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耨勤而耕深，本书可视为其长年研究的一个缩影。所论多建基于第一手资料之上，不乏稀见版本、手稿、书信，既谈及鲁迅、张爱玲、周作人、郁达夫、巴金等大家名作，也发掘了一些相对鲜为人知的作家作品，以拾文学史之遗。书中析述文辞，校释版本，品鉴装帧，漫说文人文事。如此挖掘考辨，摘抉隐微，显发文学史的多重面向，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延拓出更深层的阐释空间。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著有《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张爱玲丛考》《签名本丛考》等。

001 《幻想的地土》

004 陈楚淮其人其文

007 其佩忆张爱玲

010 徐悲鸿说徐志摩

013 《银灰色的死》的发表经过

016 赛珍珠的《爱国者》

019 柯灵故居

022 《音乐的解放者悲多汶》

025 “周班侯时代”

028 关于《遥寄张爱玲》的一封信

031 《京报副刊》与“四大副刊”

034 《一只马蜂及其他独幕剧》

037 陈梦家的投壶题跋

040 《德国诗选》

045 作家的自传

048 陈雨门的诗

052 译莎士比亚

055 “书生本色”

058 《怨女》初版本

061 宋淇评《怨女》

064 邂逅毕奂午

067 《新俄学生日记》

070 《练习曲》及其“陈序”

073 《黄包车夫歌》

076 《风絮》

079 《达夫全集》

082 俞平伯评《隔膜》

086 作家的篆刻

090 谒曾园

093 戴望舒的小说

096 现代作家与青岛

099 李健吾签名本

102 徐志摩纪念馆

105 徐志摩的全集

108 现代作家与藏书票

111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目》

114 皇冠版《流言》的装帧

117 卢冀野遗著《灯尾草》

121 傅雷致刘太格函

124 《红豆簃剩稿》

128 《梦家诗集》初版本

132 《实秋自选集》

135 《故乡》

139 一书赠三杰

142 《郁达夫全集》种种

146 王佐良的新文学观

149 陶亢德与我及其他（上）

152 陶亢德与我及其他（下）

155 一字万金

158 《苏青与张爱玲》

161 周越然的书

164 抒情长诗《坟歌》

168 《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本

172 徐訏与叶灵凤合作《天天日记》

175 从《呐喊》再版本说起

179 马博良与《文潮》

182 大年初一

185 签名本之缘（上）

188 签名本之缘（下）

191 巴金著作盗版本

194 梁遇春译《情歌》

197 刘半农的《国外民歌译》

201 荆有麟笔下的鲁迅与毛边本

204 “芳邻”

207 倪贻德序《茂斋之画》

210 鲁迅与巴金见过几次面？（上）

214 鲁迅与巴金见过几次面？（下）

217 敬隐渔和鲁迅的“不见”

220 新发现徐志摩影像所想起的

223 “把我包括在外”

226 早期姚克二三事

230 《人日》

234 鲁迅的文学广告

238 《爱西亚》与蒯斯曛

241 《小雅》和“小雅诗人”（上）

244 《小雅》和“小雅诗人”（下）

247 《藤森成吉集》与黄裳

251 评《小城之春》

255 谁最早讨论张爱玲？

258 后记

260 补记

后记

本书是我在香港《明报》副刊《世纪》上每周一篇“识小录” 专栏文字的结集，起讫时间为2016年1月至2017年7月初，书名仍定为《识小录》。全书文字重做修订，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排。

这些专栏文字每则千字左右，看似散漫，其实有一条贯穿的主线，即都是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写现代文人文事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人们熟知的，更有鲜为人知的。我试图“识”大作家之“小”，识小作家之不“小”，从而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并提供一些可以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所谓以“小”见“大”是也。

报刊专栏早已有之，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最初就是在北京《晨报副刊》的“开心话”专栏连载的。1949年之后，专栏文字一度在大陆式微，但在香港和台湾却一直生生不息，争奇斗艳。不过，围绕一个专题，较为长期地撰写专栏，似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拙作“识小录”专栏围绕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专题而持续展开，也算是一个尝试。毋庸讳言，这些千字小文属于微观研究的范畴，但没有微观，何来宏观？换言之，微观不明，宏观也无法真正建构，令人信服。因此，我乐意为之。

当然，我的努力是否达到了目标，应该请读者诸君评判。

感谢马家辉博士邀请我为《明报》撰写“识小录”专栏；感谢郑培凯教授把《识小录》纳入他所主编的“青青子衿”系列；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识小录》。

陈子善

戊戌岁末于海上梅川书舍

我试图“识”大作家之“小”，识小作家之不“小”，从而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并提供一些可以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所谓以“小”见“大”是也。

——陈子善

◆作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深耕多年，本书为其在此领域研究之专栏结集，共辑录学术随笔七十余篇，“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写现代文人文事的方方面面”。

◆书中既对鲁迅、周作人、张爱玲、郁达夫、徐志摩、巴金等大家名作及文人交谊进行了考证，如《郁达夫全集》种种、鲁迅与巴金见过几次面、鲁迅偏爱毛边本之缘由、巴金著作盗版本研究等，亦发掘了一些相对鲜为人知的作家作品，凸显其被忽略的文学价值，如析述陈楚淮、陈雨门其人其文等。钩沉索隐，发微见著，以此显发文学史的多重面向。

◆“干货”之多、之实，所论多涉稀见版本、手稿、书信，在丰富扎实的文献基础上，寻根溯源，厘清了不少颇有意趣的文学史谜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延拓出更深层的阐发空间。

◆每篇千字左右，结构精巧。文辞朴直晓畅，学术性与趣味性兼具。内附精美彩插。

从《呐喊》再版本说起

《呐喊》1923年8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初版，是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划时代的经典之作，本不必我再饶舌。但最近见到《呐喊》再版本，觉得还可再说。

《呐喊》再版本在初版本问世四个月之后，即1923年12月仍由新潮社印行。封面装帧与初版本相同，深红色之上仅印书名和作者名，书脊上除了书名、作者名，下部还印有“新潮社文艺丛书”，朴实无华。扉页也仍然与初版本相同，右侧印“文艺丛书 周作人编新潮社印”，中间印书名“呐喊”，左侧印“鲁迅著”。版权页除了出版时间印作“一九二三年八月初版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再版”，“著者鲁迅 编者周作人 发行者新潮社”仍与初版本相同，但“印刷者”却已不同，初版本为“京华印书局”，而再版本改作“京师第一监狱”。换言之，《呐喊》再版本是由“京师第一监狱”印刷的，看来北洋时期就已由监狱犯人印书了，十分有趣。为此，唐弢后来在《闲话〈呐喊〉》中还打趣道：“说句笑话，鲁迅先生和那时的‘囚犯’偏偏特别有缘……”此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版式不同，《呐喊》初版本是大32开毛边本，我所见的再版本则是32开光边本，是否再版本全部都是光边本，抑或也是毛边本后来有一部分切成了光边，待考。

值得注意的是，再版本版权页上半部分印的“新潮社文艺丛书目录”。“目录”共有七种（第三种即《呐喊》，目录中未再列）：“（1）《春水》，冰心女士诗集”；“（2）《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剧，鲁迅译”；“（4）《华鬘》，周作人译，希腊英法日本诗歌及小品三十余篇”；“（5）《纺轮故事》，法国孟代作，C. F. 女士译，童话十四篇”；“（6）《山野掇拾》，孙福熙作，游记八十二篇”；“（7）《托尔斯泰短篇小说》，孙伏园译”，第七种后来未出版。引人注目却又使人困惑的是周作人译《华鬘》，在周作人生前出版的各种著译中找不到这本《华鬘》，那么《华鬘》到底出版了没有？“新潮社文艺丛书”中确实有一本周作人的翻译集《陀螺》，1925年9月由新潮社初版，已改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七”而不是第四种了，第四种由《纺轮故事》取代。《陀螺》内容正是希腊日本及其他各国诗歌，共二百七十八则。因此，可以断定《华鬘》是《陀螺》的原名，但未出版，出版了的《陀螺》正是《华鬘》的扩充版。

当时，这种更改原定且已做了广告的新文学书名的做法并不鲜见，再举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李金发1926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雕刻家米西盎则罗》（“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中有“本书著者的其他作品”目录，第四种作“《荒年的食客》（诗集）（即出） 北新书局出版”。但是在已经出版的李金发著作中，并无这本《荒年的食客》。实际情形是，八个月之后，即1927年5月北新书局出版了李金发的诗集《食客与凶年》，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未标序号）。因此，也可以断定《食客与凶年》即为《荒年的食客》。不知李金发这个书目，也就不知《食客与凶年》还有个《荒年的食客》的原名。

《食客与凶年》为“新潮社文艺丛书”最后一种，这就不能不再说这套丛书了。研究者一直对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津津乐道，当然不错，然而，孙伏园1920年代主持新潮社出版部的历史功绩也不可没，现在却几乎无人提及。他倡议编选这套文艺丛书，得到了周氏兄弟的鼎力支持。周作人亲自出任丛书主编，这大概也是他唯一一次担任文学丛书的主编，列为丛书第八种的李金发诗集《微雨》也是他亲编的。不过，《呐喊》是鲁迅自己编定的，这有鲁迅日记为证。1923年5月20日鲁迅日记云：“下午子佩来。伏园来，赠华盛顿牌纸烟一合，别有《浪花》二册，乃李小峰所赠托转交者，夜去，付以小说集《呐喊》稿一卷，并印资二百。”同日周作人日记也有下午“伏园来”的记载，当天孙伏园一定在周氏兄弟家吃便饭，三人也一定谈兴甚浓。从中又可得知《呐喊》的印费二百大洋原来还是鲁迅垫付的。当然，孙伏园后来分两次归还了鲁迅，否则，《呐喊》就成了鲁迅又一本自费出版的书了。

不幸的是，从某种意义讲，可以视为鲁迅和周作人合作推出的《呐喊》在出版之时，即1923年8月，兄弟已经失和。鲁迅日记1923年7月14日云“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7月19日云“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即为发端。尽管如此，《呐喊》初版和再版本的扉页和版权页仍赫然印着“周作人编”，为兄弟两人此次合作留下了一个珍贵但又遗憾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