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通过追踪四个世纪以来10个国家新闻商业文化的发展历程，评估了前现代世界信息传播的各种方式、新闻媒介的扩展对当代事件的影响，以及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消息灵通的公众生活。作者调查了谁曾控制并报道了新闻、新闻作为宗教改革的工具所起的作用、对新闻的时效性和记者可信度的持续需求，以及打开世界之窗后对于人们自身的改变，从而得出18世纪末，新闻传播之高效与广泛的有力结论，精妙而完整地向读者介绍了1400年至1800年四个世纪期间新闻商业文化之诞生。

（英国）安德鲁·佩蒂格里，英国历史学家，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作品《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曾入围2010年《纽约时报》最佳图书，获美国文艺复兴协会菲利斯·古德哈特·戈登奖，《新闻的发明》获2015年哈佛大学金匠奖。

董俊祺，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师，著有《中国消费市场四十年（1979—2019）》和《广告定制化传播研究：观念、应用与实践》。

童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言：一切新闻，皆足道也 001

第一部分　新闻出版的开端

第一章　权力与想象 019

第二章　商业之轮 045

第三章　第一份新闻印刷品 066

第四章　国家与民族 087

第五章　机密通讯员 110

第六章　集市与酒馆 135

第七章　胜利与灾难 161

第二部分　信使神的飞升

第八章　邮政崛起 191

第九章　第一份报纸 208

第十章　战争与叛乱 238

第十一章　咖啡杯里的风暴 263

第三部分　启蒙运动？

第十二章　寻求真相 287

第十三章　期刊的时代 307

第十四章　商业世界 330

第十五章　本报讯 351

第十六章　呼喊自由 372

第十七章　塞缪尔·休厄尔如何读报 395

结　论 413

注　释 425

索　引 468

致　谢 488

引言：一切新闻，皆足道也

1704年，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着手创办了一份政治期刊——《法国每周评论》，此时的他还未因其伟大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而名声大作；他在后来才发现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使命。到目前为止，笛福在许多方面都有涉猎，但经常以失败告终。《评论》也是他为赚钱做的又一尝试。这一次，他做到了。不出几个月，笛福的出版物就找到了新的形式——将围绕时事性话题的单篇文章分期连载，一周发行两到三次。

笛福是幸运的，他创办《评论》的时候正值读者大众迅速增长，时事市场迅猛扩张。笛福自然充分利用了这样的时机。在171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上升的新闻出版市场，并且义无反顾，毫不退缩。笛福写道，我们的时代正在见证一场媒体的高度繁荣。他回忆说，在他的有生之年从未见过哪段时间有这样铺天盖地的报纸、政府文件和政论文章。人们对新闻的渴望正在改变社会，笛福也乐于处在风口上。

笛福并非唯一一个注意到当时新闻热潮以及似乎是与其相伴随的政治辩论中的恶毒口吻的人。但如果他真觉得这是新现象，那就大错特错了。六十多年前，英国内战也催生了一股宣传册、新闻报道和讽刺性政论的潮流。第一批大陆报纸创办于四十年前。早在笛福之前，甚至在报纸诞生之前，在谚语中就可以看到对新闻的渴望。“怎么样，有什么新闻么？”这种常见的英国式问候经常出现在伦敦的舞台上。旅行者可以购买写有必要词汇的短语书，因此他们也可以加入谈话 ：“你有什么新闻吗？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着什么？西班牙有什么新闻？”

新闻最初成为一件商品，并非起于笛福的伦敦，甚至并非始于报纸的发明，而是更早 ：在1450年到1530年的八十年间，紧随印刷术的发明。在这段技术创新的时期，出版商们开始尝试新的图书形式，远比早先主导手抄本市场的神学和学术文本简短、便宜。这些小册子和传单为业已存在的新闻需求转变为大众市场创造了机会。新闻得以首次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本书回溯了欧洲新闻市场在从15世纪到19世纪这四个世纪间的发展，讲述了这一变革。它承前于中世纪（彼时新闻是政治精英的特权）以来商业新闻市场的发展。四百年后，新闻开始在大众政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直到18世纪末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时期，新闻出版物不仅为正在展开的事件提供日复一日的记述，而且就塑造这些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众传媒时代即将到来。

信任信使

人类想获取信息、想知道内情的欲望，与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久远。人们总是会不遗余力地去发现新闻。11世纪在地形崎岖的威尔士乡村有两个修道院，彼此相距一百英里，每隔两年它们会交换信使到对方的修道院住一星期以分享新闻。

这个存在于都铎编年史中的故事，说明了早期信息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中世纪的前人们对于那些他们获取到的书面形式的信息有着很深质疑。他们丝毫没有把握写下来的比嘴上说的可信度更高。恰恰相反：一条新闻的可信度来自这条新闻发布者的名誉和声望。所以，一个可信赖的朋友或者信使口头传达的新闻要远比一篇匿名书面报道更有可能被人相信。这一古老的传统——对报道的信任依托于讲述者的信用——持久地影响了对新闻报道的态度。但是这个早期的新闻世界不易被重构。口头报道为历史学家留下过少的研究线索：研究早期的新闻史就是要将残余和片断给整合起来。

克莱尔沃的伯尔纳铎，是西多会的缔造者，身处中世纪欧洲最庞大的新闻关系网的中心。那些去法国东部的克莱尔沃拜访的人会给他带去他们旅途中的见闻，有时也会在离开的时候带着他的信件。我们异常清楚伯尔纳铎的新闻网络，因为他有五百多封信件留存下来。但在某些方面伯尔纳铎也特别具有中世纪新闻世界的特色。当时，定期获取新闻是权力圈层的特权，只有他们能够负担，也只有他们有办法收集。但即使是对这些处于社会顶层的特权个体来说，新闻收集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清楚地知道那些给他们带来消息的人很可能都是有利害关系的。一个游历教士为伯尔纳铎带来一次远方的主教选举的信息，他可能是支持其中某位候选人；一位从国外写信回家的使者可能正在尝试去影响政策；商人们则企图从动荡

的市场中获利。尤其是商人，对信息的价值以及依据虚假传言行动的危险有着敏锐的意识。在本书所涵盖的时期的前两个世纪里，商人既是新闻的主要消费者，又是新闻最可靠的提供者。

即使是在新闻变得更加丰富的16世纪和17世纪，确定新闻报道真实性的问题依然严峻。新闻市场——到了16世纪，它已然是一个真实的市场——充斥着相互矛盾的报道，一些不可思议，一些似是而非：生活、财富，甚至王国的命运，都要取决于是否在正确的信息指导下采取行动。遍及这些篇章的重大历史事件常常在一开始就被错误报道。1588年，欧洲大陆的大部分人起初都认为西班牙无敌舰队大败英国舰队。在这种情况下，谣言、一厢情愿的臆想、扩散的恐慌或基于误判的庆祝仪式，总是颠覆最初准确的新闻。只有在真实的前提下，追求新闻时效才有意义。

这一令人苦恼的悖论开启了新闻分析史的第二阶段：调查确认。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到16世纪，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对敏感信息的处理已经显得非常老道。骚乱事件的最初征兆会被报道出来，但也会被附上谨慎的意见：“此报道尚未确认”。欧洲统治者们都会为关键事件的首次报道倾注大量财力，但他们经常会在采取行动之前先静候第二次或第三次报道。这并非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对于法国新教徒们而言，听到1572年8月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的新闻以后，只有当机立断采取行动才能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在这些风雨飘摇的年代，新闻可能关乎生死。

一本迷人的书——笔触优美，编排精妙，还为1800年以前新闻收集和传播的方式提供了大量信息，甚至包括最不为人知的内容。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针对新闻及其进入人群的方式，本书提供了一种广阔的视野，对传播和文化史感兴趣的读者将被其深深吸引。

——《图书馆学刊》

一项针对报纸诞生前和初期的新闻网络的艰苦研究……[它]挑战了我们对新闻的先入之见。如果你对审视生活、反思自身行为有所信仰，那么这本书是极为有趣的。

——《展望杂志》

精彩讲述了从中世纪末到法国大革命期间新闻的收集和传播，以及报纸的兴起。

——《赫芬顿邮报》

1.四百年来，新闻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曲折：

从拥有信使和通讯员网络的权贵，到凭借印刷技术和邮政服务之进步踏入新闻圈的普通人；从官方公告、民间歌曲，到小册子、期刊以及早期报纸；从晦涩冷静的国外新闻，到富有编辑个人风格的地方报道；从怪胎、天象和女巫故事，到经济危机、犯罪和战争资讯……

2.本书史料丰富多样、引述精准得当，有助于专业学者作深入研究；与此同时，语言风趣易懂、逻辑严谨清晰，普通读者也能借本书敲开新闻史的大门。书中还收录多幅图片，更让人读来有如身临历史之境。作者作为该领域的专家，在书中展现了令人叹服的材料组编能力，他调查了大量历史资料，以幽默风趣的口吻讲述引人入胜的轶事，以学者的考究态度进行深刻的案例研究，并借此提出了富有洞见的观点。

3.了解新闻史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作用？

新闻史的关键在于新闻观念和媒体意识的形成，即人们看待和评价自我经验之外的世界的方式，它直接关系到人群的行为模式和人类共同体的构建；漂流在茫茫信息巨海，只有从历史中汲取健全的新闻观念和敏锐媒体意识，我们才不会被卷入污潮和乱流中。

新闻、谣言与流言

并非所有新闻都涉及如此重大或直接相关的事件。即使是在17世纪第一份周报出版之前，那些愿意花钱的人就可以获得大量的新闻了，他们甚至只是为了跟上市集广场上的谈话。对于笛福而言，这种丰裕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巨大奇迹。而其他人却深感不安。在如此大的信息漩涡中，一个人如何提取出真正重要的信息？一个人如何从噪声中分辨出征象？

那些关注新闻的人不得不自创一套方法，在大量的谣言、夸张和屏息分享的秘密中，建构一个关于真相的合理版本。首先，他们会排除纯个人和纯地方的信息。我们的前人无疑很乐于听家族、邻居和朋友中那些充满野心、阴谋和不幸的故事。谁要嫁给谁了，哪个商人或手艺人面临破产，谁因为与仆人或学徒的私通而名声受损。1561年，一个来自德意志南部梅明根市的市民，很不明智地决定要彻查到底是谁造谣说他女儿为隐瞒意外怀孕而离开了本地，有五十个市民都能够非常明确地回忆起他们最初是如何听到这一有趣的流言的。然而，无论人们如何热切地分享和传播这种谣言，他们一般不会认为这种闲话就是新闻。当问起朋友、生意合伙人或者邻居“有什么新闻？”时，他们意指的都是大事件，比如说，法庭上的进展、战争、战役、瘟疫或者大人物下台。这才是他们在通信或者谈话中会去分享的新闻，正是这种新闻为最早的时事商业市场提供了燃料。

我们偶尔能通过日记或者家族纪事了解到早期的新闻读者权衡和评价这些新闻报道的过程。赫尔曼·魏因斯贝格就是其中之一，他16世纪晚期生活在德意志的大城市科隆，可以说是一个古怪之人。直到他去世以后，他的家人才惊愕地发现，他对他们的生活和时代做了非常全面的记录，包括他们的所有活动。魏因斯贝格生活安逸，靠继承的财产收租过活，对同时代的大事有着很紧密的关注。由于他并不属于城市的精英圈层，他不得不依赖朋友或者从自己买的小册子中获取信息。幸运的是，像科隆这样的新闻中心到处都是信息，但不是所有的来源都具有可信度。魏因斯贝格的技能就是权衡相互冲突的报道，并且识别“一般观点”或者共识，这个过程与城市的执政官和欧洲王室处理信息的方式不谋而合。然而有时候，准确地识别事务的真实状态也不可能。1585年，德意志西部城市诺伊斯的边陲小镇被新教大主教格哈德·冯·特鲁克泽斯用武力占领，魏因斯贝格听说了不下十二个不同的报道称大主教的士兵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偷偷溜进了城。他采访了讲述各自见闻的目击者。市议会不

断地派遣信使去调查发生了什么，但都被拒于城门外。魏因斯贝格最终得出结论，真正的事实可能永远都不会为人所知：“每个人所说的和所知道的，都不可能超出他在当时当地的所见所闻。但如果他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故事就可能是假的；他就不可能真正地知道。”

新闻报道的指数级增长并没有必然地使事情变得简单；很多人反而觉得事情变得更糟了。事实上，对传统的知情者而言，新闻的产业化，新闻业（交易新闻以获利）的诞生，预示着传统意义上新闻被查证的整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报道的可信度与讲述者的信誉紧密关联——的动摇。在急速扩张的大众市场，新闻传播者人格的正直这关键的一环被打破了。

新闻的商业化

在本书叙述的第一阶段，还没人从提供新闻当中赚钱。相反，新闻的供应是如此昂贵，只有中世纪欧洲的精英阶层才能够负担得起。你要么支付大量资金建立一个信使网络系统——其固定成本被证实超过了欧洲一些最富有的统治者的财力 ；要么靠一些人承担起免费提供新闻的社会义务，比如说封建领主的扈从、渴望获得恩惠的人，或者教会中的教士。即使是实力最为雄厚的王室，也要经常把快件交给一些关系要好的商人免费捎带，以此来削减开支。

只有到了16世纪，我们才会见到新闻服务的系统性商业化。最早是一群在意大利各城市里跑生意的人，他们世故而审慎，通过卖新闻赚钱。在这个欧洲最成熟的新闻市场，他们为他们的客户，为这些本身就很有影响力的人提供手写的每周简报。其中最成功的一个人开了一家满是抄录员的店，每周能产出几十本复本来。这些新闻信札简明扼要，内容广泛，并且都广为人知。它们是早期新闻市场不为人知的了不起的故事之一。

提供新闻是一项非常昂贵的服务，然而对于信息的渴望使得欧洲的统治者和他们的顾问订阅了其中的一些。但这也仅满足了一些人的需求，对于他们来说，获取最好的信息资源是一项政治需要。大多数人将就利用他们免费得到的新闻：在客栈或者市场，以及发布在市政厅门阶处的官方通知。这些免费新闻在舆论气候的形塑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且在本书所覆盖的历史时期的新闻市场中，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洲更为下层的居民们会在他们能够发现新闻的地方挖掘新闻：在谈话和通信里，从旅客和朋友那儿。

新闻市场的真正变革来自新闻印刷市场的发展，15世纪中叶印刷术发明之后，它才步履蹒跚地开始。半个世纪或者更久之后，印刷工人们都奉行着一个极其保守的策略——热衷于出版最接近中世纪手抄本传统的书籍版本。14但是到了16世纪，他们也开始开拓新的市场，其中之一就是新闻市场。新闻正好契应了廉价印刷品市场的扩大，并迅速成为一种重要商品。这股新闻报道的新兴浪潮与既有秩序完全不同。它采用之前的新型的小册子的语气：伴随宗教改革而来的激情四溢的辩护。所以这类新闻报道与手抄新闻工作者那种审慎、冷静的报道有着很大区别。这种新闻小册子不仅要承担起告知的义务，也要承担说服的义务，新闻也第一次成为娱乐产业的一部分。有什么比远方的灾难或者耸人听闻的谋杀更具娱乐性呢？

这也并非没有问题，尤其对传统的社会领导人而言，他们已经习惯于认为新闻是一项由可信的专门机构提供的机密服务。精英们自然会试图去掌控这个新的商业市场，确保这些新闻书册中传递的是有关他们的正面信息。那些还想继续营业的出版商们，就只能谨慎地报道当地贵族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而不去报道会辱没名声和颠覆权威的战场失利。这些乐于合作的出版商们可以依靠帮助获得正确的文本。宫廷诗人和作家们，经常是一些知名的文学人士，也有义务承担一些新的和不熟悉的任务，去为君主的军事实力唱赞歌和痛斥敌人。15大量这样的作品被印刷出来。尽管这经常被视作一个独裁和非代议制政府的时期，我们会发现，从特别早期的第一批印刷书籍的年代开始，欧洲统治者们就投入了相当的努力，向他们的民众表达观点、解释政策。这也是新闻史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这些新闻小册子上爱国的乐观主义，对欧洲统治者们管理公共舆论的早期尝试很有助益，但也为那些依赖准确的信息流而做决策的人带来了困难。已经准备交货上路的商人们不得不对他们的发现报以更为审慎的态度——如果货物能否平安抵达很重要，那么模糊了事实真相的新闻小册子就对他们没有好处。宗教改革带来的欧洲内部的分裂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因素：新教和天主教国家的新闻卖主们会不断地只复制认信分界线（confessional divide）一边的新闻。因此新闻就愈发呈现出宗派特征。所有这一切会导致种种歪曲，掩盖事件的真实过程。这对振奋士气也许是好的，但对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来说，他们需要途径去获得更为冷静的报道，新闻印刷大众市场的增长主要就是个消遣。由于这个原因，16世纪大量涌入市场的新闻小册子并未淘汰更为专门的手抄服务。新闻信札依然能在有钱人市场中立足；在欧洲的很多地方，秘密的手抄新闻服务一直持续繁荣到18世纪下半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