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季进教授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访谈录结集，访谈对象包括宇文所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葛浩文、顾彬等学者。访谈内容既涉及学术，又时而穿插闲话，机警回答与琐碎闲话的背后，往往渗透着学者们深厚的学养，颇能予人以启发。作者以一种比较理性的立场来审视评价海外汉学，而不是一味地肯定或否定；既尊重文化差异和汉学家独有的文化视角，又以自觉的文化意识依托本土资源与之展开平等对话。这样的访谈以及相应的海外汉学研究，对于我们考察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思考中国文化的输出战略、建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维度都是极有意义和价值的。

季进，1965年生，江苏如皋人。文学博士。现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钱锺书研究、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钱锺书与现代西学》《现代性的中国面孔：李欧梵、季进对谈录》《陈铨：异邦的借镜》《阅读的镜像》《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彼此的视界》等，主编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等。

增订版序/季进

初版序/乐黛云

探寻中国文学的“迷楼”

宇文所安访谈录

面向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

艾朗诺访谈录

说唱文学与文学生产

伊维德访谈录

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

夏志清访谈录

文化转向与人文传统

李欧梵访谈录之一

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机

李欧梵访谈录之二

华语文学：想象的共同体

王德威访谈录之一

海外汉学：现状与未来

王德威访谈录之二

当代文学：评论与翻译

王德威访谈录之三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王德威访谈录之四

我译故我在

葛浩文访谈录

我并不尖锐，只是更坦率

顾彬访谈录

退热？升温？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

何碧玉、安必诺访谈录

政治小说的跨界研究

叶凯蒂访谈录

关于概念、类别和模糊界限的思考

罗鹏访谈录

附录

现实与神话

高利克访谈录/余夏云 梁建东

反思汉学

张隆溪访谈录/梁建东

我有我的诗

奚密访谈录/董炎

天下中国

王斑访谈录/余夏云

《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增订版序

季进

大概从二〇〇四年开始，因缘际会，我的学术方向有一部分转向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我们曾在苏州大学策划了“海外汉学系列讲座”，邀请海外学者来苏演讲，同时作一些对谈，陆续整理发表了若干篇访谈，产生了一定的反响，特别是那篇《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可能是葛浩文比较早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夫子自道，所以深受欢迎。虽然这些访谈有的内容或已时过境迁，但是敝帚自珍，我一直视为自己学术生命中的重要标记。这些访谈中的大量信息和思想刺激，直接影响了我们关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如果没有这些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访谈，可能也没有我们后来的《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这本著作。当下的海外学界已然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以访谈的形式见证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浩荡洪流，引介信息，反躬自省，以至积累文献，依然是海外中国文学传播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动海内外学术对话的重要方式，不可轻忽。

陈平原曾说，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转型，不妨有一种声音的现代性。虽然他所关心的是演说，但同理以推，这些访谈或许也形塑了一种近似意义上的现代？比起那些高深的晦涩理论，这些回归语言现场的活泼言论呈现出一脉更为平易近人的治学理路，同时也大大弥补了海外汉学著作的翻译总要迟来一步的遗憾。更为重要的是，借着对话的形式，让这些海外学者夫子自道、自省自察，既省却了吾辈隔靴搔痒的揣摩猜度，也让文化的交流走向更深一层。这些海外学者致力于异域语境中中国文学的流播，既有中学的造诣，又有西学的烛照，乾坤浩荡，笔底澎湃，让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与传播焕然一新，成为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线。

于我而言，每一篇访谈，都是一次美好的记忆和难得的缘分。记得二〇〇四年三月，我第一次拜访夏志清先生，在他家坐拥书城的客厅中，畅谈三小时。整理而成的《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夏志清访谈录》，颇受夏先生好评。谁能想到，在夏先生身后，我竟有机会协助夏师母王洞女士整理编注了五卷本的《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现在又在继续做《夏志清夏济安学术年谱》。疫情之前，每年都要去夏师母家搜集资料，那间著名的客厅和纷杂的书房成为我熟悉而亲切的空间。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是不可言喻。如今重读这些访谈，最想感谢的是曾经接受我访谈的老师和朋友们。即便在访谈结束以后，我也会不时在那些场景与时光中流连，品茗聊天，如沐春风，恰似孔子讲“风乎舞雩，咏而归”。虽然不用说“胜读十年书”的套话，但确实有时看似琐碎的闲话，却悄然渗透了这些学者深厚的学养，也透露了无限的话语机锋，正如龚自珍诗所云： “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二〇〇八年，我曾将部分访谈结集为《海外汉学三家访谈》，请乐黛云老师作序，交付出版。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三家访谈未能出版。二〇一一年有机会把其他访谈与三家访谈合并成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再次求乐老师作序，乐老师依然一口答应，重改序言，老师提携后进的热情与宽容令我感动。乐老师从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的高度，充分肯定海外汉学的学术价值，明确海外汉学在推动不同文学的多元理解与融合方面的作用，高屋建瓴、丝丝入扣，成为我这些年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指引。这个增订版，当然保留了乐老师的序言，在某种意义上，乐老师的序言既是学术性的指引，也是精神性的力量。

从二〇一一年到现在，转眼已经十年过去了，旧版本早已杳不可寻。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弃，提议出版这本访谈录的增订版，我欣然同意。原因除了敝帚自珍的私心外，更重要的是，这些访谈中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和思考，比如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挑战、中国文学的物质文化研究路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等话题的讨论，至今仍不算过时，甚至渐成热点。旧作新订，或许可以为相关的讨论增加一些花絮。此次增订，增加了近年新作的四篇访谈，即《说唱文学与文学生产：伊维德访谈录》、《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机：李欧梵访谈录》、《退热？升温？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何碧玉、安必诺访谈录》、《关于概念、类别和模糊界限的思考：罗鹏访谈录》，其他一仍其旧。这些访谈曾经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书城》、《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渤海大学学报》、《上海文化》、《南方文坛》等刊物，谢谢朋友们的支持与厚爱。谢谢我的合作者钱锡生、余夏云、胡闽苏、王吉、周春霞等朋友或学生。另外四篇附录，都是我指导博士生或硕士生所作的独立访谈，现承蒙他们的允许，一并收入集中，以便更好地呈现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面貌。可惜的是，一些曾经来访的海外学者，比如胡志德教授、田晓菲教授、黄英哲教授、罗然教授等，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作访谈，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弥补，让更多的声音参与到中国文学研究众声喧哗的话语场之中。

最后，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的精心编校，让这本小书有机会再次与读者见面，重新唤醒那些访谈和对话的美好记忆。此时的心情，真可以借用钱锺书《谈艺录 ·引言》中的那句话，“何意陈编，未遭弃置，切磋拂拭，犹仰故人。诵‘须我友’之句，欣慨交心矣”。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于苏州

目前国内关于海外汉学的访谈著作并不少见，但在我看来，都不像这本《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能如此既概观全局，又深入核心；既通透历史，又执着现状；既有理论深度，又是朋友间闲话家常，娓娓而谈，使访谈内容于不知不觉间，渗入读者心田，臻于润物细无声的妙境。

——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访谈对象囊括宇文所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葛浩文、顾彬等十六位汉学名家，访谈内容既涉及学术，又时而穿插闲话，机警回答与琐碎闲话的背后，往往渗透着学者们深厚的学养，颇能予人以启发。

◆作者透过抛砖引玉的一来一往，很好地将受访者个人的性情与特征、研究的兴趣与志向、治学的方法与经验、学术的渊源与脉络等一一记录于纸面，形成一种可资学界参考的互补视角。

◆全新修订，新增四篇访谈。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作序推荐。

王德威：我觉得目前绝大部分作家都没有超过他们的早期成就。我公开说这样的话，很多作家会很生气，但作为一个评论者，必须有勇气说一些真话。我通常缺乏这样的勇气。

葛浩文：我们不说有没有伟大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这样的作家毕竟是百年难遇的，但我想当代文学还是有不少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的，很多作家都很努力，我对他们在不远的将来写出真正的杰作，还是很期待的。不过，我上次接受访谈时说过，中国文学还没有走出自己的道路，连作家自己都不太清楚要走向何方。我认为技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声音。

顾彬：在德语国家，我们总是能及时地听到各种针对社会问题的发言和批评，这与我们的传统和历史有关，特别是与它在“二战”中的失败有关。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有时候这些公开的声音也很可笑，甚至是错误的，比如奥地利的一流作家彼得·汉德克，他就竭力维护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这在我们看来完全是不可思议的，是错误的，因为他在公开袒护一个屠杀者，我们不能接受他的声音。可是另一方面，他的作品我们依然认为是最好的。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把他的为人和为文等同起来。

问：中国最突出的例子，也许就是周作人和胡兰成了。他们的文字一个清玄幽远，一个甜腻妩媚，在现代汉语书写史上可谓独树一格，不过可惜的是，他们的政见实在令人无法恭维。国内的研究，基本上是秉持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的准则进行操作的。但是，像苏文瑜、王德威等人，还是觉得这种文字和为人之间是不可能决然断裂的。王德威演绎出一种“背叛的美学”来解释胡兰成，苏文瑜用“另类抉择”来观察周作人，他们都试图建构人与文之间的关联，我想这些意见可能会在大陆引起一番热议，当然也包括义正词严的反对。

答：对。观点有对和错，关键就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讨论。而另一方面是，问题也有真和伪。德国有位知识分子，他老是在忧虑德国的未来问题，认为它毫无希望。他的一个依据就是，德国的土耳其人太多了。可事实上，这实在是一个伪问题。在我看来，一个自闭的民族才是最可怕，最没有前途的，反而是要土耳其人、中国人越多越好，只有在这样的融合中，德国的活力和未来才逐渐展现出来。从这一点来说，公开的声音有时候也十分可怕，当然了，我们并不会让这样的声音恣意妄为，因为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都会出来批判它，反对它。中国在这方面实在是乏善可陈，但我的意思不是说年轻人或者中年人，而是说老人，比如说王蒙这一代人，他们不应当惧怕什么，他们应当有勇气来对各种现象作出挞伐和批判，发出自己的声音。

问：我明白你的意思，当一个人不再惧怕失去什么的时候，他应当更加坦然地面对自己和社会，而不是投鼠忌器、患得患失。

答：是，如果说年轻人还有所谓前途的考量，那么老年人已经不需要再去担心这些了。就我个人而言，你们总是说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见太尖锐，但事实上，在德语世界，比我更尖锐的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声音还多得是，只是他们怕惹出事端，所以从不敢在公开场合发表。我想，人应该拥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敢于直面人生的勇气，我已经是耳顺之年，不再惧怕什么。你们说我尖锐，实际上，我并不尖锐，只是更加坦诚，仅此而已。

问：说真话并不难，难的是公开说真话。鲁迅之后，在中国这样的人已经凤毛麟角，多的是“潜在书写”，在抽屉里发声。说到鲁迅，你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个看法，就是鲁迅之前，“中国文学传统无疑属于世界文学，是世界文化遗产坚实的组成部分”，那么，我想问的是鲁迅之后呢？中国还有没有世界文学？你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你所说的世界文学的标准又是什么？

答：鲁迅是在一九三六年过世的，这之后中国还有世界文学，比方说钱锺书的《围城》，冯至的《十四行集》，老舍的《茶馆》和没有终篇的《正红旗下》，多多“文革”期间创作的诗歌，还有北岛、顾城在八十年代完成的诗作，等等。

问：那为什么这些作品属于世界文学而非其他呢？你的标

准是什么？

答：在语言，在思想，在形式。

问：你所说的世界文学实际上是一种经典化的文学，它具有超越性，超越民族、语言、时代、地域，并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分享。

答：对，一种不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语言写就的，但是通过它可以使我了解到我是谁的作品。我说过，通过鲁迅，我们能够了解德国，了解一切进行改革和革命的社会可能遭遇到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性带来的忧郁，等等。鲁迅使我们看到法国革命以后，在欧洲社会于灵魂、精神上的各种变化起伏，但是苏童、格非、虹影等人的作品却从未使我思考。在他们那里，我找不到任何问题意识，如果有，我觉得那也不值得我去思考。而且从德国文学的标准来看，他们四五个人的作品，落后整整一百年，其写法仍停留在十七、十八世纪。不过，我应该加一句话，格非、虹影等人并不是为我一个人而写，在德国，他们的作品依然非常畅销，拥有无数读者。而相形之下，是我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都乏人问津。所以，我批评他们，他们应该对我宽容。

问：当然了，你也并不是因为你作品的滞销而去批评他们，你的批评是基于不同的文学理念和见解。不过，从你刚刚的表述中，我大概可以理解到为什么你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设计在篇幅上会有那么一种巨大的落差：现代前夜只有十页的篇幅，而三十年的现代文学有近两百页，一九四九年到当下的六十年是一百页。这本身就代表了你对中国文学的一种观点。

答：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我现在能想起来的是两点。第一，我跟不少当代作家是朋友，也包括那几位被我不断批判的作家，但是他们都习惯了，莫言老是说，请你多多批评我。前不久，我在德国刚刚翻译出版了王家新的诗集，我也会批评他，其他的还有欧阳江河、翟永明。我们彼此都很熟悉，所以口头上的批评、批判并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一旦批评落实到笔头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这里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子，就是一九八六年我们在德国召开一个包括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华侨在内的中国文学座谈会，我们力图构建一个大中国的概念。当时来了很多人，像夏志清、洛夫、李昂等人都出席了。李昂在会上诉苦说，你们德国汉学家都不看台湾文学，于是我就公开站出来说台湾文学的问题在哪里，症结有哪些，结果引发了众怒。后来，他们在台湾媒体上公开指责我，批判我，可事实上，我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相对来说，大陆的作家也好，学者也罢，要宽容得多。欧阳江河原来批判我很厉害，但我无所谓，事后我们依然能够坐在一起讨论，并且是很好的朋友。从这件事情我知道，我的批评要十分谨慎，特别是笔头上的批评。所以，你说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得中规中矩，这是一个原因。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需要距离感，如果时间没有过去三十年，你很难对一部作品下一个正确的评断。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王安忆。对我而言，她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特别是她八十年代创作的一些作品，像《小鲍庄》等，都是很好的作品，可是她有一个问题就是模式化写作。后来她的《长恨歌》出版，她自认为写得并不好，陈思和也认为其中问题重重，但是我对这部作品，无论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都极为满意，认为她臻至一个高峰。可是我不敢公开表态，更不敢妄下结论，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应该相信谁。如果我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么到时候陈思和会批评我，说我的审美标准有问题。当然了，肯定会有问题，因为时间还没有过去三十年。另外，你问我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有没有问题和缺点，我觉得有，但主要是中文版，它的内容被删去了五分之一，特别是理论部分。因此，陈晓明批评我的行文毫无逻辑感，这是情有可原的，如果他看德文版，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至于这本书的缺点，则在于我把多多、欧阳江河等人都放到了注释里面。当然，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第一，欧阳江河在九十年代末已经停笔，在我的观念中，这样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所以我对他所言甚少。但是，他现在又重新回归写作，所以我也应该重新重视他。第二，多多毫无疑问是个多方面的作家，也是一流的作家，但是他不够谦逊，就个人而言，我不太喜欢这种行事风格。所以，我觉得我对他不够好，我应该多写他。

问：既然评论需要时间感和距离感，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对苏童、莫言、余华等人作出了那么直接的恶评呢？

答：因为他们已经过时了！他们不能让我思考什么！

问：或者我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多多、欧阳江河、王家新这些人没有过时，他们又带出了哪些问题令你思考呢？

答：他们的世界观、语言表达都极为复杂，形式也很独特。欧阳江河是睿智，多多的诗歌对当代社会问题充满关注，翟永明也是如此，这一点在她第四个阶段的写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男人与女人的话题。而这些意识，我在格非、苏童、余华那里似乎从未能捕获。他们不懂得女人是什么，不能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来看待男女关系，特别是女性的社会出路问题。

问：那虹影呢？从《饥饿的女儿》到《英国情人》，她还是相当细致地勾画了一幅女性图景，特别是《饥饿的女儿》，更是写出了某种特殊历史境遇下的女性遭遇和求生欲念。王德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讨论现代中国的论述里饥饿如何左右女性的命运，并与作家本人的历史经验互为交错的问题，他的对象是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张爱玲的《秧歌》，以及陈映真的《山路》，如果我们稍事扩展，不妨也可以把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李昂的《杀夫》这些作品放进去，从而可以见证一个更大的饥饿叙事脉络。

答：但虹影写女人，时常是在玩，因而更可怕。也许她的作品中会有女性主义的成分，可惜迄今为止我没能发现。

问：那你在翻译女性诗歌比如说舒婷的时候，会有意地将之处理成女性主义意味较浓的诗歌吗？

答：可以这么说，但是很遗憾，舒婷也过时了。她浪费了她的诗歌才华，除了六首精品，她也乏善可陈，更何况她现在已经转写小品，不再涉足诗歌创作。也许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奥地利有位作家，他的德文极佳，可惜也只写出六首好诗，之后就转向散文、剧本的写作。不过，按照德国当代最重要的一位诗人的讲法，一个真正的诗人，一辈子只能写出五首好诗。当然我对此有所怀疑，可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舒婷无疑是一个好诗人。也许我说的不一定有道理，因为这仅仅是我的思考的一部分，何况有道理很无聊，我并不追求四平八稳。

安必诺：在法国，读者显然不受已成为定论的观点的影响。读者读池莉的小说不会感到难为情，池莉在法国并不被视为通俗作家，也许是因为她带来了关于中国社会的一些知识。当然，并不是池莉的每一部作品都会被译成法文。出版社的选择以及译者的翻译方式会对她的作品的接受产生影响。事实上在法国，对中国作家的接受也是存在等级的，这一等级的形成与批评界和媒体有一定关系。对于法国批评界而言，莫言和余华处于比池莉更高的位置，从人们谈论他们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来—人们将他们俩列入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伟大的作家”的列表。我们可以推断，他们的成功来源于他们既创造了极具原创性的世界，也为人们观察中国提供了特殊的视角。

李欧梵：陈建华最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晚清以来的通俗文学，他基本上也是受到你的老师范伯群先生的启发。陈建华以周瘦鹃作为一个个案，来探讨通俗文学、通俗小说层面上的一些基本问题。从晚清开始，小说都是要启民智的。启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五四”的方式，对于农民的同情啊，人道主义啊，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另外一种就是半商业化的炒作，而这个炒作也是为了开启民智，所以周瘦鹃其实代表了当时通俗文学一个很重要的导向，通俗文学并不只是为了大众的娱乐，也含有教化的意义。二十世纪文学整个的传统就是从晚清一路发展过来的。我觉得他的博士论文写得非常好，非常新颖，我甚至可以说，范先生退休以后，如果他回中国来的话，接班人就应该是陈建华，他的东西无论是资料掌握还是研究方法，都是独一无二的。

夏志清

关于萧红研究：

当时写端木的时候，我就发现萧红了不起，张爱玲下来就是萧红的文章好，《生死场》、《呼兰河传》真是好得不得了。有一件事情可以告诉你，柳无忌晓得吧？他妹妹柳无垢在香港跟萧红是好朋友。我认识柳无忌，就写信跟他谈写萧红的事，问他柳无垢在哪里，我想问问关于萧红的情况。他一听，就说好啊，我的学生葛浩文也在研究萧红，我让他跟你通信。以前研究萧红的文章一篇也没有，是我第一个讲她好，我真是伟大。可是葛浩文博士论文也写萧红，如果我一写萧红，他就一点功劳都没有了。所以我干脆就不写了，让年轻人去写。做人品德很重要，有时就是要奖掖后进。有的人不管的，管你什么人在写，我只写我的，甚至老师抢学生的饭碗。我跟葛浩文原来也不认识的，后来通信，我也没跟他说过我本来要写萧红的。

问：葛浩文就是以研究萧红一举成名的，后来把萧红的作品都翻译成了英文。他现在也算是中国文学的翻译大家了吧？包括莫言、苏童、余华等人的大量当代文学作品都是他翻译到美国的，今天下午的会议上，葛浩文也在呢。

答：这方面他作了不少贡献。要是其他人就不管他了，我写我的，可是我的东西写出来以后，人家就很难写了。像我写了张爱玲，讲出了张的好处，现在人家就很难写了。他可以翻译，可是要再评论就不容易了。

评判作家的标准：

我评判的标准还是文学的标准，这是我比其他人深刻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故意要把我定位成反共的学者。你看茅盾、吴组缃都是左翼作家，我对他们的评价都很高，萧红也是啊，你看我这么捧她。我评断作家作品的好坏还是看文学价值的，没有完全用政治来定性。我当年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没有机会读到萧红的小说，后来一看，真是了不起！所以我后来一直要提萧红，她是不朽的作家，几百年都不朽。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现在没有人提呢？三十年代的沈从文和张天翼都很有成就，张天翼甚至可能更伟大。沈从文刚出道的时候还是很嫩的，而张天翼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很老练。这个你一定要帮我写清楚，夏志清肯定的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结论里就说，这四个人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显示出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问：从一种全面真实的文学史来看，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还有张天翼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给予合适的定位绝对是我们重返文学史的必然途径。可是，您也知道，八十年代以后，先后出现过“张爱玲热”、“沈从文热”、“钱锺书热”，这都跟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着直接的关联。您是不是觉得这里面也有一种过热的现象？

答：当然有啊，我是不赞成的，过热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现象。依我看，鲁迅也是过热嘛。我对鲁迅的评价是很低的，我们不说其他，单说学问就绝对不如他的弟弟周作人。周作人用功啊，懂好几种外文，文学方面都懂。鲁迅就懂一点东欧文学和苏俄文学，可是《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都不看。他最喜欢看的是一些画册、木版画什么的，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他是不看的。当然，像陀氏的最短的《穷人》他是看的。其实，陀氏真伟大啊，西方文学中最伟大的两位作家就是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关于《我们仨》的评论：

我写的《我们仨》的评论文章，是登在《中国时报》上的，我寄了一份副本给杨绛。这本书其实写得不好，写一个什么梦幻，没什么道理。这梦做得有点莫名其妙。梦要写得恐怖，可能还有一些力量。最后一部分写得比较好。我印象最深的是对钱瑗婚姻不满意，提到了亲家，可女婿连名字都不提，不知什么道理。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夫妻关系这么好，可女儿的婚姻却很不幸。后来杨绛写信给我，说我女儿的婚姻好得很，原来的丈夫非常好，现在的也很好，我是很欢喜我女婿的。可是这哪里看得出来啊，我只是根据材料说话嘛。她说的事实，书里可真的看不大出来。这个杨绛！

问：《我们仨》出版以后，不少人都质疑这一点，一方面说他们跟亲家母关系很好，一方面连女婿的名字都不愿提及。杨绛先生当然不会喜欢您这篇文章了。

答：对啊。她说你不懂，哈哈。杨绛的父亲当年在上海不得了啊，我见过一面的。

问：对，杨荫杭，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还是《申报》的副总编辑，当年他在《申报》上的“时评”、“常评”已经收成了厚厚的一本《老圃遗文辑》。

答：当时在上海，朋友们让我追杨绛的妹妹杨必，那时她刚刚英文系毕业。我毕业了两年，穷书生一个，没有钱，哪敢追啊！要是现在，倒也门当户对了，哈哈。我有一个朋友，原来是杨必的学生，她跟我说，杨必是很骄傲的，看不起人。如果当年杨必跟了我，那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对，绝配！苏州人跟无锡人结果本来就最好的啦。可惜我那时没有钱，也没有她漂亮。哈哈，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我这个人很可爱的，对不对？我比钱锺书可爱吧？

问：是的，哈哈。

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

问：我们再回到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看到王德威写了一篇新版导论，称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创立了一种 “夏氏范式”，我觉得这个评价太经典了。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出，整个改写了对文学史的认识。现在回过头来，您对这本小说史有没有什么评价？

答：最大的遗憾就是有几个优秀的作家没有讲，比如李劼人，比如萧红，都没有好好讲。还有，没有把晚清和民初的小说专门加以讨论，这是全书缺失的方面。我当时一无所凭，什么资料都没有，完全是白手起家啊。我当时房子很小，只有两架书，哪有现在这么多啊。我都是一包一包地从图书馆借回来，看好了再还回去。耶鲁图书馆所藏的现代文学作品我全翻过了，然后就每个月到哥大图书馆借着看。上午动身，下午看一下午书，再挑选自己需要的书和杂志，装一手提箱带回来看。我写巴金、老舍什么的，身边都没有书的，全凭笔记，竟然没有弄错，真是不容易啊。我现在想想真是伟大。其实，我也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好感与恶感，来评价这些作家作品的。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看过，后来又是读的西洋文学，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作品，都是到了耶鲁之后从头看起的。这时我已经拿到英美文学博士，看法自然完全不一样了。

文学的好坏没什么中国标准、外国标准的，中外文学的标准应该是一样的。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初版序里早就说过，作为文学史家，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我到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点。比如我一读到张爱玲，就觉得她的文字实在是太好了，象征的运用十分圆熟，不断地给你刺激，不断地有所创新，我毫不犹豫地把她定位成一个优秀作家。其他人也许也看到了她的优秀，可是说不出来，而我很清楚地把她的优秀论述出来了，这一点我真是了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