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稿是作者《论语》教学和研究十余年的成果，首版于岳麓书社2016年出版。书稿由经文、新注、新译、新识等四部分组成。在“新识”部分，作者试图追溯并还原《论语》时代的生命现场，勾勒并彰显篇章编撰的次第结构与内在肌理，激活并展现孔门师徒论道问学的真实语境与精神气象，全面更新既往对《论语》经文的语义理解以及对夫子之道的整体把握。书稿会通古今注疏，出入文史经传，融合了义理、考据、辞章，在同类著作中特色显著而颇具认知价值，尤其适合广大文史爱好者及国学教育者阅读和参考。

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儒学与古典诗学、笔记小说的教学和研究，致力于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阐释与传播。主要著作有《世说新语会评》《世说学引论》《四书通讲》等。

中外名人论孔子

读《论语》法

自序

例言

《论语》次第

学而第一

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长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乡党第十

先进第十一

颜渊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宪问第十四

卫灵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阳货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张第十九

尧曰第二十

主要参考书目

两岸学者评鉴

跋尾

再版后记

自 序

最近这十年，我和《论语》结下了不解之缘。读之，学之，讲之，注之，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曲径通幽，乐此不疲。

这份缘，似乎来得有点迟。但，毕竟还是来了。我深知，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拥有这份缘。特别是经受过近百年反传统思潮的强势侵袭，领略过欧风美雨无孔不入的浸润洗礼，扮演过或主动、或被动的各种新锐角色之后，完全乱了方寸、失了方向、画不成方圆的现代人，已经在思维方式、话语形式、学术范式、处世模式诸方面，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基因突变”，自以为“是”、且自以为“新”的我们，怎么可能会向故纸堆里的经典示好？向被扫地出门的传统示弱？向充满道德教训的《论语》示爱？向被泼了一百多年污水的孔夫子示敬呢？

这个弯儿，对于言必称革命、行必道先锋、理必称平等、学必标自由的左右两派“新青年”们，尤其难拐。

不过，于我而言，这似乎不是“拐弯儿”，而是一次命中注定且又自然而然的“回正”。回到源头活水，回到祖宗家法，回到母语和故园，回到仁本和中道。

因为说到底，每个中国人都是儒家，不过程度、深浅、自觉与不自觉、认可与不认可，情况各不相同而已。那些经常批判儒家的人，事实上也是潜在的儒家，因为自古以来，儒家士大夫就是最敢对强权和无道说“不”的人。

为此，我不得不感恩造化，感恩生命，感恩经典，感恩圣贤。冥冥之中，或许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为我这样一个资质驽钝却又不甘平庸的问津者，指引一条路，打开一扇门，点亮一盏灯。

我想，不该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这个缘。孔夫子，早就坐在那20篇泛黄的竹简里、500章鲜活的章句里、16000多个蹦跳的汉字里，虚席以待，翘首以盼。—斯文在兹，吾道不孤，百世以俟，来者不拒！

他等来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等来了子思、孟子和荀子；等来了毛亨、孔安国和董仲舒；等来了司马迁、扬雄和班固；等来了马融、包咸和郑玄；等来了王肃、何晏和王弼；等来了刘勰、皇侃和王通；等来了杜甫、韩愈和柳宗元；等来了周濂溪、张横渠和邵康节；等来了欧阳修、范仲淹和胡瑗；等来了二程、朱熹和陆九渊；等来了吴澄、王阳明和刘宗周；等来了顾炎武、黄宗羲和王船山；等来了颜习斋、戴震和阮元；等来了刘逢禄、曾国藩和张之洞；等来了廖平、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来了熊十力、马一浮和梁漱溟；等来了王国维、陈寅恪和钱宾四；等来了徐复观、唐君毅和牟宗三……

我知道，孔夫子还在等，并且还会等下去。等你。等他。等我。等世世代代的华夏儿女，等前赴后继的炎黄子孙。

夫子的耐心足够好。不管你怎么看他，他都那么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威而不猛，气定神闲。他把自己坐成了一道云卷云舒的风景，坐成了一座仰之弥高的山，坐成了一汪浩瀚无垠的海，坐成了一场可以说走就走、且没有终点的生命漫游和精神旅行！

夫子其人，大概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记载最丰富、细节最生动、面目最清晰、气象最宜人的伟大圣哲，也是华夏文明之学统和道统的重要奠基者，他不唯是“千古一圣”的不二之选，更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恩人。

《论语》其书，几乎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私家著述，其取法之高、化人之深、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绝非一般经典之可比，即便称其为“中国人的圣经”，亦毫不为过。窃以为，凡有血气、通文墨、思进取、求良知、明善道的中国人，皆应在有生之年阅读此一“圣经”， 而且，起始年龄越早越好，阅读次数多多益善！

其实，只要是读书人，都应该寻找这个缘，把握这个缘，扩充这个缘。我素所敬仰的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诚哉是言也！

我因读《论语》而受益，久而久之，不免技痒心动，必欲加入“劝人读《论语》”的行列而后快。本书之撰写，盖缘于此。

作为“有竹居古典今读”系列的一部，本书计划甚早，而动笔甚晚。最早的想法，是延续《今月曾经照古人：古诗今读》和《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二书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路子写下去，甚至书名都想好了—《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今读》。然而，当我终于完成现在这部《论语新识》时，却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当时没有率尔操觚，信马由缰，否则岂不唐突圣贤、误人子弟？盖《论语》非一般文学经典，稍有“玩赏”甚至“赏析”之心，便有可能乱其肌理、泄其元阳、散其真气！故此书写作暂且搁置起来，而且一放就是七年。

这七年，我在等待，在沉潜，同时也经历了学术及思想上的一次“蜕变”。简言之，即由西而中，由文而玄，由玄而佛，由佛而儒。十年弹指一挥：弥望中，“山重水复疑无路”；猛回头，“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所以转换如此迅速而自然，盖因西学、文学、玄学、佛学四端，哪一样我都未曾精研深究，哪一样都谈不上根深立定，惟其如此，反而易于辗转跳脱，另辟蹊径。当我囫囵吞枣地读过可以读到的大量儒书之后，终于发现，原来“风景这边独好”，大有柳暗花明、相见恨晚之感！

前辈学者徐梵澄先生在《孔学古微·序》中说：“过往的历史显示出中国人非常保守，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内乱和外侵，主要是因为在2500年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道路。公元6世纪上半叶，曾经有人试图用佛教统治一个大帝国，但是失败了。除此之外，道家是这个民族思想中的巨大暗流，但从未显著地浮上过表面。”又说：“流行的观念认为儒学在本质上是世俗的，或以为儒学仅为一堆严格的道德训诫或枯燥的哲学原则。事实却恰恰相反，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亦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测量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和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徐先生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其写于1966年的这段话之所以毫无那个狂躁年代的语言印记和思想症候，除了因为彼时其人侨居印度，未受世俗之侵蚀，还因为其学殖深厚，精通多种语言，会通中、西、印三种文化，视野开阔，信道诚笃，故能超越一时一地之“我执”，登高望远，吐纳古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其对儒学和孔子的精微体贴和无上尊崇，犹如一面质地优良而一度封尘的铜镜，甫一出匣，便光芒四射！

近读吴学昭所写《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吴宓先生下面一段自白，又让我眼前一亮：

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

至此，我终于了悟：为何标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先生，竟以“三纲六纪”为中国“抽象理想最高之境”。这是那种“为此一文化所化”之“文化托命者”才会产生的一种民族身份识别、文明本位认同和文化价值信仰。在西学东渐、新旧磨荡、咸与维新和革命之年代，唯此一种“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的文化信仰，方能使人格挺立，风骨刚健，慧命延展，理想不磨，斯文不灭！

儒学，绝非不切实际的高头讲章，而是守先待后、躬行践履的生命学问。陆放翁诗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王阳明亦云：“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传习录》卷上）

儒学，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需之学，其良知良能、全体大用，真可谓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儒学，又是大人之学、君子之学。《礼记·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盖此之谓也。

儒学的刚健与仁厚、理性与诚敬、通达与包容、变革与批判、精进与坚守，皆非一时、一地、一人、一家之所独有，而应该、也一定会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永垂不朽！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言素为我所深喜，真可谓践行为己之学、反求诸己的方便法门。

所以，这本小书只能算是我这些年“求放心”的一张答卷，尽管私心颇不满意，但还是愿意以此表明心迹，确定坐标。—下一站，我已知道在哪里。

2016年5月18日初稿，6月4日改毕

《论语》是中国人必读的书，第一书。“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其宗纲。现今有关《论语》的解读，有歪讲的，有俗讲的。所谓歪讲，是剑走偏锋，张扬作者自己；所谓俗讲，是阉割儒家的风骨。刘著《论语新识》堂堂正正，中正平直，凸显孔子思想精义与核心，完整准确地讲述夫子之道，有新见而不自夸，通俗又不媚俗，这很了不起！

——郭齐勇（武汉大学教授）

今观《论语新识》一书，其撰述义例，首即恭录经文，一概大字书写，极为醒目。次则出以新注，无论古训或今释，均一一引据详明，而能折衷一是，言简而义赅。再次则辅以新译，主要通译原文，有类串讲，辞甚雅正，义亦通俗。最后复殿以新识，凡涉疑难问题，无论人物史实、义理旨趣、对话语境、历史脉络，均一一深挖开拓，释疑解滞，寻绎发挥，发为确解，出以新意，层层诱导，引人入胜。

——张新民（贵州大学教授）

读刘强所著《论语新识》，觉其元气充沛，淋漓尽致，有充实之美，有光辉之大，有大而化之之圣言，亦有其不可知之之神来之笔也。有文献之佐证，有历史之考证，有科学之验证，有逻辑之辩证，有心性之体证。此五证，吾所强调者，刘强斯著，作为一部平常讲论之作，竟尔能五者皆备，真乃难能而可贵也。由斯亦可见我中华文运，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

——林安梧（台湾慈济大学教授）

研究《论语》的书已经很多了。刘强的这本《论语新识》虽然晚出，但是正因为晚出，反而能够做到集大成。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是把它放在案头的，某种程度上，我是把它当作一种工具书来使用的。因为在相关的章句解释上，他是通过诸多资料的收集和比较，最终得出中肯而可信的结论。

——鲍鹏山（上海开放大学教授）

刘强先生的《论语新识》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在《论语》研读方面的收获。刘强先生有通识，有因应时代的思考，故这本书读来亲切感人。在人们为孔子争论百年之久后，刘强先生恢复了孔子时代儒的含义，展示了一个有责任感的现代知识人的精神气象。

——余世存（著名作家、学者）

《论语》需要用生命去贴近、去理解、去解读。不佞读《论语》有年，自然也有自己的一些心得，所幸在《论语新识》中得到印证，正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感。尽管并不是所有的诠释都百分之百同意，但我还是觉得，刘强教授的《新识》可以作为初学入门者的津梁，也可以作为研究者进一步思考、讨论的基石。

——宋立林（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什么是圣人？《论语》为什么被称为中国人必读的第一书？在当代，儒学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对于这些耳熟能详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答案，可在日常生活中，追问起来，却常常有“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迷惑。

“百家讲坛”嘉宾刘强教授的《论语新识》着重于一个“新”字，力图将《论语》从中国文化的血脉当中、从人伦道德谱系当中、从人们的生活当中激活而出，焕发其蓬勃光大、可信可爱的生命力来。现如今，许多人对儒学和孔子还有误解，《论语新识》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还它们本来的面目，重新发现孔子，守住儒学根脉。孔子之所以为圣人，并不在于他的博学多能，而是在于他对滋养自己的文化有一种信念；儒学的最终目标是要解决人生的种种问题，它是一种可以躬行的生命学问，而非迂腐不化的教条规则。这些，都需要通过激发《论语》的慧命才能够彰显。

怎样激活《论语》的慧命？《论语新识》在追求文本细读、吃透元典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体证提出了一条新鲜的诠释路径：以心灵史、精神史学、思想史乃至人类学的方法为奥援，再现孔门师生求学问道的历史现场，从而呈现《论语》的悦乐属性。

《论语新识》注重对《论语》文献知识和价值体系的尊重、阐发，力求延续和彰显儒家精神，这是跨越了千年的回响，是超越时空的灵魂共振。从这个角度而言，刘强的《论语新识》可以称为是当代诠释《论语》扎实又具有生命活力的一个注本。

阅读《论语》本就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

书摘——学而时习之

1.1?子①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②？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③？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④？”

【新注】①子：古时对男子的尊称。《论语》中特指孔子。　②学：觉也，效也。时：按时，时常。习：实习，践行。说（yuè）：同“悦”，喜悦。　③朋：朋友。这里指来学之弟子。《礼记》郑玄注：“同门曰朋，同志曰友。”乐，快乐。④愠（yùn）：恼怒，生气。《论语》中君子有二义：一指有位者，一指成德者。这里取第二义。

【新译】

孔子说：“学了知识和道理，并能时时实习和践行，不也很愉悦吗？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相与切磋和讲习，不也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我并不恼怒生气，不也是君子应有的修养吗？”

【新识】

此乃《论语》开篇第一章，实为全书总纲。孔子之学，无远弗届，若得登堂入室，其必由学。孔子之学，既是悦乐之学，关乎生命之总体幸福；又是君子之学，关乎进德修业之内在超越。

“学而时习之”，当是“学习”一词的来处。“学”有二义：一为“觉”；良知善性，本心自具，启发觉悟，非学莫办，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一为“效”；模仿效法，乃一切学问之始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习”，繁体字写作“習”，是一会意字，《说文解字》（本书以下称《说文》）称：“习，数飞也。”又《礼记·月令》：“季夏之月……鹰乃学习。”元戴侗《六书故·动物》：“习，鸟肄飞也。……引之则凡数数扇阖者，皆谓之习。”西晋诗人左思《咏史》诗云：“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据此可知，“习”之本义为“飞翔”，这里引申为对所闻之知与所明之理的躬行实践，即学以致用、学而不厌、反复不已、自强不息之意，并非通常所谓对所学知识的机械式“温习”和“复习”。

如说“学”乃关乎“知”，“习”则关乎“行”。故孔子此言，又可理解为：“知而能行之，不亦说乎！”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在此已见端倪。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一体，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卷上）换言之，行其所知，才是真知，否则不过是“纸上谈兵”的“见闻之知”和“记问之学”罢了。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曾名“知行”，后改为“行知”，盖亦深忧一般学者重求知而轻践行之弊也。“学”之不难，“行”之不易，知而能行，知行合一，才是真学问，方得大愉悦，才能好学而不厌，乐此而不疲。

可惜今人不解圣意，以为“学”乃纯为求知，“习”即反复“温习”，抽离了学问本身所蕴含的学在己身、道在行中的实践意义，故而使学习过程偏重于“记问”“作业”，使学习目的执着于“考试”“求职”，求知与行道两不相关，自然失去学习的快乐。今之学童“苦学”日久，由“厌学”以至于“废学”，甚至高考前撕书烧书，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陆游诗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其斯之谓欤！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朋”二字，古本亦有作“朋友”“友朋”者，均可通。“朋友”二字可拆开解，如旧注云：“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又《礼记·曲礼上》：“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故此“朋”字，可作慕名来学的“朋辈”“同侪”解，犹今所谓“同窗共学”之学友。何以“有朋自远方来”而能“乐”之？其“乐”何来？窃以为其乐有三。朋友或师弟子之关系，不同于血缘亲族，前者以道义合，后者以亲情合；有朋自远方来，足证“德不孤，必有邻”，此一乐也。古代交通不便，“道阻且长”，必是近者先悦，而后远者始来，孔子门下弟子三千，通六艺者七十馀，正孟子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此二乐也。又《礼记·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同道问学，贵在切磋琢磨，疑义与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不如此则不能“博文约礼”，“下学上达”，此三乐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前两句谈学习、朋友之道，此句则话锋一转，专论君子修道成德之境界。“君子”一词，本指“君王之子”，即在位有爵之人；孔子则赋予“君子”以道德内涵，使“君子”成为一高于世俗爵位之理想人格。《尚书》所谓“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更是彻底消解了“君子”的政治意味，而成为道德人格之高标懿范。故孔子之学，亦可谓君子之学。是君子则必须修身，欲修身则必先修心。“不愠”，不是勉力为之的“喜怒不形于色”，而是一心性修养的工夫和境界，与颜回的“不迁怒”差可仿佛，其最高境界也即夫子六十岁达到的“耳顺”之境。“不愠”，正是在“君子之道”上反复“时习之”的必然结果。

进而言之，“人不知而不愠”，乃点明人我关系之互相对待，首先要讲“恕”道。孔子崇尚“为己之学”，为己之学但求在己，不欲人知，不假外求。他人不知，丝毫不妨碍自己之精进，自己不知他人，则须扪心自问。故本篇末章孔子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此类表述《论语》中反复出现，无非告诫世人，在处理人我关系时，要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则，互为表里，如出一辙。孔子之所以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关键处在此。其次，“人不知而不愠”亦暗示人我关系更要讲“中道”。《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愠”者，怒也；“不愠”即“不怒”。怒是人类情欲之极端表现，“人不知”而“我不愠”，正是情感表达“发而皆中节”之“中和”状态，故亦合乎“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这是君子人格修养工夫的难得境界。

今按：本章三句看似了不相关，实则牵一发动全身。《周易·象传》云：“君子以朋友讲习。”正好可把这三句贯穿起来。盖君子之道，其必由学，“学而时习”，即“博学”而“笃行”，唯有学在己身，知行合一，方可进德修业，成为君子。君子成德之后，必有影响，含章内映，潜德流光，故能引来朋辈同道，相与切磋，讲习不倦。又因人之求学，资质各异，进路不同，浅深有别，故君子面对质疑、误解、非议甚至毁谤时，要能坦然临之，淡然处之，焕然释之。“人不知而不愠”，实即是从消极一面承接和回应“学而时习”之“悦”与“有朋远来”之“乐”。

今按：孔子此言，放在学校“开学典礼”上致辞最佳，第一句谈“乐学”，颇有“励志”之效；二句谈“乐教”，隐含“自勉”之意；三句谈“乐道”，便是“成德”之境。良师循循善诱如此，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又，从“悦”“乐”到“不愠”，无不关涉人之情感与心性，故孔子之学，不妨谓之“生命悦乐之学”。有了这份悦乐，人才能心安理得，安身立命，允执厥中，与时偕行。

选自刘强《论语新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