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田野中国”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本书涉及主题包括国家与农民关系、乡村治理体制、村民自治、基层考核、土地制度、网格化治理，等等。作者认为，经验视野下的乡村治理，追求的是“有条件的正义”，是秩序和平衡。面对社会转型和利益重组，乡村治理不应当追求绝对正义，追求绝对正义会产生不正义。乡村治理体制也不应当追求绝对正义。从内部实践来观察 乡村治理的复杂性、相对性和平衡性，突破外部视角和规范视角对绝对正义的追求。

桂华，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村研究，在农村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形成学术积累。自2009年以来，在数十个农村进行过驻村调研。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基层治理。

序言 / 1

第一部分 变动的城乡关系

城镇化之路 / 3

城乡结构转型 / 11

农民的城镇化 / 16

“剥夺型”城乡关系 / 21

内卷化的县城 / 25

农民工的返乡路 / 31

城镇化的弹性 / 42

乡村建设的定位 / 48

社会稳定的根基 / 55

第二部分 乡村振兴战略

国情农情与振兴乡村 / 65

乡村振兴的东中西差异 / 71

乡村建设的重点 / 76

减贫的中国经验 / 85

“内置金融”的功能 / 91

农村移风易俗 / 96

乡村儒学如何可为 / 101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衔接 / 104

在发展中消除贫困 / 122

第三部分 农村土地制度

土地撂荒 / 141

压舱的基石 / 154

农村人地关系变化 / 160

土地“三权分置” / 166

放活土地经营权 / 176

国有农场的经验 / 186

农村宅基地退出问题 / 208

重建村社组织 / 211

第四部分 农业的前景

谁在种地 / 223

农民种地问题 / 229

农业的困境 / 234

菜农的类型 / 241

粮价与粮农 / 252

经营体系的演变 / 263

农业经营主体 / 268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 275

农业投资中的陷阱 / 281

后记 / 286

2019年初，在解读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时，时任农业农村部部长的韩长赋曾指出，国内外经济形势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必须守住‘三农’这个战略后院，发挥好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战略后院”“压舱石”“稳定器”，三个词精准而且生动地概括出农业、农村、农民在中国现代化大局中的战略意义。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世界格局深刻重组，我国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正迈步走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三农”作为战略压舱石的重要意义更加凸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桂华出版了他的新著《压舱石：面向未来的乡村建设》。早在21世纪初，我们共同的博士生导师贺雪峰教授，就提出了“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著名论断。多年来，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论断的科学性与预见性。同时，我们所在的研究团队，也在集体学术实践中持续深化和拓展对这一论断的认识与理解。桂华这本书，既是他近年来相关思考的集结，也是华中村治研究团队学术进展的呈现。

这本书对当前“三农”领域几乎所有的重大政策问题都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其中不乏对若干颇有市场的政策观点的挑战，以及对某些政策实践的反思。对于乡村振兴，桂华强调要立足国情农情，紧紧抓住“两个大多数”，即大多数普通农民和占全国大多数的中西部农村，不能夸大更不能照搬极少数发达地区或有特殊资源禀赋的农村的经验。乡村振兴不应被简化为产业振兴，更重要的是实现组织振兴。对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桂华提醒要以强化村社集体统筹能力为核心、以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为切入点，使农村土地制度适应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和农业生产的新要求，进一步释放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活力，并以此作为再造村社集体、实现乡村组织振兴的突破口。对于城镇化，桂华就当前一些地区盲目推动的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县域城镇化提出严肃批评，并分析了缺乏产业支撑的县域城镇化可能存在的风险，富有启发性地提出要适应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发展方向，即把县城建设成为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核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桂华对城乡关系演变以及新型“城乡三元结构”的概括，应该说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我国城乡关系的最新实践样态，为认识“城镇化”这个“大局”提供了有益启示。

有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本书中有相当多的文字来自作者的田野随笔，其所在的“重新发现中国”书系，也主要是华中村治学人学术随笔的集结。学术随笔，是华中村治学人的集体写作偏好，也是践行“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的有效方法。每到一处调研，时间或长或短，我们总会产生比较多的灵感，谓之“小点子”。在一个地方产生的“小点子”，又不完全来自当地的经验，更有过去所有田野地点经验积累的支撑。我们的体会是，用学术随笔来呈现这些“小点子”，比较方便，也比较好读，我们愿意用这种文本形式向读者呈现观点，以期引发更多的讨论，与更多的人一道发现“复杂中国”。我与桂华是多年的学术伙伴，同属“华中乡土派”这个亲密的学术共同体。他在书中提到的有些田野调查，我也是同

行人之一。这些年，我们与团队一道，始终不曾停下追踪中国发展轨迹的脚步，实践变化之快、之深刻，容不得坐在书斋里闭门造车，只有在热火朝天的田野现场，才能汲取到学术成长中最重要的营养。近年来，虽然我个人的研究重心逐步转向城市，但并未放弃对我具有学术启蒙意义的农村研究，桂华在书中的很多讨论，让我读来既感亲切又觉新意满满。亲切，主要是得益于学术共同体内部密切而热烈的讨论，使大家能够迅速共享发现；新意，不但表明桂华本人深耕经验基础上有许多独到见解，也表明整个团队的农村研究正在迅速推进。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面向未来的乡村建设”，这里的“乡村建设”显然不是狭义的，而是乡村的全面发展，书中讨论的诸多重大涉农政策议题，事关乡村发展前途。而我们当前的决策与政策实践，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乡村的未来。很多人有乡土情怀，同时也希望乡村变得更加美好。不过，单靠情怀和理想是远远不够的。建设乡村，需要认识乡村，理解农民，把握大局。农村是压舱石，农村是稳定器，农村更是农民的退路与保障。乡村建设要真正惠及农民，乡村发展要服务中国发展，就尤其要在这个大局的把握上保持清醒。

是为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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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乡土派学人的最新力作

作为我国社会学重要流派——华中乡土派的一员，作者延续了流派“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的学术理念，结合自身多年田野调查的经验，紧紧围绕“三农”问题中的城乡关系、土地制度、农民工流动、社会治理等方面展开讨论。

■ 立足广袤农村土地，放眼乡土未来建设

建设乡村，需要认识乡村，只有理解农情，才能把握大局。作者拒绝闭门造车式的学术研究，坚持身体力行，步履不停地走访了我国上百个村庄，在热火朝天的田野现场汲取学术养分，并将之转化为自身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石。

■ 观点鲜明，材料翔实厚重，重新发现复杂的中国乡村。

作者将调查中生发出的“小点子”以随笔的方式呈现，其中不乏对若干颇有市场的政策观点的挑战，以及对某些政策实践的反思。此外，本书鲜少讨论纯粹的学理，而是充分利用了大量令人信服的田野调查资料来剖析目前的“三农”问题，在贴近我国农村村民家庭微观个案的同时，又不失社会学的宏观分析视角，使得读者能够在真实可感的材料中对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获得直观的印象。

内卷化的县城

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目的是通过消除歧视性政策，赋予农民进城过上美好生活的机会。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变成“以吸纳人口”为目标。地方政府与开发商逻辑一致地诱导农民进城，以推高县城房价来获得财政收入，其中最典型的是将进城买房与县城优质公立义务教育捆绑，农民因此不得不进城买房。

城镇化是一个自发过程，农民有进城的意愿，但地方政府通过政策手段，使得农民被动地卷入到城镇化潮流中，极大地加速了这个过程，进而改变了城镇化的自发性。由于受收入限制，农民不可能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安家，也很少到省会或者其他地级市买房安家。县城成为了农民进城的主要空间。

被地方政策加速的急速县域城镇化潮流，对基层社会结构和农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来看两个案例。

第一个是晋南某县。我们调查的晋南某县是山西农业强县，当地农民种植水果，一年水果产量可供全国人均消耗4斤[ 1斤为0.5千克。]。该县农民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种水果，与其他中西部地区相比，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早，因此较早致富。该县农民在2010年之后，开始大规模在县城买房，一些村庄的农民购房率超过60%，很多农民选择一次性付清房款。农民买房主要是为儿子结婚，于是在当地形成了老年人在村庄种水果、年轻人在县城生活的状况。

麻烦出在农民进城之后。

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较早，当地农民没有外出务工的习惯。我们调查的某个村，自2018年之后，才零星出现10多个已婚中青年人外出务工情况。最近几年，北方很多地区的水果种植规模扩大，导致水果效益下降，该县农民面临着转型问题。由于没有早期外出务工的经历，当地农民除了种植水果没有其他手艺，社会资本也积累不足，40岁以上的中年农民只好继续种水果。

难就难在那些靠父母买房帮助结婚并且已经在县城生活的年轻人。与其他中西部县城一样，这个晋南县城的企业很少，就业机会不多，生活标准却不低。那些在县城生活的二三十岁的年轻小夫妻，试图在本地就业，年轻女性一般是到商场、餐馆上班，一个月工资两千多，年轻男性一般是开出租、送外卖。县城机会少，劳动力多，因此工资越竞争越低。

在县城过上体面的生活不容易，已经进城的年轻人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是外出务工。这意味着，县域城镇化并不能解决乡村留守问题，进城并不意味着过上完整的家庭生活。

第二种是本地就业、创业。开门店？开餐馆？能够成功的并不多。不少年轻人拿着父母的储蓄折腾一番，钱没赚到，甚至反而负债。因此，县城的门店往往是一年换一个主人，年关四处贴着门店转让的广告。

第三种是啃老。一些年轻人在本地就业不行，又不愿意外出务工，只好靠着父母的资助。过去农村父母要帮儿子建房子娶媳妇，今天农村父母不仅要帮儿子买房子，还要负责孙辈的支出，资助儿子婚后的生活。由此可见，农村代际剥削加重。在调查中看到，一些家庭的老人没有支持儿子的经济能力，年轻人在县城过不上体面的生活，出现了儿子媳妇吵架离婚的现象。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不同。后者的县域工业化先于城镇化，农民进城是由城市就业拉动的，农民通过积累资金、提升人力资本，实现身份转型。前者的县域是依附性的，县域城镇化由政策拉动，工业化滞后于人口转移，因此出现了社会竞争加剧、家庭关系紧张、借款消费等现象，即内卷化。

第二个是皖南某县。该县在安徽属于佼佼者，当地的城镇化率也很高。当地一个村2010年通过政府“增减挂钩”完成了整村搬迁，农民到乡镇集中上楼。该乡镇有200家企业，主要是服装加工和铸造业。这些10年前就已经到乡镇生活的农民，又逐渐开始向县城迁移，其主要动力是为了子女教育——当地实施学区划分，优质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县城，而县城公立教育需要房产证与户口本“双证”。很多当地农民并不喜欢县城的生活，他们直言，等到孩子考上大学，会返回乡村生活。

很多人说城市是“美好生活”之地，农民却不这么认为。农民拼命进城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子女的教育环境，而他们咬碎牙齿去提升子女教育环境，恰恰是为了让子女通过教育离开县城。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一代不再将乡村当作目的，同样也没有将县城当作归宿。从这一点来看，县域城镇化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

皖南这个乡镇的企业在2010年之前最为红火。目前当地经济出现衰退的趋势，企业订单不好拿，人工成本也在上升。或者说，正是因为人工成本上升，才造成服装厂、铸造厂的订单不好拿。仅从这个乡镇的情况来看，当地存在着“去工业化”趋势：一方面是环保政策从严，另一方面是县域城镇化带来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提高。两项叠加，加速了工厂订单的流失。

中西部县域城镇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受进城后生活成本和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限制，农民不可能接受较低的工资。这就是说，当中西部地区年轻劳动力大规模进入县城之后，低端产业会向中西部转移，与企业在东部地区招工所面临的人工成本是一样的。县域城镇化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相对于东部，中西部地区并无吸纳产业的人工优势。

这样一来，中西部地区就出现人口城镇化挤压工业化的困境。

早期东部地区走的是一条利用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先工业化后城镇化的道路。今天的中西部面临的是人工成本高、工业化优势弱化的状况。如果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没有产业支持，则这样的城镇化就很难再像东部地区那样，走出一条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推动市民化的道路。

没有产业支持的县域城镇化，带来若干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是县城治理问题。乡村是熟人社会，县城是陌生人社会，人口聚集在县城，社会治理难度提高。

二是社会结构问题。没有职业支持的农民，进县城之后，变成消费不低、收入不高的“伪中产”。庞大的县域人口改变了城乡稳定结构。

三是社会内卷化问题。县域内的教育竞争、就业竞争、创业竞争加大，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内部压力增大，对代际关系、夫妻关系、养老、生育等都有影响。受生活成本以及社会流动空间限制，未来县城的生育率很可能不仅低于乡村，甚至还会低于大中城市，出现“低生育陷阱”。

四是社会流动空间压缩。县城由于收入不高、消费不低，进城农民的大量资源被用于日常消费，储蓄率下降，未来发展能力不足。

等等。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要避免陷入“开发商”的逻辑，避免盯着房价地价。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角度看，县城房价越是不高，农民的生活就越有质量，社会就越有活力。地方政府应当起到的作用是，对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市场因素做一个“反向运动”，提供“公平”的正义。具体是指，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政府应当聚焦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依靠国家转移支付，并且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转移。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应当关心如何将国家财政转移用好，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尤其要避免将基本公共服务变成拉动农民进城和刺激消费的手段。对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到了这一点，要求“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

中西部地区或许很难重走东部地区的城镇化之路，所以，其县域发展应当定位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将县域建成乡村的核心，将围绕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县乡村建成中国现代化的“大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