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散文与绘画作品跨界融合之作合集,系“向度文丛”作品之一,包括《荒原》《老人和琴》《白音布朗山》《冬季来临》《我跳舞,因为我悲伤》《想画在灵魂里窜动的东西》《一棵树》等27篇散文,及彩墨、水粉、丙烯、速写等作品36幅。内容既有关注蒙古高原历史与现实中人的生存状况,也有经年实践以人的方式舞蹈的深刻体验与揭示,还有描绘心力感知的塞北草原印象。作者如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悉心体验者和深入掘进而又节制克守的记录者,在其文学和绘画作品中,不轻易放弃追究事物的每一种重要根结和细节。她的创作所及,格调凝重,寓义深刻,常引人思索;语言简约、素朴,富有动感和张力。她的彩墨画既抽象又现代,而以丙烯和水粉表现的草原和山水植物又是写实的,以炭笔勾勒的速写简洁、概括。本书图文并茂,绘画与文学作品各为对方拓展出想象空间,也展现了作者丰富、厚实的艺术涵养。
冯秋子,出生于内蒙古。作家,编辑,艺术家。出版《圣山下》《朝向流水》《塞上》《冻土的家园》等数十种散文集,获冰心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提名奖、三毛散文奖等;散文作品获《人民文学》年度奖、老舍散文奖、在场主义新锐散文奖、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先后三次入选全国十佳优秀散文排行榜。获中国作家出版集团首届优秀编辑奖。多次参加国际艺术节、舞蹈节、戏剧节,与生活舞蹈工作室合作创作演出的《身体报告》,获第25届(2004年)苏黎士ZKB国际戏剧节大奖。多次参加国内美术作品展。
目 录
生长的和埋藏的/1
额 嬷/5
荒 原/19
老人和琴/41
白音布朗山/45
冬季来临/63
把日子过好/71
在我心里,有一条路通向你/83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89
我与现代舞/111
一个女人的影像/131
皱 褶/141
中山奈美/157
小 康/169
那个八月—致张鲁/187
想画在灵魂里窜动的东西/193
一棵树/203
什么花是不老花—钟蜀珩先生和我的微信对话/213
母亲的花草/225
过去是怎样活在今天的/231
纪念,为了什么/241
她的诗穿越了疼痛和悲伤/245
吹铜笛的人/249
一种文体的写作,以及个人的活着/251
劳动分寸/263
在现场/267
文学的脚力/277
无
冯秋子是一个富于生活实感的作家。生活所展开的一切,都为她的情感和思虑所承载;她的文字,总是回应着一支慷慨热烈而又旷远苍凉的旋律,和歌一般,带着心灵的颤响。——林贤治
冯秋子是大地的女儿,她用她的文字、舞蹈和画笔,让我看到高远的天空,亘古的荒原,千年的草籽,茫茫草地的断续路径。她用蒙古长调般的歌哭,诉说这片土地的故事……——筱敏
林贤治说冯秋子“更像一个诗人、钢琴家、大提琴手、夜行者、洗衣妇、迷幻的占星者”。冯秋子内心里与宽广干净的事物相依为命,信仰如群星在她头顶闪烁,故而,她的话越来越少。——鲍尔吉?原野
某种角度看,土地是冯秋子生命出发的原点,是她艺途体验的圣灵,是她无尽生长的血脉与艺境。因此,于知天命之年才刚刚开始绘画创作的作家冯秋子,其艺术路径厚实沉着、深不可测。——蔡劲松
生长的和埋藏的
我在北京生活四十年了,比在内蒙古生活的时间长,但我写蒙古高原的人和事比写北京的多。说不清楚什么原因。我觉得像是心里埋藏了一些歌,有一天,当我能够唱的时候,出来的,是内蒙古高原那里的声音。
一九九二年深冬的一天,家里来了十几个外地的朋友,有做音乐的,有做纪录片的,有画画儿的,在盖了桌布的大床垫子的四周地毯上盘腿而坐。我把做好的土豆烧牛肉、沙拉等热菜、冷菜,好喝的酒和调制的饮料,还有熬的奶茶端上来,然后在方便照应大家的靠近门口的地方坐下。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唱一支歌。”
巴顿的父亲不加掩饰地哈哈大笑:“真的假的?”
真的。
他说:“没事儿吧,你?”他是职业歌词作家、音乐制作人,他没听过我唱歌,知道我不会唱,唱出来走调。
看我坚定不移,并不想收回刚才说的话,他说:“不知道动物园的笼子关上没有。冯要是唱歌,动物园的动物不会四处乱跑吧……”
我就是想出声。
实际上,在他开玩笑,下意识替我铺垫、开脱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唱什么,词和旋律在哪里,那支歌儿在何处,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的土地,深埋在我心里的土地,已经开始伸展。遥远而长存在我梦中的青色山脉,把我的声音驮载起来,爬过山去。声息滚滚涌流,在起伏的草地里颠簸,颤动,向着草原深处走。那是我即兴唱出的蒙古长调,词和曲是走到那里的时候,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我唱着,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我怕自己不能坚持到底,干脆闭上眼睛,继续吟唱。
等我唱完,看见大家都在擦拭眼睛。
巴顿的父亲说,他听呆了,中间他想去外屋取一张纸,记下我唱的旋律,但是舍不得离开,怕漏掉一句。他知道我再不能重复唱出这首歌。他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默记旋律。
对我来说,这首歌是第一次唱,也是最后一次唱。
二十多年,我就在心里唱出生以前游动在睡梦中的歌。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依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巴顿的父亲知道我很多时候心不在焉,不知道我心里正有一支歌的动静。他知道我高兴了,就是高兴了,知道我悲伤的时候也许正感觉到幸福,但不知道我悲伤或者是幸福的时候,不只会沉默,许久以后,还想唱一支长调歌曲。
每天,太阳一升起来,我就开始为这一天忙碌。我是妻子、母亲、报社记者和编辑。这些是我想做好的。业余时间,阅读,写作,采访,拍摄纪录片,参加体育运动,参加舞蹈剧场作品的排练和演出。也常跟朋友们听音乐会、看演出、相聚叙谈。
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经历了很多曲折的父亲心里能永存着光亮,他前些年因糖尿病并发症导致双目失明,现在重病在身;让苦难深重的母亲幸福、安详。当记者以前,我做过大学教师、出版社文学编辑,去过很多地方。在藏北那曲,我采访一位当年名震青藏高原的大强人,他病得很重,已经不能说出完整的话,但那一声高远、洪亮的笑,就像我的父亲。我至今没有动手写一写那位老人,像我写不动我的父亲,我得磨炼多久才有可能真正读懂那位老人呢。我不怕自己正在一天天老去,我能等待。
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一起组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庞大、新奇而又辛苦的世界。我体会和感受到的东西,注定了自己一生都将朴素地生活。我告诉我的孩子巴顿,人的地方看起来很大,其实越来越变得狭小。深夜,你聆听外面的世界,世界中生长的和埋藏的都在呼吸。这就是你跟大地之间的关系。无论将来遭遇了什么,都要热爱你生长的土地。我当初像你一样,盼望长大,可又害怕长大。我待在黑暗中,待在蓝天下,经常默默祈祷:给我力量。但是,力量是在承担和创造中生长出来的。
我跟巴顿讲,日久天长呢,慢慢体会吧,你能做好。我也一直这样鼓励自己。
额?嬷
额嬷一家搬到这个地方,比我家晚两年。两家合住一套从前的富人盖的石头房子,宽敞的堂地,把两户人家分隔在左右两边,门对着门。母亲和额嬷,总是一前一后,不断怀孕,不断地生。一旦孩子降生,就在两户人家共同进出的大门外靠近新生儿那侧,按照边区居民的遗俗,挂上红布旗子。有红布旗子飘扬,就是新地,人们远远地就停下脚步。
人畜肃静的黄昏,空旷的草原小城穿透了野风,红布旗子在家门口哗啦啦、哗啦啦地飘。
母亲生产的日子,额嬷早早煮了奶茶递到她手里,两个女人守着一铜壶奶茶,守着骨肉分割前稀稀拉拉的安宁,一碗一碗地喝。母亲生头胎难产,后面几个还算顺利。额嬷呢,每生一个孩子像过一次鬼门关。母亲说,替钦格勒接一回生,她掉一地头发。
钦格勒,是母亲对额嬷的称呼。我父亲叫她梅林。我不知道她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我喊她额嬷。
额嬷听我说大城市很多女人生孩子要剖腹、侧切,或者任由自己撕裂,就问我,她们愿意吗?有没有人管这件事?大城市的女人都不确实啦?我说,也不是。她愁苦着脸说,不可以,不好,回来吧,回家……她的汉语操练了几十年,仍然僵硬,她夹杂着蒙古语告诉我,人们都回来生孩子,也可以来她这里,这里地方很多很多,告诉你的朋友们需要她帮忙,可以过来的。额嬷说,她生的孩子个头很大,虽然难生一点,但没有一个孩子损坏她什么。
母亲说,钦格勒生孩子生不够,生不厌烦(她用的词是钦格勒“生不草”),她可有些害怕了。母亲的小臂上至今镶嵌着一块额嬷挣扎中咬伤的疤痕。母亲说,看钦格勒红天黑地流血,很怕她闭上眼睛再不睁开。
额嬷的男人,阿木古隆阿玛在哪儿呢?他离开房子的时候,老婆还像一头母牛在地上拱来拱去,还有奶茶给他煮好端上来,也许是半夜,也许是下一天的哪个时辰,他东摇西摆找到家门,家门口飘起红布旗子,孩子已经出世了。额嬷的火炕上,又多了一个占地儿的人,阿木古隆不看也知道占地儿的是个人物了,他也有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和金黄色的鬈发,跟他的父亲一样。阿木古隆摸到一片空地儿躺下来,他得醒一两天酒。
生吧,哪个女人不生育呢,哪只鸿雁不远飞呢。
孩子的动静,在男人的梦里。
我母亲说,她是害怕,真实的一个人说过去就过去了。
还好,没出什么事,母亲缓了一口气。可是不久,母亲有了,额嬷也有了。
我和巴拉登都出生在一月,那是北方最寒冷的月份。人们数不清入冬以来下了多少回大雪,白毛风刮过来多少沙土雪花,又刮走多少破衣褴袍。冰雪覆盖着,大地惨白。早晨,趴在羊皮门帘上的积雪被抖落下来,一个勤快的人走出户外,去清扫一条通向远处的小路。太阳升高了,雪地晶光闪耀,遮挡在玻璃窗外棉褥子似的窗帘终于被卷成一个卷儿靠在墙角,遥远而清淡的阳光刹那间渗入沉寂的房屋,孩子们立刻看见屋子里尘埃上下左右拥挤着飞扬。夕阳西下,棉窗帘又严严实实封闭了所有的人家,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从早到晚,玻璃窗始终没有解冻,那上面纹刻着悬崖沟壑、椰林草丛,还有刀光剑影、妖魔鬼怪……每一天,每一块玻璃上的内容重新开始,就看风怎么刮。
风犹如刀子,磨砺所有成活在那里的生命。
土地冻裂了,噼噼啪啪地响,等到冰雪消融,土地上出现了无数纵横交错的缝隙。孩子们始终解不开土地的秘密:某一天,原来的裂缝不见了,田地又龟裂出新的深不可测的轨迹。
额嬷的乳房在昏暗的房子里裸露着,像两架皮鼓,跟随她移动,跟随她抖擞。不一会儿,乳浆胀破了奶头,不失闲地流淌,额嬷发出“噢噢”的叫声,她急不可待地拉过巴拉登,拉过我,用她的两只乳房喂饱两个孩子。
额嬷要是出门,比如去野外挖耗子洞里的粮食,我和巴拉登就在自己家炕上的一点范围里爬蹭,很想爬远一点,但是寸步难行,我和巴拉登都被拦腰捆起,拴我们的那根绳子在炕角一根铁棍上绑死了。我和巴拉登就隔着宽阔的堂地大哭大叫,街上干瘦干瘦的野狗听到我们的声息,跑进院子里,隔着玻璃窗,跟我们一齐蹿上跳下,沸沸扬扬。这时,要么是母亲三步并作两步从工作的地方跑回来,要么是额嬷背着小口袋“噢噢”答应着推门走进来,反正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们俩能听见我和巴拉登呼叫。母亲急急忙忙说,快吃,她只有半个钟头时间,她的奶胀啊,疼啊……她就知道孩子们饿了。奶水洇湿了她的衣裳,她先过去喂完巴拉登再过来喂我。奶水被我们抽空,她就离开家继续去工作。
太阳昏昏沉沉,还不见照进房子里。我们又饿了。我听到巴拉登跟我一样哭那种瘪着嘴巴发出的颤音。我们的委屈说不出来。
清汤寡水……妈妈。
那是耗干孩子们哭声的年代,也是耗干亿万母亲身心的年代。没有人告诉我们的母亲,少生一个孩子,让世界少一张苍黄的脸,是她们的福。也没有人告诉她们那场自然灾害没有人为因素的话,其实不至于那么严重、那么惨烈。因此她们从不怀疑,无论他人,无论自己,也无论是岁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陪伴了执着得空空荡荡的母亲。
额嬷经受得更持久一些,是靠了她的底气吗?
额嬷的高颧骨幽黑发亮。她眯着一双细长的眼睛,不停地对我和巴拉登叙说,一串音节在她飞快地转动舌尖时滑出来,又一串音节紧跟着混入,蒙古语言就在我们的心田里开垦耕种了。额嬷急了就骂嘿哈赫森!可你判断不出她是真恼还是正高兴呢。有时候她说:我生气啦。可她的脸上慈祥一片。我和巴拉登就在她宣布“生气”以后快乐得忘乎所以,把炕上能搬动的东西都推到地下,再把自己跌下去,而她看着我们折腾,在那里笑。只有当我们各自坚守一只乳房,在额嬷怀里拥挤,巴拉登表现出不愿意我在他妈妈怀里的意思,伸出脚踢我,我把他的脚推回去这样来往时,额嬷的喊声才准确无误就是“嘿哈赫森”。两个孩子于是认真起来,停战了。
额嬷跟她的两只乳房终于松缓下来,孩子们已经睡意迷蒙。
她仍旧跪在炕毡上,臀部稳稳地偎进后脚弯里,脸上呈现那种恒久不变的微笑。蓝布棉袍罩住了她的身子,她跟菩萨一样坐出一座山,坐出一个宁静。突然,从她胸腔里流出悠远跌荡的声音,那是天然淳厚的蒙古长调。那声音粗犷、没有遮拦,自由自在地走,走过沉睡,走过苏醒,万物萌动、天地啜泣……顽强的颤音被送得很远,你相信它已经接近了人生前无法觐见的天堂。我睡着了,但一直跟着额嬷的声息游走。在她的歌儿消失得渺无踪迹的时候,我挺起身子,看她是不是哭。
二三十年后,我接触了不少音乐,有了一些作曲的朋友,可我始终想不出额嬷的歌儿是谁能写出来的。人们有了章法,就不能尽情地野;有了一些感觉,就把它加工得离开了原味……山,冰雪,寒流,牛羊,蓝天和女人,那些流淌不息的东西,安装进去和生长起来,有着本质的区别。
长大以后我远离家乡,一听见马头琴声,就想哭。
额嬷就在琴声里。
额嬷和母亲日见苍老,两个家庭也发生了不少变故。额嬷这边,阿木古隆阿玛患肝癌去世了,额嬷的儿女们远走高飞,小儿子巴耶尔死了。
额嬷独自住在城边上一座开阔的院落。院子篮球场那么大,杂草肆意丛生,有半人高,星星点点,长出白花、黄花、紫花、蓝花,草原上点缀的差不多是这些碎花。杂草丛中,踏出一条小路,环绕院子,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额嬷早晚就在小路上走动。她埋着头,缓慢地走完一圈再缓慢地走,只是身子更加弯曲,更加笨重,宽大的胯骨拖着她朝前的沉重,在齐腰深的草丛里左边、右边,这么摇晃,摇晃得很有耐心。
我走进额嬷的大院子,看见额嬷正在小道上走动,我和儿子站到她面前。她叫了一声,双膝跪地去抱巴顿,随后颤悠悠地托起孩子,托至头顶,混沌的目光在太阳底下闪亮,直到气喘吁吁。她把孩子搂进怀里,在他的小脸上亲,巴顿尖厉的哭声随之而起。我知道是额嬷亲得太重,就像当年亲我,把我的脸深深吸进她的嘴里,想把我吃掉那样,亲得我流出眼泪了,也不放下我。但她放了巴顿。
额嬷和我面对面跪坐在后脚弯里,一人端起一碗奶茶,慢慢地喝。奶茶就像醇酒,你可以喝上一整天,从天亮喝到天黑,又从天黑喝到天亮。
额嬷疲惫地微笑着。从前在她棉袍下拱动的羔羊,如今已经三十岁了……她说:“可怜的孩子,你的小英雄坐火车啦……没看清火车长什么样就到家啦?噢,我的孩子。”额嬷摇头,额嬷笑。
她比画着说:女人撕破确实不好,回来生。
做梦都想回来生啊,可是回得来吗,额嬷?遍地都是女人,就像遍地长的草。
是啊是啊……她喊黑狗嘿哈赫森。
黑狗就跑出去了。
黑狗在额嬷踩踏出来的小路上追逐什么东西。
母亲说,钦格勒这些年和人们走动得少了,越来越沉默寡言。她在院子里挖了一口水井,用绳子拴着那个她年轻时就使唤的皮斗子打水,皮斗子用一阵就补一块补丁,里里外外补贴满了,人就是不喝外面水站供应的自来水。除了上街买点儿炒米、奶食、牛羊肉,很难见到她。
巴耶尔,是母亲最后一次为额嬷接生生下的捣蛋鬼。
他死了。额嬷弯腰从彩绘的硬木碗里抓一把炒米倒进我碗里,又为我兑满奶茶,然后挺了挺腰身,重新坐稳当。当她抬起头时,眼里有了一层浑浑的泪水。
巴耶尔是个头重脚轻的孩子,你简直想不出他的头有多大,有多结实。头上的毛发是嫩黄颜色,嫩得有些透明、发绿。射弹弓的把戏他从小玩儿,长大以后还是玩儿得不亦乐乎,石头子从你家玻璃窗钻进去打你家的电灯泡,这种被他称作“二踢脚”的快乐游戏射击完毕,他掉头就跑。有时候站在原地不动,看有没有人追出来,没有人追,他一脸沮丧;有人追,他兴奋不已,单等对手追到眼跟前,他像只野羚羊一样嗖地逃遁。有耐心你就追吧,巴耶尔渴望有人跟他玩儿,也好有一点儿热闹。一旦跑不过你,巴耶尔就停下来,任你劈头盖脸打他,他弹来弹去像个拳击沙袋。
你打他,他跟你笑,打巴耶尔让人扫兴。
而巴耶尔打人打得失去了乐趣。
巴耶尔会漫天云雾编造一个故事,把城里七零八落的孩子笼络到自己麾下,如果卡了壳,他就随意揪出一个孩子敲击几下,借机结束他的讲述。
他每天重复自己的游戏。
我知道巴耶尔,尽管他长大的日子我已经离开了家。
他是十八岁闯出人命的。他把皮靴里插的匕首插进伙伴的胸膛,碰到心脏,那孩子当场就死了。这一回巴耶尔终于认真起来,所以他失踪了。
警察搜寻了四十几天。
警察都曾经是阿木古隆阿玛的部下。
有一天,人们看见警察从额嬷的菜窖里抬出巴耶尔,那孩子僵硬、直挺,被搁置在一块木板上,头还是大得不可思议。
警察把套过巴耶尔的皮绳递给额嬷,看着额嬷。
她依旧默然无语,直到大院子里的人走尽了,又静静地待了很久,最后在门前的石头台阶上坐下来。
母亲说,本来,钦格勒要受审。
额嬷对所有找她谈话的阿木古隆阿玛生前的同事说,巴耶尔在菜窖里,她不知道。至于巴耶尔每天吃掉两斤多食物,那是法医的说法。额嬷对显而易见的事实,保守得像个秘密:谁提供的食物?
当初警察说,知道巴耶尔的消息就来报告。
额嬷答应,好。
警察在等待额嬷吗?
额嬷几十年来从未去过阿木古隆阿玛工作过的地方,人们记不起来额嬷是不是讲到过阿木古隆这个人。二十多年前,阿木古隆被关起来交代历史问题,专案人员上门询问额嬷:“阿木古隆为什么给国民党送信,又给共产党送信?他跟没跟你说过?”额嬷神情专注地听完这个问题,沉思良久,终于恍然大悟,好像突然明白,相守多年的这个男人有许多故事是她以前不知道的,这个阿木古隆。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她依然答非所问。她说:“谁的信我都没送过。”显然你花多大力气,也没有办法让她明白其中的大是大非。专案人员失去了耐心,厉声训诫,额嬷站在靠门的地方,低下头虔诚地倾听。工作人员说:“你要和阿木古隆划清界限。”怕她不明白,又说:“不要再瞎爱他啦。”额嬷这回像是真的听懂了,她肃穆良久的脸颊松弛下来,点一点头,说:“好。”
其实她仍然不懂这里面的道理,不懂要她做的是什么。在她看来,干部们或许是说她的男人还要在外面待一段时间。阿木古隆总是有事出去,从这个苏木到那个嘎查,公社啊,大队啊,跑来跑去……即使是准确理解了工作人员的意思,谁又能影响她呢?谁又能改变额嬷身心运转的方向呢?
阿木古隆喝醉酒打她像打一面皮鼓,她爱他什么呢?可是旗里的人从不怀疑,她确实爱他,对这一点,人们没有疑义,跟阿木古隆再有恩怨的人,也指望不上什么。多少年来,她望着阿木古隆的时刻倾心尽力,总像是第一次望见他。那一次,她上了他的马背。那是十几岁?从她家乡的草地上路过一个小伙子,她扔下正放牧的羊群,跟着他走了。一走就走了数不清的白天黑夜,走到她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直到她送走阿木古隆,送走小牛犊子巴耶尔,一个人生活在一处静悄悄的院落里。
额嬷为阿木古隆生育了五个儿女。
她两年坐一次月子。阿木古隆说,他是干部,不能按人头分走国家那么多供应粮油票、肥皂票、针线票、火柴票,让她停,她就停下,再不生了。
停在巴耶尔这儿。这个孩子。
额嬷心里埋藏了什么,会让它跟着她一起衰老,跟着岁月消逝。
巴耶尔是她杀的。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明明白白选择一种方式,孩子在母亲心里死去,就是这样。
你想知道额嬷如何度过那四十多天?她把皮绳子递下菜窖时对巴耶尔说了什么?你还想知道巴耶尔的最后吗?
我记忆里的额嬷,年轻时候就显得苍老。如今真的进入暮年,动作迟缓了,可还像年轻时候一样有力量。
额嬷每年在蒙古人隆重的小年和大年,买回鲜果、奶食、面食,还有洁白的哈达,煮好牛羊肉,供在炕桌上,然后长时间跪坐桌前默诵真言,祈祷神明。
炕毡上,额嬷经常跪坐的地方磨出一个洞,她在那里放了一块老羊皮,老羊皮又磨掉了毛。
送我们出来,额嬷亲了我,亲了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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