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书俱老”，出自唐代著名书法家孙过庭《书谱》，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

《“人书俱老”：观念与机制》为书法大家、艺术理论家邱振中先生所著，其以《书谱》为基础，以书法理论领域的重要命题“人书俱老”为基点展开学术讨论，采用图形分析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将古人的理论与当下的书法学习、人生体验结合在一起，既是学术探讨，又给人以生命的启示。

邱振中，1947 年生于江西南昌。当代艺术家、书法家、诗人、艺术理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与绘画比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馆展览审查委员会委员，潘天寿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水墨顾问，日本文部省外国人教师、奈良教育大学客座教授。于北京、香港、日内瓦、奈良等地多次举办个人作品展览，参加国内外多种重要展览。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教育奖、艺术奖；获第十届“上海文学奖”诗歌奖、韩国全北世界书艺双年展金奖。著有《书法的形态与阐释》《书法》《中国书法：167 个练习》和诗集《状态－Ⅳ》等。

“人书俱老”：融“险绝”于 “平正” /1

后记 /81

附录 /85

书谱 /孙过庭

前 言

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人书俱老”的命题，它与后来出现的“书如其人”一起，成为书法史上关于“人”的表现最重要的观念。

《“人书俱老”：观念与机制》是作为一个书法理论问题来写作的：个体一生的体悟如果能进入作品中，它是怎样进入的。人们都觉得“人书俱老”是一个精彩的陈述，但是怎样做到这一点，人们从未深究。精神生活和作品构成的关系似乎从来不需要证明，它存在，我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如此而已。

我无法轻易放下这个问题。

当代学术中表现的机制亦是难题。艺术心理学和美学中对艺术作品中情感的表现有各种阐释，但对“人”的生命过程在艺术中的表现未见涉及。

我从孙过庭《书谱》的文本中察觉，作者对此似乎有一种感悟，不过没有更多的解说。文本下面有道光影一掠而过。我感到，这道光影或许是深入这个问题的契机。

首先是体察孙过庭写下这段话的感觉状态，推测他产生这一感觉的原因，寻找它在文本中留下的蛛丝马迹。

我试着把文本重新加以组织，看能不能靠这种关联而使某些隐藏的思想从文本的缝隙中逸出。我致力于建立作品与文本的联系，在文本的周边寻找能够作为证据的各种细节。就这样，一点一点推进，终于辟出能让读者通过的小径。

结论并不复杂，但异常重要：生存状态与书写状态的同一。

《“人书俱老”：观念与机制》完成四年后，出版社决定以单行本印行。

我注意到，它是一篇书法论文，同时又是一篇观念史论文。

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人书俱老”本来就是中国7世纪一个重要的艺术观念、美学观念。我的想法是，既然它属于观念史的范围，对它的研究就必须在观念史学科中接受检验。

艺术领域有自己特殊的问题，它掩盖了研究中思想的一面。例如艺术史，数不清的细节看起来与思想无关，但只要进入对历史的思考，思维方法的问题无处不在；技法理论看起来离思想史更远，但不同时代对技法的归纳有不同的方法，今天对技法的思考，理路、目标都有很大的变化，其中便包含方法的创意；而艺术观念的研究，就是标准的观念史问题。

这使我不得不去思考观念史研究的诉求。

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与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在当代学术中有一区分，前者主要处理某些自成一体的观念，或者说“想法”“命题”；后者关注人类思想活动及其历史演变。观念史可以理解为思想史的一部分。观念史集中研究通过语言而成型的思想，它已经成为当代学术中独立的学科，形成了自己的方法、目标，取得众多的成果。1

在中国当代学术中，观念史与思想史的区分并不明显。关于“人书俱老”的研究，当然是标准的观念史课题，但是把它放在思想史中，没有任何问题。不过，艺术理论（也包括大部分艺术史问题）的各种研究中，都含有思想的成分，如何反思、评价有关的思想内容，亦成为我们在这里进行讨论的重要部分。以下的讨论偏重于观念史，但读者可能更习惯思想史的称谓。

观念史研究可以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观念和文本的现代转述。

前人文本来源复杂，文本的结构与今天的逻辑多有不合，因此要进入现代思考，必须对其做一转述。例如《书谱》，涉及的内容有书法史、技法、社会活动、传承、欣赏等，而且彼此穿插，不按现代陈述的逻辑来处置，引述、阐释、评价其思想，多有不便，必须首先对文本加以整理，才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这一类转述，亦是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它在历史类著作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如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以其中第三编第六章《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为例，著者能紧贴原文详细列出内容的各个方面，论述准确精当；对关联文本有充分的把握，能够在核心内容周边还原原著的思想背景和社会氛围。2

这是观念史研究的第一阶段。

观念史研究的第二阶段，可以英国观念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著作为例。

以赛亚?伯林是当代观念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以发掘文本隐藏的原创性思想著称。如《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一文，剖析历代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研究，认为人们忽略了其中最主要的思想：对西方真理一元论的否定。该书第一次为西方思想中的二元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为西方文化中的“宽容”开辟了道路。3文章处处透露出对文本中隐秘思想的高度关注；能抓住文本中的蛛丝马迹，解读、分析精微而妥帖；精心策划论证线路，细致缜密；结论对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其他观念史著作，可以说到当代观念研究的几个特征：

一、对文献的分析能力。

解读文献，必须了解文献所有可能具有的含义。解读到达哪个层次，只能与已有的研究进行比较。如伯林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解读。伯林引用大量文献，剔除马氏观念与他人重合处，然后在他人的解说之外，层层剖析马氏文本，以至于揭示出马基雅维利最核心的思想。结果是“对一个完整的文明中的核心假设发动攻击” “为经验主义、多元主义、宽容和妥协敞开了大门” “使人们逐渐了解对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中不可调和的可能性做出痛苦选择的必要”。

二、对常规问题的警惕。

在一个学科内部，会有长期积累所形成的一份通行的思想提纲。据此能轻松地组织一个课题、完成一篇论文，这份提纲既帮助人们思考（对初学者颇有用处），又成为一道围栏，使研究者失去锤炼自己独立思考能力和学术想象力的机会。例如对一位学者著作的研究，便有一个模式，它能够方便地形成一个“成果”，但不会有真正的学术价值。这是大量学术垃圾产生的主要原因。

三、运用理性的能力。

理性一般指的是“思考”，但如何使用理性，却不仅需要“思考”，还需要想象力和运用的智慧。一项研究取得进展，往往是直觉与理性的交织，文章中陈述的线索不一定反映了思想的过程，获取思想的过程在文章之外。

理论中的证明有时非常困难，像伯林阐述马基雅维利的意义，或许心中早有领悟，但文章必须绕过无数成见，让读者一步步接受自己全新的观点。他精心设计好说辞，细心剥去一层层包裹的误解，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你不赞同，得按原路退回，或从头再来一遍，在每一步论说前停下来，仔细阅读，寻找破绽。文章给出了一个将理性与自己的目标糅合在一起的范例。

四、对重大思想结论的敏感和执着。

伯林说到马基雅维利对西方文化中的“唯一真理”信念的冲击，以及由此造成的对西方观念“永难愈合的创伤” “对一个完整的文明中的核心假设发动攻击并造成持久的破坏，毕竟是第一流的成就”。思想竟然具有这种力量。阅读伯林的陈述，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他生活在一种怎样的思想氛围中。一个人要是没有这种挑战一切成说的勇气，没有这种不获取重要结论不罢休的执着，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思想成就。这首先是一个性格、抱负和勇气的故事。

有了对当代思想史研究的认识，我们能够对书法研究、艺术研究中的思想价值做出准确的判断。

它同时给艺术研究立下了一个苛刻的标准。

说它苛刻，是因为人们从来不这样看待一篇艺术理论著作。这既由艺术研究的特点所决定，又为艺术研究中长期形成的范式所致。其实一篇专业论文，除了担任推动专业思考的任务，还有思想的一面。特别是有关观念的研究，负有思想的推进之责。

不做到这些，我们的研究便不会有思想上的创获。

只有置身于观念史层面的研究，才可能揭示传统观念对于当下的意义。在此之前，人们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这些陈述的玩赏。

观念史层面的思考对有关研究的深入，如方向和课题的选择、各学科成果的借鉴、对当代学术语境的思考和判断等，都有直接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它决定了一个领域在这个时代精神生活、思想活动中的位置。

本书是书法观念史研究的一个个案。以上是为研究而阅读有关观念史、思想史著作时所做的一些思考。

研究艺术领域的观念问题有其特殊的困难，例如文献缺乏，无法构成合理而完整的阐释，“人书俱老”便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本书采用图形分析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中缺失的、薄弱的环节，都由图形做了补充。图形与文本在这里不是“互证”，也不是“以图证史”的关系。

图形成为论证的逻辑环节。

以此就正于关心观念史和中国书法思想史的各位读者。

邱振中

2021年5月25日

1　《什么是思想史》中斯蒂芬?科林尼（Stefan Collini）的文章。《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4—5页。

2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　［英］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见《反潮流》，译林出版社，2011。

“人书俱老”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好比数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自从孙过庭提出这一理念后，历代解读者不乏其人。在这个百家争鸣的合唱中，邱振中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分析了“险绝”“平正”在书法学习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所指，阐释了书艺完善和人生阅历相辅相成的观点。由于作者的观点来自自己的书法实践，因此对当下的书法学习者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三 个案与经典：王羲之

孙过庭在《书谱》中对王羲之有多处论述，对其晚年作品评价尤高。王羲之是孙过庭“人书俱老”的典型。

孙过庭对书法史有自己的见解。他批评因“古质今妍” 而认为“今不逮古”；他认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正确的态度是“古不乖时，今不同弊”。

孙过庭继承前人观点，认为最重要的书法家有四位—张芝、钟繇、王羲之和王献之。孙过庭用“专精”与“兼通”来评判张芝、钟繇与王羲之的高下，认为张芝只通草书，钟繇只擅长真书，王羲之兼长真书和草书，因此更出色。以“兼长”来推扬王羲之，其实掩盖了王羲之更重要的意义。

张芝所处的时代，是隶书向草书、楷书过渡的时期，其人擅长章草；钟繇是楷书形成初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即使技艺精到，所擅长的体式也很快就被新书体替代，他们笔法、结体的原则尽管有一部分转移到新书体中，但是新的书体必然生长出新的技巧，此外新的代表人物的出现，是无法阻挡的趋势。这就是王羲之超越张芝、钟繇的必然性。王羲之是新书体—今草和行书的杰出代表。

此后很长时间，真书被视作最重要的书体，但从传世作品与使用范围来看，行书成为从王羲之时代以来应用最广泛的书体。王羲之恰恰处于行书第一波发展的高峰。王羲之被后世神化的作品是《兰亭序》而不是《黄庭经》。

王羲之的书迹在唐代应有不少留存，但今天已经见不到任何一件原作，而拓本、摹本真伪杂糅，讼争不断。

我们首选摹本，它们有更丰富、更清晰的细节供我们审察。

《丧乱帖》（图1）、《频有哀祸帖》、《二谢帖》、《得示帖》（图2）、《孔侍中帖》（图3）、《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初月帖》等九件作品，可以作为王羲之成熟时期作品的代表。

除了某些对书写时间的考证，就作品而言，依据主要是两点：一、整体气息；二、笔法。

“整体气息”很重要，但它完全凭靠观察者的感受，对此目前只能描述，无法论证，暂且存而不论。

从“笔法”已经能够判断一件作品书写的时代。观察东晋时期行书和草书的“笔法”，主要看它与唐代以来笔法的差异：

其一，弯折处是否有停顿、提按。从唐代开始，笔法以提按为主导，起止、转折处留驻与按顿明显，它成为晋、唐笔法的分野。2

其二，点画是否有立体感。清人对此曾有描述：“世传右军字高纸二分。”3真是对“立体感”的生动描述。这是由于笔锋在点画内部运动的曲线轨迹造成平面起伏的假象，立体感即由此而来。鉴别的主要依据，是点画两侧边廓是否平直、是否对称。王羲之的点画大部分边廓为曲线，而且不对称。不符合这两点而号称王羲之的作品，大多是后人临本或据临本而作的摹本。

相对而言，阐述王羲之作品“不激不厉”较为容易，但是如何证明王羲之晚年作品是否做到“达夷险之情，体权变之道”，是否包容了人生的复杂感受，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我们来看构成一件书法的要素对阐释提供的支持。

书法由文辞和图形组成。

文辞部分虽然对作品的释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例如《丧乱帖》和《频有哀祸帖》，文辞揭示了作者书写时的心境，进一步的考证或许还能揭示书写时不同的事件背景。从这条道路可以通向文辞的意涵，使用的方法与文学研究无异，但是文辞的意涵不等于图形的意涵，它们各自生成的机制不同、深度不同，两者不能简单地勾连，如抄写他人文辞、模仿他人风格书写，文辞意涵与图形意涵的关系便更加难以判断了。因此，文辞在探寻书写的意涵时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书法的意涵更重要的是隐藏在视觉图形中。如果对书法图形意涵生成机制的研究没有推进，对书法作品意涵的阐释不可能有重要的进展。

以前称书法作品，只有“书作”“书迹”“书件”等称呼，它们是一件书法作品视觉、含义方面内容的总称。但是为了分析的深入和陈述的便利，我们经常把视觉部分和含义部分分开讨论，因此给书法作品的视觉部分冠以专门的称谓—“图形”或“视觉形式”。

利用图形，亦有两条思路：一是从完成的作品入手，从图形分析意涵；二是从书写过程入手，根据作者的种种陈述、观察者所掌握的种种细节，寻找作品的意涵。

第一条思路，我们能够大致判断作品的情调—激烈、静谧、从容等，也可以追溯形态、技法的历史演变，发掘有关的意涵，但无法进入“人”与图形更深刻的关系中；第二条思路，人们很少利用，但孙过庭的论述是一个契机。

《书谱》只是列出命题，没有证明，但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一、表现“险绝”是通往杰出的书写时一个必须经过的阶段（后文对“险绝”有详细的讨论）。

二、到达最后阶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个体必须持续做出努力，使技术活动渗入其他活动中；强调漫长，意义深远，因为只有时间才能带来“人”与“技术” “形式”互渗的可能性—“人书俱老”，只有时间才能保证这种渗透的可靠性。

三、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上、“人”与书写的关系上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这提醒我们，“人”与书写互相渗透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可能隐藏着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

有了这样三点，我们可以开始对“人”与书写的关系的考察。

我们试着从这里出发，看看能不能深入到王羲之书写所到达的状态，以及精神生活的内容怎样融入其中。

探寻王羲之的创作道路，对于第一阶段的“平正”，虽然拿不出典型的作品，但不难设想它的状态。每个时代对初学者的要求大体相似，具体技法会有差异，但端正、平顺、整齐等要求不会有大的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