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後記
彭林
一、
4月22日，我在家翻找資料時，無意中發現一張夾在書里的剪報，是來新夏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説説“大一國文”》，副標題是“兼説《論孟一臠》”。剪報的邊上有我當時手寫的文章出處：“《文匯讀書周報》2013.9.6。”算來已是將近九年前的事了。所謂“大一國文”，是爲大學一年級學生開設的國文課，各校都有，稀松平常，乏善可陳。來先生此文説的是當年他在輔仁大學上這門課的情況：
輔仁大學對“大一國文”似乎比其他學校重視得多，認真遴選一部分有學問的中年講師任教，如啓功、余遜、柴德賡和周祖謨等都承擔過這門課，校長陳垣先生親自主持，共同研究選文，自編鉛排綫裝教材。
令來先生“特別印象深刻”的，是附在該課教材之後的《論孟一臠》，內容是從《論語》《孟子》中各挑選二十二章，獨立成編。來先生説，“《論孟一臠》是輔仁大一國文的特色，爲其他大學所編教材所無”，篇名爲陳援庵先生所定。鼎，乃是用於調味之器。古人稱大塊之肉爲胾，稱切成片者爲臠。《呂覽·察今》云:“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以所選之文喻一臠，嘗之，則鼎肉之味、之調，盡皆知矣。《論語》將近五百章，《孟子》字數又數倍之，援庵先生從中挑選的四十四章，必是反復斟酌，最能代表《論》《孟》精義者。來先生解釋此“一臠”選擇的旨趣：
其中很多似熟非熟的名篇如《論語》中的《子禽問於子貢曰》講子貢論孔子温良恭儉讓的品格，《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講孔子答子貢士的三等標準，《長沮桀溺耦而耕》和《子路從而後》兩章都講孔子其人。《孟子》中的《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與《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都是人們常引用的篇章，《君子所以異於人者》是孟子論君子的標準，可與《論語》中的《何如斯可謂之士矣》比讀研究，《無或乎王之不知也》知一曝十寒之典源，《盆成括仕於齊》是孟子論“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的人的必死之理。這些都是《論》《孟》中必讀之篇。
可見，“一臠”所要體現的是君子品格、君子風範與君子之道，這正是孔孟的精髓所在，也是最能震懾人心之處。
讀來文至此，大爲感嘆，對援庵先生的認知更加全面。前賢讀書，首重氣節。北平淪陷後，援庵先生主持的輔仁大學爲德國教會所辦，雖未南遷，而先生秉持民族大義，拒絶出任僞職；作爲史家，他作《通鑑胡注表微》，借胡三省的《資治通鑒注》，表達對國家淪亡之痛。先生並以節操警示師生，一次，學校舉行運動會，先生站在主席台上，大聲引用《禮記?射義》之語：古代的運動會，有三種人不能參加，“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先生“把不能保衛國家、不能抗禦敵人入侵的將軍，亡國後在敵僞政權任職的官員，以及爲了個人目的而認賊作父的人，都排斥在人民生活之外。這是對逃跑將軍和漢奸的嚴正斥責，也是對學生們進行的愛國主義教育”。 今日讀之，先生的凜然正氣猶如在前。平素先生教育學生，是否亦貫穿秉持立德樹人的理念？以往很少瞭解。今讀《論孟一臠》，涣然冰釋，所選各章，直擊人心，故來先生説，“離開大學幾十年，‘大一國文’里的其他古文篇目已經記憶不清，唯獨對《論孟一臠》猶念念不忘，若干小段還能背誦”，可見已影響其一生，正可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至此，不禁勾起我與《論語》《孟子》結緣的一些往事的回憶，因歷史背景特殊，故所言多出今人想象，故借此機會一一道來，與讀者諸君分享。
我上小學時，隔壁教室牆上貼着“三人行必有我師矣”的孔子語録，因“矣”字不識，故印象很深。是爲生平接觸《論語》之始。在初三的語文課上，學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章，是爲生平接觸《孟子》之始。
1966年，“文革”亂起，無處讀書，亦無書可讀。始料未及的是，恰恰是在這一環境下，我得以與《論》《孟》結緣。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運動連綿不斷，不少人遭遇無妄之災，一夜之間變成“專政對象”；我亦未幸免，被捲入某個假案，一時失去自由，單位的大字報欄里要我“老實交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負隅頑抗，死路一條”的大標語觸目皆是，甚至貼到了我寢室的房門兩側，周圍之人皆側目而視，不敢與我多説一句話。壓力之大，若非親身經歷，殊難想象。有好幾位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學，因不堪重壓而走上輕生之路。我居然能挺住的原因，是從大字報上看到有人傳抄的毛澤東與毛遠新的一次談話，毛澤東引用《孟子?告子下》中如下的一段話，勉勵其侄子要經得起磨煉：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這段話排比句式的文字，列舉人在心靈上、肌體上、行事上遭遇的各種艱難困苦，氣勢雄渾，層層推進，最後的落腳點是説，天在磨礪你，故要“曾益其所不能”。這令我大爲震驚：人生的種種不幸，原來可以這樣解讀！如此一想，有如醍醐灌頂，精神隨之解脫，壓力盡皆釋放！我對《孟子》的敬意由此升發。或許有人會説，這是精神勝利法。但於我而言，確實真真切切地體悟到了人需要精神支柱的道理。
我與《論語》的結緣，則是源於70年代的那場“批林批孔”運動。在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之後，舉國批林，我至今不明白，爲何要將批林與批孔捆綁？記得某日所有報刊的頭版都刊登新華社的通稿，文中引用的天津寶坻縣小靳莊的貧下中農的話：“林彪、孔老二都是一樣的，都是要復辟奴隸制！”成爲全國人民耳熟能詳的名言。於是人人口誅筆伐，每個單位都開設“大批判專欄”。那年頭，凡俗百姓讀過《論語》的有幾人？天下文章一大抄，所謂大批判文章，幾乎都是從報紙上抄來的。始料未及的是，我無意中覓得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一書，偷偷讀完之後，發現許多耳熟能詳的格言都出自此，如“學而時習之”“吾日三省吾身”“爲政以德”“温故而知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見義不爲，無勇也”“朝聞道，夕死可矣”“見賢思齊”“德不孤，必有鄰”等等，不勝枚舉，這令我驚訝無比，遂冒着風險，將《論語》白文全部抄録，裝訂成冊，偷偷珍藏，時時翻閱。“文革”後，我專門到中華書局買了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因爲它於我有特殊意義。
80年代初，我做研究生時，“批孔”的影響遠未肅清，對於儒學與孔子，許多人諱莫如深，而業師趙奉生先生旗幟鮮明地發表文章褒揚孔子。學生會請他講演，他贊美孔子激情有加，認爲孔學既是古代學術與文化的頂峰，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珍貴思想資源。他對社會上盛行的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深感憂慮，認爲孔子思想正可以消除這些弊端。我在台下聽着，着實爲他捏一把汗。這些文章後來結集爲《孔學新論》一書，對我的儒學觀的形成，影響甚大。在學期間，《論語》在我，既是學業依憑，亦是人生導師。博士畢業後，我請奉生業師題詞訓誡。先生題了兩幅，其中之一，便是《論語?述而》“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語，作爲對我在學業上的期待，我小心護持至今。
2007年，時任清華歷史系系主任的李伯重先生提出，對學生的培養，應該注重基本的文化素養；以後連《論語》《孟子》都没有讀過的學生，不可以獲得歷史系的學位。爲此，他建議我開一門課。我非常認同他的看法，並接受了他的建議。2008年秋季學期，我爲人文學院文科實驗班的40位本科生開了“《四書》講論”課，每週四學時，是一年的教學量，但放在一學期內講。大概是當時國內大學鮮有開設《四書》課的，《光明日報》記者來採訪並做了報道。不料，此事被誤傳爲“清華大學將《四書》作爲全校學生的必修課”，引起軒然大波，一時佔據全國新聞熱點排行榜的第六位，我曾接到美國、新加坡、台灣、香港等地朋友詢問的電話。《論》《孟》緊貼人生與社會，説理深刻，語言精辟，不僅能滋養、潤澤心田，而且能樹立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故很受歡迎。梁任公先生説“《論語》如飯”“《孟子》如藥”，我深以爲然。在最後一堂課上我問學生：“哪位同學能告訴我，《論語》《孟子》中有哪句話是教你學壞的？”我是暗指當年的大批判把《論語》説成“大毒草”，結果所有同學都會心地笑了。
當年，援庵先生用《論》《孟》引導弟子成就君子風範，成效卓著。今日能整本背誦《論》《孟》者不在少數，可是毫無氣象，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究其緣由，是教師、學生誤將《論》《孟》與唐詩、宋詞並列，視爲行文寫作的“材料”，而無立德的意識與願望。數十年以來，學術界始終出不來經史大家，又何足怪哉？
二
7月8日中午11點15分，香港教育大學國學中心鄧立光教授駕鶴西去，享年64歲。噩耗傳來，驚愕萬分，潸然淚下，往事歷歷，如在眼前。
立光先生是廣東三水人，1959年生於北婆羅洲（沙巴）；香港大學中文系學士、碩士、博士，在香港新亞研究所師從著名學者牟宗三先生，長於《易》學研究，著有《陳乾初研究》《象數易鏡原》《周易象數義理發微》（附《五行探原》）《中國哲學與文化復興詮論》等。香港回歸之前，我與立光就在北京的學術會議上認識，但交往不深。令我瞭解他高尚人品的，是我第一次去臺灣的經歷。當時兩岸尚未開通直航，從北京去臺灣，要先飛香港，到港島的中華旅行社换取赴臺通行證，方能登上飛臺北的航班。其時正在上海的林慶彰先生與我約定，在香港機場會合，然後同機前往臺北。從北京出發前，我將行程告知立光，期待回京時在香港一聚。始料未及的是，出行之日，香港突發雷暴天氣，颳了九號風球。我的航班到達香港機場後，在萬米高空盤旋一小時後才降落。而林慶彰在上海的航班無法起飛。在我孤身一人步出機場後，頓覺絶望無比：我不會説粤語，對香港交通不熟悉，到港之後住哪裡，次日怎麼去找中華旅行社？千萬意料之外，立光出現在我面前！他見當日天氣驟變，想到我面臨的囧局，決定接機，並爲我定好了酒店。出租車到酒店附近時，風雨交加，立光盡量將雨傘爲我遮雨，儘管如此，我的褲子大半截都濕了，鞋子里灌滿了水，立光的情況可想而知。他不顧渾身透濕，到前臺辦妥入住手續，把我安排好，因其夫人次日一早要出差，要盡快回家，轉身消失在風雨如磐的夜色之中。次日一早，立光來酒店接我去中華旅行社辦證，用過午餐後，又送我去機場。我過候機閘口後，向他揮手道别，心頭温暖無比，感慨萬千，我與他並無深交，而他古道熱腸，急人所難，施以援手，事後亦從不向任何人提及此事，其品性之醇正、樸厚，我五內俱銘。
此後，隨着交往的增多，彼此的瞭解不斷加深。立光先生憂心於國學的式微，矢志爲國學的再度發皇而奮鬥。2015年，立光先生任香港中文大學國學中心主任，我曾專程前往參加揭牌儀式。其後，受聘爲香港馮燊均國學教育基金會理事，負責聯繫內地有關高校的國學教育與研究機構。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的成立，離不開他的鼎力支持。2019年，立光爲落實全國政協關於推動中華傳統禮儀教育的提案，積極與大灣區九市縣教育部門聯絡，達成共識，將全民的中華傳統禮儀教育列入施政大綱。7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大灣區禮樂文明教育啓動儀式，200余位大灣區九市縣教育部門的負責人與工作人員到會，場面極其熱烈。在立光的擘划下，我們合作出版了繁體字的《禮樂文明教程》初級篇、中級篇；舉辦了禮樂文明教育工作坊、兩期大灣區中華禮樂文明教育師資培訓班，以及多場禮樂教育專題講座。值此形勢一派大好之際，天妒英才，病魔已悄然走向立光。
今年春節之後，立光感覺身體不適，但他不許家人向外透露一字，自己則照常工作。我們的手機聯絡，頻密如初。5月，馮燊均國學基金會舉行理事會，有人發現立光瘦弱而憔悴，行走時用雨傘拄著當拐杖。而就在此時，立光還與澳門教青局策劃舉辦國學教育專題講座一事，並參與商定講者人選、講演題目、審議課件、製作海報等所有大環節。6月20日傍晚，我與立光語音通話，溝通講座的最後細節。始料未及的是，電話里立光的聲音沙啞而微弱，已是氣息奄奄。這是我與他交往二十多年中，從未有過的。立光練過多年氣功，體魄强健，精氣神俱足。我問他是否太累？他説，近來身體狀態不太好，有些工作都只得交予助手。我不便當面多問，叮囑他多休息。豈料，我們通話後僅僅二十天，相交近三十年的立光，説走就走了。國學教育界的一根梁柱就此折毀，噩耗傳來，大家都爲這位國學戰線的不朽戰將感到痛惜與不捨。何處再覓此將才？立光先生理想高遠，尤其可貴的是勇於爲理想而奮鬥，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立光先生的精神永垂不朽，立光先生的未竟之業後繼有人。
書寫至此，窗外大雨滂沱，我不禁想起魯迅悼念亡友楊銓的詩句：“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爲斯民哭健兒。”
立光先生千古，請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