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张爱玲》的研究，来自作者张小虹阅读《小团圆》后的提问：为什么大部分的批评家（包括众多的女性主义学者）”读不懂“《小团圆》？由此，她从解构张爱玲的本名与真人实事开始，展开“文本表面”跨语际与跨文化的研究，向读者展示了隐藏在张爱玲文本背后的真实张爱玲，以及她借由文字在20世纪20年代的性别革命中发挥的先锋作用。前四章以张爱玲家族史与女性家族成员为主轴，后数章则针对张爱玲不同的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旨在透过语言文字作为“文本表面”的繁复交织，以开展对宗法父权作为文化机制与语言机制的双重批判。

张小虹，台大外文系毕业，美国密歇根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台大外文系特聘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访问学者。学术研究领域为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台湾文化与影像研究、东亚现代性研究。学术专著有《文本张爱玲》《张爱玲的假发》《性别越界》等。

绪 论 无主文本与宗法父权的裂变

1?无主文本：“示”即“主” / 008

2?文本里有张爱玲吗？ / 016

3?没有宗法，何来父权？ / 025

第一章 本名张爱玲

1?小名与大名 / 050

2?字号与笔名 / 054

3?不当的名字 / 061

4?英文的名字 / 066

5?新“出土”的名字 / 071

6?当张爱玲遇见德里达 / 080

7?“本名”的跨性别翻译 / 088

第二章 母亲的离婚

1?母亲是写在水上的字 / 111

2?娜拉出走之后：母亲的文学文本化 / 121

3?是创作不是传记 / 134

第三章 文本里有蹦蹦戏花旦吗？

1?蹦蹦戏花旦：弃妇还是荡妇？ / 154

2?书写中看不见的纤维 / 165

3?感情公式的重复变易 / 175

第四章 阿小的“姘”字练习

1?开口说话：中文的英文，英文的中文 / 198

2?姘居的年代 / 212

3?翻译的姘合 / 225

第五章 狼犺与名分

1?千里寻夫《异乡记》 / 252

2?才子佳人《华丽缘》 / 258

3?二美三美《小团圆》 / 269

4?此“缘”非彼“圆” / 277

5?前世今生《小团圆》 / 281

第六章 木彫的鸟

1?何处是门楣 / 300

2?“远祖”与鸟图腾 / 310

3?《少帅》：圆目勾喙的雌雉 / 315

第七章 祖从衣

1?朦胧的女权主义 / 334

2?文字里的祖父母 / 339

3?照片里的祖宗 / 346

4?“再死一次”的绝嗣想象 / 354

后 记 百年张爱玲 / 367

引用书目 / 375

2009年《小团圆》初次面世时，张小虹公开发文表态“拒买拒读拒评”《小团圆》，甚至一度不再涉足张学研究领域。20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作者再次“重返张爱玲”，赫然发现《小团圆》的出版争议并非如其原先所单方臆想，由此认真拜读了《小团圆》及相关评论，大受震撼。本书便是在张爱玲百年冥诞之际，张爱玲研究的再次出发。作者以文本为核心，从作家及作品本身出发，解读文本背后潜藏的张爱玲文本理论、宗法父权批判意识，从而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整体审视和反思，并提出新见。

——编者按

后记 百年张爱玲

原本一心只想自我挑战，看能不能把张爱玲写得有趣些，但怎能不知晓，一本书里若是“宗法父权”的批判字眼出现十次以上，极难有趣。绞尽脑汁、招数用尽，还请来一堆理论界的天兵天将，不是故作深奥，而是想让她们与他们凑个八仙过海，给张爱玲贺寿来着。

本书繁体版（《文本张爱玲》，简体版改名为《本名张爱玲》）选在2020年出书，不仅因为2020年乃张爱玲的百年冥诞纪念，也是因为2020年亦为美国通过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确立女性投票权的百年纪念。两个百年的并置给出了两种革命路线的参照。19世纪末对“女性参政权”（women’s suffrage）的争取，标示了近现代妇女运动与女性主义的发轫；1920年美国女性投票权之诞生，则奠立了重要的性别革命里程碑。而同样诞生于1920年的张爱玲，给出的却是“宗法父权”作为“感性分配共享”秩序的持续裂变，由此开启了一场文学的感性革命。没有这样的跨界比较，我们大概无法深刻体悟为何张爱玲的文学感性革命，其撼动力道一点不输街头抗争的摇旗呐喊。

不怕写张爱玲，不是因为不知道张爱玲难写。面对卷帙浩繁的张爱玲专著与论文，如何才能说出一两句新话、表出一两行新意，难于上青天。但怎么还是跌坐书堆，无法自拔呢？在1995年张爱玲过世后，也曾不自量力写过几篇论文，但从来不是张爱玲的死忠研究者或铁粉，这次却选在张爱玲百年冥诞之际，一口气出版两本学术专书，究竟为了哪般？老实说这次张爱玲写作计划的触发与重启，主要来自一本延宕多年不愿拜读的小说。2009年张爱玲生前未出版的小说《小团圆》在台湾面世，我曾在《联合报》专栏撰写《“合法盗版”张爱玲，从此永不团圆》一文，清楚表明“拒买”“拒读”“拒评”《小团圆》的立场。当时主要的考虑乃是张爱玲生前在1992年2月25日寄与宋淇、邝文美夫妇的信中（亦随信附上了英文遗嘱副本），清楚交代“（《小团圆》小说要销毁）”，为表达对作家遗愿的尊重，我决计不看《小团圆》，甚至也因此被人讥笑亲自断送了日后研究张爱玲之路。

直到2016年接受美国杜克大学罗鹏教授的盛情邀约，答应担任由“华文及比较文学协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CCL）主办的“文本、媒介与跨文化协商”国际双年会的大会主题演讲——该会定于2017年6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我才以《不／当张爱玲：文本、遗物与所有权》为题，聚焦张爱玲的遗嘱、遗物与遗照，开始上天下地收集资料、重返张爱玲。2017年5月刚巧拜读到林幸谦教授所著的《身体与符号建构：重读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竟为书中提到的《小团圆》资料感到震动。该书除了谈论萧红、石评梅、凌叔华、卢隐等女作家外，更花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专门深入剖析张爱玲的《小团圆》。林教授在书中提到1976年《小团圆》初稿完成之际，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抽换”事件：张爱玲在先后寄出两份书稿（先一份为誊写手稿，后一份为誊写手稿的影印本）给香港挚友宋淇、邝文美夫妇后，“当晚就想起来两处需要添改”，故又赶忙附寄了两页（每页两份）给邝文美，烦请代为抽换。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抽换页，竟然就是《小团圆》出版后引发最多争议的“洞口倒挂的蝙蝠”段落。

林教授的分析陈述皆有图为证（信件原稿与未更改前的小说原稿），引发了我极大的好奇心与推理冲动，故决定回头认真阅读出版于2010年《张爱玲私语录》中有关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之间“节选节录”的来往信件，赫然发现《小团圆》的出版争议并非如我原先所单方臆想。其中的关键点有二。（一）1976年《小团圆》无法顺利出版的原因，书信字面上清楚表达的乃是“无赖人”胡兰成在台与台湾政治氛围的紧张，但字里行间隐约透露的，也有来自挚友的过度保护与可能的保守，我们可姑且暂时名之为“来自父权最温柔的禁制”。过度的担心让挚友只看到书稿中张爱玲自曝家族隐私与身体情欲的“露骨”书写，而看不到张爱玲对宗法父权的“露骨”批判（更是刀深见骨），深恐此书出版会导致张的身败名裂而好意婉转劝阻。（二）张爱玲1992年2月在信中交代的“《小团圆》小说要销毁”，似非截然因为其中有任何特别不可告人或不可面世之处。彼时张爱玲已积极将小说的一部分内容改写成了散文，而这篇也一度被命名为《小团圆》的散文，正是1993年11月、12月与1994年1月分上中下三期在《皇冠》杂志发表，并于1994年6月出书的《对照记：看老照相簿》。换言之，1992年张爱玲在信中表示“小说”《小团圆》要销毁的主要考虑之一，或是因为《对照记》（所谓的“散文”《小团圆》）已改写完成并即将发表出版。

有了这样的后知后觉，我遂欣然上网订书并认真拜读了《小团圆》，然而读完《小团圆》及其相关评论后，震动不减反增，不是因为《小团圆》写得好不好、张爱玲是否江郎才尽，而是因为一个至为核心的困惑不解：为什么大部分的批评家（包括众多的女性主义学者）“读不懂”《小团圆》？此处的“读不懂”并非预设文学批评要有标准答案（定于一尊的单一解释），而是涉及文学诠释本身是否具有“开展性”“批判性”与“当代性”。我们之“读不懂”张爱玲，是否正意味着我们的批判语言与理论化思考的能力出了问题？若是，那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究竟有没有办法在张爱玲的文本中，读出更复杂交织的文化殊异性？有没有办法反躬自省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本身是否早已出现严重的跨文化盲点与论述疲态？而此刻我们能努力尝试“读懂”张爱玲的方法，恐怕不是再带入更多的女性主义理论，而是回到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去检视。故与其说我们需要再次用女性主义来阅读张爱玲，不如说我们更需要用张爱玲来阅读、来审视、来质疑、来挑战女性主义。本书就是在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与性别理论、酷儿理论进入台湾学术界近四十年的此时此刻所进行的反省批判，也是张爱玲研究在百年冥诞之际可能的再次出发。本书表面上聚焦张爱玲，但也可以是对作家研究、文学研究甚至女性主义研究的整体反思，虽以文本为核心，有时却不严格禁止作品与文本、作家与书写、隐喻与转喻、深度与表面之间的策略性滑动，尤其是在特意凸显宗法父权批判或女性作家创作实验之际，“除恶未尽”处，恐怕也正是女性主义“双C”（批判与创造）的互搏与共舞之时。

后记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表达感恩之心的时刻。首先要感谢张爱玲写下这么多精彩动人的文字，我日日读、日日写，从无厌烦，而半世纪以来张学学者丰厚扎实的研究成果，更让我既苦于埋首书堆、上下求索引证，也时时觉得柳暗花明、想法不断被激发。一方面觉得好似什么题目与题材都已被过往的批评家处理得如此细密、详尽与完备，一方面又一路分花拂柳、欢喜赞叹，总还是有这么多的新议题、新角度、新想法源源而来，张爱玲的“到临”（to come）是一个个多么令人载欣载奔的时刻与实践！过往我们习以“张爱玲未完”来看待张学研究的强劲续航力，以呼应张爱玲在《金锁记》结尾的那句“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页186），张爱玲的死忠研究者水晶，更是在张爱玲辞世后以此为书名。但“到临”与“未完”却是两种不同的文本想象，“未完”指的是后续有望，不论是新材料的“出土”还是新研究的完成；而“到临”作为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不是线性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现在未来，而是企图带出异质流变力量的配置，并由此创造出始料（也是史料）未及的历史—语言—文化—文学新折合点（new refolding）。若说“未完”是让张爱玲重复张爱玲，张爱玲接续张爱玲，乃是线性因果关系联结上的可预见与可期待；那“到临”则是让张爱玲差异化张爱玲，张爱玲裂变张爱玲，让张爱玲不再安于其位，不再是其所是。对贪玩的我而言，“到临”当然比“未完”的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更充满活泼泼的不可预期，或可径直成为张爱玲百年的新关键词。

2020年皇冠文化陆续出版了“张爱玲百岁诞辰纪念版”，重现张爱玲的经典作品，相关活动也以“百岁诞辰”为名，而本书后记却采用了“百年冥诞”的表达方式。一般而言“百年”等同于“百岁”，都可被当成年龄计算上的一百，或抽象意义上的一生一世、年代久远。但“长命百岁”所蕴含的“生”，似乎又与“百年之后”所蕴含的“死”，有着内在的细微差异。皇冠文化所采用的敬语“百岁诞辰”，当是双重的敬重与敬贺，而本书后记所采用的“百年冥诞”，不仅仅在凸显张爱玲已身故，更在带出“未完”与“到临”之间可能的细微差异。“长命百岁”是一种投向未来的“生”之欲望，诞辰百岁之后，还可以有逝世百岁；一百岁之后，还可以有两百岁、三百岁、四百岁，期盼张爱玲生生世世、岁岁年年为后人所研读、所永怀，此即当前张学的“未完”逻辑。而“百年之后”则是一种有关“来生”（after-life）的思考，不是在时间的“连续性”之上谈传承与繁衍，而是在时间的“不连续性”上谈裂变与事件，此即本书意欲凸显的“到临”逻辑，既是“尚未”也是“不再”，乃是要让张爱玲研究在每一次的未来时间中，保持着开放、不确定、未完成的“到临”之姿。重点不在由零到一百的连续性发展，或百年所预设的整体圆满，而在由“玲”到“临”的不可预见、无法预期。故与其期待张爱玲的第一个百年、第二个百年、第三个百年、第四个百年，不如期待张爱玲“到临”的不可期待，再多的“百年”怕也抵不过一次一次的“到临”。当代的张学研究要的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突变。如此说来，本书选在张爱玲“百年冥诞”出书，也可算是一种对“百年”的解构式致敬，一种企图将“百年”的计时编年转化为“来生”的开放未完成。

书写张爱玲终究是件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晨起无事一身轻，阳光大好。桌前坐定，想到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赖在家里，闭门即深山，慢慢写慢慢想，就暗自欢喜了起来。四年如一日，走到了出书写后记的时刻，悄然一张望，想起的终究还是张爱玲的那句话，“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

——摘自《本名张爱玲》，张小虹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

张学研究是一个大课题，市面上相关的作品也有很多。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以张爱玲的本名作为切入点，对“张爱玲本名张煐”这一张学研究的头号铁律提出质疑，从而开启对数十年来以女性主义与性别政治为核心的张学研究的整体审视和反思。作者首先提出“无主文本”这一核心概念，试图打破历来张学研究以作者或角色为一家之“主”的“作品”阅读模式，探寻一条“文本化张爱玲”的全新文本阅读模式。进一步而言，就是在以考据、传记、书信为“本”的方法论之外，尝试对“张爱玲”的诸多文本进行剖析，并在“苍凉”“华美”“参差对照”等人们熟知的张式表达之外，挖掘出“狼犺”“祖从衣”等典型用词进行“字我解构”，从而化“自传”问题为“字传”，打破传统文学研究认为“女性作品=其生命经验”的“性别歧视”，探讨“书写”与“生命”之间的关系：书写不只是对生命的模拟与再现，而是对生命的再丰富、再创造。

“张爱玲本名张煐”几乎是学界共识，然而本书作者张小虹另辟思考与想象的蹊径，企图从最根“本”的“本名”去松动当前的张学研究，借由表面上对“姓名”的探究，在“性别政治”之中展开“姓别政治”的批判思考，把“名字”所展现的“名无所本”，放回汉人文化号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姓名学脉络，以探究“姓”“氏”“名”“字”等命名体系在上一个新旧世纪之交所呈现的大变动与大混乱，并借此批判两个紧密构连的系统——“汉字命名”系统与“父系宗法”系统——如何依旧阴魂不散。

——编者按

第一章 本名张爱玲

张爱玲本名张爱玲，这句话究竟有何吊诡不当之处？

“张爱玲本名张煐”几乎是当前张学研究的铁律。翻开《张爱玲典藏全集》最后第十四卷《情场如战场等三种》卷尾所附的“张爱玲年表”，第一行就明写着“一九二〇 九月三十日出生上海，本名张煐”，跳过数行后便是“一九三〇 改名张爱玲”（页247），白纸黑字，毫无疑义，更遑论各种学术著作、坊间传记对此“本名张煐”千篇一律的重复引述。

但“张爱玲本名张煐”这个公认钦定的讲法，真的有这么确切无疑吗？本章正是要以此张学研究的天字第一号铁律作为思考的起点，质疑当代张学研究有没有可能乃是建立在一个充满疑义的“根本”或“基础”之上呢？如果我们连作家的本名都无法确定，那文学研究究竟该如何开始呢？或者反其道而思，难道只有当作家的名字真正进入“基进不确定性”时，文学研究才得以开始吗？

首先，“张爱玲本名张煐”究竟是谁说的？张爱玲曾说“我的小名叫煐”（《必也正名乎》，页40），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也曾说“母亲生下我姊姊，小名小煐”（页51），张爱玲在给姑姑与弟弟的信件中，也都署名“煐”。张爱玲曾说中国人“一下地就有乳名”，而“乳名是大多数女人的唯一的名字，因为既不上学，就用不着堂皇的‘学名’”。（《必也正名乎》，页37）但显然乳名不是张爱玲唯一的名字，小名煐或乳名小煐的张爱玲，七岁时父亲就在家中延师教读，尔后出洋游学的母亲归国，更毅然决然不顾遗少型守旧父亲的极力反对，坚持将十岁的张爱玲送到上海黄氏小学插班就读六年级。而下面这段引言恐怕正是大家心目中再耳熟能详不过的命名由来：

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她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煐，张煐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必也正名乎》，页40）

这段文字清楚说明了四件事：（一）“煐”是小名，亦即乳名；（二）“爱玲”是学名，亦即所谓的大名；（三）母亲没有直接将小名登记为学名或参考小名来发想学名；（四）学名“爱玲”乃是母亲仓促之下将其原有的英文名字直接“音译”过来的。

但为什么可以从小名煐、学名爱玲，摇身一变推论出“张爱玲本名张煐”，并在正式入学时改名为张爱玲呢？这恐怕是对既有汉人命名系统的极大误解与错用。此将小名当本名、学名当易名（入学时改名）的说法，究竟有何怪异之处呢？且让我们先简单考证一下“本名”究竟该以何为“本”、以何为“名”。就“名”作为“称呼”的扩大解释而言，汉人命名系统可有乳名、小名、谱名、学名、训名、表字、别号、戒名、斋名、笔名、艺名、化名、代号、绰号等等，称呼方式不一而足。而“本名”之所“本”乃“根本”，那在一大堆可有可无的称呼之中究竟该以何为“本”呢？古代以正式命名的“大名”为本；现代则以公共领域“正式的名字”为本，用于户籍、学籍等文书登记，以作身份辨识之用，为个人所专属。故在张爱玲的例子中，“煐”是私人领域的小名，“爱玲”是十岁插班入读黄氏小学时公共领域学籍登记的正式命名，亦即“本名”，此两者可同时并存，“煐”者依旧为“煐”，“爱玲”者便也是“爱玲”，没有取代、置换或更易之必要，自无改名之说。

我们在此也可以举两个例子来参照说明。第一个就拿近代中国革命女权运动家秋瑾为例，其初名闺瑾，乳名玉姑，字璇卿，号旦吾，1904年留学日本，改名瑾，易字（或作别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笔名秋千、汉侠女儿、白萍等。故我们可以说“秋闺瑾”本于感时忧国的革命精神与女权意识的觉醒，毅然决然将姓名中蕴含女子内室与传统妇德联想的“闺”字去除，改名为“秋瑾”，亦将字由“璇卿”改为“竞雄”，以应“尚武时代女性重塑自我的一种风气”（符杰祥，页72）。故对真正改过名的秋瑾而言，我们可以说“秋瑾本名秋闺瑾”，因闺瑾乃其原本的正式命名，但我们不能说“秋瑾本名秋玉姑”，因为“玉姑”是非正式的小名，不是正式的大名。虽然在汉字文化圈的命名系统中，往往是先有乳名小名，再有学名大名，但亦不可就时间发生先后的次序想当然耳，就径自把最初的乳名当成“本名”。“本名”之所“本”指向“正式”命名，乃众多称谓之中作为确立不移的“根本”。既然我们不能把“玉姑”当成秋瑾的本名，那我们为何可以毫无疑义地把张爱玲的乳名小名“煐”当成她的本名呢？且又毫不迟疑地将张爱玲的学名当成她的易名呢？

我们亦可拿鲁迅作为另一个比对的例子。依据许寿裳的《鲁迅先生年谱》，鲁迅“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页200）。鲁迅一生用过笔名无数，目前有据可考的至少有一百一十八个笔名［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十卷），页199—200］，但“鲁迅”乃是行之于世最主要的笔名，甚至有时还被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当成其真名实姓。故我们可以说“鲁迅本名周树人”，但我们不可以说“鲁迅本名周樟寿”，因樟寿乃小名，树人才是大名，我们可称其为鲁迅、周树人或周豫才，却不可唤其在私人领域的小名樟寿，否则便是僭越顶冒他人父祖或亲族之辈。而鲁迅的众多笔名中最浪漫多情的，乃是“许遐”，以“遐”谐音爱人许广平的小名“霞姑”（许广平，页151）。同理可推，“霞姑”是乳名小名，“广平”是学名大名，故我们决计不会说“许广平本名许霞姑”，因为许广平既不是笔名，也不是易名，许广平就是许广平的本名。

那为何当代张学研究就可以从头到尾以“张爱玲本名张煐”一以贯之呢？若“本名张煐”的说法不成立，那“本名张爱玲”的说法成立吗？若我们将“本名”单纯当成公共领域的正式名称，那“张爱玲本名张爱玲”倒也勉强可以成立，只是充满同义反复的辞废之嫌。若是按此“本名”作为公共领域“正式的名字”之说法，张学研究天字第一号的铁律“张爱玲本名张煐”，不是反倒可以吊诡地颠倒过来说“张煐本名张爱玲”吗？但显然此种用乳名来带出本名的说法，实属无聊也无前例可循。而若“本名”另有一个更常出现之用法，乃是建立在与“改名”或“笔名”的相对关系之上，那没有改过名字的张爱玲、也不是隐去本名而以笔名示人的张爱玲，为何跑出一个“本名张煐”来了呢？张爱玲为何既是“本名”（正式的名字），也不是“本名”（改名或笔名之前原本的名字）呢？换言之，“本名”之所“本”，难道是将确切无疑的“本属”、独一无二的“专有”，打散成关系网络中的差异区辨吗？难道“本名”之“本”不在自身，而在相对于非公共领域、非正式的乳名小名，或相对于新采用的易名或笔名吗？“本名”的吊诡，会不会正在于“名无所本”（非本属、非专有）呢？故本章的意图不是要为张学研究“正本”清源、钦定出真正的“本名”，也不是一番苦心孤诣要为张爱玲“正名”，拨“煐”反“爱玲”；而是想要积极尝试另辟思考与想象的蹊径，企图从最根“本”的“本名”去松动当前的张学研究，由“名无所本”来探究“张爱玲”作为名字、“张爱玲”作为专有名词、“张爱玲”作为作家署名的“基进不确定性”，展开足以颠覆扰动从文化传承到文学研究以“正本”“正名”“正统”“正当”所建立的超稳定阶序的讨论。

故本章思考的重点在“不确定性”，不是要以“本名张爱玲”的确定性，来取代昔日“本名张煐”的确定性，也不是一心上下求索去考证、去索隐出张爱玲所有可能佚失的名字，而是企图回到“不确定性”本身所能开展出的基进思考。目前张学研究中的考据冲动无所不在，但往往是为考据而考据，企图找出隐藏在文字表面之下所谓的历史真相或真人实事（亦即本书绪论开场所言“深度模式”的“秘密”）。更有甚者，则把文学书写当成“钥匙小说”（roman à clef），以索隐为乐，一一对号入座，就此交代了事或全案了结。本章对张爱玲“姓名学”的探究绝不愿耽溺于纯考据，而是希望借由表面上对“姓名”的探究，在“性别政治”之中展开“姓别政治”的批判思考，要在宗法父权的最细致操作中，拨“正”（“正本”“正名”“正统”“正当”）反“乱”。换言之，“本名张爱玲”所要探询的，不再是追根究底找出“张爱玲”真正的“名字”，而是把“名字”所展现的“名无所本”，放回汉人文化号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姓名学脉络，以探究“姓”“氏”“名”“字”等命名体系在上一个新旧世纪之交所呈现的大变动与大混乱，并借此批判两个紧密构连的系统——“汉字命名”系统与“父系宗法”系统——如何在此大变动与大混乱中，依旧幸（姓）存至今、阴魂不散。

——摘自《本名张爱玲》，张小虹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