丑月乙卯，寅月甲申??未月壬子，申月壬午11分(张培瑜表详参张培瑜[ 《中国先秦史历表》，第1—118页。]：壬午01时50分)。实际用历，丑正，八月辛巳。时间误差也就在两小时之内。这里就是“八月初吉辛巳”的确切位置。

过去，我们不敢怀疑宣王纪年有什么问题，把它排入宣王三十三年，视为“二”中有“缺笔”。有了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两件咂器的支撑，伯大祝追鼎就正正规规地排入宣王三十二年，不作“缺笔”处理。两件咂器与追鼎，组成一个系列，支持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6年。

过去我们明确无误的宣王铜器克钟、克庇，其历日值得讨论。

克钟：“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

克盨：“隹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23。]

对照公元前812年天象：子月甲子321分，丑月癸巳，寅月癸亥??未月辛卯54分(张培瑜表：辛卯06时44分)，这就是实际用历的九月初吉庚寅，误差在6小时44分。克盨历日用“庚寅为寅日例”[ 张闻玉、饶尚宽、王辉：《西周纪年研究》，第67页。]，宣王十八年有十二月戊寅，书戊寅为庚寅，自可贯通解说。

还有鼎：“隹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 刘启益：《伯父盨铭与厉王在位年数》，《文物》1979年第11期。]

既望十六辛卯，必丙子朔。对照公元前809年天象：子月丙子，丑月丙午，寅月丙子(张培瑜表：丙子01时43分)。接续上年(前810)十二月戊寅，本年建亥，寅月丙子即四月丙子，有四月既望辛卯。这就是鼎历日之所在。

还有无簋：“隹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20。]历日合前829年(共和十三年)，丑正，正月壬寅朔。

虢季子白盘：“隹王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03。]历日合前816年天象，子正，正月丁亥763分(戊子04h00m)。

不难看出，无簋、克钟、克庇、鼎、虢季子白盘，组成一个系列，支持宣王元年在公元前827年。

这就是明明白白的宣王纪年的两个体系。

面对事实，朱凤瀚先生以为，“宣王元年究应落在哪一年的问题似仍值得再斟酌”[ 马承源、朱凤瀚等：《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文物》2003年第6期。]。按朱先生的说法，“如依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6年的方案，有至少11件铜器可排入宣王年历中”。很明白，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6年是难以否定的。

其实，何幼琦先生的文章明确提出“宣王有两个元年”。何氏说：“厉王是共和十四年正月死去的。下一年才是宗周的宣王元年。因此，宣王曾有两次即位，两个元年，一个是继承厉王的，一个是继承共伯和的。”[ 何幼琦：《西周四世轶史初探》，原载《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后收入其《西周年代学论丛》，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应该说，最早看到这个纪年乖错的是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在“庚申，共和元年”鲁纪年下注明“(鲁真公)十五年，一云十四年”[ 《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第512页。]。或十五，或十四，已经有一年的摆动。按真公十四年为共和元年，公元前827年为鲁真公二十八年，为宣王元年；按真公十五年为共和元年，公元前826年为鲁真公二十九年，为宣王元年。这样，宣王就出现两个元年。

《周本纪》载厉王“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 《史记》卷4《周本纪》，第142、144页。]。彘在山西的汾河上，距宗周甚远。《诗经·大雅·韩奕》有“韩侯取妻，汾王之甥”[ 《毛诗正义》卷18《韩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这个汾王，历代指认就是周厉王。何幼琦说：“厉王奔彘以后，仍在称王，但他的号令不出百里之外，时人称之为汾王。”就是说，厉王身边还跟随一批忠于他的贵族。厉王死于鲁真公二十八年年初的两三天内，在彘的贵族就立厉王儿子继承王位。这就是第一个宣王元年。而后回到宗周，鲁真公二十九年，继承共和执掌大权，开始了第二个宣王元年。这很可能是执政大臣的条件，显示共和的合法性。由于封闭隔绝，加之固执保守，忠于厉王的那批贵族，像《诗经》中记录的韩侯、显父、蹶父之列，依旧在使用第一个宣王纪年，还一直延续下去；忠于共和的权势贵族，使用的是第二个宣王纪年系统，推后了一年。两个政治集团各自为政，各自著录在铜器铭文中，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相互乖违的纪年体系。

这就有一个如何处理两个元年的学术问题。有人在“共和元年”上面做文章，将厉王三十七年与共和元年重叠，也就是“共和当年改元”。压缩厉王一年，使之有所伸缩。因为无簋的存在，其历日与共和十三年即公元前829年的实际天象吻合，上溯，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况且司马迁也记载得很明白：“庚申、共和元年。”可见，共和的纪年是不可改动的，我们就不能在“共和元年”上打主意。

我们的处理办法，还是遵从两千年来史学界公认的宣王纪年体系，将两件咂器反映的另一个宣王元年作特殊处理，承认它的存在，视为是失势的共和执政大臣的遗臣遗民的独特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