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世间的那些陌生人》这本书，突破了摄影与文字的藩篱。

相机既是影像捕捉器，也是作者观察世界的“心灵之窗”，文字与图像既是记录，也是表达，勾勒再现了一幕幕稍纵即逝却又恒永的“当下”。

“我们曾经相遇，我们一直相遇。”通过这些图与文，作者与被拍摄者相遇，作者与读者相遇，读者与被拍摄者相遇，开始一场跨越时空的美好邂逅。

纪尘，广西瑶族人。写作、行走、开客栈、打工……以有限的生命体验无限的生活。

现旅居于德国。

1. 中国（2003—2008年） 1

2. 柬埔寨（2007年） 17

3. 老挝（2007年） 27

4. 尼泊尔（2008年） 35

5. 印度（2008年） 51

6. 巴基斯坦（2008年） 69

7. 俄罗斯（2009年） 93

8. 黎巴嫩（2009年） 105

9. 叙利亚（2009年） 115

10. 约旦（2009年） 133

11. 蒙古（2010年） 151

12. 缅甸（2010年） 167

13. 菲律宾（2012年） 187

14. 斯里兰卡（2012年） 203

15. 以色列（2017年） 217

16. 西班牙（2018年） 235

17. 摩洛哥（2018年） 243

18. 西非四国（马里、科迪瓦特、加纳、多哥）

（2018—2019年） 261

19. 德国（2014—2021年） 285

20. 孩子 309

21. 曾经 33

前言

1

一直记得多年前的一天，接通电话，父亲在那头说他刚看了天气预报——香港明天大雨，他叮嘱我记得带伞，备好常用药，不要单独行动。

我说好的，放心，一切顺利。而事实却是——我不仅不在香港，还因护照过期被困在约旦。我手中的电话，是跟一个名叫阿里的男人借的。阿里是旅店楼下西装专卖店店员。

那时我只有一款老式诺基亚，旅途中的唯一功能就是看时间。

我每周给家里打一次电话，至于地点，则尽是谎言：新疆、内蒙古、西藏……或者香港。总之，尽量在中国，尽量不出国界。对于在家乡度过终生，笃信“出门万事难”的父亲母亲，所有远方必然危机四伏。

但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女儿已长大。他们佯装无所谓，暗地却专注又徒劳地一次次练习某种永不可能炉火纯青的技能——在心间更新和扩张陌生地图：城外、省外，草原、戈壁……直至国境边界。他们再也走不动了，那已是世界尽头，是他们日渐僵硬的“双翅”所能撑达的极限。他们固执地相信女儿不会鲁莽到要朝崖外纵身一跃——比如，去那些连语言都听不懂、人们肤色也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坐在电视机前，全神贯注地观看跟女儿毫无关系的遥远而空虚的阴晴圆

缺并感到安慰。

2

我一共用过阿里的电话两次，加起来不超过五分钟。虽然他总说，随便您打多久。

阿里非常高兴自己有机会认识一个中国人，他店里的商品全为中国制造。他当然出过国，比如黎巴嫩，但于他而言并无特别之处。他向往更远的远方，比如中国。他相信那是个了不起的国度，至少店里的商品证明着这点：前来购买的顾客大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阿里不止一次骄傲地说，这店的商品在安曼（约旦首都）绝对名列前茅，无论质量还是价格。

我进过那店两次：套着塑料包的西装和牛仔裤满坑满谷。其中一次，那位面色严正、身着笔挺西装的老板，花了好一会工夫才从摞满货物的办公桌腾出点地方放置馕和奶茶。

那段时间，每当见到我阿里都礼貌地问，还需要电话吗？哪怕我告诉他，国际话费可不便宜。他笑笑，“嗯”一声，下次仍问。他说，听到有人就在身边说中国方言，感觉很奇妙，要知道，中国那么远呐。

想起曾经在巴基斯坦，那个荒凉山谷中的小茶摊，当那位大胡子男人确定我用他的手机拨出的真是中国号码，难以置信得仿佛突然拥有了点石成金的魔棒。他反复查看，甚至，为了验证，他还重拨号码直至听到我家人的声音……为此我不得不再次借他手机——跟家人解释，那几句奇怪男声是因为电话串线。幸而家里座机没有来电显示，而串线在那个年代也的确时有发生。

大胡子拒绝了我的话费。他激动地走来走去，向人们展示他不可思议的手机。围观者则挤挤攘攘、兴致勃勃，哪怕所看到的不过是一行阿拉伯数字。但足够了，在那样的深寂山谷，他们却获得如此新鲜而重大的信息：在巴基斯坦可以随时打电话到中国……

“不，我不相信她。这怎么可能！”——还有一回，是在约旦一片酒红色的沙漠中。

面对摊开的世界地图，那个贝都因男人先是哑然失笑，接着愠怒，然后，他的眼睛红了。他走了一生都没看到沙漠尽头，更不用说整个约旦——它必然大得不得了，必然是世界之中心。可在那张纸上，他和同伴费了好一阵子才找到几不可见的“ ”（阿拉伯文：约旦）——就那么丁点儿，就连一滴泪水都能将之覆盖。这讲不通。不，他拒绝相信那女人胡说八道。他不断摇头，眼睛却越来越红，最后，他牵着骆驼一言不发地走了，头也不回。

3

我走进河流。记忆之水齐腰。

直至逝世，我的父亲只正确地确认过一次我曾抵达的他国——印度。那是我层出不穷的谎言中唯一一次失手。父亲放下筷子，疑惑地凑近我的脸，待终于确定我鼻翼上的闪烁晶光不是米粒而是一枚银钉，他的脸沉了下来。

鼻钉是我在尼泊尔打的。起初，几个孩子将我带到巨大的仙人掌前，小手一指：他们的长辈就曾用那又长又硬的植针扎穿他们柔嫩的耳垂和鼻翼。我婉拒了孩子们认真的好意。最后，在一个没有任何消毒设施的“专业店”，一个瘦削男人将一颗银钉打进我鼻翼并使我泪泉如涌。

父亲不在意印度与尼泊尔有何区别。他在意的是，女儿竟私自越过他全然陌生的边境。那枚小小的离经叛道的银钉，使他震惊又失望。他不想知道更多了。他甚至懒得看我的旅行相片。“你又不是印度人。在中国，只有牛才会被穿鼻子。”这句冷言，是虚弱的他唯一能够使出的还击。

事情就这样过去，我继续走着。不同的是，每当偶遇亚洲面孔，我总请求对方一起合个影，以证明我并非独自一人。我的谎言再没被戳穿。后来，父亲离世，当想起那句冷而无力的讥讽，我突然觉得，或者其实是我从没能戳穿父亲的谎言。

我再次站在南亚次大陆皮鞭般的烈日下。

在那条并不陡峭的泥土小路上，一个三轮人力车夫正用力踩蹬——他瘦得就像支蜡笔。并不漫长的目的地由于炎热而变得遥远，他双唇干裂，汗如雨下。有好几次，他不得不下车用尽全力推行。尽管如此，他仍是再三婉拒顾客的下车请求，直至顾客保证，车费绝不会因为提前下车而减少，他才同意并放松下来。

车夫的影像出现在尼泊尔篇。我的父亲从没看过这张相片，我也从没告诉过他：我之所以三番五次要求下车，是因为想起了童年那辆老旧的凤凰牌自行车。我坐在后座，出神地看着父亲迎风飘扬的白衬衫上汗渍是如何一会儿扩大又一会儿缩小，然后我便睡了过去。

我的脚因此卷进后轮。自那以后，父亲就只允许我坐在前杠，直至读小学五年级，因受到同学讥笑，我愤怒地拒绝再坐。

告别前，我送了两件衣裳给车夫。我仍记得他那努力克制的喜悦。他一遍遍双手合十，一遍遍比画说明：他大女儿个子大概到我眉弓，小女儿则到我肩膀。

很多年前，我的父亲站在一座陌生城市的大商场，难为情地对着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比画——他女儿的个子大概到她的耳垂。那是一套昂贵的套裙，长度合适，但却太宽了——父亲忽略了售货员是位丰满的成年女人。于是裙子就放着，直至十八岁，它终于变得合适，我却嫌它过时了。

不止一次，我在远方与父亲相逢。

不止一次，我在远方与兄弟相逢。

不止一次，人们递给我干净的水和头巾，说，放心吧，我也有姐妹。

4

“终于轮到我了”——这句话，昨天出现在我脸书（Facebook）的首页。句子下有一张图片：一个三十出头的大胡子手叉腰，裸露的左臂上扎着一支注射器。

这个人，认识的时候他才刚满二十。我曾因急剧缩小的腰围在他的店里买过一根皮带。后来，分别时，他从车窗急匆匆地塞进一样东西：“我店里所有商品都是中国制造，但这个，绝对是我们自己的。”

那是一条有着美丽民族图案的粉红色围巾，那是属于未婚姑娘的色彩。尽管那时以我的年纪，在他的国早就该为人妻人母。

这条围巾如今在德国。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只偶尔在脸书看到他的近况并点赞：他赢了马球比赛，他又开了一家店，他的儿子三岁了，他成了当地有些威望的人物并开始发胖，他登上了一座高海拔雪山……这一次，是注射新冠疫苗。

网络成功地将一次萍水相逢延续至今并给出零碎的细节。也许他将这样一直更新，也有可能戛然而止，就像那些写着写着就再也收不到的信，打着打着就再也接不通的电话，就像那些一夜之间变成废墟的城市与村庄。

年复一年，很多的人、事、物，仍记得、仍在，年复一年，更多的人、事、物，被遗忘、无影踪。

我也终将如此：以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方式消逝，在他人记忆中占有或不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终将如此。

但那又如何——几只蜜蜂正在窗前的花丛中飞来舞去，一心不乱。德国夏季短暂，寒冬漫长——那又如何？现在是八月盛夏，所有花儿都在尽情绽放——这就够了。

我们终将被铭记，以存在之名，以那些微小又神圣的生命印迹：一个微笑、一阵战栗、一声叮嘱、一句呵斥、一滴泪水、一个拥抱……我不曾遇见的，你会遇见，我不曾经历的，你会经历，我的远方和故乡——你的故乡与远方。

我们终将分离。

我们终将相遇。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

祝福所有在路上的人们

2021-08-15

德国 雷根斯堡（Regensburg）

暂无

纪尘去国离乡，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遇到的每一个陌生人，让我们看见真正的世界。她的人生，因为不断的行走，而变得通透。这是令人欣慰的。

——纪尘好友、作家黄土路

从2003年至2021年，纪尘的行旅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二十余个国家。纪尘拍下了她遇到的人，纪尘可能不知，她拍下的那个瞬间，就是一部生动的个人史。纪尘也因为和这些陌生人的相遇，而变得阔大丰富。感谢纪尘用这样漫长的时光记录下来她的所见，这部作品像一部小型的摄影展一样，让我们在短暂的时光里游走了很多个国家，看到了很多个故事的切片，真好。

——作家赵瑜

必须承认，喜欢纪尘的文字，以及她在文字之后的那种呈现。它在带我走进一个我所未知甚至未见的“旅程”，它在教我“认识”这世界，这生活，以及太多太多被我和我们忽视着的别样和丰富。同时我也必须承认，我喜欢纪尘这本书中在文字之前的呈现，它们不止于呈现，而是有着强烈的言说感，以及厚重和感吁——《遇见》，给予我的，竟然是一种不断纠结的“百感交集”。

——作家李浩

作者20年来独自旅行，足迹所及亚、非、欧多个国家，本书收录的是其行纪中关于人的部分照片。

纪尘是广西著名的瑶族女作家，历来以通过实地考察与生命行旅来进行文学创作为特点。《生命?文化?文化交互：纪尘行旅式文学研究》中评论纪尘的行旅创作：“在纪尘的创作履历中，旅行游走不是被享乐裹挟的去主体性的空间漂移，而是生命亲吻大地、主体拥抱世界的主动性的艺术体悟与觉知方式。……在游走中，纪尘大多选择的是公共交通，在条件有限之地，更是不顾凶险，或徒步，或搭载私车……她总是把步伐牢牢地钉在大地之上，去书写生命在生活中的挣扎与沉默、撕咬与扶持、冷漠与温暖……纪尘便和她的创作一起，融入了这大地最深处。”

说本书是一部摄影集，或许不是太准确，书中的所有插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的人像摄影作品，而是对人物的如实记录——大多数照片谈不上构图、光影等技巧，只是记录人物当时的真实状态。“真”贯穿书稿始终。如书名“遇见——世间的那些陌生人”，本书的主体内容是作者在旅行过程中遇见的各种各样的普通人（多为当地社会的底层百姓），照片记录相遇瞬间人物的状态，图说记录照片拍摄时的情境，另有少量散文描述作者所感所想，不经意地流露出作者的人文关怀。全书300多幅照片，主角都是形形色色的人，图片和文字关注的点都是当时当地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

文摘

印度

忧郁的恒河

1

2008年10月某天，一段不时有牛和猴子经过的轨道边，一个女人茫然而坐：跟所有其他火车一样，那趟开往阿姆利萨（Amritsar）的火车毫无悬念地晚点。没人知道它将什么时候抵达，你所要和所能做到的，就是等待。这并不难——如果你学会像印度人一样对待时间。

形形色色的行李堆满过道，白炽灯下落满朝生暮死的飞虫，带着嘈杂电流声的流行乐震耳欲聋，买卖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那些销路大好的防盗铁链，将一头拴着顾客的箱包，另一头拴在座位栏杆上。开始我觉得夸张，直至一次火车之旅，对面乘客一觉醒来后发现脚上的皮鞋不翼而飞。事实上，就算醒着你也不见得能够觉察丢了什么。在印度一个多月，很多时候我不是走动，而是被“挤动”——在印度，还有什么比人潮更醒目宏伟的景观呢？地洞、大街、车站、寺庙、河边、垃圾场……人填塞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在瓦拉纳西（Varanasi）时，每当外出，我总是不得不跳着跨过各种垃圾和横七竖八的人或动物的肢体。人们成堆成堆挤在一起，似乎这就是活着的方式。

赤足的人力车夫和小贩总在什么地方警觉地蹲守着，一发现有生意便从各个角落钻出。他们锲而不舍地吆喝、追随、恳求。有时，你不经意地望了某人一眼，那么接下来就得花漫长时间解释、拒绝，而你的语气，也将从礼貌变得不耐、愤怒、茫然。你根本不知该如何是好，似乎无论怎样都不妥。在这里，你是如此轻易就可品尝到“优越”的滋味——只需一眼，就能给对方希望。我曾被一个少年跟了近2小时，最后，为了清静，我停住，等着对方狮子大开口。我甚至做好了讨价还价的准备。“10卢比。”他说。他重复了两遍。我已记不得他当时卖的是什么了，只记得他当时的表情——一种做好了失望准备的希望。

一卢比相当9分钱人民币。这份希望，价值为2小时，9毛人民币。

然而，无论内心有多少道德上的不安，你将很快学会：必须谨慎地运用同情心。

记得在德里的一家商铺，一个独眼男人跟在一名游客身后——他希望得到游客买水后的零钱。他得到了，但随即被店主粗暴轰赶。被推出门的时刻，他回了下头——就是那样一个毫无威胁力的回望，竟使他遭到店主的几记重拳和耳光。

男人紧捂脸颊，表情既看不出难过也没有愤怒，那只仅存的独眼空洞地转着。事实上，他很高，也不算瘦弱，但他离开了，那么安静顺从。除了施舍者，周围没有一个人觉得吃惊，受到打扰。没人受不了——包括被打的男人自己。后来有人说，他是“达利特”。

还有一次，德里车站，一对衣衫褴褛的父女在人潮中缓慢走着。做父亲的，灰暗、枯瘦，右腿明显残疾。小姑娘七八岁，黝黑俏丽，如同一尾乖巧的热带鱼。她一直紧紧握着父亲的手。

“Hello”，随着一位白皮肤游客一声招呼，男人条件反射般骤然停下。他身形僵硬，笑容谄媚，仿佛那几乎碰到面颊的镜头，将向他施以奖或罚。他并不确定自己可以得到什么，他只为了某种可能性而笑，而努力迎合。天那么热，前、后、左、右，站的、蹲的……漫长的拍摄使小姑娘疲倦不堪，但在父亲的“鼓励”下，她坚持着。

“真是太棒了！”结束时，游客开心地伸出大拇指。

父亲的坚持得到了回报——100卢比。双方都很满意。

缅甸

伊洛瓦底之水

伊洛瓦底江，缅甸人称其为“河流之王”，是缅甸内河运输的大动脉。如果有人看过电影《逃离仰光》（Beyond Rangoon），那么或许难以忘却那曲深情的《伊洛瓦底江之水》（Waters of Irrawaddy）。它是德国配乐大师汉斯?季默（Hans Zimmer）的经典之作。

我曾在一个美丽小岛短暂逗留，之后打算乘船沿江而下到瓦城（当地华人习惯称曼德勒为瓦城）。然而由于晚起，竟错过了每周只有三趟的客轮。当然，如果实在要走也还是有别的方式——每天下午有稍慢的货轮开往瓦城。这里的“稍慢”，指三天三夜。

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船。

它如同悬浮之岛，不动声色地耸立在忙碌的蝼蚁——那些正忙着上下装货的人们面前。货那么重，躯体被压得那么佝偻，而眼睛——当那些浸满汗水的头颅抬起，一瞥之间，释尽“听天由命”。

在扛货工人中，一半都是十岁出头的孩子。

这是货轮，装满了成吨的大蒜、机器零件、西瓜以及将贩运到中国的大树根。

船上有几间“包厢”，为船员及其家属所用，若有乘客需要也可临时出让——如果对方肯付23美元的话。这种情况极少发生，搭乘货轮者大多都是买不起客轮票的穷人，他们支付一点点钱，在满满当当的货物间随便找个空隙，只要那里能容得下他们的单薄身体和谦卑微笑。

“请问晚上你们工作吗？”在二楼那间宽敞明亮的大房（办公室），我笑眯眯“狡猾”地问。

“不。”

“那——我可不可以睡这里？”

“如果您愿意。”

就这样，我以9美元的价格，拥有了一间超大“江景房”。当然，这是对我的报价。缅甸很多地方，包括车站，有两种公开的标准：外国人和本地人的票价，有时差价甚至高达数十倍。这是政府行为。

那是整个缅甸之行最舒适的一段旅途，没有奔走、没有风尘、没有喧哗。整艘巨轮，除了二十个活人，其余全是巨大集装箱和麻袋。在二十人里，船员占三分之一，家属占三分之一，买不起客轮票的老百姓占三分之一。我是个好运的穷人。

航行的天气是这样：早晚凉，中下午酷热。

“江景房”还有另两个男人。他们走近我，看看，温和一笑。一分钟后，一位将一床毛毯递过来，再一分钟后，另一位塞来个枕头。于是那个晚上，他们个有毛毯没枕头，一个有枕头没毛毯。

尽管有了毛毯和枕头，但各种拼接不规整的板面仍使我不得不经常挪换睡觉位置：从桌子挪到椅子最后到地板。当我准备再次挪地儿时，一张“床”竟从天而降——守夜的船员不知何时将“包厢”里的一张垫子给拖了出来。床垫硬邦邦，但比起之前，简直美妙如丝绸。

那真是一个奇异之夜。我睡在那样一个地方，用着由不同陌生人提供的物品，望着一堆男人的脚丫子（每天入睡前船员都会在办公室玩一两小时扑克），可却睡得如此安然放心。

西非四国

鳄鱼之河

越过那个路口并不容易。

破旧的小巴士永不停歇。那些车，几乎每块挡风玻璃都有巨大裂痕，几乎每个前视镜都破碎空缺，几乎每扇门都无法关闭——年轻的跟车员永远攀挂在车门外。他们目光炯炯、精力旺盛，不断对来往行人做出询问手势；他们总是在车还没停稳就一跃而下，将各式各样的包裹、乘客、动物塞进所有可能的空间，再小跑着跃上已开动前行的车；他们声音急促响亮，时而双唇一抿——将痰毫不拖泥带水地直线射出，没人会因这骤然又自然的0.1秒受到影响。

人们如同沙丁鱼般挤在小巴里，锈迹斑斑的车窗时常搭靠着睡眠严重不足的黑脑袋，那些衣衫褴褛的孩子，总是三五成群，他们起早贪黑，身挂如同校服般统一的空铁罐，终日赤足穿梭于大街小巷，对陌生人重复着千篇一律的乞讨。那些咣当作响的铁罐，装着他们空空如也的童年。

除了公交小巴，摩托亦是千军万马。人们黝黑的肤色跟胯下机器浑然一体，如滚滚乌云在明亮的阳光下川流不息。期待车流为行人减速慢行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唯一能做的只有眼疾身快，见缝插针。

这里是巴马科（Ｂamako，马里共和国的首都，意为鳄鱼之河），这个路口，或者说所有路口都不是为“Toubab”准备的——每当看到白人，这个词便条件反射地从人们嘴里蹦出。孩子的兴奋叫喊更是伴着某种显然家喻户晓的节奏，如同儿歌般盘旋在街头巷尾。“Toubab”意为白色。这种对白人的叫法自殖民时代就已存在，没什么贬义，也不带恭敬。

这个自2012年旅游业便停滞消亡的赤贫之国，只有在南部20%的领土上还能偶尔看到白人，他们是欧洲各使馆工作人员或维和部队军人。当然，极个别的，路口也会出现一两个风尘仆仆的背包客——比如那个中国旅人——也许她是半年甚至一年来，这里出现的唯一一张东方面孔。

她不是白人，她肤色深如褐蜜，但人们一样叫她“Toubab”，原因很简单：既然能到国外旅行，哪怕是这样的赤贫之地，就挺有钱，也就跟白人没什么两样。“Toubab”的一个引申，即“富裕的旅行者”。

路口不是为白人准备的，但马路对面那间有空调的凉爽超市却是——除了“Toubab”，没人会将钱花在矿泉水上。如果渴了，人们就掏出25西法（西非法郎，85西法≈1元人民币），从尘埃遍布的摊点或那些高挑清瘦的妇女头顶拿过一包“Sachet”，用牙齿撕开，仰头吸吮一空，袋子随手一扔。这种150毫升的塑料袋装水，尽管有股怪胶味，却仍是这个至少一半人口喝不上干净水的国度重要的饮用补给，至于因此而来的大量垃圾——“垃圾”这个词以及对这词的关注是如此毫无意义。

在这里，垃圾就是日常生活环境：孩子在垃圾里搜索、游戏，动物在垃圾里觅食、休憩，渔人在垃圾河里下网、打捞……私人领地如此，公共区域如此，乡下如此，城里也如此。市郊某个人潮汹涌的露天集市，上百个摊点密密麻麻地沿着巨大的垃圾山分布。在四处翻飞的塑料片与霉味熏天的尘埃中，人们神色自如地行走、吃喝、交易，漫不经心地将散落在地的香蕉片或烤鱼从容不迫地捡起，或者连捡都不用，只将食物周边的垃圾用手拨开。没人因此就嫌弃，卖的人不会，买的人也不会。

就连果蔬也成长于垃圾。如果人们想种些什么，就在垃圾中放一把火，呛人的浓烟随风四下飘散。这些烟和跑在大街上的来自发达国家的报废车的尾气，使得天空永远灰蒙蒙。

但人们顾不了这些。他们背着不知为何咳喘不停的孩子，拿着锄头和水壶，在焚烧之地与因垃圾填塞而再也无法流动的肮脏河道间往返。一段时间后，一片片清丽枝叶与一颗颗新鲜果实便出现在垃圾圈中，如此超现实，仿若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