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的女人》是巴尔扎克的早期作品，由六个短篇小说组成。一百八十年前，这一系列短篇小说单独发表时，尤其受到女性读者的喜爱和高度评价。巴尔扎克在构建《人间喜剧》大厦之时，以“三十岁的女人”为标题，将这六篇作品统一为一部完整的作品，收入《人间喜剧》。

小说讲述了贵族女性朱丽的一生，她在不幸福的婚姻里所遭遇的悲剧性命运。巴尔扎克对女性的观察洞幽烛微，小说里随处可见振聋发聩的警句，今天的女性读来也并不过时。

《三十岁的女人》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间喜剧》作品，它蕴含着《人间喜剧》的人物构思形式。普鲁斯特最先肯定了巴尔扎克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认为巴尔扎克以各种不同的手法前后二十次表现同一主题，同时具备深沉感、精妙感、力量感、新颖感、强烈感。

本书同时收入巴尔扎克另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说《假情妇》，和《三十岁的女人》属于同类题材。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19世纪法国文学巨匠，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一生创作甚丰，著有91部小说，塑造了2400余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汇集成总题为“人间喜剧 ”的煌煌巨著。《人间喜剧》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丰碑，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交际花盛衰记》《驴皮记》《三十岁的女人》《幽谷百合》等名著均为其中的代表作。

沈志明，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学者。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曾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任教。1983年在巴黎获法国文学博士，1992年获法国大学任教资格。译著有《茫茫黑夜漫游》《与Y教授谈心》《月桂树已砍尽：意识流先驱小说选》《死亡的时代》《死无葬身之地》《文字生涯》《驳圣伯夫》《斯万的一次爱情》《反抗者》《陌路人》等；主编有《阿拉贡研究》《法国名家论文艺译丛》《萨特文集》等。

译本序

三十岁的女人

一? 最初的失误

二? 埋藏心底的痛苦

三? 时年三十岁

四? 上帝的旨意

五? 两次相遇

六? 一个有罪母亲的晚年

假情妇

巴尔扎克名著《三十岁的女人》 成集出版以前分期发表其中的短篇时，已经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特别受到女性读者的喜爱和高度评价，作者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女性读者的舆论甚至把巴尔扎克推崇到她们的代言人的地步。评论家们虽然不看好其文学价值，却认为他的小说确实代表妇女的心声。然而，1842、1843年结集成书后，虽然读者越来越多，评论界的好评却越来越少。连十分自负的巴尔扎克本人也自我否定，比如他谈到《两次相遇》时写道：“这部与我不相称的传奇式短篇小说，我没有时间重写了……我这颗正直作家的心还在流血。” 直到作者去世（1850年8月 18日），权威评论家圣伯夫，这个巴尔扎克的宿敌（莫洛亚语），才在《立宪党人》报（1850年 9月 2日）指出：“他（巴尔扎克）获得巨大成就的关键 ,全部出自其第一部小杰作（仅指《三十岁的女人》［1832］这部单独发表的短篇小说）。”同时他在《月曜日谈话》假惺惺宣称今后将摒弃一切个人恩怨，以全新的眼光来评价巴尔扎克的作品，其中不痛不痒地提到《三十岁的女人》：“这些饱经世故的三十岁女人，以一种模糊的热切心情盼望看到她们自己的画家为她们所画的肖像。”但笔锋一转，“就整体而言（即合成后的《三十岁的女人》）则是一部失败的小说”。此调一定，批评界的舆论一律跟从，长达一个多世纪，从左拉、法盖到朗松、巴代什、阿兰，直到非常崇拜普鲁斯特的莫洛亚于 1985年出版的《巴尔扎克传：普罗米修斯或巴尔扎克的一生》还认为：“它（《三十岁的女人》）能算作一部小说吗？不能，它只是一系列片断……” 尽管他们明明知道《三十岁的女人》从 1850至 1900年重版十六次之多，是巴氏作品重版最多的一种，他们仍沿袭圣伯夫的定论，说什么巴尔扎克是“妇女的小说家”“妇女的画家”，“妇女们使巴尔扎克获得殊荣”。

敢于挑战圣伯夫谬论的第一人是普鲁斯特，他在《驳圣伯夫》中尖锐指出：圣伯夫竟敢把巴氏小说成功的原因《三十岁的女人》。圣伯夫说：“我严厉的朋友说过，亨利四世靠战胜一个个城市夺取他的王国，而巴尔扎克则靠描写种种缺陷来征服病态的读者。今天三十岁的女人，明天五十岁的女人（甚至已经出现六十岁的女人），后天是患萎黄病的女人，在《绝对之探求》中还有畸形的女人，等等。”责备巴尔扎克是妇女们的画师，说他描绘社会时完全不照传统的方法。普氏认为，这恰恰是巴尔扎克的天才之处：“他想以各种不同的手法，前后二十次表现同一主题，并要求有某种深沉感，精妙感，力量感，新颖感，强烈感，就像莫奈画的五十幅鲁昂大教堂和四十幅睡莲。 ”

我们不妨按普鲁斯特的思路去探索《三十岁的女人》在思想内容和文学艺术上诸多的原创性。

小说一开始就在读者面前展现拿破仑最后一次出征前气势宏伟的军事检阅，处处洋溢着作者积极浪漫的情怀。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巴尔扎克比雨果、比司汤达对拿破仑的迷思更深，其实他是在赞扬拿破仑时代法国社会的凝聚力和抒发法国民族的强盛感。但，德·沙蒂约内公爵和女儿朱丽从年龄、体力到思想感情，再到对德·哀格勒蒙侯爵辉仅仅是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预示法国即将进入有史以来最混乱最糟糕的时代，同时公爵预言心爱的女儿固执选择德·哀格勒蒙上校为夫婿必将带来悲剧性的不幸。朱丽的入场意味着进入后拿破仑时代，命中注定她以悲剧告终。唯一的保护人——老父亲去世后，她成为德·哀格勒蒙夫人。朱丽婚前眼里英俊的帝国上校，很快成为不折不扣把粗鲁当作殷勤的帝国兵痞，这种自找的苦楚使她有如从爱情岛浪漫的山岚坠入现实的苦海里受煎熬，备感失落和孤独。本想从旧贵族德·利斯托迈尔伯爵夫人那里寻找她失去的母爱，不料波旁王朝即将复辟的喜讯传来，老夫人过于兴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只能孤独无援地进入乱世，听天由命。巴尔扎克对朱丽既同情又责备，抑或是同情的责备，落笔时很痛苦很艰难。他在 1834年 8月 26日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请读一读《埋藏心底的痛苦》，我花了四个月的心血，写了四十页。每天写不了几句话，文笔不畅，并不想写悲剧，却感到欲喊不得的难堪。太多的思绪，太多的悲情，令我挥之不去。但确实如此，简直令人毛骨悚然。我从来没被一部小说如此感动过。”

《三十岁的女人》思想内容的原创性，在于作者首次让私人风俗与人物生活的时代接轨。私人生活的冲突与社会生活的矛盾整体上融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爱情生活、岁，正好到了两者之间最危险的交叉点，最危急的年龄段，即渴望个人幸福和承担社会义务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刻。巴尔扎克巧妙地把握住这种年龄危机，这是前人未及的。

德·哀格勒蒙夫人生活的时代前所未有，她和后来的三十岁女人们正好生活在巴尔扎克所经历的三个时代，是幻灭时代特定社会的产物。巴尔扎克批判的王政复辟时期（1814—1830）所造成的令人失望的局面，七月王朝（1830—1848）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加剧了，其执行的自由主义政策使整个社会，尤其使妇女，更屈服于金钱的压力。从《三十岁的女人》明显可见作者对先后两个王朝加强了批判的力度，即在染上“自由新政”的制度下，妇女运动受到的异化无疑比前朝加剧了。巴尔扎克对女性具有洞幽烛微的观察力，尤其对三十岁的女人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洞察入微。圣伯夫只说过一句公道话：“有关三十岁的女人及其优越、优势和完美的理论仅始于今日。德·巴尔扎克是这个理论的创建者，这是他在隐私小说中最真实的发现之一。” 这一理论主要见于《婚姻生理学》（1828）。而《三十岁的女人》正是这部著作诸多观点的图解。比如，失败的婚姻与“内心的愿望”不相容。小说通过朱丽说出的反抗言辞更激烈，比比皆是。诸如，“社会的法规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把我的心压得粉碎”，“婚姻制度是当今社会的基石，却单让我们妇女承担全部重负：自由属男子，义务归女人”；婚姻仅仅是一种“合法的卖淫”，“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正反两方面的命运：公开卖淫，结果是耻辱；秘密卖淫，结果是不幸”。她为命运呐喊：“我藐视一切人间的法律，我要向社会宣战，砸碎并重新制定法律和习俗。”她振振有词的自我辩护显得大义凛然，而前来规劝她改悔的教士反倒显得理屈词穷，猥陋胆怯。

这是圣西门式的女权主义指控，巴尔扎克几乎全盘接受。但他不同意圣西门主义的改革方针：妇女经济独立，改革婚姻制度，甚至有人主张性自由。相反，他维护传统道德，主张尊重家庭和婚姻，谴责通奸恶行，因为这是所有不幸的根源，甚至说：“解放妇女，就是腐蚀妇女。”这可是百分之百蒲鲁东反女权主义的言论。好在巴尔扎克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前后矛盾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绝大部分有识之士的通病，无非说明他的政治观和道德观保守。我们对小说家不可求全责备。奇迹在于这种矛盾一旦忠实地反映到小说艺术中，则形成戏剧性的冲突，成为巴尔扎克原创性的女权主义悲剧。在小说中，他一方面为妇另一方面，社会法律又是不可或缺的，唯一的救助是宗教。而朱丽拒绝宗教救助，情愿对自己的罪过负责。

可惜，巴尔扎克没有挑战西方读者习惯看到私通犯罪的女人受到惩罚的心态，而是沿袭因果报应的思想，认为朱丽罪责难逃。不仅她得到了惩罚，而且她众多的子女无一不万劫不复：朱丽有五个子女，三个儿子先后死于非命；两个女儿，大女儿爱伦娜弃家与一个杀人犯私奔，最后她和几个孩子都死得很惨；小女儿莫依娜是她的最爱，但不听她劝告，硬要与同父异母的阿尔弗雷德·德·旺德奈斯伯爵私通，犯下乱伦罪——最为人类不齿的罪中之罪。朱丽为最初的过失赎罪一辈子，成了赎罪的牺牲品。这很可能反映了作者的个人情绪。在创作《三十岁的女人》时期，巴尔扎克由怀疑到确认，其胞弟亨利是“野种”，像莫依娜那样也是“爱情的产物”，得到母亲的偏爱；而巴尔扎克一向认为母亲不爱自己，把怨恨发泄到了自己身上。这种自传性的情绪同样在《该死的孩子》《玛拉娜母女》《幽谷百合》等作品中有所折射。巴氏在论述和分析母爱时，常把“义务的产物”和“爱情的产物”对立比较，如爱伦娜和小夏尔，爱伦娜和莫依娜。作为因果报应的惩罚，“爱情的产物”总比“义务的产物”下场惨烈许多。

巴尔扎克的天才在于使读者同情朱丽这个悲剧性女读者展现朱丽当年三十岁就知道反抗，善于反抗。这类女性成为他最喜欢写的女性人物典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诸如此后的德·莫尔索夫人（《幽谷百合》，1836），德 ·赛昂夫人（《被遗弃的女人》，1833），珠安娜·德·芒西尼（《玛拉娜母女》，1832），维朗桑夫人（《石榴园》，1832）等。一个女性典型诞生了，属于巴尔扎克文学原创性知识产权。自从有了巴氏这部小说，三十岁的成熟女子成为美轮美奂的同义词，女性自我实现的同义词，渐渐形成新的女性迷思。三十岁女人的神话令人想望。从此在小说世界里，三十岁成了挑战自己命运的年龄段，既不甘心过去的失败，又战战兢兢担心未来。三十岁意味着女人最大限度展现自己魅力的年龄，因为开始懂得选择了。时隔180年的今天，三十岁的女人依然是热门话题，巴尔扎克这位神话的创造者塑造了许多类型的女性，唯独三十岁女人的形象标志性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继续受到全世界的传颂，巴西人和俄罗斯人干脆以不同的语言把三十岁的女人称为“巴尔扎克式的女人”。

至于文学艺术上的原创性，《三十岁的女人》的价值就更高了。它正式完成于 1842年并非偶然，正是在这一年，巴尔扎克开始构建《人间喜剧》的伟大工程，作者把所有配，充实补缺。因为时间紧张，少不了留下许多空隙和不足。这部小说原系独立的短篇，合成后故事场景的时间常出现前后矛盾，人物的年龄、官衔等也前后不一致，叙述风格不完全协调，疏忽在所难免。但它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间喜剧》作品，因为在《三十岁的女人》六个短篇中第一次重复出现了重要人物，诸如德 ·龙克罗尔、德 ·玛赛、德·赛里齐夫人、德·利斯托迈尔 —朗东伯爵夫人等，还有第一次出现的夏尔·德·旺德奈斯及其后代，他们在《幽谷百合》等重要作品中也反复出现。可以说，《人间喜剧》从整体结构性方面始于《三十岁的女人》，人物重复出现，两个时代（帝国和王朝复辟）交替相通。这种小说整体构思是法国小说史上最了不起的原创之一。

可惜这一“天才的构思”（普鲁斯特语）恰恰受到圣伯夫尖刻的否认，他批判巴氏人物在不同小说出现时指出：“这种自负最终导致最虚假最乏味的构思，我指的是让相同的人物不断出现在这部或那部小说中，好像众所周知的哑角。我们动不动就面对相同的嘴脸。” 1对这个影响一百多年的权威性批判，普鲁斯特敢于第一个反驳和嘲笑，他写道，“圣伯夫一窍不通，全然不懂为何让人物保留姓名”，他把它们衔接起来，使之全盘皆活，浑然不可分离，难道不正是作者最妙的直觉吗？”“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了不起”，“这是突然出现的一道光芒，普照在他作品的各个不同部分，本来一直暗淡无光，顿时使各部分浑然一致，生机勃勃，光辉灿烂”。

从此，《人间喜剧》总体价值一路看涨，也带动了《三十岁的女人》身价升值，特别遇上了 20世纪 70年代，以罗兰·巴特为首的文本新批评之后，身价倍增。巴特认为巴尔扎克基本上与所有经典小说相同，文本写得满满当当的，平铺直叙有板有眼地叙述得清清楚楚，最容易用来拍摄电影，不需要读者动脑筋，只要一页页往下舒舒服服读下去就行了，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想象的空间。巴特等人提出新文本观念，即文本的“可读性”恰恰不在于完满充盈，不在于写得无懈可击、完美无缺，相反要留下相当大的余地，让读者自由想象，有重写创新的空间，否则要么接受要么唾弃。他们发现相当多的读者嫌巴尔扎克描写和说理太啰唆，干脆“跳读”，了解文本结构和主要情节就算了。巴尔扎克甚至设想小说铺垫演绎体系的完备性，把小说某些结构部分程式化，可适用于一切主题的小说（参见《夏娃女儿》前言）。这是现代人不能接受的，因为现代语言学指出“满则损”：你想说什么时，总难说透，也不必说透，实际上情不自禁地不说透。

幸亏新批评家们在批判巴氏小说时发现了《三十岁的女人》，如获至宝：这部小说居然成为符合文本新批评理论的范例之一，因为它处在“马赛克状态”，即小说内六个短篇拼凑、镶嵌杂凑的现象有痕有迹，明显可见，给读者留下了回味和重新创作的空间。后来又发现，巴尔扎克后期作品尽管每部校改多次，但因为急于出版挣钱还债，也还是留下不少缺陷，这也为读者留下一些充实补缺的余地。这样，巴尔扎克小说的“缺点”反倒成为可供后人阅读研究的“优点”了。难怪伟大人物的缺点往往在常人眼里也变成了优点。这是巴尔扎克本人始料未及的，因为他在创作《三十岁的女人》时根本没意识到，连他自己也不看好的小说有这么大的文学价值，真可谓时势造就了天才的文学家。

有关三十岁的女人及其优越、优势和完美的理论仅始于今日。德·巴尔扎克是这个理论的创建者，这是他在隐私小说中最真实的发现之一。

——圣伯夫

一个女性典型诞生了，属于巴尔扎克文学原创性知识产权。自从有了巴氏这部小说，三十岁的成熟女子成为美轮美奂的同义词，女性自我实现的同义词，渐渐形成新的女性迷思。

——沈志明

译者沈志明先生认为，在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中，《三十岁的女人》有着特殊意义，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它既蕴含着以相同人物贯穿不同作品的《人间喜剧》结构特点，在叙事艺术上也具有现代性色彩。

这部小说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是，每一代三十岁的女人都遇到了与前辈相同的问题：知道反抗，善于反抗；既不甘心过去的失败，又战战兢兢担心未来。

巴尔扎克为三十岁女人塑造的形象深入人心，以至于这一年龄段的女性曾被称为“巴尔扎克式的女人”。

情势的发展，不知不觉使侯爵夫人面临一个紧要时刻，1820年1月的一个晚上，她已看出这个时刻所包含的危险的全部严重性。夫妻互相十分了解，长期习惯彼此的生活，妻子懂得丈夫每个细小动作的含义，能够识破他隐瞒的感情或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偶然的或者起初出于无意的思考和关注往往能使做妻子的猛然醒悟。女子常常在濒于危机或坠入深渊时突然清醒过来。所以几天来侯爵夫人一面为单独留在家里而高兴，一面已经推测到她孤寂的缘由。她丈夫对她负心、厌倦也罢，对她关心、怜悯也罢，总之已经不属于她了。眼下她不再想她自己，不再想她的痛苦，不再想她的牺牲，她一心一意做母亲，一心想着女儿的命运、未来和幸福。她女儿是唯一给她带来喜悦的生灵，她的爱伦娜是使她留恋生活的唯一财宝。现在朱丽决心活下能扼杀这个可爱的小生命。她预见到可能出现这种凄惨的前景，因而陷入充满焦虑的沉思，这样的沉思默想往往要耗费好几年时光。从此她与她丈夫之间将横亘着一个宽阔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的压力将由她一人来承担。在这之前她一直确信维克托爱她，既然他爱她，她也就献身于自己不能分享的幸福，每想到她的眼泪能使丈夫快活，她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如今她已失去这种满足，孑然一身，只能选择不幸。黑夜，万籁俱寂，她心灰意冷，感到周身绵软无力。炉火即将熄灭，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擎着一盏灯，走到女儿跟前，用干涸的眼睛望着她。这时，德·哀格勒蒙先生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朱丽让他欣赏熟睡的爱伦娜，他却用一句平庸的话来回答妻子的热忱。他说：

“这么大的孩子，个个都可爱。”

然后，他漫不经心地在女儿额上亲了一下，放下摇篮的帷帐，转向朱丽，拉着她的手，带她到长沙发上坐下，这儿正是她刚才思绪万千、心乱如麻时待的地方。

“今晚你美极了，德·哀格勒蒙夫人！”他高声说。对他这种叫人难以忍受的空空洞洞的戏谑，侯爵夫人早已领教够了。

“今晚你上哪儿去了？”她问道，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

“德·赛里齐夫人家。”

他从壁炉上拿起把隔热扇，隔着火全神贯注地观察缎面丝绸，全然没有注意他妻子脸上的泪痕。朱丽打了一个寒战。她心潮澎湃，难以言表，而且不得不强压在心头。

“德·赛里齐夫人下星期一举行音乐会，她非常想请你参加。如果你好久不在交际场合露面，她就想在家里接待你。这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她非常喜欢你。你最好去参加，而且可以说我已经替你答应了……”

“我一定去。”朱丽回答道。

侯爵夫人的声调、语气和神色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强烈的感情，维克托尽管心不在焉，也不免惊讶地瞧了她一眼。不过仅仅是瞧了一眼而已。朱丽已猜出德·赛里齐夫人便是夺去她丈夫的心的女人，她忧心如焚，四肢麻木，却装出专心观火的样子。维克托用手指转动着扇子，显得百无聊赖，大凡男子在外寻欢作乐，带着欢后的倦意回家后都是这副模样。他打了几个呵欠，一只手拿着蜡烛，一只手懒洋洋地去挽妻子的脖子，要吻她，但是朱丽低下头，把前额对着他，接受了一个祝晚安的吻。这种机械的吻是没有爱情的，在她看来不过是一种可恶的矫饰而已。等维克托关上门，侯爵夫人便瘫坐在一张椅子上，双腿发颤，哭得泪人儿似的。必须有类似的经历，才能懂得这类事情所隐藏的全部痛苦，才能揣摩透由此而产生的漫长而可怕的悲剧。夫妻之间这种简单淡漠的谈话和相对无言的沉默，吻的神情，所有这一切此刻都在给朱丽孤寂而痛苦的人生准备悲惨的结局。她烦躁不安，跪在沙发前，把脸深埋在沙发里，什么也不想看见。她祈祷上苍，念的虽是平时的祷文，却已赋予新的含义，加之发自肺腑的声调，如果她丈夫听到的话，兴许会心碎的。整整一星期，她一面受着痛苦的煎熬，一面专心致志地考虑自己的前途，她要想方设法既能不以心为形役，又能重新控制侯爵，还能长久活下去以确保女儿的幸福。她下决心与情敌作斗争，重新在上流社会露面，在交际场中显身手。她已经不可能再去爱她的丈夫，但她要装出爱他的样子，她要诱惑他。等到她用巧计把他控制起来以后，她要像那些任性的、以捉弄情人为乐的情妇一样，百般挑逗他。这种卑劣的手段可能是医治她的创伤的唯一药方。这样她就可以驾驭自己的痛苦，随心所欲地加以调剂，叫伤心事日渐稀少，同时牢牢牵制住她的丈夫，叫他俯首帖耳、心惊胆战地屈从于她的专制。她要让丈夫的日子不好过而丝毫不感到内疚。她一跃而开始了冷酷无情的盘算。为了拯救她的女儿，她突然明白了那些没有爱情的女人是如何朝三暮四、哄骗欺诈的，突然明白了一个女人是如何虚假地卖弄风情、巧施残忍的计谋的。这些计谋往往引起男子对女人的切齿痛恨，并认为女人是天生的道德败坏。不知不觉之间，朱丽女性的虚荣心、她走上一条依旧充满了痛苦的道路。但是她心灵太纯洁，思想太高尚，性格太耿直，长期耍手腕她是办不到的。她习惯于反躬自省，所以在罪恶的泥淖里刚迈出一步——因为这确实是作恶——她的良心就会出来抑制情欲和私心。确实，对一个心灵依然纯洁、爱情未被玷污的年轻女子来说，便是母爱也有羞怯的成分。羞怯不就是女性的集中体现吗？朱丽不愿她的新生活中出现任何危险，产生任何过失。她前往德·赛里齐夫人家。她的情敌原希望见到一个苍白、憔悴的女人，没想到侯爵夫人敷脂抹粉、珠光宝气地打扮一番之后，显得更加美貌出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