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中文打字机为对象，追溯了中文与现代信息技术相适应的历史。近现代以来，汉字作为非字母文字，在技术语言现代化的过程中遭遇了来自字母文字中心主义的重重阻碍，其一便是无法适应西式打字机。本书通过讲述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历程，展示了汉语世界的机械革命，探索了中文寻求生存、适应且影响科技变革的历史。书中描述了在近一个世纪之间，中文使用者在发明中文打字机的过程中进行的各种尝试、经历种种失败或成功的故事，由此反映了中文如何突破字母文字霸权而融入全球化信息时代，重新获得独特地位。

［美］墨磊宁，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创刊并主编学术期刊《论文述评》，著有《立国之道：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

张朋亮，西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硕士。译有《全球化与澳门》《时间大劫案》等作品。

引言 ：中文里没有字母 / 1

第一章 格格不入 / 33

第二章 谜一样的中文 / 111

第三章 全新的机器 / 169

第四章 没有按键的打字机叫什么？ / 217

第五章 掌控汉字圈 / 257

第六章 QWERTY已死！QWERTY万岁！ / 309

第七章 打字抵抗 / 361

结语：通往中文计算机历史与输入时代 / 395

序?一

徐冰

可以说，墨磊宁教授这本书中的每一页内容，都是我感兴趣的。他从“中文打字法”百年来在全球的尴尬处境，从技术语言学视角，通过对打字机演化史的分析，使思想的触角，触到人类文明分歧的深处。对当下不同文明之间撕裂根源也具有反思意义。

全书围绕中文打字机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技术发展细节变化的论述，暗示了一个概念：文明分歧，不仅是各文明之间或东西方文明之间的问题，还有一种更具原发性的分歧，即汉字文化圈与整个世界文明之间的错位。书中以各种生动事例告诉我们，汉字文化圈长期“被另类”于全球文明之外的怪异文化之列。

确实，汉字在过去几百年里，都不能融入以“雷明顿”为代表的全球打字系统，而游离于所有语言系统之外。深究其原因，其实是与人种生理发音的不同有关。世界上主要语言发音都是黏着语或屈折语，说话一串一串的，词性由音的变化规定着。而唯有汉语（也包括中国个别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是孤立语，单音节发音。这让中文成为一个音对位一个字符的体系。其实世界上许多原始文字的雏形都是象形的，但由于发音的变化，只能发展成拼音文字的形式。别小看这一点不同，却把“方块中文”与其他所有文字区别开来，从而开始了汉字文化圈与其他语言文化圈的分道扬镳，也就有了围绕打字机功能设计上说不尽的故事。

由于上述原因，汉字成为了唯一的（除水书、女书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外）、还活着的古老文字并使用至今。长时间来，这使我和使用这一古老文字的人群，在为此自豪的同时，又有负重之感，似乎我们拉了世界文明的后腿，也制约了本民族现代化的进程。然而，今天人类已步入了AI、硅基、太空时代，而我们仍然使用着古老的“图纹符号”在交流，一写字，就在画“小图”。我们真的生活在穿越中，这又常给我带来一种喜悦感。

确实，汉字方块书写的特别，左右了中国文化的独特内涵。由于方块字的整齐，中国人看重对称的美感，就有了对仗、律诗的品味，以及中文写作的独有魅力。汉字音、意、形的丰富关系，使中文写作与阅读，成为一种多维的体验。写一句话：“一个人感觉寒冷，……”这故事里的“寒”字又套着一个故事：屋中，由于冷，一个人用草把自己裹起来，地上是冰——（篆书“寒”字）。

由于中文众多的字符，使每一个开始接受教育的人，都要用几年时间摹写几千个字形，这使中国形成了特有的拷贝文化。古体诗中讲究的“用典”，与现代版权法是冲突的，就像图形文字与字母文字，在打字机原理上反映出的冲突一样。中国人写了几千年的方块字，一定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性格、文化性格和看待事物的方法，甚至今天的中国是这个样子的原因。

庞大的中华帝国千年维系在一起，不能不说与模块化的、顽固的方块字有关。读这种文字，不仅是获取信息的“读”，更多的是“悟”，这反映在它大量“四字成语”的方式上。四个字，几乎就是一段故事、一幅画、一个道理或一个概念。它不代表事物的细节，只代表这一类事物。从而这种文字具有概括性与包容性，适用于世界上最大的人群和它的多样文化，都能用它表示并注入各自的文化内容，又在大一统之下和谐交流。

书中讲述了历史上对方块字多次的破除运动，都没有较过方块字的执拗。文字学家、发明家的努力，始终纠缠于完整字义的方块中文与无意义的字母之间的不能和解。林语堂等人曾试图把汉字字素作为字母，拼在方块中，能像西文字那样重复使用。但哪知，汉字几千年形成的图形的复杂与审美的讲究，几乎成了品味最精要的艺术。机械打字将字素（偏旁部首）在一个方形区域内的散乱摆放，在视觉上是不可接受的。中文笔画之间的穿插，就像树枝在枝干间的生长，已似自然天成的结果，而非机械排列所能及。

中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却没有成规模使用。因为中国人不可能为了方便把单字打散，牺牲方块字的内涵与美，因为方块字几乎成了我们的命根子。（活字印刷对汉字的不便还有更多原因，我在《天书的过程》一文中有所论述。）汉字不可拆解，是由于构成汉字的每一个字素都有含义，不同于外文字母在组词中的作用，我个人的创作实践对此深有体会。1993年开始创作的“英文方块字”，我试着把英文字母写成中国书法用笔的风格，硬是把线性书写的西文与方块中文字弄在一起，出现了一种中文外表实为英文的表里不一的书体。我那时曾与日本计算机专家尝试输入英文字母，由电脑组成方块字。那时的电脑技术不能胜任汉字书写的复杂与敏感，出来的字不好看……几十年过去了，电脑字体专家们仍在为此做着努力，就更不用说打字机时代的机械拼装了。

我对此另外的体会，是1987年的《天书》创作。不少人都不明白这些“字”如此像汉字却没有内容。其实是因为，这些“伪汉字”的字素是携带内容的；我把类似“木”的符号与“水”的符号拼在一起，你一定会说这个字是表示自然的；把“工”与“刀”部拼在一起，你一定认为这个字是说人造物的。这让你自己首先相信，明明有这个字。这就像看到一张熟面孔，却叫不出他的名字。我利用了汉字的本性，让这些字更像它们自己。这是方块汉字与字素之间特有的“秘密”。

读到此书结语，我高兴地看到，墨磊宁教授将有下一本关于数字时代汉字输入的写作。独特的中文，在全球技术一体化的语境下，又将是一种怎样的特殊角色与作用？汉字在全球文明进程中，似乎总是承担着对机体健康生长有益的“怪基因”的作用；对整体文明推进起着调节或弥补缺失部分的作用；是“杠精”的角色，以使文明在被反问中，更平衡地往下走。

就像墨磊宁教授书中提到的：“随着中文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常用字法、拼合法和代码法这些曾经相对独立的模式之间本已松动的边界如今完全消融了，各种以其为基础的策略和实体也开始走向融合，汇聚成为新的技术语言形态。……中文输入是一种检索—组合过程，而非打字的打字—组合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计算机时代的中国就是一个速记员的国度。”从技术结果的表现上看，西文还在打字，中文已摆脱了“打字机”的体系，进入了看不见的电脑语言的运营中。

在机械时代，中文的复杂无疑成为一种“阻碍”，数字时代却成为一种可用因素，为“算法”识别、“算力”提速，提供了更多有用的识别信息。这体现在如今拼音、联想、词块、五笔等丰富多样的输入手段中，使中文输入快捷于拼音文字的输入速度。

可以说，在数字时代的今天，按键写作才开始交到了汉语圈所有需要写字的个人手里，之前只是行政公文才有权使用。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一位作家朋友曾组织过一次“作家换笔大会”，许多“爬格子”的作家从此扔掉了手中的笔。现在想来，这事还真具有历史节点性的意义——打字机出现200多年后，汉语圈才摆脱了个人手写的历史。

7年前我与团队开始了“AI电影项目”的实验，这个项目是艺术家与人工智能科学家合作开发的一个没有电影人（如导演、编剧、摄影师或演员等）参与的电影生成系统。在此提到此项目，我是想分享工作中的一次经历，有一回，我对电脑生成的剧本不满意，程序员说：“没关系，两天后电脑给你提供200个剧本。”这就是今天的“打字机”，它不仅帮你查错、修正语法，还替你写作。

人们很容易从手写中判断是谁的字迹；母亲可以从三个女儿的三封打字信件的节奏与轻重中分辨出，哪一封信是哪个女儿写的；到了电脑时代，就只剩下根据写者字体选择的不同，来判断写者的偏好。我相信，将来连按键的动作都不需要，连字体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了。

对一段历史的分析与陈述，可帮助人们对未来走向的判断。这，正是墨磊宁教授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2022年10月8日

从方方面面揭示了汉字在整个20世纪遭受的严重打压。——《纽约客》

探寻了被QWERTY键盘的胜利所掩盖的打字机（尤其是中文打字机）的发展历程，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那些机型、试验和错误。——《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墨磊宁对中文打字机的历史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调查。他在书中记载了各种具有可行性的中文打字机发明，并呈现了那些被遗忘已久的发明者的生活。——《华尔街日报》

《中文打字机》引人入胜地讲述了一段跨越不同国家和文化的技术史，且将这个高度技术性的故事处理得非常好读。——《交流杂志》

可以说，墨磊宁教授这本书中的每一页内容，都是我感兴趣的。他从“中文打字法”百年来在全球的尴尬处境，从技术语言学视角，通过对打字机演化史的分析，使思想的触角，触到人类文明分歧的深处。对当下不同文明之间撕裂根源也具有反思意义。——徐冰

?视角独特。通过将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历程引入更广阔的历史维度，展现了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作者由中文打字机这一切口，分析和批评了历史上西方中心主义对汉字的偏见，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种族歧视的话语、东方主义的表现、语言进化论观点，讲述了中文打字机这一“不可能之物”何以可能，而中文如何突破字母文字霸权的重围而融入全球化信息时代，显示出其独特而强大的生命力。

?内容丰富、有趣。从全球最大的打字机公司的研发战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研发计划；从周厚坤、祁暄、舒震东、林语堂等人的打字机设计，到排字工人对活字的实验性编排；从最古老的字模雕刻印刷术，到当代人日常使用的键盘、输入法，都在本书中被联系起来，使本书兼具研究价值和可读性。

?填补了汉字技术史的空白。本书论述了汉字的内在属性（如非字母文字、表意性）、结构特征（如字形、部首、笔画）与中文处理技术（如活字印刷、电报、中文输入法）的紧密关联，阐释了人、语言与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中国文化应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提供了宝贵经验。虽然作为工具的中文打字机早已完全淡出当今时代，但在汉字与机械化相互制衡的历史中，中文打字机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国人对汉字处理技术的早期探索和尝试为我们揭示了，在应对现代化的冲击时，应当如何把握外来技术和本国文化的关系。

我们能否听到中文打字机说了什么？

当我们站在鸿沟的边缘，为这次考察做最后的安排和准备时，有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假如我们最终与鸿沟中的大量物品（例如各种奇异的编码和设想出的机器）相遇，我们是否有能力正视它们，而不是将其简单视为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对应“本体”的拙劣模仿？比如，当我们知道20世纪30年代一个普通中文打字员一分钟所能打出汉字的数量时，我们是否会不由自主地将其与当时利用雷明顿打字机和安德伍德打字机所能达到的速度相比较？当我们看到中文打字机的机身时，我们的美学意识是否会不自觉地将其同奥利维蒂公司发明的外形优美、赏心悦目的莱泰拉22型打字机（Lettera 22）相提并论？当我们首次听到中文打字机的声音时，我们能否抛开头脑中由QWERTY键盘“嗒嗒嗒”（rat-a-tat）的节奏构成的现代韵律，不抱成见地去倾听？问题不在于中文打字机能否说话，而在于当它说话时，我们能否听到。

1950年，美国现代主义作曲家勒罗伊·安德森（Leroy Anderson）创作了一首名为《打字机》（The Typewriter）的乐曲，在这首欢快的乐曲中，他将这种西方商业设备变成了乐器。演奏时，独奏者（很可能是交响乐团的打击乐手）坐在舞台的最前端，身后是管弦乐队，面前摆着一台机械式打字机。这位打字员兼打击乐手演奏出一串密集而连贯的三十二分音符，嵌套于伴奏音乐中，中间点缀以巧妙的休止符，同时为了达到强烈的喜剧效果，以打字机铃铛的声音表示这一行字快要打完了。这首乐曲以“活泼的快板”演绎，每分钟160拍的超快节奏让人不禁联想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ff）的《野蜂飞舞》（The Flight of the Bumblebee）。虽然《打字机》的知名度不如作者的另一作品《切分音时钟》（Syncopated Clock），但还是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成为文化剧目中虽不常出现但颇受欢迎的一首乐曲（最近由维也纳施特劳斯节日乐团［Straus sFestival Orchestra Vienna］在德国的路德维希港和墨尔本艺穗节上演出过）。不过，对打字机最有力的一次宣传来自交响乐界之外：在1963年的电影《乘龙快婿》（Who’s Minding the Store?）中，喜剧演员杰瑞·刘易斯（Jerry Lewis）滑稽地模仿了使用打字机的动作。

安德森的《打字机》很有启示意义，它让我们从更广的维度认识到字母文字打字机如何作为20世纪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打字机是作为一种书写机器和商业设备发明出来的，但它又兼职出演了大众现代性的可听性之一：这个由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构成的声音景观已经伴随我们超过一个世纪，并且在当今电子计算机时代下，继续作为这个世界一个理所当然的部分，萦绕在我们耳畔。此外，这一声音景观的形成也由来已久。在1928年，也就是在安德森创作《打字机》20多年前，就有人试着描述王牌武器汤普森机关枪（Thompson machine gun）那可怖的声音。有人根据它的发明者的名字，将其称为“汤米枪”（Tommy Gun），也有人给它起了“芝加哥打字机”（Chicago Typewriter）的绰号，因为枪械发射子弹的声音与打字机那“嗒嗒嗒”的声音与如出一辙。这一绰号不经意间构成了一个历史的循环，当第一种批量化生产的打字机从美国内战时期武器制造商雷明顿公司组装下线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不无感慨地将这种打字机比作“说话的机关枪”（discursive machine gun）。到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不再用机关枪给打字机起绰号，而开始用打字机给机关枪起绰号了。

可听性只是打字机意象的一个层面。在影视发展史上，打字机也很早就从单纯的布景物件晋升为无偿演员了。在《女友礼拜五》（His Girl Friday, 1940）、《四百击》（The 400 Blows, 1959）、《闪灵》（The Shining, 1980）、《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 1976）、《血网边缘》（Jagged Edge, 1985）、《巴顿·芬克》（Barton Fink, 1991）、《裸体午餐》（Naked Lunch,1991）、《危情十日》（Misery, 1990）、《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 1993）、《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 2006）等等电影中，打字机已成为叙事的媒介，有时甚至构成整个场景和故事的核心支点。对打字机最大胆的呈现当数《孟买之音》（Bombay Talkie, 1970），其中有一个镜头是几位演员在一个巨大的打字机上舞蹈，构成了电影音乐剧的高潮部分。在其中，打字机被称为“命运机器”（fate machine），电影解释了这一夸张的绰号，因为“打字机的按键代表生活的按键，我们在按键上舞蹈。当我们舞蹈时不断踩下按键，便写出了我们的人生故事”。电影中著名的宝莱坞曲目《打字机哒哒哒》（Typewriter Tip Tip Tip）也通过拟声法唤起人们同样的感情：

打字机哒哒哒哒

书写着每个人的人生。

不过我们在本书中所要见到的中文打字机听起来既不像安德森的艺术演绎，也不是“哒哒哒”的声音，也没有影响任何著名的中文作家——没有哪本中文的咖啡桌读物会将鲁迅、张爱玲或茅盾描绘成像颓废的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那样，嘴里叼着烟，谈论着他们如何喜爱中文打字机。同样，（目前）也没有以中文打字机为专题的博物馆，即使有，也远远达不到全球收藏者和怀旧者对字母文字打字机的收藏规模。在不止一个方面，中文打字机给我们的印象都不太像一个打字机。

当我们准备研究和认识这一机器，乃至更广阔的现代中文信息技术史时，我们要不断地问自己：我们有这个能力吗？再次回到关于声音的隐喻上：如果一提到中文打字机的声音我们就联想起安德森的乐谱、汤米枪和宝莱坞的“哒哒哒”，那我们还能听到它说了什么吗？这是本书在方法论上面对的主要挑战。

根据读者的不同立场，本书给出的答案可能要么乐观得天真，要么悲观得过分。我的确相信能够书写一部中文打字机的历史，并触及更广阔的中文技术语言现代性的历史，但前提是必须抛开一切听到它“本身”的声音的幻想。从来不存在这样的听觉空间——一个独立的、不受干扰的录音棚等待历史学家去重建。而一旦我们能重新发现中文打字机，它就将借此得到正名，恢复自己应有的地位。中文打字机的可听性曾经是，而且一直都是一个妥协的频域，它始终与西方“真正的”打字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完全被裹挟其中，但又与其全球声音景观区别开来。在倾听中文打字机时，我们无法奢求将自己隔绝于一间和平宁静的隔音室中，通过高保真的音响来仔细分辨它的声音质感。相反，我们更像是身处一个嘈杂的咖啡馆，乐声此起彼伏，我们在其中努力分辨它那微弱的声音。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一部“以中国为中心的”中文打字机史——或者中文现代性史。

从方法论上讲，我在本书中的态度可以被表述为“抗争性的”（agonistic）：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写出一部单一的、和谐的、无争议的、盖棺论定的中文打字机历史，而是希望为不和谐、矛盾甚至不可能性留出足够的空间，甚至将其视为富有成效的、积极的，更贴近人类历史实际形成的方式。因此我认为，如果要听到中文打字机说了什么，我们就必须对自己长期以来关于技术语言学现代性的种种预设进行审视和解构（目前这项工作对历史学家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同时放弃只要有了批判性反思就可以使我们摆脱这些预设的念头。在过去的十年里，不论我如何专心地倾听中文打字机，不论我如何努力地避免将萦绕脑际的、由雷明顿打字机和QWERTY键盘发出的音律视为自然，我始终无法听到纯粹的中文打字机的声音。

当然，中文打字机会发出声音。甚至也有与《孟买之音》的“哒哒哒”相对应的拟声词，但找起来并不容易，在流行文化里也没有前者那么广为人知。对于中文打字机声音的相关描述，我是从尘封的档案当中找到的（来自那些真正使用和接触过的人），我发现，中文打字机所发出的这种特殊的节律和音调，有点类似于马蹄声般的“嘎哒嘎哒嘎哒”（gada gada gada）声。其中，“嘎”形容的是打字机的一系列初始动作的声音，即按下揿手杆，金属活字便被输送到卡字杆，撞击滚筒；“哒”形容的是第二个动作的声音，即卡字杆回归原位，金属活字被送回字盘阵列的原位。

不过，声音和可听性是两回事。即使当我亲耳听到中文打字机“嘎哒嘎哒”的节奏，在我头脑中回响的还是由安德森的打字机所构成的背景音。虽然这种“嘎哒嘎哒”的声音有它自己的节奏，但就速度而言，我的头脑仍然会忍不住认为它是由“真正的”打字机发出的一段时长30秒的“哒哒哒”当中的一个半音或全音。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安德森式的乐曲并不是本书中的历史人物或我本人可以“提出看法”或“产生感受”的东西——这是因为人和物之间存在着某种至关重要的距离。更准确地说，我们关于现代技术语言学的全部认识就是雷明顿打字机，因此始终都只能在雷明顿的范围之内谈论中文打字机。如此，为了使讨论更具批判性和有效，我们就必须解决前面提到的抗争主义问题，为此，我们要从一个基本认识出发：对于我们头脑中种种预设和分类的解构，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能使我们摆脱这些预设和分类。将某事物解构，或将其历史化，都只能暂时破坏其稳定性，相当于打开微小的、暂存的时间之窗，而这时，如果有什么先入为主的观念趁着我们迷迷糊糊、浑然不觉时溜了进来，一些事情——任何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了。而解构并不可能持久，它只能为一种集体的、有时令人疲惫的努力贡献一次微小的脉动，这种努力旨在令固有观念或构型再多“停留”一刻。在解构中，我们尽力将这些观念拉回，以防止其滑入悬崖之下——悬崖一边是批判性思维的领域，一边是固有观念的蛮荒之地。虽然听起来有些悲观，但我认为，这一不屈的斗争性体现了批判性思维最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是我所能给出的最率直的答案之一，特别是在当前——当人文思想被置于审讯之下，被质疑其在当前这个技术至上、反智主义盛行的年代里存在的合理性。此外，我也认为，若是逃避或放弃这种抗争过程，那么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唯一的、真正的力量将会遭到极大削弱。因为有些学者证明了某事物的被建构性，并以各种方式假装已经超越了被解构之物或已取消其真实性；有些学者宣称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去中心化的，并以各种方式假装已经将这一中心从我们的地图上抹去；有些学者通过把“主流叙述”泛化或复数化（例如将“现代性”［modernity］说成是“各种现代性”［modernities］，将“启蒙思想”［enlightenment］说成是“各种启蒙思想”［enlightenments］）的方式来掩盖“主流叙事”，并认为其做法丝毫没有在变相地强化主流叙事……他们这么做就相当于从认知斗争的战场上完全撤退，放弃立场，陷战友于“独木难支”的更危难的局势之中。在理解中文打字机和中文信息技术的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同我们的“雷明顿自我”保持批判性的关系，同时，还需要时时提醒自己，单靠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是不足以让我们摆脱这个启发式的、经验主义的思维框架的。我们不是雷明顿打字机，但我们的头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