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道德：钱三强科技思想述评

序言/前言/后记

大国科技帅才：需要怎样的境界(代序)

朱亚宗

王国维脍炙人口的治学三境界说，以优美的古典词语，清晰的治学时序，百年来激励了无数的治学者，并倾倒了更多的欣赏者。然而，王国维的治学概念，限于成果产出期，所指治学者，也是成熟老到的学者。所述治学是训练有素、才华卓越的治学高手临门一脚前后的功夫与惊喜。笔者以为，治学群体中人才各别，并非都已具备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能力和眼光，许多较年轻的学者，或处于训练积累阶段，或处于登峰冲顶的准备阶段，他们面临的问题还包含基本训练与素质健全等成长中的问题，因此全面论述治学境界应同时针对成长中的治学者与老到成熟的治学者。此外，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局限于治学过程的唯象性描述，而缺乏深层的解释性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提出更宽广的治学四境界说，这堪称大国科技帅才的四块基石，也是炼成科技帅才的必由之路。

一、读书人

一个人直接的读书经验，如观察、实验或社会体验，会对其治学产生潜在的深刻影响，构成其治学的深沉的隐性的基底。这种因人而异，极具个体性的隐性影响，与治学的关系极其复杂，往往难以捉摸。而作为间接经验的读书(含电子、网络等读物)，却要有章可循得多，因此本文即以读书作为治学显性路径的起点。无论理科与文科，有幸的开拓创新者，几乎都从早年优秀的读书人成长起来。

爱因斯坦一生文理兼擅，不仅是头顶光辉的科学巨星，而且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深刻文化见解，这与早年自觉入迷的深广阅读奠定的基础有关。中学时代，爱因斯坦父母“为他提前购置了课本，以方便他在暑假自学。他不仅学习了书中的证明，而且还尝试自行证明新的理论。‘他忘记了游戏，也忘记了玩件’……‘他潜心求解，一坐就是好几天，找不到答案绝不罢休’”。而一位比爱因斯坦大11岁的大学生塔尔梅带给他一部《自然科学大众丛书》，爱因斯坦回忆说，自己“目不转睛一口气读完”了这套包含21本小书的丛书。塔尔梅还送了一本几何学教科书，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严密逻辑，激起了少年爱因斯坦的激情与敬畏，几个月的光景，爱因斯坦阅读、钻研并做完了书上的证明与练习。后来，这位大学生又推荐了哲学家康德，“那时他还是个13岁的孩子，但是连普通人都看不懂的康德著作，他似乎都能理解”。为进入苏黎世联邦工学院，爱因斯坦购买了三大卷高等物理教科书，“甚至在喧闹的人群中，他也能独自坐到沙发上，拿出笔和纸，……专注地思考一个问题。周围的喧哗与其说干扰了他，不如说激励了他”。

爱因斯坦不仅在阅读上早慧，而且读书学习有方。一是写笔记，读高等物理教科书时，“在书页边缘密密麻麻写下了自己的各种想法”，而且能将心得笔记整理成文。16岁夏天，尚是中学生的爱因斯坦已经写出题为《磁场中的以太状态研究》的文章，是为教科书与科普杂志科学动态的综述性文章，虽然稚嫩，却显示出砥心砺志于科学的精神。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苏黎世联邦工学院读书时，已富于深刻的批判精神，一方面肯定资深物理教授韦伯的讲授“技巧的高超而娴熟”，另一方面又敏锐地觉察其“过分专注于物理学的历史基础，而不注重当下的前沿”，“在学习结束的时候，我们对物理学的过去一清二楚，而对他的现在和未来却一无所知”。大学毕业后仅仅5年，爱因斯坦即创造了科学史上的奇迹，登上物理学的最高峰。可以说，早年精彩的读书生涯，为看似一举独创相对论的奇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文大师钱锺书早年博览群书的故事更有传奇色彩。“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钱锺书还曾横扫中国两个大学的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图书馆。钱锺书到清华大学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据同班同学许振德回忆：“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另一同学饶余威回忆：钱锺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带笔记，只带一本与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划线和评语大都出自此君之手笔”。

当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同乡族人钱穆先生也对钱锺书的刻苦攻读欣赏有加：“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任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关于这一时期读书方法及效果，钱锺书自评说：“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欲从而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暗契。”连外籍教师教授的“西洋文学概要”与“西洋小说”两门课涉及的所有小说，他也几乎全部读过，考试成绩高人一等也就不足为奇。

抗战时期，钱锺书一度执教于湖南中部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学校用巨款典借了长沙南轩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又接纳了山东大学和安徽大学的部分藏书。如此丰富的馆藏，再加上自己从国外带回的大量外语原著，使得钱锺书每天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一边阅读，一边做读书笔记或写作，经过一段时间，他几乎把图书馆的书都浏览了一遍”。

笔者读书成绩不过尔尔，但有一个体会是，早期可按内容分类阅读，到一定程度，即能体会作者风格时，可盯住适合自己风格的大家，尽量读其所有的著作，每见其新作问世，尤为欣喜，立即拜读。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偏好与敏感性，凡读适于自己特性或风格的著作，不仅心情愉悦，效率也更高。这种情形，不仅适于文科著作的阅读，也适用于理科，杨振宁先生曾多次论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风格，说自己喜欢爱因斯坦、狄拉克与费米的风格，而不易欣赏海森伯的风格，杨振宁不仅从科学著作的阅读中，也从直接交流中获得这样的印象。

在流行网络阅读的今天，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是，在如此便利快捷的阅读条件下，何以未见有陈寅恪、钱锺书、华罗庚、钱三强这样博学多才而有创造力的大家产生？可见他们丰富的读书经验，绝非掌握网络阅读方式就可轻易获得。传统学术大师读书的功力、方法，以及个体性的诀窍，是传统优秀文化中的精髓之一，今日的读书人不能不留心与学习。

二、活字典

作为治学的基础与准备，读书要达到的目的是记忆与理解，其中记忆更为基本而不可或缺。有悠久文化传统、人才辈出的中国为此创造了许多读书方法。背、诵、抄，即是最重要的方法。杨振宁回忆道：自己四岁开始识字，五岁多时能识三千字，并能背诵儿童启蒙读物《龙文鞭影》一书。但当父亲杨武之问书上讲的什么意思时，“我完全不能解释”。但是，这样的记诵功夫与后来的理解、思考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苏东坡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发奋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背书时不仅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辞也不可忽略，因为作文章用的词汇就是从此学来的。……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办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是用这种方法。……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绝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决不会茫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

有上述童子功与基本功的苏轼，其文史方面的创造力与自信心，千年以来，罕有其匹：“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有相似训练的当代钱锺书，凡读之书，“他几乎过目不忘，尤其是集部之书更为精通，一些著名文学家的诗文别集不用说，甚至一些不入流的和无多大名气的作家的诗文集、小说、笔记和日记，你只要考问他，他都能基本不差地复述下来，有许多是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然而，他并不满足于这种记问之学，对每个问题又都能穷源溯流、旁征博引，一一指陈得失，如数家珍”。

人们惊叹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也知“功夫在诗外”，非凡的人生为诗歌创造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根基。但是，毛泽东的诗词创造也植根于传统的读书功夫，毛泽东可说是其喜爱的诗词作家的“活字典”。1975年5月2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来到患白内障的毛泽东身边，为其读书。82岁的毛泽东吟诵了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用最后一句诗优雅地说出了芦荻的名字。20世纪70年代还有一位给毛泽东治眼病的大夫叫唐由之，“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他问过姓名后，立即背诵出鲁迅《悼杨铨》，……并用铅笔写在纸上，‘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一开始唐大夫愣住了，后来才明白，他的名字包含在这首诗第二句的最后两字中”。

自然科学学者也不例外。杨振宁与李政道的恩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米，是罕见的兼擅理论与实验的物理学大师，据一位指导过费米的前辈工程师回忆，1918年高中毕业时，费米“已经读过所有最著名的物理学著作。……当他读过一本书以后，哪怕只读一次，他就能完全弄懂，而且永远不会忘记。例如，当他读完狄尼写的微积分教科书后还书给我的时候，我对他说可以一年以后再还我，……他的回答让我颇为吃惊，他说‘谢谢，但我不需要它再放在我这儿了，我已经记住这本书的内容了’”。为形成某种永久性记忆，自然科学学者与人文社科学者有些不同，除了反复背诵或抄写，还需深入理解其内在逻辑，如费米读一本《投影几何学》时，自己动手“证明了书中所有的定理，还迅速地计算了书末附录的所有问题(有200多个题)”，此外费米还有一个“小本子”，“把他学过的物理知识系统地重新组织了一次，使它更有条理化。在罗马和卡沃索，它在一个皮封面的小本子上写下了许多笔记。……这件事是令人吃惊的：一个只在大学读了一年的大学生能够写出小本上这么多内容，即使对于一个多年从事物理教学的老师，这小本子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费米虽是神童出身的天才物理学家，但也需要通过刻苦攻读、消化、整理有关的物理知识，形成独特的“小本子”——大脑中物理学“活字典”的文字版本。

另一位自学成才的印度数学怪杰拉马努金，也拥有一个独特的数学“活字典”大脑。华罗庚与拉马努金在剑桥大学都拜数学大师哈代为师，有一次哈代去看拉马努金，见面时哈代说：“我坐出租车来的，车号是1729。”拉马努金立即答道：“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数，它是能用两种不同方式表示成两个数立方之和的最小的数。”杨振宁对此评论说：“这个故事说明他们是极其优秀的数论学家，因为他们经常思考着这些数。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演算这些加法，因此每个数都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了解每个数的特性。因而拉马努金了解1729这个数的特性。当然不仅仅是数论学家如此了解本领域的基础知识，其他专家也是如此。有些人不想去熟悉一个学科的基础(例如，熟悉了解数是数论的基础)，不想去熟悉前人已积累的知识，迫不及待地向前跃进，想一下迎战最现代的问题。这样是绝不会成功的。你要反复学习人们过去研究过的各种概念，当你把这些思想融会贯通之后，你会看到前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如果你还未熟悉前人的成就，要想跳到最前沿的水平，作出真正的贡献是绝不可能的。”

有条理地存储在大脑中的专门性知识，可以称为“活字典”，它远不及百科全书门类齐全，信息量要小得多，与今日的互联网知识库相比，更显得微小。但是，存于脑海中的“活字典”知识是有机组织的，可以随时提取并作为创新思维原材料的活跃的知识，正如杨振宁所言，是创新道路上，“看到前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的基础与路标。人们常常惊叹陈寅恪、钱锺书的基本功和知识量，即使有今日如此庞大、简捷的互联网相助，在知识的灵活运用与专业的创造性上，仍未见能与陈、钱匹敌者。笔者就读复旦大学研究生时，就有功力深厚的老先生告之，读研无他，做一万张卡片而已。无奈3年时间很难做出一万张卡片。

被誉为植物学电脑的吴征镒院士，三十多岁时已做十万张植物学卡片，1955年遴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时，有前辈植物学界据此赞道：选3个学部委员都够，于是38岁的吴征镒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耄耋之年又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网络普及以后，许多年轻学子已看不上老一辈文理科学者行之有效的学术训练方法——建立存储于脑海中的专门化的“活字典”。而盲目依赖快速便捷的网络知识搜索。有文章写道：“拥有独一无二知识的人几乎消失了，人们有想法，但不必再有厚度。校园里的‘活字典’始终令人尊敬，却看起来并非遥不可及。因为‘活字典’的记忆并不比网速更快，同样的诗篇也存在于网络里；甚至当你希望找一个形容‘书多’的成语，只需在浏览器里输入这个与口语无异的要求，得到的结果不见得比学究少。”如果仅为满足某种求知欲，这样的想法自然无可厚非，但若以治学为目标，则建立一个“活字典”脑海，与掌握网络搜索方法相比，训练难度不可同日而语，而治学价值也有天壤之别。

三、学问家

如果把治学的四个进阶划为两个层次，那么上文所述的读书人与“活字典”境界，是以知识积累为导向的初级阶段，而本文以下所述的学问家与原创者境界，则是以开拓创新为导向的高级阶段。文理兼通的科学大家严济慈院士有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重要见解，指出了知识与学问的区别：“知识与学问有什么不同？……知识是人类对事物的了解，学问是用所掌握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时代主要是获取知识，而工作以后则主要致力于将知识变成学问。”严先生所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的实际问题，是广义的实际问题，不仅包含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也包含探索创新活动中的各种问题，曹雪芹所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中的“学问”自然也包含在内，因限于篇幅，本文以下仅探讨与学术研究相关的学问。

对于年轻人从知识积累转向研究工作的困难，杨振宁不仅有切身体会，而且有丰富的指导经验。杨振宁刚赴美国留学时，对自身的长处与短板缺乏真切的认识，不擅长动手实验的问题暴露无遗。以至实验室主任艾里逊教授常半开玩笑地说：“哪里炸得乒乓作响，哪里准有杨振宁在场。”最终，深识杨振宁理论优长的导师泰勒，开明地允许他以理论文章作博士论文。关于研究生们起步做研究工作的情形，杨振宁曾说：“我在美国37年了，我看见过的起步做研究工作的人的数目，单在我这行里边，已上千人……，做论文的时候学习方法是另外一种方式：要寻求未知的东西，要发现哪些题目是可以有解答的……。这里头所发生的困难，绝不是中国血统的人所独有的，是大家都有的。”“我看到物理界有许多人在念书的时候学习成绩都很好，过了二三十年，他们的差别却很大。有人做出了大成就，有人老是做一样事，费了很大的劲，却没有什么成绩。这是什么道理呢？这里虽然有能力问题，但不是主要的。最主要是会不会选择正确的方向……。那些十年前很红的方向，一般来说，经过十年的研究，往往过时了。每个领域常常是因为有了新的问题，新的办法，才变得发达起来的，……怎样才能掌握住方向呢？我建议你们每星期抽一定时间去图书馆，……看多了以后，你就能掌握住你那个领域的发展方向。”

正确选择研究方向，对起步做研究工作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建议。但是起步做研究工作时所遇到的困难还有很多，其中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如何掌握创新思维方法。爱因斯坦曾提出一个建议：“训练你的头脑去思考教科书里学不到的东西。”爱因斯坦是运用创新思维的高手，物理教科书只是分别向学生讲述牛顿力学与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爱因斯坦却将二者联系起来思考：麦克斯韦的光速不变原理与牛顿力学中的伽利略变换相矛盾，是牛顿错了，还是麦克斯韦有错？16岁的中学生爱因斯坦，由此踏上创立狭义相对论的漫漫十年之路。类似这样神思妙想的创新思维，在爱因斯坦的创新实践中比比皆是，不仅如此，善于理论总结与哲学思维的爱因斯坦独创性地将“想象”，尤其是“联想”，置于科学创新思维的核心地位：“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通过进一步的反思和总结，爱因斯坦在晚年将“联想”置于概念、词语等抽象表达之前，是在思维机制中起支配作用的“创造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写下来的词句或说出来的语言在我的思维机制里似乎不起任何作用。那些似乎可用来作为思维元素的心理实体，是一些能够‘随意地’使之再现并结合起来的符号和多少有些清晰的印象”；“在创造性思维同词语或其他可以与别人交往的符号的逻辑构造之间有任何联系之前，这种结合的活动(即联想——引者注)似乎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当上述联想活动充分建立起来并且能够随意再现的时候，才有必要费神地去寻求惯用的词或者其他符号”。

在晚年的《自述》中，爱因斯坦又用一定篇幅来论述创造性思维，强调“自由联想”与概念相联系是其中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元素”。须注意的是，爱因斯坦重视联想在创造性思维中的作用，尤其重视其启示性作用。联想以及联想相随的比喻，并非思维与语言的全部，只能用当其所，而不能随意越界运用。

联想这一创造性思维给予爱因斯坦的恩泽，不仅是牛顿力学与麦克斯韦电磁场的联系启迪了狭义相对论，也不仅是升降机中引力与加速度的联系启迪了广义相对论，联系还使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文笔出人意料的生动、深厚而优美，其中一个重要技巧是善用联想而生的比喻：他在评论学校里过分强制性的知识教学时写道：“这样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需要自由；要是没有自由，它不可避免地会夭折。认为用强制和责任感就能增进观察和探索的乐趣，那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我想，即使是一头健康的猛兽，当它不饿的时候，如果有可能用鞭子强迫它不断地吞食，特别是，当人们强迫喂给它吃的食物是经过适当选择的时候，也会使它丧失其贪吃的习性的。”

对倾心欣赏与尊敬的前辈科学大师洛伦兹的描绘：“洛伦兹是个神奇的智者，他行事机智得体，简直是个活着的艺术品。”

童心未泯的老年自我形象：“我就像一个爱发奇问、百无禁忌、常使大人难堪的孩子。”

在人文领域，钱锺书所以成为享誉中外的学问家，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神思妙连的“联想”，引发出各种深厚绵长的创造性工作：

不懂日语的钱锺书受邀赴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时，全场不断爆发出笑声、掌声。在这次演讲结束时，有个总结，其灵魂即是汪洋恣肆、思接万绪的联想：“我开头说‘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在信口开河的过程里，我牵上了西洋近代，……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钱锺书基于联想的跨时代、跨国界、跨学科的教学风格，在中国大学也受到欢迎和推崇。

1946年，钱锺书曾在暨南大学文学院讲授“欧美文学名著选”与“文学批评”两门课，学生对他知识的广博、讲课的潇洒，甚为倾倒，多次向他请教秘诀，他很谦虚地笑笑说：“我没什么，只不过能‘联想’。”

演讲之外，钱锺书在随意交谈中，因富于联想，经常妙喻惊人。“有一位外国女士打电话请见钱锺书，可他却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小说《围城》有许多基于联想引发的比喻，据统计达七百余条。为讽刺主角方鸿渐骗取假文凭的比喻：“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学术著作《谈艺录》比较南宋两大诗人陆游与杨万里的写作风格与技巧时说：“放翁善写景，而诚斋擅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放翁《谢王子林曰》：‘我不如诚斋，此论天下同’……放翁之不如诚斋，正以太工巧耳。”

诗集《槐聚诗存》中也多联想妙喻，如以荷叶不亲水珠，喻心中不存挂碍：“那得心如荷叶，水珠转念无踪。”

四、原创者

世界上有学问的人不计其数，可称为学问家的也不在少数。数学大师华罗庚对其中的治学者曾有深入的分析：“并不是熟悉了世界上的文献，就成为某一部门的‘知识里手’了，还早呢！这仅仅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个起点。也并不是在一个文献报告会上能不断地报告世界最新成就，便可以认为接近世界水平了，不！这也仅仅是起点，具有能分析这些文献能力的报告会，才是科学研究工作的真正开始，前者距真正做出高水平的工作来，还相差一个质的飞跃阶段。”

华罗庚更进一步提出了研究工作的四种境界：

1.照葫芦画瓢地模仿。模仿性的工作，实际上就等于做一个习题。当然，做习题是必要的，但是一辈子做习题而无创新又有什么意思呢？

2.利用成法解决几个新问题。这个比前面就进了一步，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区别一下。直接利用成法也和做习题差不多，而利用成法，又通过一些修改，这就走上搞科学研究的道路了。

3.创造方法，解决问题，这就更进了一步。创造方法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是自己能力的提高的重要表现。

4.开辟方向，这就更高了，开辟了一个方向，可以让后人做上几十年，上百年。

本文所论的原创者，大致包括华罗庚先生所述的“创造方法”与“开辟方向”的治学者，他们是学问家中的学问家，其中有些人是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头等光辉的巨星，他们或以基础性重大原创恩泽后学，彪炳史册；或以应用性重大原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面貌和推进文明进步。

由于治学的领域宽广，学科的性质各异，通向原创的突破口也各不相同。除了正确运用先进哲学思维这一共性，只能各遵其道，各得其所。以笔者较熟悉的物理学领域而言，原创者的突破口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哲学思维，如爱因斯坦、海森伯；二是科学实验，如法拉第、卢瑟福、钱三强等；三是数学方法，如普朗克、狄拉克；四是综合因素，如对湍流理论有突破性贡献的费根鲍姆，与“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都综合运用了物理、数学与计算机方法。

钱三强是从一流原创科学大师向大国科技帅才成功转型的典范。本书对钱三强不朽的精神、深广的思想和非凡的事功，有全面而独到的研究，本书是研究我国这位杰出复合型科学家的一大成果，必将对弘扬科学精神、深植家国情怀、提升科技管理水平与培养拔尖科技人才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笔者的序言，只是为深入理解一流大国科技帅才做一铺垫，或可帮助读者认识通向一流大国科技帅才之路的艰辛与复杂。虽然一流大国科技帅才的具体特点各有不同，但其早期治学四个境界的历练不可或缺。只有由此出发，成为科技原创者，最终方可跃上一流大国科技帅才的新境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需要在世界科技创新舞台上产生众多的中国原创者和一流的科技帅才，担当引领世界科技新潮流的历史使命。可以期待，一个大师辈出、巨星不绝、佼佼者不计其数的中国科技创新局面，必将到来。

（朱亚宗：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科学与道德：钱三强科技思想述评》，黄松平、肖旭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精彩预览

按：钱三强出身书香门第，拥有令人羡慕的科研履历，又长期身居我国科技领导的工作。钱三强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有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升华的过程。

钱三强爱国主义精神溯源

作为一名爱国科学家,钱三强总是自觉地把自己的选择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钱三强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家庭环境的熏陶

据考证,钱三强是五代时期吴越国君钱镠的后嗣。钱镠为吴越王时,正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战乱频仍,但他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鼓励农耕、兴修水利、兴佛重教,使吴越国在十国中国运最长久,人民最安宁,经济最发达。联系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当年的爱国情操和壮举,显然也是受到钱氏家族先人的教导和影响。

钱三强出生于三世业儒的书香世家。祖父钱振常系清代同治年间进士,曾任吏部主事,晚年任浙江绍兴书院山长。父亲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受到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党人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同盟会,主张推翻清朝统治。1910年回国后,先在一些著名的中学任国文教员,后到北京担任北京师范高等学校和北京大学教授,是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接受陈独秀邀请担任了《新青年》的轮流编辑,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成为宣扬新文化,攻击封建主义,提倡民主、科学的勇士。同时,钱玄同还是一位思想开明者和爱国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钱三强,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进步思想的熏陶。

据钱三强回忆：“父亲给我们的课外读物……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还开阔了眼界,养成读书的习惯,对于写作也有一定的帮助。”“你们将来学什么,我不包办代替出主意,由你们自己去选择。但是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该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研求其真相,判断其是非、对错,然后定改革的措施。……对于社会要有改革的热诚,时代是往前进的,你们学了知识技能就要去改造社会。”“父亲从我们小时候就教给我们向前看,应该多接受先进的思想,接受新事物,不可保守。”“学以致用,报效祖国”,这是钱玄同教育子女的口头禅。他还在文章中这样写过：“教育是教人研究真理的,不是叫人做古人的奴隶的。教育是教人高尚人格的,不是叫人干禄的。教育是改良社会的,不是迎合社会的。”钱三强青少年时代便从国学大师的父亲那里接受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教育,一直以父亲强调的“学以致用,报效祖国”这两句话为座右铭。

1933年3月,承德失陷后,钱玄同因为国难深重、忧心不安而一度谢绝宴饮。1933年初,钱玄同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辞谢符定一的吃饭邀请,解释说：“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同年5月7日,师大研究院毕业生宴请导师,钱玄同“照例谢绝”,只参加了饭后的摄影。1933年6月6日,他写信给胡适,要为即将参加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胡饯行,信中解释了之前谢绝宴饮的原因。“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怪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七七”事变后,不少学界名流卖身事夷,苟且偷生。而钱玄同基于爱国立场,与此恰成鲜明对照。他拒绝伪聘,曾向从西北联大来北平的师大原秘书汪如川说：“请转告诸友放心,钱某决不做汉奸！”1938年,钱玄同恢复旧名“夏”,是表示“夏”而非“夷”,其中含有早日恢复中华、不愿做亡国之民的寓意。

钱三强出国留学之前,父亲找他谈心,勉励他珍惜难得的机会,学成后不要忘记报效祖国。“人多可以是大国,但未必是强国。要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必须有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科学。否则,只能任人宰割。你现在出国学习,不正是将来报效祖国,造福社会的好机会吗？”钱三强就是抱着这种满腔救国热情离开祖国前往法国求学深造的。父亲的爱国情怀对钱三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深远,也奠定了钱三强朴素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诚如钱三强自己所言,“他的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对我们起着深刻的教育作用”。

(二)进步导师的言传身教

钱三强留学法国时的导师约里奥居里不仅是世界顶级核物理学家,而且是具有强烈爱国精神和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他一生都在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和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积极地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身边的人。在实验室里,约里奥居里孜孜不倦地献身科学研究,当人类遇到核战争的危险时，他挺身而出为抵制核武器而奔走呼号。德军占领巴黎时,约里奥先生积极从事地下救亡活动,并且担任一个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顽强地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地下斗争。

“法国当时国内的抵抗运动有两个组织。一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是天主教会、农民和小学教师,国内领袖是比杜,这是戴高乐派。另一个组织的参加者主要是科学工作者、教授和其他高级文化人士,这个组织的领袖就是约里奥居里先生。这些当然是不能公开的,但我隐约也有一点感觉。而且,有一次我还偶然发现过他的假护照。约里奥先生的助手和学生中,许多都是法国共产党的党员,后来跟我一起工作的沙士戴勒(R.Chastel)和微聂隆(L.Vigneron)也都是法共党员。就这样,约里奥居里的实验室,表面上是处在德国占领之下,德国人根特纳是实验室的监督；实际上却是地下活动的据点。”

“二战”后,约里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保卫人类的和平之中,并担任了首届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主席,为保证科学发明用于增进人类的富裕与幸福而努力奋斗着。他有一句关于科学家职责的名言：科学家的天职叫我们应当继续奋斗,彻底揭露自然界的奥秘,掌握这些奥秘便能在将来造福人类。他成了自己名言的忠诚实践者。

1948年,当钱三强把爱国主义思想化为实际行动,向导师辞别时,约里奥夫妇虽然对此感到惋惜,很舍不得他离开居里实验室,但是约里奥表示说：“作为一个科学家,说实话,我不希望你这个时候回到战乱的中国去。你现在回国,不可能立刻顺利做科学工作,时间是宝贵的。”又说：“如果没有做最后决定,我希望你在巴黎再留些时间,现在正是你科学上的重要时期。”钱三强十分动情地向约里奥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我同样想到了这些,也是舍不得离开这里。我的科学生涯,是在您和伊莱娜夫人指导下开始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但同样,我从来也没有忘记我的祖国,现在我的国家很落后,正需要发展科学技术,我想应该尽早回去为祖国效力。”听了钱三强的陈述后,约里奥夫妇都表示理解和赞成他的决定。约里奥居里鼓励他说：“我要是你,我也会这样做的……祖国是母亲,应该为她的强盛而效力。”导师伊莱娜·居里勉励他说：“我俩经常讲,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希望你把这两句话带回去吧！”

导师的临别赠言后来成了钱三强的座右铭。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学习工作长达11年,耳濡目染导师的爱国思想与行为,并大受感染,加深了其对爱国主义思想的理解。他无疑意识到,科学家可以兼备献身科学与爱国。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报效祖国。只有实现两者的统一才能报效祖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因为这样,钱三强在留学期间把爱国主义思想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在自己人生奋进的关键征途中,真正做到了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实现自身价值与报效祖国的统一。因而,我们可以说：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培养造就了钱三强,使他成为学界泰斗、科技明星；他身上洋溢着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以后为祖国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又使他成为道德楷模。

值得一提的是,约里奥十分同情被压迫民族,是一位忠诚于工人阶级事业的坚强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对中国人民素有好感。钱三强回国时,约里奥夫妇就把当时还很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他,还将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交给他带回国。1951年,他们的另一位中国弟子杨承宗获得博士学位回国辞行时,约里奥居里对他说：“原子弹没有什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原子弹的最好办法是自己研究制造原子弹。如果许多国家都会造了,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请转告毛泽东主席,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掌握原子弹的奥秘。”伊莱娜·居里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碳酸镭的碳酸钡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人民开展核科学研究的一种支持,这成了我国开展原子能放射性计量研究的最基础实物,帮助新中国核研究走上了关键一步。

(三)组织管理的实践

1937年,钱三强抱着“科学救国”的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留学法国。1948年回国后希望把国内核物理人才聚集起来,开展核物理研究,并获得财力方面的支持。几经碰壁,钱三强的希望化为泡影,自己也感到非常失望。

就在钱三强为聚集国内人才开展核物理研究奔波无果半年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1949年3月上旬,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丁瓒通知钱三强,准备4月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届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大会的主席是钱三强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先生。接到通知后,钱三强考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的核物理学家,应该有自己业务方面的一份责任,若借这次去巴黎的机会,托自己的导师帮助购买开展原子核科学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既可以打破封锁运带回国,又可以买到价格合理的东西,再好不过。而且中国将来要搞原子能事业,这些都是必备的东西。钱三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代表团副秘书长丁瓒,并且估算要20万美元的数额。此后三天未见回应,钱三强盼望着未知的结果,同时也深为自己的冒失行为感到忐忑不安。

然而,令钱三强意想不到的是,几天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怀仁堂附近一间小房子里约见了钱三强,并对他说：“你想趁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机会,订购一些研究原子核科学需要的器材,中央很支持。你提的预算20万美元的数目,可能不是一次能用完；北平刚解放,国家经济还需要恢复,因此这次预备先在代表团带的费用中支付5万美元,以后再陆续支付。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代表团秘书长是刘宁一同志,你过去很熟悉,这次需要支付款项时和他商量办理即可。”

听到这个传达,钱三强心如潮涌,热泪盈眶。当钱三强得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洞库中取出来的。不知道战乱之中它曾经有过多少次火与血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位科技工作者。这一事实使钱三强自己都无法想象。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可见,让人信服,给人希望。新旧对比,钱三强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国家和人民长远发展着想,是高度重视包括原子核科学在内的科学事业的。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因年富力强,比较活跃,党中央对他非常信任,多次邀请他参加重要的国内外政治活动,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和声望。1949年9月21—30日,钱三强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委员和常务委员。同年10月1日,还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钱三强还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筹备工作,科学院成立后,钱三强先后被任命为计划局副局长,局长、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后,钱三强先后担任副所长、所长。

抗美援朝战争时,世界和平理事会成立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会到达北京后,周恩来总理指定廖承志负责这个委员会的一切工作,同时委派钱三强担任委员会和我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络员。在严酷的战争气氛中,委员们和中朝两国的专家为了和平事业不顾个人安危进行实地调查,最后得出美国确实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细菌战的结论,并向全世界予以公布,激发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义愤,有力地打击了侵略战争行为。钱三强在这场斗争中受到了实际锻炼。

“在这次过程中,我体会到按科学精神办事并不那么简单,这里的关键是立场问题。反细菌战调查工作后,我的觉悟有所提高,向科学院党组织提出入党的要求,一年后(1954)批准入党。在这以后,我注重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得知钱三强入党的喜讯后,非常兴奋,欣然为他书写了一段马克思的名言以示祝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那些不畏劳苦,在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955年,钱三强参加了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从此,钱三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技管理中。1956年11月,钱三强更是被委以高级技术领导重任,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时年43岁。

以科学家的身份且如此年轻就担任如此高级的技术领导人,在当时罕有其匹,由此可见中央对其的信任。同时,钱三强还是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他一身而兼二职,是架设在中国科学院与第三工业机械部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实现了两个部门之间长期、良好、有效的合作,起到了别人起不了的作用。当时的部长宋任穷及其他几位部领导与钱三强合作共事中,对他十分尊重,在科技建设和发展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注重同他商量,听取他的意见。政治上的高度信任,使钱三强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在心理上充满了自豪感和光荣感。因此能够在组织协调科技攻关中竭尽全力,不辞辛劳,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科研管理的实践给钱三强实现报效祖国的夙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使钱三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组织信任中得到了极大的升华,进入了自觉的境界。在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我国原子能事业处境十分艰难的时候,钱三强说：“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滋味？我很清楚,这对于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又一次受到莫大的创伤。”

可见，此时的钱三强已经完全形成了献身祖国国防的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钱三强的科学人生也印证了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论断：“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与这个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关的,科学家的事业与自己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实现国家独立、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科技事业才能不断发展,只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事业的科学家才能大有作为。”

摘自《科学与道德：钱三强科技思想述评》，黄松平、肖旭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按：钱三强是中国科学家乃至世界科学家中,罕见的集知识学养、实际贡献、科技原创与人格魅力于一身的巨星。投身科学前沿的探索精神是钱三强科学家精神中最耀眼的部分。

投身科学前沿的探索精神

“从牛到爱”,这是钱三强在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后父亲送给他的一幅题字。父亲对钱三强说：“写下这四字寓意有二,一是勉励你发扬属牛的那股牛劲,二是在科学上要不断进取,向伟大的探索者牛顿和爱因斯坦学习。”这幅字是钱三强院士生前最珍爱的物件,他珍藏了近60年,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它带在身边。这四个字后来成了钱三强的座右铭,成了他本人一生践行的精神硬核。北京福田公墓中钱三强院士的墓志铭镌刻的就是“从牛到爱”。这也激励着钱三强的子女钱祖玄、钱民协、钱思进先后走上了科研的道路。“从牛到爱”,是家风的传递,更是钱三强投身科学前沿的探索精神的真实写照。

人类创新的两大动力,一是应对重大实际问题的需求,一是学科内部逻辑发展或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的推动。一部人类科技创新史,尤其是近代学科专业独立分化之前的创新史,可以说基本上是创新思维不断喷发、优秀人才不断涌现的历史。若借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科学进步过程就是一个新旧范式交替而行的过程。常规科学面临危机(如新事实与旧理论的矛盾,或理论自身内部及其之间的逻辑非自洽性等)后,科学共同体内会产生出新范式以代替旧范式,于是科学革命发生了。这里,新范式的产生恰恰就是创新的结果。钱三强在科学工作中着眼新奇,勇于创新,不放过任何一点异常迹象的探索精神,以及对新现象做出正确分析的本领,在发现三分裂、四分裂现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原子核的三分裂现象之所以迟迟未能发现,是因为双分裂加α粒子放射与三分裂都能在照片中呈现“三叉”现象,或者说双分裂加α粒子放射现象掩盖了三分裂现象。1946年7月下旬,英国皇家学会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大会及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在剑桥大学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卡文迪许实验室费瑟(N. Feather)教授指导做博士论文的两个青年,格林(L. L. Green)和李弗西(D. L. Livesey)报告了他们在用核乳胶研究原子核裂变的实验,投影了裂变碎片在乳胶里留下的径迹照片。裂变的两个碎片方向相反,径迹呈一直线。中间部分黑而浓密,两个末端的银颗粒比较稀。在许多照片中,偶尔出现了一个三叉形状的径迹,他们一带而过,认为是裂变产物的α粒子,与会者也未加以注意。“当时国际上一般认为,原子核分裂只可能分为两个碎片。”可以说,这已经是一个科学家视而不见的“常规”问题了。然而钱三强却敏锐地注意到这并不“常规”,并默默将这个问题放进心里。

“早在1939年,他就参与了裂变的研究,而原子核裂变在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因此看到这张相片,钱三强就怀疑是否存在原子核三分裂的可能性,萌发了想对此深入研究的兴趣。”解决问题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能够在大众都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中找到客观规律和法则,则更能受到外界较高的评价。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发现问题的能力”。敏锐地猜测三分裂现象的存在并思考三分裂的特殊性,这一物理哲学思维成为钱三强和何泽慧做出新发现的思想导引。他们很快抓住三分裂碎片质量体大的特殊性,并在核乳胶中加入恰当的弱化粒子轨迹的“脱敏剂”,使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在新照片中凸现出来,从而成功发现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

以钱三强、何泽慧等的实验为开端而引发的一系列研究及其成果,深化了人们对于裂变现象的认识。三分裂现象作为研究裂变过程中断裂点特性的一种独特的探针,至今仍然是裂变物理领域的研究对象。三分裂与四分裂的发现,是中华民族向世界科学舞台发出的一道强烈的光,同时也给钱三强和何泽慧带来了崇高的科学声望。年仅34岁的钱三强很快就晋升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1947年夏),这是外国科研人员很难获得的高级科学职位。回到祖国后,钱三强又立即得到学术界与政府的高度重视。

钱三强一直视创新和创造性为科学研究的灵魂。“独创”“创劲”“创新”这几个词语用于比喻科学研究的一种精神,不敢说钱三强是最先者,但可以说他是讲得很早,讲得很多,而且讲得很有体会的。如他以中国人熟知的乒乓球技术来阐释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达到了深入浅出的效果。钱三强从小喜欢打乒乓球,中学时代即是北京市的乒乓球好手。当中国乒乓球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崛起以后,他联想到科学研究悟出了心得,到处发表“创”的感想。

1977年在安徽合肥、黄山,1978年在北京、天津,1979年在青岛,他都讲了同样内容的体会。他说：“过去欧洲人打乒乓球是用横拍,日本人用直拍,日本的直拍在五十年代曾处于领先地位。我们也是用直拍,经过一段摸索,在二十六届乒乓球锦标赛时,终于打败了日本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比日本掌握了更多的打直拍的规律。日本人抽球是甩大胳膊,我们则是用前臂和手腕子使劲,结果在速度上就压倒了对方,日本人一时就没有办法,木村、荻村都输了。如果只是照搬日本的打法,不动脑筋加以消化、改进和创造,是不可能超过他们的。也就是说要有‘新招’。创新精神在各项工作中都要大大提倡,在从事科学研究中尤为重要。”

钱三强曾深刻指出发展科学技术中图省事,图保险的“翻版”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懒汉思想,对科技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曾进口了苏联一百多个重点项目,引进了他们许多技术,但由于有不少单位缺乏创新精神,工作搞得不是很理想。“要发展科学技术,极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创新精神,只搞照抄、翻版是不成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是靠‘翻版’搞上去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出口自己的成果,总不会把正在研究中的新东西给人家,如果说七十年代能拿到人家六十年代的东西,就很不错了；等你再引进、学习,进行翻版,翻来翻去,翻到八十年代,你搞出来的东西还是人家六十年代的水平,而且原理和规律你并没有掌握,水平还是不能提高,生产发展就受到限制。假如是图省事,图‘保险’,当然只有搞翻版。因为翻版思想,实质上就是一种懒汉思想。这种思想对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害的。”

在钱三强看来,不但搞“翻版”不行,就是光搞技术革新也不够,必须掌握事物内在规律,掌握前人未曾发现的规律。不然的话,就谈不上技术革命。你能先掌握一步,多懂得一点,你就能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所以钱三强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走在世界前列,我们的科学研究必须有一定比例：一部分科学家要侧重应用研究的规律,如工业、农业、医学方面的规律；还有一部分科学则要侧重更基本的规律,也就是一时还不能完全看到它的应用效果的规律。这种规律摸清楚之后,加以各方面联系和应用,就能发挥出重要作用,就能走在别人前面。这部分工作就叫基础科学。钱三强的这些真知灼见,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的当代中国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摘自《科学与道德：钱三强科技思想述评》，黄松平、肖旭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按：纵观科学史不难发现,科学史上有很多杰出科学家善于从哲学层次的宏观定性思考入手,哲学思想常常成为科学探索的路标。钱三强在长期的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自觉把哲学尤其是科学哲学思想运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并时常对自己的科研成果进行哲学的反思和概括,从而产生出诸多的科学哲学思想。

自觉把哲学运用于科学研究

朱亚宗教授曾赋诗提到哲学思维在钱三强科学探索中的重要作用,“留法十年载誉归,惊爆大漠国生辉。问君何以达霄汉？心有哲思引翼飞。”钱三强既是原子物理学界杰出的科学家,又是开拓中国原子能事业乃至整个科技事业的运筹帷幄的帅才。他早年在原子核科学方面的重大发现，在专业领域之外鲜为人知,今天更少有人关注和提及。但是引领他和夫人何泽慧院士发现原子核三分裂与四分裂的哲学思维及科学方法,可以为科学界提供永恒的启示。

钱三强是少数既有重大科学发现,又能探讨哲学问题的自然科学家。钱三强的科学系统价值观不仅促使他在科学规律层次不倦探索,而且激励他在科学哲学层次深入思考。钱三强在长期的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自觉把哲学尤其是科学哲学思想运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并时常对自己的科研成果进行哲学的反思和概括,从而产生出诸多的科学哲学思想。强调科学研究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是钱三强科学哲学思想中的一大特色。

英国有一位资深的权威科学家费瑟,早年是科学大师卢瑟福的学生,正是费瑟的两位博士生格林与李弗西,在1946年7月的剑桥学术会议上公布了引发钱三强产生三分裂灵感的照片。此后钱三强通过深入的理论分析与严谨的科学实验,向国际科学界宣布了重原子核受中子轰击有可能产生三分裂与四分裂现象。费瑟的两位学生格林与李弗西得知这一突破性成果后十分感兴趣,立即访问了钱三强的实验室,钱三强与何泽慧毫无保留地与他们进行了交流。钱三强后来回忆说,“英国人看了我们的资料,感到很惊讶,我们把自己所做实验的各种细节,径迹的测量、分析和回归计算方法,都原原本本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回到英国之后,他们又做了实验,找到了更多的三分裂径迹,只是没有看到四分裂,他们的结果公布于1947年3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不过他们仍认为第三个粒子是α粒子。”

格林与李弗西对三分裂与四分裂的拒绝,其实是导师费瑟的观点。“到了60年代,随着新的探测手段——半导体探测器的问世,美国、苏联、波兰等国家7个实验室先后证实第三个裂变碎片正如钱三强报告所描述,确有一质量谱。至此,三分裂(300次裂变中约有一次三分裂)彻底获得物理学界公认,四分裂(上万次裂变中约有一次四分裂)也被完全证实”。在原子核物理新的发展形势下,顽固坚持只有二分裂而反对三分裂与四分裂的费瑟教授也不得不放弃先入之见。“1969年,在维也纳举行裂变物理和化学国际会议上,已是满头白发的英国科学家费瑟在回顾原子裂变研究历史时,指着演讲屏幕上的一张照片说：“这个年轻人的结论,是对的。”费瑟指的这个年轻人就是钱三强,照片上的钱三强才三十出头。随后,费瑟在回顾裂变研究的历史讲到,他愿意放弃22年前所持的一个观点(即认为第三个径迹是α粒子),同意关于三分裂机制的解释。

科学巨擘费瑟教授花费22年时间,才放弃原子核裂变只有二分裂的先入之见,回归完整的认识：不仅有二分裂,而且有三分裂与四分裂。而年轻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一开始就沿着正确的方向与轨道,仅用半年时间就突破成见,在原子核裂变研究中做出原创性的重大贡献,二者的鲜明对比发人深省。应该说,二者都有世界级科学平台支撑,也都有深厚的物理学理论素养与高超的实验技能,差距又在哪里呢？是哲学。

恩格斯早就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自然科学家自己感觉到……纷扰和混乱如何厉害地统治着他们……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出路,没有达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这种复归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道路达到。它可以仅仅由于自然科学的发现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而自然地实现……但这是一个比较长期、比较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大批多余的阻碍需要克服……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家愿意从历史地存在的形态中仔细研究辩证哲学,那么这一过程就可以大大地缩短。”钱三强在回顾三分裂与四分裂发现的著作中,深入比较了自己的研究与费瑟团队研究的区别,指出自己通过深入细致的实验测量与理论分析,揭示出看似相似的现象背后不同的本质,而费瑟团队的工作浮于表面,难以突破主观的先入之见的束缚。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钱三强与何泽慧发现了三分裂和四分裂各是二分裂的三百分之一和二万分之一的统计规律。在极其混沌复杂的微观粒子反应中,钱三强和何泽慧主要依托哲学思维与简捷科学方法而获得如此简洁的规律,是进入大数据时代后,面对海量信息的科技工作者值得深思和借鉴的经典工作案例。无独有偶,20世纪60年代中期,J501计算机只有每秒5万次的计算速度,而氢弹理论方案十分复杂。面对难以计算的困难,于敏以高超的理论技巧,将复杂的物理过程化整为零,以深入的质性分析简化计算程序,终于通过计算成功验证氢弹理论方案。

1966年,在上海华东计算所算题时,大家发觉计算结果不合理,又是于敏通过一个物理量的非正常变化,在浩瀚的大数据中找到问题,并追踪到一个损坏的加法计算元件,使问题获得迅速解决。当今时代信息技术长足发展,使处理大数据成为可能甚至普适的方法,但是计算机发展面临的一个永恒主题是：以小机器算大问题。计算机速度再快,信息处理能力再强,与人类不断提出的科技与社会新问题相比,永远处在适应与不适应的矛盾之中。高水平的科研人员要向于敏学习,熟练掌握基于基本原理的质性分析方法,使不可计算变为可计算,使复杂可计算变为简明可计算。这启示人们,对事物的特殊矛盾的深入分析和真切见解,永远是从海量信息中挖掘知识和形成智慧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信息高速处理技术的优势若能与哲学思维及科学思维的优势相结合,将会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优秀成果,是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发展的哲学概括。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观察和实验。故而自然科学的根本精神是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一致的,并由此决定了自然科学家大多是自发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者。新中国成立后,它为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提供了基本的哲学思维模式,并对某些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有直接的启示作用。已有无数的科学工作者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做出举世瞩目的科技创新。

中国的钱学森、袁隆平、于敏、杨乐、张广厚,日本的坂田昌一、武谷三男等科学家,均受益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以杨乐、张广厚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的函数论研究中,西方数学家有“亏值”与“奇异方向”两大研究热点,张广厚在学习《矛盾论》普遍联系的思想时,突然产生一个灵感：函数论中的“亏值”与“奇异方向”两个数学概念之间是否也有某种内在联系呢？在这一宏观哲学思想指引下,杨乐和张广厚果然发现和证明了二者的约束关系,成为当时国际函数论研究领域的重要成就。

同样,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获得成功的。他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方法,解决了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问题；运用对立统一观点,扩大加剧杂本亲本核质矛盾获取不育系和保持系,缩小、缓和亲本的核质矛盾获得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运用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突破制种关；坚持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观点,提出杂交水稻不断发展论和三阶段发展战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自然科学家几乎都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模式。但哲学思维水平仍有天壤之别,其关键的差别不在于是否学过或记住一般的概念与规律,而是在于对专业问题理解与思考的深度,以及是否有哲学眼光透过专业问题揭示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并是否有能力进而解决由基本矛盾决定的专业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在科学家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指引下,钱三强也如饥似渴地学习《自然辩证法》《矛盾论》《实践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广泛推动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结合。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对红与专、专与博、学习外国与自己独创、理论与实验、科研中的民主与集中等关系都有独到的见解。从钱三强在1978年10月召开的微观物理学思想史讨论会上讲话的标题——《自然科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可以看出,钱三强以精深的学术造诣为基础,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已炉火纯青。

钱三强对青年学生提出的“红专矢量论”更是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创举。1979年7月19日,钱三强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学”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中对科学学工作者提出了几个具体问题。其中一点就是希望一少部分同志,“从哲学上对科学学做些基本理论研究工作,要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这样我们的科学学就能兴旺发达,不断为四化做出贡献”。

其实,早在1955年1月15日召开的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凭借其科学主义的兴趣与一分为二的哲理,便将思维伸向理论物理的前沿,向钱三强关于原子的内部结构问题的阐释提出挑战。毛泽东令人惊叹的科学主义兴趣及宏论给当时尚未深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钱三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显然也是钱三强后来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这段经历,钱三强在后来撰写的《中国原子核科学发展的片段回忆》中有详细记载：

“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

“是这样。”我随口回答。

“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他的问题并不离奇,要回答准确却使我作难。只好照实说：“这个问题正在探索中。根据现在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毛泽东略加思考,然后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这是一个预言,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学预言。

事有凑巧。就在同年晚些时候,美国科学家赛格勒(E.G.Segre)、恰勃林(O.Chamberlain)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用具有62亿电子伏能量的质子轰击铜靶,首先发现反质子；同时,发现一种不带电、自旋相反的中子,即反中子。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7次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谢尔登·格拉肖鉴于毛泽东生前对自然界深层对立统一的信念与论述,提议将基本粒子候选者的物质命名为“毛粒子”：“今天,所剩下的真正的基本粒子的候选者只有夸克和物种不同的轻子,或许将来还会发现更多。我们究竟还要找到多少种夸克和轻子,才能看到有规律性存在的信号,才能觉察还没有想到的更深结构的线索呢？洋葱还有更深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格拉肖的讲话表达了一位科学家对一位有着卓越见解的哲学家的崇高敬意。显然,毛泽东的科学主义猜测不仅是有纯粹思辨的价值,而且作为一种科学哲理可以为东西方许多自然科学家指示进一步探索的思想方向。

纵观科学史不难发现,科学史上有很多杰出科学家善于从哲学层次的宏观定性思考入手,哲学思想常常成为科学探索的路标。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海森堡曾师从经典物理学大师索末菲。索末菲擅长数学,将相对论引入玻尔原子理论,将原子中的电子轨道计算发展到十分精微的地步。数学非海森堡之长,面对导师如此精微复杂的理论计算,海森堡何以超越？深谙哲学的海森堡从哲学视角审视索末菲的电子轨道理论,敏锐地发现电子轨道无法用宏观实验观察来证实,而整个电子轨道理论的科学解释力十分有限,所以要想发展微观物理学理论,必须从可直接观察的光谱的强度和频率入手。

正是在哲学思想的指引下,海森堡毅然抛弃难以直接用实验验证的电子轨道概念,而采用可观察的光谱强度和频率作为微观物理学的基础概念。这一哲学思维成为通向量子力学的路标,再引入矩阵数学,海森堡终于成为创立量子力学的科学大师。正是在独特的哲学思维的引导下,海森堡按常规起步的研究工作竟使微观物理学产生意想不到的革命性变革。

摘自《科学与道德：钱三强科技思想述评》，黄松平、肖旭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按：作为有世界声誉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不仅以伟大的科学成就丰富了令人类都能受益的知识宝库,以杰出的科技管理才能促进了祖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在治学方面为人们树立了光辉榜样。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钱三强治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理论先行、实验并重

自然科学由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两个部分组成。其中基础科学处于核心的地位,并与经济、政治、军事等紧密联系。对应用科学来说,它的发展既依赖于科学经济、政治、军事的推动,又受惠于基础理论这一核心的引导。近代科学的历史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17世纪刚组建不久的英国皇家学会的研究选题就有一半是纯粹理论性的。“在四年中所进行的各种研究不到一半(41.3%)是致力于纯粹科学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数字上再加上只与实际需要有间接联系的项目(海上运输41.3%,采矿17.5%,军事技术3.6%)，那么差不多有70%的研究与实际需要没有直接联系。因为这些数字只是粗略的近似。结果可以总结为：从40%到70%属于纯科学一类；反之,从30%到60%,受到实际需要的影响。”“指出下述这一点是有意识的,在本总结所考察的以后年代,在纯科学领域中的研究比例日益增加。”一批具有理论兴趣的卓越科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波义耳等进行理论研究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顺利起步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长处在于实用技术的发达,而弱点即在于基础理论的薄弱。这一重实用而轻理论的弱点,便是导致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科学内部因素。”作为实验物理学家,钱三强一向重视科学实验,同时对基础理论研究也很重视。

从核科学发展理论先行的历史中,钱三强深刻领悟到理论突破对促进实验工作的巨大作用,所以从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始,他就抓理论工作,注重理论队伍的建设和储备,其远见卓识远在同代人之上。解放初期,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前身)开始只有十几个人,有两三个是搞场论和宇宙线理论的。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说这种理论研究没用。当时钱三强顶住了这些短浅之见,理论队伍遂得以逐步壮大。以后发展成原子能的理论骨干,从原子核理论、反应堆、同位素分离、加速器,到应用目的性很强的理论,都是从这个队伍扩大、培养出来的。在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中,理论工作没有拖后腿,是走在前面的。若没有那时理论物理的储备,我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的实现可能要推迟几年。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钱三强做了个人发言：“从回顾原子能的发展历史,提出科学技术发展要注重四个环节：基础科学研究、技术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和工业生产。”并且进一步指出基础科学研究对我国赶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重要性：“技术的学习可以在短时期内收到效果,而科学研究力量的生长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因此为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达到接近世界水平的目标和为了加强我国的近期和远期的建设力量,除了加强工程技术力量以外,还要及早地重视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积累科学储备,也就是说需要一定力量来加强理论的队伍,建立理论的科学中心,使得基础科学中的探索性的研究工作和技术科学中的理论工作都能相适应地发展。”

1965年,他组织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几所大学和研究所的近40名科研人员团结协作,在短短9个月中,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子结构“层子模型”。1977年,钱三强又提出把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作为一项战略措施来考虑,以促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进程。他带头宣传理论物理的重要性,倡议和积极指出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他还亲自主持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积极开展统计物理与凝聚态物理的学术活动。1978年5月,钱三强接受《自然》杂志记者采访,就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普及现代科学知识、广泛进行科学交流等问题发表了谈话。在谈到实验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关系时,他指出：“科学研究包括实验工作和理论工作两个方面。实验工作是基础,是根本的环节,去年制定基础科学规划时,提出很多需要采取的措施,今后将不断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先谈一个尚未被人们普遍认识的问题,这就是理论现代化的问题。自觉地把加强理论研究作为一项战略措施来考虑,把理论现代化作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一个重要方面来对待,能更好地促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进程。”

其实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已深刻领悟到了实验与理性结合的巨大力量：“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实验家像蚂蚁,只会采集和实用；推论家像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网。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院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把这两种机能,即实验的理性的这两种机能,更紧密地和更精纯地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希望。”钱三强在法国留学的后期,个人创造进入了一个黄金期。他在晚年曾经回顾这段经历,认为婚后这段生活,是他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竞技状态最佳的时期。这固然有科学积累的原因,然而,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1942年至1943年间,钱三强曾系统地学习了理论物理、了解了哥本哈根学派创始人——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所发展的量子力学的概念,使他这位年轻的实验物理学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钱三强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正是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打开了眼界,使他能够站在比实验现象更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思想感到“透明”了,两个眼睛“发亮”了。一旦有了这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再能集中精力发动进攻,就会很快收到效果。钱三强根据贝特的高速带电粒子穿过物质阻挡而慢化的理论,用云室仔细研究了电子径迹末端的弯曲,并通过理论计算,首先求出了5万电子伏特以下的中低能电子的“真射程”与能量的关系,并由此得出电子射程与能量关系的曲线。这一研究成果,既验证了贝特关于带电粒子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理论,同时也是钱三强理论与实验相联系的一次成功尝试。三分裂的发现则更证明了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重要性。诚如钱三强自己所指出的那样：“三分裂的发现史也说明,研究一个问题一定要彻底,浅尝辄止是不行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还有几个原因是可以提到的,一个是过程工作的积累,另一个是工作的耐心细致,还有就是实验与理论相结合。”

钱三强在回国后的“大科学”科研管理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从历史和现实中体会到,“现代科学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是人们对微观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自觉地把加强理论研究作为一项战略措施来考虑,把理论现代化作为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对待,能更好地促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进程”。难能可贵的是,钱三强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却始终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工作。

早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创建的初期,钱三强就狠抓理论研究,组建了由彭桓武、朱洪元领导的理论物理组,开展关于原子核物理理论以及粒子物理理论的研究。“在他的影响下,原子能所每一新开的学科总是把成立理论组放在第一位。”我国原子弹、氢弹技术的快速突破更是得力于钱三强对理论预研的重视。受二机部党组的委托,早在1960年秋,钱三强就在原子能研究所组织于敏、黄祖洽、何祚庥等一批理论物理学家,成立轻核理论组,开始对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进行探索性研究,为氢弹研制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这部分研究人员又直接参加到氢弹的研制工作中去。同时,考虑到理论与实验结合的必要性,在成立轻核理论组后,钱三强随即在原子能研究所又成立了轻核反应实验组,以轻核反应数据的精确测量来配合和支持轻核理论组的工作开展。

钱三强认为：“自然科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研究、发现自然规律的基础科学；一是应用科学。搞基础科学的人数当然不应定太多,但必须要有,并且非有不可……我们搞工业生产,只搞翻版,不搞科研,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同样,如果只抓应用科学,不抓基础科学,也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为没有科学储备,不能掌握新的规律,只能用现成的人人都会应用的规律,这样搞来搞去顶好是跟人家差不多,难以搞出新玩意,特别是不能实现技术革命。”钱三强以科技发展史为例,强调了基础理论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不抓基础科学,就不可能进入电的时代。为什么在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成了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原因之一是他们最先摸出了电磁规律,造出了电机。结果谁要买电机都得到英国去,自然,英国就成了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的中心。美国的发展,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批欧洲科学家流到美国去。当时美国科学技术并不特别发达：科学杂志数量虽然不少,质量并不怎么高。美国走上世界科学的高峰大致是在1945年左右。在流入美国的科学家中，有意大利的科学家费米,他当时在欧洲工作很突出,与约里奥居里有类似声誉。在美国就是由他领导最先应用原子能原理,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原子反应堆。与此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学生。这批学生现在大多六十岁出头,正是成熟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呢又都带出了一批人。正是由于这样,基础科学在那里开花结果,美国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了。”正因如此,钱三强从战略高度呼吁加强理论研究：“总结过去的经验,现在搞四个现代化,应该自觉地把加强理论研究作为一项战略措施来考虑,这样我们就可以促进现代化的进程。”在强调理论科学重要的基础上,钱三强还敏锐地注意到“科学—技术—工程”一体化的问题。

钱三强曾一再强调实验物理领域中物理和工程相结合的重要性。“这是他在实践中,尤其是考察了列宁格勒的物理工程研究所成功地培养了大量近代物理工作者的情况后得出的重要结论。”他一再告诫我们：“现代物理已不是那种凭几块黄蜡或几面镜子就能做实验的物理,物理工作者必须具备现代工程技术知识,至少要和工程专家有共同的语言,能相互结合,才可能大有作为。在他这种思想指导下,建立了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系和中国科技大学。”

同时,钱三强对有些基础科学工作者觉得高人一头的思想进行了批评。他指出：“科学发展到今天,不可能很明确地分什么是理论科学,什么是应用科学；什么是基础科学,什么是技术科学。有些人以为自己是所谓的基础科学工作者,比人家高一头,并且总不愿意做些结合人民需要的工作,他说：‘我是为了追求解决自然的奥秘啊！’用这种方法来为他的为科学而科学的态度找借口。今天看起来很清楚,假如人造卫星没有先进的技术,那么,怎么能够为基础科学做出很大的贡献呢？反过来说,没有很多的基础科学的贡献,怎么能造出人造卫星呢？如果说过去资产阶级科学工作者把科学分得那么清清楚楚,我们还自封为是这个那个的话,那么今天应该彻底打破这样的陈腐的思想了。”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国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平衡协调发展缺乏真切的了解,因而极易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各种各样的认识偏差与操作失误。这种局面无论是对我国现实国情的迫切需要而言,还是就我国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战略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钱三强早在六十多年前就提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应平衡发展,不能顾此失彼,不能不让我们钦佩其独到眼光。

钱三强理论与实验并举、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风格得益于钱三强早期的科研工作经历和导师约里奥的告诫。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核物理发展的黄金年代,几乎每年都有重大科学发现。正是在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钱三强走进了核物理科学的殿堂并来到了世界顶尖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由于置身原子核科学研究中心并亲身经历过原子能发现过程的一些片段,钱三强对原子核科学的发展历史可谓了如指掌,回国后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还撰写过《原子能发现史话》的科普文章。从这段历史中,钱三强深刻认识到原子核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理论与实验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历史。

实验上的发现既是提出理论的基础,又是检验理论的手段；理论既是设计实验的出发点,又是分析实验结果、解释实验现象的有力工具。没有实验上的新发现就难有理论上的大突破,没有理论上的进一步分析和认识,就难以做出新的发现。正是由于放射现象的发现,以及用α粒子轰击原子等一系列实验上的重大发现,才有可能提出正确的原子有核模型理论、原子蜕变理论等；原子核是由质子与中子组成的概念,也是由于实验证明预料的结果与实验相符才成立的；同时,又正是由于按照理论的分析,选择适当的实验手段和方法,如采用中子作为轰击原子核的炮弹等才能做出进一步的重要发现。与钱三强归国道别时,约里奥特别以法国的某些经验教训提示钱三强：“能联系实际的理论物理学家,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法国理论物理学家德布罗意(P.R.de Broglie),因为发现粒子与波动之间关系的基本概念,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现在是我们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技术顾问。但他的学派不大结合实际,因而对原子能工作起的作用不大。希望今后要注意理论的重要性,特别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摘自《科学与道德：钱三强科技思想述评》，黄松平、肖旭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按：钱三强是我国爱国科学家的杰出代表。学习和研究钱三强的爱国言行,探索钱三强爱国主义精神形成的原因,弘扬钱三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实现我国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钱三强爱国主义精神的当代启示

通过追寻钱三强爱国主义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分析其自觉爱国主义精神形成的原因,我们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必须通过教育和磨炼

钱三强出生于进步家庭,从小耳濡目染父亲的朴素爱国主义思想和行动,自己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感染,这为以后形成自觉爱国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导师的言传身教则加深了钱三强对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解。同时,我们也看到,钱三强早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曾面临纯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观念对钱三强投身国防科技产生影响。“我毕业后,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前途。一个是到南京军工署研究机构工作,另一个是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去。我父亲钱玄同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与那种军事机构有什么联系,主张我选择后者。吴有训先生也赞成,他写了一封信,把我推荐给当时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严济慈先生。严先生很高兴,分配我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并兼管研究所的图书室。”在法国功成名就后,钱三强并没有如同事所猜测的那样会一直待在条件优越的国外,而是决心以其知识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效力。关于他的这一决心,《徜徉原子空间》有一段至为感人的自白：

一个外国科学工作者在法国晋身为“研究导师”,又获得了一定的荣誉,很自然,周围的人们都据此以为我们会长期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下去。

但是,我和泽慧的想法很明确：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为她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她的面貌。

这真是一段掷地有声的话。它说明尽管钱三强到法国是为了学习深造,但是热爱祖国的赤子之情已经融入他的血液里,绝不是优厚的物质条件能够动摇的。新中国成立后,年富力强的钱三强深受党的信任,屡次被委以重任,成立新中国成立初期重要的技术领导人。他在全身心致力于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同时,也从党的“知心朋友”成长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54年1月26日,由张稼夫、于光远介绍,钱三强庄严地在党旗下举手宣誓：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从此,钱三强把爱国与信仰、追求共产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钱三强爱国主义精神的激情与理性的结合。爱国主义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相融会是钱三强爱国主义精神的发展高峰。

钱三强从早年的朴素爱国主义情怀,到大学毕业时选择纯科学研究而放弃到军工单位工作,中青年时把主要精力献身科学,再到回归祖国、献身祖国国防科技的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思想精神变化的历程给人的启迪是深刻的：科技人才的职业和工作易于自发形成献身科学的精神,而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则必须通过教育与磨炼才能养成,社会实践则是砥砺爱国主义精神最有效的途径。

(二)爱国主义是报效国家的强大精神动力

爱因斯坦在普朗克六十寿诞的庆祝会上没有按照惯例赞扬受庆贺者的科学成就,而是畅谈了一般为学术界忌讳的科学探索的动机,以表示对普朗克的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的由衷赞美：

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庙堂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台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么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们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

我很明白,我们刚才在想象中随便驱逐了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对建设科学庙堂有过很大的也许是主要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天使也会觉得难于做出决定。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庙堂里只有我们刚才驱逐了的那两类人,那么这座庙堂就绝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成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

爱因斯坦在这里提出了科学探索的三种动机,三者都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智力娱乐、功利追求、安宁向往无一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动机。“事实上,科学家探索的动机比爱因斯坦所述更广泛,尤其是经历二次大战,国防科技创新成为大国不可或缺的重点战略以后,科学探索的动机向国家需求和支持正义发生重大倾斜,爱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普遍成为科学探索的强烈动机,中外各国概莫能外。”科学研究的动机,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密切相关,是科学家深层意识形态的反映。科学研究动机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科学家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参与原子弹研制时,爱国主义作为最强大的精神动力把科学家的创造力发挥到极致。

从钱三强的成长和工作经历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怀抱“科学救国”信念考入清华学习理科,还是留学期间放弃国外优越条件毅然归国；无论是在受不公正待遇的日子里,还是在重新获得工作机会后,钱三强始终以矢志不移的爱国情怀为精神动力,按照“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要为科学服务,科学为人民服务”这些朴素而崇高的理念去思考和实践着。新中国成立后,他服从大局需要,基本放弃了自己的科研工作,更多地承担了行政事务。从此,他的成就不再以论文的形式来衡量了,其“献身祖国”的精神显然超越了“献身科学”的精神。

这就启示我们：高素质国防科技人才的培养与纯粹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要有所不同,“献身祖国”的精神与“献身科学”的精神一定要同时抓,而且必须要以“献身祖国”的精神来统帅“献身科学”的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防科技这个计划性强、保密性严、应用为主而非市场化的领域里,最强烈、持久而普遍的精神动力是爱国主义,它超越时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971年杨振宁到中国访问,询问同在清华读书,又同在美国获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邓稼先,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是否确是自力更生研制？邓稼先据实复信,杨振宁在上海接信后得知两弹全部由中国人自己制成,不禁潸然泪下,不得不离开宴席走进洗手间。当年与邓稼先处于同一起点的杨振宁,沿着纯科学之路攀上世界科学最高峰,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叱咤风云的物理学大师,邓稼先则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于中国的两弹工程,成为中国国防科技的功臣。隐藏在杨振宁激动情绪背后的思想是复杂的,既为好友失去原创性纯科学成就惋惜,更有对好友为国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敬仰。

(三)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

近代中国屡屡遭受外来侵略,国家积弱积贫,科技远远落后于西方。科技专家,特别是20世纪初出生的科技专家,面对深重的国难,心中产生很深的郁闷和苦恼。他们纷纷出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发展工业的经验,想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但令人遗憾的是都没有走通。新中国的成立,使这些怀揣爱国精神的科技专家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纷纷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把“救国”“报国”的愿望落到实处。钱三强等一批老科学家就有这种亲身经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钱三强为代表的核科学家群体怀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为了早日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投身于原子能事业,不畏艰难险阻,超乎寻常地忘我工作,顽强拼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使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取得了彪炳千秋的伟大成就。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科技人员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最高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自己的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抱负,同时也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肯定。历史启示我们,国运的兴衰浮沉,影响个体的安危荣辱。在波澜壮阔的民族复兴进程中,个人命运已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个人发展已与民族发展融为一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也是全体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职责。

马克思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历史赋予每一代不同的使命。钱三强以国家利益至上投身于中国原子能事业,为我们留下了一代师表的光辉形象,必将成为时代的楷模和不朽的精神力量,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科技人员专注事业、赶超过去,为我国科技事业的持续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庄严使命。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未来征程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摘自《科学与道德：钱三强科技思想述评》，黄松平、肖旭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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