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玉先生采用“三证合一”的论证方法，将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与实际天象三者紧密结合，整理、分析数十件王年、月序、月相、日干支俱全的西周铜器铭文，利用十项“铜器历日研究条例”规则，以“月相定点”为核心理论，一一落实这些铜器记载的绝对纪年。针对自西汉刘歆以来及至“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种种结论，作者指出“二重证据法”的不足及“月相四分”的失误，在强调“月相定点”的基础上，考证出西周的王序和王年，对考古界和历史研究界的断代既有补充，也有纠正。

张闻玉，1941年生，四川巴中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周年代学研究，师从张汝舟先生，又向金景芳先生学《易》。学术研究涉及古代汉语、夏商周文史、古代天文历法以及周易之学。治学严谨，强调文献、器物与天象“三证合一”。其关于西周年代学的考证，尤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赞誉。代表作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西周王年论稿》《铜器历日研究》《古代天文历法讲座》《西周纪年研究》《夏商周三代纪年》《夏商周三代事略》等。

我所了解的张闻玉先生(新版代序)/刘国忠... 001

序一 /王宇信 ... 005

序二 /常金仓 ... 009

关于书名的说明 ... 015

前 言 ... 019

绪论 ... 001

第一编 铜器历日研究的有关问题 ... 003

一、说推步 ... 004

二、求天象 ... 009

三、释月相 ... 016

四、考建正 ... 023

第二编 铜器历日研究条例 ... 027

一、辰为朔日例 ... 029

二、两器同年例 ... 034

三、似误不误例 ... 036

四、两器矛盾例 ... 037

五、上下贯通例 ... 040

六、再失闰例 ... 042

七、器铭自误例 ... 044

八、既生霸为既死霸例 ... 046

九、丁亥为亥日例 ... 048

十、庚寅为寅日例 ... 051

第三编 铜器历日的具体讨论 ... 055

一、关于 进方鼎 ... 056

二、关于小盂鼎 ... 066

三、关于虎簋盖 ... 075

四、关于晋侯苏钟 ... 081

五、关于善夫山鼎 ... 102

六、关于师虎簋 ... 105

七、关于曶鼎 ... 113

八、关于士山盘 ... 134

九、关于成钟 ... 142

十、关于吴虎鼎 ... 147

十一、再谈吴虎鼎 ... 157

十二、关于鲜簋 ... 163

十三、关于虞侯政壶 ... 170

十四、关于子犯和钟 ... 174

十五、关于王子午鼎 ... 188

第四编 铜器历日与西周王年 ... 193

一、西周铜器历日中的断代问题 ... 194

二、西周金文“初吉”之研究 ... 219

三、再谈金文之“初吉” ... 232

四、西周七铜器历日的推算及断代 ... 238

五、?簋及穆王年代 ... 254

六、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 ... 262

七、畯簋与西周王年 ... 286

八、伯吕父盨的王年 ... 304

九、《乘盨》历日与厉王纪年 ... 308

十、眉县新出铜器与宣王纪年 ... 334

第五编 西周王年足徵 ... 345

附 录

西周年代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评张闻玉教授《铜器历日研究》 /张新民 ... 381

我与张闻玉教授 / 韩祖伦 ... 393

后 记 ... 398

新版后记 ... 402

我与张闻玉教授

韩祖伦

大约是2002年左右，我正利用业余时间，孜孜于对金文的入门研究。当时最感艰难的便是青铜器铭文中的月相与历法，一则是我于古代天文历法没有基础，纯粹是个白丁；再则是所读当今古史和古文字学界专家的大著中，论及的历术推演异说纷呈莫衷一是，使我这个门外汉如坠雾中。于是便尽力搜集有关论著期望有所寸进，张闻玉先生的大著?铜器历日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我的视野。展读之下，顿觉耳目一新并为之深深折服，但实事求是说，还有许多知识我难以消化，需要进一步请教。为此，我煞费苦心地打听先生的信息，并多次漫无目标地打电话到贵州大学中文系，期望能与他取得联系。终于，在贵州大学中文系老师的热心帮助下，获知张闻玉先生已经退休，但仍然授课，于是，便冒昧给先生写了封信请中文系转呈，当时心中是惴惴的。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时隔不到半月，我竟然收到了先生寄赠的专著?西周王年论稿?，我向先生问学的这份情谊自此开始。

通过对?铜器历日研究??西周王年论稿??历史年代与历术推演?等专著的研读，从个人角度客观地说，先生承继其先师张汝舟教授的历术真知并发扬光大，以破解的?史记历术甲子篇?为基础，穷二十年精力归纳成有严密科学依据且不涉奥玄的“历术推演”体系，并由此而发为?铜器历日研究条例?，其成果能为大多数涉足此道的人所掌握和解决实际问题，这无疑是先生对西周年代学研究的重要贡献。所谓客观，我是这样理解的，设若他的理论是并不成熟的一家之言，公之于如此众多的专家学者面前，必有疏漏或谬误之处可供批驳甚至否定；事实上，他的?西周王年论稿?出版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的1996年，?铜器历日研究?出版于“工程”进展的1999年。在如此关键时段内，在国内外专家的高度注视下，至今无人能持论有据地否定他的研究方法及所出结论，这足以说明他的研究体系的根基是坚实的。愚以为先生的体系切实做到了文献(纸上材料)、考古(地下材料)、天象(天上材料)的“三证合一”，应该是西周年代学研究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毋庸讳言，张老师在西周纪年上的研究结论，有些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不同。这表明古天文历法之学相当艰深，学术争论是正常现象，有争论才有进步。正因为如此，尽管“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验收已经多年，但“工程”阶段性结论的许多方面，学术争论至今未有间断。可以说明争论必要性的是，在此期间又新出土了多件有月相和纪年铭文的有价值的西周青铜器，对“工程”结论进行了检视。用“工程”所采用的对西周月相纪年铭文的理解进行释读，仍然有数器不能谐调。就连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也坦言，“工程”中对西周纪年铭文青铜器的排谱，许多地方确实还有进一步修正的必要。

2010年先生领衔的新著?西周纪年研究?出版，其中关于“月相定点说”“文献、青铜器铭文、天象‘三证合一’”“周武王克商年份”，“西周中期王序”等重要学术观点，有了更为深入的申论和阐发，持论有据，没有游移，历经争论而愈益鲜明，显示了先生充盈的学术底气。诚如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家、资深甲骨学研究专家杨升南先生所评价:“此书将作者多年研究的关于西周年历问题的精粹都汇于一编，极大地方便读者。对西周纪年的研究自成一家之言，论证坚实，具极高的学术价值，是西周纪年研究学术领域里难得的佳作，当大有益于学术界，大有益于西周年代学的研究。”

有幸拜识先生以来，他陆续寄赠给我?西周王年论稿??语文语法刍议??古音学基础??古代天文历法讲座??汉字解读??辛巳文存??历史年代与历术推演??西周纪年研究??辛卯文汇??张闻玉文集(小学卷)??张闻玉文集(天文历法卷)??张闻玉文集(文学卷)??夏商周三代事略??周易正读?等十几种专著，我惊叹于先生学问的渊博和治学的勤奋，诚如贵州省文史馆馆长顾久先生为?语文语法刍议?所写序言中概括的:“通声韵、精训诂、明语法，其中国古天文历法研究，尤获盛誉。”我想还应该再补充一句:深研?易?学。这大体勾勒出先生的治学体系范围。其中，2010年先生的?湖南道县石像群之解读?大作值得专提一笔。道县石像群自发现以来就以其庞大的规模受到了考古界、史学界的关注，许多专家学者撰文解读，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认为这是史前的一处大型祭祀遗址，至于进一步具体剖析，则观点颇不统一。先生结合史前传说、文献史料、民族和民俗知识、历代学者的考证与记载等多方面资料，推论石像群最早应由舜的兄弟象所造，以及象的感化和弃恶从善，结合苗族的迁徙历程述说了苗族与象之间的关系。先生胸罗宏富，此文贯通文史哲等多个学术领域，持论有据，匡正了一些不确的记载和传闻，逻辑严密，撰文举重若轻，让我深深领略了先生的学术底蕴。故而每向先生请教学问，我的敬重之情便不能不溢于言表。而先生却总是淡淡地说，读书人，也就是读书、教书、写书，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2011年8月份，我趁旅游的机会去贵州，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拜会先生。我是由广西转道贵州的，先生获知后，每天用短信询问我的行程宿止，令我非常感动。到达贵阳那天，由于集体活动安排的仓促，我无法准时在约定的晚饭时间赶到花溪，我多次电话告请先生不要等我，然而当我延误了四十多分钟赶到时，等候的竟然是满座的高朋，其中有两位北京的贵客在匆匆半小时的用餐后便赶奔机场，这情景令我深感不安。这次贵阳的晤面，是我不能忘怀的。

一晃，拜识先生将近二十年了，此间凡是我所请教，先生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举凡金文历术推演、铜器铭文解读、西周昭穆制度、读?易?解经、说文解字、古汉语字词乃至诗词格律无不尽述，甚至他还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拙文，并热心地为拙文推介刊物，作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后学和求教者，先生对我的拳拳之意岂止是授业解惑，而我所受到的沾溉，又何止是先生的学问。所不安者，由于天性愚钝，先生所赐学问竟不能得其什一，这是我至今感到惭愧的。我保留了2006—2012年间我向先生请教和先生赐教的电子邮件一万余字，此外是更多的微信留言。这些文字，是我此生温馨的记忆和珍贵的精神财富。先生以近六十年对国学的坚守，成就了他的高度并育成桃李无数，适逢先生八十华诞，谨将心中的敬意和感恩形诸笔端，愿先生年寿如吉金乐石，学术如苍松翠柏!

2020年4月2日

作者简介:

韩祖伦，古文字、印学、书法篆刻研究学者，目前在上海担任地方志编纂工作。2013—2018年担任?印学研究?(山东省博物馆主办)副主编。在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秦俑博物馆、?中国文字研究??秦文化论丛??印学研究??中国简帛学刊??中国书法??篆刻??书法赏评?等单位和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传统的天文历法体系自有渊源，虽有因革，但仍一脉相承。不能认为夏、商的历法与周代历法大相径庭，有根本不同之处。细读张闻玉先生的著作，使我加强了这样的信心。

——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李学勤

在考求王年的同时，凡涉及西周一代有关历日的铜器，作者都有自己的考辨。铜器年代得以明确，又映证了王年的不误。这对铜器断代的研究，无疑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像对小盂鼎、曶鼎、善夫山鼎、鲜簋等都有专文加以考证，根据铜器铭文的历日以断其时代，突破已有的成说，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先秦史专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长 杨升南

现在出版的《铜器历日研究》是继郭（沫若）、陈（梦家）等前辈学者的研究之后产生的关于铜器断代的新成果。有些很精于天文历算的学者似乎对“定点说”抱有戒心，因为他们知道月相有时候并不像“定点说”所说的那样分明，对于古人来说就更是如此，因此又感到“四分说”或有部分合理性。张闻玉先生和他的老师是坚定的“定点说”者，这种为探索真理不避艰难的态度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著名历史学家、周代礼学研究专家 常金仓

《铜器历日研究》一书，是青铜器断代研究的一部重要成果。本书论证严密，科学性强，“三证法”(历日、天象、文献)的铜器研究，为先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时代确切的史料，并为西周年代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因而本书的面世，对国家“九五”重点攻关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也是一项重要的贡献。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 王宇信

共和元年（公元前841）之前西周社会的王序与王年，到底是怎样的？西周青铜器上王年、月序、月相、日干支俱全的铭文给我们以怎样的启示？铜器铭文上的历日就是铜器铸造的年份吗？武王伐纣到底在哪一年？西周中期的各王排序是共、懿、孝、夷，还是共、孝、懿、夷？厉王在位到底多少年？汉刘歆《三统历》、王国维《生霸死霸考》给后世的铜器历日研究造成怎样的误导？小盂鼎、虎簋盖、晋侯苏钟、善夫山鼎、师虎簋、曶鼎、士山盘、成钟、吴虎鼎、鲜簋、虞侯政壶、子犯和钟、王子午鼎、?簋、畯簋、伯吕父盨、乘盨……对这些铜器铭文的历日，董作宾、陈梦家、容庚、郭沫若、吴其昌、李学勤等专家的论断是准确的吗？本书将一一揭晓答案，如传统的观点认为武王克商是在公元前1046年，而作者考证是在公元前1106年；又如，传统观点认为西周中期的各王排序是共、懿、孝、夷，而作者推演的各王排序则是共、孝、懿、夷，张闻玉先生推演出不同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的西周王年世系。

前 言

张闻玉

1985年冬，应陈连庆教授邀请，我在东北师大历史系给古代史研究生讲历法。几位老先生要我结合铜器断代讲一讲历术的应用，逼得我将西周铜器历日做了一番清理。

我工作的第一步，是将有历日的西周铜器借助历朔的排比贯穿起来，分成若干铜器组。在这个基础上，第二步利用合天的历谱，结合文献记载，弄清了西周十二王的在位年数。 第三步，将似是无法贯穿的少数铜器加以重点研究，得出了铜器历日研究的几个特殊条例———变例(以区别于合谱的正例)。这样，记有王年、月、月相、日干支四全的五十余件铜器铭文就一一系于西周王年。最后的一步工作是将无年而有月、月相、日干支的九十余器系于王年。其中，成康无年器，我参考了郭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以下简称?大系?)的断代；几件列入昭王的无年器，我采用了唐兰先生的意见。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出土的器物，我都尽可能查出发掘简报或考释文字，借以确定王年。

我的工作的特点是以铜器历日校比实际天象为主要手段进行断代，这就与现行的断代方法有所不同。现今普遍使用的标准器比较断代法，主要依据器物的形制、文体、人名诸项进行考释。其结果只能是粗疏的，停留于一个大致如此的阶段。在这种粗疏的结论上研究西周历史，研究者本身未必就心中踏实，产生的疑问是可以想见的。如果我们轻视铜器历日的作用，等于是舍弃准确的结论不用，继续采用那原始的耕耘方法而怡然自乐——这就是当今铜器断代的现状。

为什么标准器比较法的断代只能得出一个粗疏的结论?从研究者们的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中本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

就铜器的形制说，铸匠非此一家，非铸于一时，自不可一概而论。其中有纵的关系，一个模式或代代相传、遗范数世，或后人仿制改造，既有超迈前人者，亦有效颦之作。还有同一时代的横的关系，各地制器风格不同，各家铸匠工艺不一，形制岂能划一?如此等等，岂可以形制定王世?如全瓦纹环耳簋这种形制，有人认为是昭穆时代的流行式，不得晚于共世，所以断师虎簋为共王器。又，无 簋与师虎簋的形制一模一样，?大系?据簋铭定为厉王器，陈梦家先生?断代?据“王征南夷”定为昭王器。如果考以实际天象，无 簋历日与公元前829年即共和十三年实际天象吻合。当定为共和器。知共和年间亦有征南夷之举。足见全瓦纹环耳簋这种形制到西周晚期还盛行着。又如方彝，殷末周初就大量使用，一般认为可以晚至懿世。而20世纪70年代随县出土的曾国方彝说明，方彝在春秋前期还在制作。盛冬铃先生说:“用图象学的方法研究铜器的形制、花纹，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并排比成系列，这固然也能通过各个铜器在系列中的位置而估定其时代，但这种估计往往也是相对的。” 如果拘于形制，三十七年善夫山鼎“其造型和纹饰，与毛公鼎相类”， 十七年此鼎“造型、纹饰是厉宣时代流行的型式”， 似乎只有断在厉宣时代了。而器铭历日咸与厉宣十七年或三十七年天象不合，此鼎历日恰是穆王十七年天象，善夫山鼎历日恰是穆王三十七年天象。这难道是私意的安排?我们不得以实际天象曲就形制，应将善夫山鼎历日归入穆世。 此鼎铭有“王在周康宫宫”，唐兰氏认为宫即夷王庙。果如此，历日当是“既死霸己卯”才合厉王十七年天象，得用变例解说。信“既生霸乙卯”仍当视为穆世历日。

就铜器的文字来说，变化的可能性更小。一两百年内文字也难有重大改变。同一时代的制器，铭文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字体的差别是必然的。如1963年武功县发现的师簋两盖，铭文内容全同，但顶面花纹不同，两器的字划大小风格大有差异。不同时代的制器，铭文的字体又可能是相似的、相近的。盛冬铃先生说:“至于探讨铭文形式上的特点，如字形的演变、字体的作风，行款的布置，文辞的格式乃至某些特殊词语的使用，等等，指明其时代印记，无疑也是断代研究的重要着眼点，但据此断代，仍只能分若干时期，难以准确到各个王世。” 文字形体的相对稳定与文字形体的个人风格，给据此断代造成困难。并非字体相同或相近的器就可轻易地断为同一王世。如果拘于字体，番匊生壶与克鼎、毛公鼎、 攸从鼎、颂壶等器，铭文中间有横竖界格，似是相同，当断为厉王器，而番匊生壶历日与厉王或宣王二十六年绝不相合，恰又合成王二十六年实际天象。我们只能就历日合天象，视为记成王事。

就铜器的人名来说，盛冬铃先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重要的是对人名的正确判断。同人异名，异人同名，区分实难。严格说，人名仅能提供一个线索，如果使用不当，宽严皆误，结论必不可靠。“如井伯、益公、荣伯、井叔等称号并非一人所专有，各器所见未必是同一人，或在例外。” 如伯克壶，?大系?说:“伯克与克钟、克盨、克鼎等克当系一人。”其实，克钟、克盨是宣王器，伯克壶历日只合穆王十六年(前991年)实际天象。如果用特殊条例(变例)解说，乙未为己未之误(形近而误)，伯克壶历日可合昭王二十六年实际天象:七月己未朔。又，裘卫四器，多以为二十七年记初受册封，时代较他三器为早，定卫簋为穆王器(?简报?，盛冬铃)，或定为共工器(李学勤)。其实，卫簋历日合厉王二十七年实际天象，九年卫鼎与懿王九年天象吻合。三年卫盉、五祀卫鼎当用变例断为夷王器方合。裘卫究竟是一人，还是父子两代?解释是可以不同的。

毋庸讳言，以历日天象为主要手段进行断代也不是丝毫没有问题。由于历朔以31年为一个周期，每31年月日干支又重现一次。西周一代330多年，任何一个无王年的月日干支均有十个年头可合。如果王年明确，凡有王年、月、月相、日干支四全的铜器，一般都有确定的位置。只共王与宣王的年、月、日干支同。共王元年(前951年)至宣王元年(前827年)，计124年，正经历四个月朔周期，所以共王器历日亦合宣王元年的天象。师虎簋定宣王，或定共王，历象不误，其理于此。我们说，以历日天象为主要手段，并不排斥以形制、字体、人名、史事等作为辅助手段进行铜器断代。

又因为有误字、夺字等变例，常有一个铜器历日，既合正例(即实际天象)又合变例的情况。如伯克壶历日，正例合穆王，变例合昭王；走簋、望簋、此鼎历日，正例合穆王，变例合厉王。我在这里虽以实际天象为据系入王年，仍感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这当然还有待于大量铜器的出土，相互勘比，才有最后的结论。

我以上述的想法求教于陈连庆先生。陈先生六月十九日函示云:“铜器中的文字形体、历史事件、人物名称，乃至铜器的形制花纹，对于铜器断代都有用处，但这种作用不宜评价过高，一般只是起相对的作用，而不是起绝对的作用。需要把这些因素集合起来，得出的结论，往往虽不中亦不远矣。历法问题，如果推算无误，当然起重要作用，对于断代十分有用。但是西周列王年代目前仍无十分有把握的结论，众说纷纭，把以上有利于断代的方法，全部否定，尚非其时。而且用历法断代也需要其他条件，互相配合，才能更有说服力。”陈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总之，铜器断代的方法可以不同，但结论只能是一个。经过对西周一代铜器历日的全面研究，可以说，除非是历日本身夺误，以历日勘合天象为主要手段，再辅以形制、人名、史事进行断代，应是准确可靠的方法。

1986年6月于吉林大学4舍403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