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陶渊明：重新发扬诗歌的抒情传统
第一节 卓尔不群的诗人
陶渊明（约365—427）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声名经久不衰，也许只有杜甫（712—770）才可以与他比肩而立。他既大刀阔斧地从事文学革新，又不乖离经典中国诗歌强烈而持久的抒情传统。如此强劲的创造力和综合力集中在一位诗人身上，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时代去支撑他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陶渊明要么出生得太早，要么出生得太迟。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东晋（317—420），相对来说，是一个在诗歌创作方面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活力的时代，正如梁代文学批评家刘勰（约465—约522）所批评的那样：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
钟嵘（约468—518）在其《诗品》一著中也雄辩地对这个时代做出了类似的描述：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
事实上，陶渊明的诗歌不仅绝不同于他同时代的诗歌，而且也绝不同于紧接东晋之后的那些时代的诗歌。他的诗歌，作为文学的艺术品，既不见赏于他的同时代人，又不为其后数百年中的许多文学批评家和诗人所理解。但是，再往后的人们没有让他湮没无闻，及时地给了他普遍的承认。过去他一直被摒弃，如今则大大地得到了补偿。自然，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不禁被这场奇特的文学公案—陶渊明诗起初颇遭冷遇，后来却大得青睐—惊得目瞪口呆。我们能不能简单地假定：凡伟大的诗人开始都必然遭受一定程度的阻遏与冷遇，即便其遭遇不像陶渊明一案那样富有戏剧性。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合理的论据可以支持这样的假定，相反却有推倒它的例证—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外，确有大批诗人是为同时代人所承认的—不过这种承认必须接受后人的重新检验。那么，究竟谁该对这种凭借文学鉴赏力做出的判决负责呢？什么原因使得后人偏偏让某位诗人“复活”，而不是其他人？这些问题不可能有真正的答案，但它们对陶渊明研究来说，却非常重要。
现在，让我们回到陶渊明那个时代的文学环境中去。
在文学上，整个东晋时期最著名的是玄言诗。这种诗歌以哲学命题为其特征，是自公元3世纪以来流行于时的一种思辨活动“清谈”的反映。最初，玄言诗是对清谈的有意模仿。最著名的玄言诗人孙绰（314—371）在写给另一位玄言诗人许询的诗里，就使用了各种清谈色调的语言：
仰观大造
俯览时物
机过患生
吉凶相拂
智以利昏
识由情屈
野有寒枯
朝有炎郁
失则震惊
得必充诎
很显然，这首诗的基本形态不是感情的，而是哲理的。它根本就是一种哲学的推理，宣讲阴阳、吉凶之间必然的交替。
类似的推理腔调，也是王羲之《兰亭》诗的特点：
仰视碧天际
俯瞰渌水滨
寥閴无涯观
寓目理自陈
大矣造化工
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
适我无非亲
作者试图解释的哲学，是关于宇宙均等（第五、六句）的理论—这也是玄学思想的中心。这首诗显得比孙绰那首更具有人的色彩，因为其哲学原理的显著内容来自对“水滨”特殊景象的观察（第二句）。不过，它读起来还是像建筑在某种现成学说之上的一条定理，没有多少感情。确实，玄言诗里缺少的便是情感的伴音，正是这一点，使得它的哲理性大大超过了抒情性。
比较一下王羲之的这首诗和他的《兰亭集序》，人们会为两者之间的差异感到震惊：《兰亭》诗打着哲学智慧的标记；《兰亭集序》则相反，以真率的抒情而著称。实际上，王羲之的这篇名作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具有抒情诗特质的散文作品之一。它写的是公元353年在风景胜地兰亭所举行的一次暮春祓禊仪式。作为一个有权势的贵族家庭的头面人物，王羲之在上巳节这天邀集了40多名东晋社会的显赫人士，其中有来自强大的谢氏家族的谢安、谢万兄弟，还有玄言诗人孙绰和许询。王羲之和来宾们按照年齿的长幼列坐在水滨，饮酒赋诗。这次雅集，与会者创作了37首题为“兰亭”的诗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即为此而作。当时，他快满50岁了，对于生命之无常感到悲哀，于是在《序》文里直抒此情：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王羲之希望通过《兰亭》系列诗的创作，作为对这次集会的永久性记录，来克服自己的悲哀，全序就以这样的愿望作为结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诗在后世默默无闻，倒是这篇序本身却借籍以传！这说明，对于传统的文学批评家们来说，“抒情”是中国诗歌的文学要素，也就是《兰亭集序》永远受欢迎的原因。但如果哪一首诗的主旨像王羲之的《兰亭》诗那样是哲理的论说，那么它就丧失了美的魅力。通常，当人们说到玄言诗的时候，都默认它具有“非抒情”的特点。东晋是一个被玄言诗法统治的时代，一个被认为诗歌没有生命力的时代，只有像钟嵘、刘勰那样的文学批评家才会注意到它！
陶渊明的诗歌风格是对王羲之、孙绰那种诗歌风格的尖锐突破，尽管按照传统的划分方法，他们的作品都被归入“东晋诗歌”这同一部类，梁代文学批评家刘勰曾试着把整个中国文学都纳入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但在他的《文心雕龙》中却似乎没有提到过陶渊明。这看来是很奇怪的。我的观点是，这种从总体上对陶渊明之文学革新的轻忽，至少要由文学分期（periodization）的常规做法来负一部分责任。让我们仔细读一读陶渊明在王羲之影响下写成的《游斜川》诗，来看他的诗法与东晋总的诗歌风格之间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回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这首诗开始就是与王羲之《兰亭集序》相同的一种个人情感的抒发—它是又一次关于死亡之命运的悲叹：生命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必须珍惜“今朝”。陶渊明创作这首诗时很可能年当50岁，正暗合于王羲之的那次春禊；而诗中关于坐在溪边（第六句）以及与友人一道饮酒（第十三至十八句）的描写，则重新唤出了“兰亭宴集”。
我们对陶渊明的兴趣，源于对其抒情艺术的极大关注。王羲之主要是在其散文《兰亭集序》中有些抒情的内容，而陶渊明的诗歌则充满着抒情的音符。“念之动中怀”，他在《游斜川》诗开头没几句就这样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声明对我们研究这段时期的文学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里，诗的主题是诗人自己的感情，而我们也立刻认出，如同早先中国古典抒情诗的特殊歌唱一般，这是个人内在情感的发抒。正像《诗大序》中之所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正是陶渊明个人的声音，复活了古代的抒情诗，宣告了他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文学界占统治地位的那种哲理诗歌模式的背离。要之，玄言诗缺乏感情的声音，而陶渊明诗的特征却在于高质量的抒情。
一旦我们承认陶渊明的诗歌是抒情的，那么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个性风格。他对诗歌的贡献不只局限于使古典抒情诗复活，实际上他的诗歌抒发了普遍人类的感情。这一特色使他得以用一种不同于他同时代人的手法去处理其诗歌中的抒情主体。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他自己想象自己死亡情景的《拟挽歌辞》三首为证。这组诗的开头说道：
有生必有死
早终非命促
乍读这开头两句，人们或许会以为这组诗是玄言诗，因为它的确像是哲学的说教。但很快读者就会为它强有力的抒情所震撼—戏剧化了的“我”开始告诉我们，他那死去的形体如何第一次躺在棺材里（第一首），他的亲戚和朋友如何在他身旁哭泣（第二首），还有他最终如何被埋葬入土（第三首）。所有这一切都是用抒情诗的口吻来表达的，因此它不啻是诗人在披露自己心中最隐秘的情感。下面这几句诗是他对纯粹个人生命的领悟：
昔在高堂寝
今宿荒草乡
一朝出门去
归来良未央
有一点应当注意：严格地说，陶渊明并不真正是王羲之以及其他著名玄言诗人如孙绰、许询等的同时代人。这些诗人在陶渊明20岁以前就已去世，而当时有一种与玄言诗截然不同的文学风格开始渐渐地发展。最终，新的文学品味出现了，它以文学藻饰为其特征，对于质木无文的东晋诗歌典型风格，是一个明显的反拨。这一新的风格倾向，通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后来的150年中统治了中国的文坛。
不管怎么说，陶渊明既不站在玄言诗风一边，也不站在新兴的唯美主义运动一边。他是孤独的，因为他生活在一个转变时期，并且受到与其文学品味相对立的一套诗歌批评标准的评判。后来几十年中的文学批评家们，或多或少都认为陶渊明诗歌风格的缺点就在于不修饰词汇。例如，阳休之（509—582）说：“陶潜之文‘辞采未优’。”钟嵘看来是比较同情陶渊明诗的个性风格的，但他仍然不愿意将陶诗列入“上品”，仅把陶渊明看作“中品”诗人，尽管他赞赏陶诗的总体成就。他的理由非常清楚—“世叹其质直”，他试图为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而争辩，认为陶诗并不总是有欠于“风华清靡”，因此不能说它是“田家语”。这个事实—即钟嵘发现有必要为陶诗的不假修饰做辩护的事实，强烈地透见新的美学标准的巨大影响。
《陶征士诔》的作者颜延之（384—456），是兴起于东晋末年新诗风运动中的一名重要诗人。作为陶渊明的亲密朋友，颜延之对陶的高尚质量怀有真诚的敬意。他只比陶渊明小19岁，却不像年长的陶氏那样被认作东晋诗人。从根本上说，他属于紧接东晋之后的刘宋王朝（420—479）。他与谢灵运（385—433）、鲍照（约414—466）齐名，并列为元嘉时期（424—453）三大文学家，特别擅长作充满丰富多彩的想象并精心润饰的诗篇。他的诔辞只颂扬了陶渊明的高洁人格，却只字未提陶的文学功绩。这一事实表明，在他的意识中，陶渊明的诗歌风格是有缺陷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学中，这种对于华丽风格的偏好，并不自颜延之和他的同时代人始。更早一些，西晋（265—317）时期许多有名的诗人，诸如潘岳（247—300）和陆机（261—303），已欢喜在诗歌中使用华美的词藻。钟嵘就曾举出陆机，认为他是颜延之的前驱：
其源出于陆机……体裁绮密。
这表明，颜延之所认同的新的诗歌风格，从本质上来说，乃是先前在西晋时期占过统治地位的那种文风的复兴。陶渊明当然熟知西晋诗歌的总体倾向，但他没有像同时代的后生晚辈那样，选择模仿西晋诗歌的道路。他的诗歌，给人以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尝试去创造平易风格的印象，其诗风与锻炼字词的做法引人注目地相对立。在他的诗里，日常口语般的表达每每流畅地融入叙述的脉络中：
（一）
虽有五男儿
总不好纸笔
（二）
今我不为乐
知有来岁不
（三）
万一不合意
永为世笑之
同样不寻常的是，陶渊明在诗歌中多次采用一问一答的句式。这种直接模拟日常对话的做法，使得他的诗生动活泼，读来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一）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二）
此行谁使然
似为饥所驱
（三）
问君今何行
非商复非戎
总的来说，陶渊明偏爱诗歌中某些更有弹性的结构，喜欢在诗歌文法的多样化方面自由地弄笔。这种风格的独创性，正是他独立个性的表现。陶渊明的诗歌是反其时代潮流的一种个性化创作，其“平易”正是自我抒情的一个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