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修订版，全五卷)

图书目录

第一卷

第一章　穿越齐拉斯、达丽尔和丹吉尔 1

第一节　从克什米尔到齐拉斯 1

第二节　齐拉斯及其历史 18

第三节　前往达丽尔 27

第四节　达丽尔的今昔 41

第五节　穿越下达丽尔和丹吉尔 67

第二章　从亚辛到喀什 82

第一节　亚辛的历史和地理 82

第二节　穿过亚辛到德尔果德山口 90

第三节　从耶尔洪河源头到塔克敦巴什帕米尔 110

第四节　在塔什库尔干山谷 130

第五节　沿喀拉塔什河前往喀什 139

第三章　从喀什到和田河 159

第一节　沿着天山外缘行进 159

第二节　巴楚以远的古遗址和道路 174

第三节　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一条山脉 190

第四节　经过和田的麻扎塔格 207

第四章　从和田到罗布泊 233

第一节　出自和田各遗址的遗物 233

第二节　和田遗物名录 239

第三节　在达玛沟附近遗址的发现 326

第四节　重访尼雅遗址 359

第五节　尼雅遗址遗物名录 374

第五章　前往罗布泊的途中 400

第一节　且末和瓦石峡 400…

第二节　阔玉马勒和巴什阔玉马勒遗址 414

第三节　重新在米兰探险 430

第六章　古三角洲上的遗存 457

第一节　古城堡 L.K 遗址 457

第二节　在古城堡 L.K 遗址采集、出土的古物名录 479

第三节　古城堡 L.L 和 L.M 遗址 490

第四节　在古城堡 L.L、 L.M 和 L.R 遗址采集、出土的古物名录 503

第五节　穿越库鲁克河古三角洲 525

第二卷

第七章　古楼兰遗址 551

第一节　再次在楼兰遗址及其附近工作 551

第二节　在楼兰 L.A 遗址及其附近发现的各种遗物 565

第三节　古墓地出土的遗物 584

第四节　L.C 墓地出土的织物 596

第五节　L.C 墓地出土织物的装饰纹样 604

第六节　L.C 墓地出土的各种随葬品名录 620

第七节　古城堡 L.E 和 L.F 台地遗址 656

第八节　从楼兰到阿勒提米什布拉克 680

第八章　追寻中国古道 703

第一节　到楼兰最东部的要塞去 703

第二节　 “龙城” 的位置 721

第三节　穿越罗布泊 731

第四节　白龙堆 754

第九章　到疏勒河三角洲去 769

第一节　在干涸湖床的东岸附近 769

第二节　拜什托格拉克谷地 788

第三节　古代疏勒河的尾闾 800

第四节　疏勒河三角洲 814

第五节　楼兰古道上的交通问题 820

第十章　到敦煌和安西去 830

第一节　敦煌西北的长城 830

第二节　重访敦煌和千佛洞 857

第三节　沿着汉长城去安西 878

第十一章　追寻长城到肃州 894

第一节　疏勒河以北的汉长城 894

第二节　从桥湾城到十二墩 910

第三节　花海子及其长城遗址 931

第四节　花海子以东的长城线 950

第十二章　从肃州到毛目段长城去 962

第一节　北大河沿岸的长城 962

第二节　经过毛目绿洲及其边远地区的烽燧 971

第三节　在汉长城遗址发现的文物 984

第十三章　黑河三角洲和哈喇浩特遗址 1035

第一节　黑河下游及其尾闾 1035

第二节　哈喇浩特遗址 1047

第三节　哈喇浩特城外的遗址 1083

第四节　乡村居民点和马可?波罗记述的额济纳城 1100

第五节　出自哈喇浩特及其附近遗址的文物 1116

第三卷

第十四章　前往甘州和南山中部 1259

第一节　到甘州去的一条沙漠道 1259

第二节　到南沟城和甘州河的东源去 1271

第三节　从南山回到毛目 1289

第十五章　穿越北山到巴里坤 1302

第一节　穿过北山的沙漠山脉 1302

第二节　穿越天山最东段 1316

第三节　经过喀尔里克山和巴里坤 1327

第四节　巴里坤和哈密之间的历史关系 1334

第十六章　到古城并穿越天山 1349

第一节　从巴里坤到古城 1349

第二节　北庭遗址和车师后国王庭 1362

第三节　穿越天山到吐鲁番 1372

第十七章　吐鲁番的地理和历史 1387

第一节　吐鲁番的地理位置和早期历史 1387

第二节　从东汉到唐代的吐鲁番 1398

第三节　回鹘统治下的吐鲁番 1413

第十八章　吐鲁番的遗址 1424

第一节　古代高昌国的遗址 1424

第二节　在喀拉霍加挖掘得到和购得的文物目录 1442

第三节　在吐峪沟遗址考察 1486

第四节　在吐峪沟遗址发掘得到和购得的遗物目录 1510

第五节　在木头沟遗址的考古工作 1552

第十九章　阿斯塔那古墓地 1576

第一节　i 组公元 7 世纪的墓葬 1576

第二节　ii~v 组墓葬出土的泥塑像及其他随葬品 1591

第三节　vi~x 组未被盗扰的墓葬等 1612

第四节　阿斯塔那墓葬及出土纺织品综述 1628

第五节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纺织艺术品 1637

第六节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遗物表 1654

第七节　在吐鲁番工作的总结 1737

第二十章　在库鲁克塔格中探险 1758

第一节　从吐鲁番到辛格尔 1758

第二节　到破城子和兴地去 1770

第三节　到库鲁克河边的墓地去 1786

第四节　阿弗拉兹?古尔的补充考察 1805

第二十一章　孔雀河沿岸的古道 1822

第一节　营盘遗址 1822

第二节　孔雀河的古河道和注滨城 1853

第三节　到库尔勒去的古道沿线烽燧 1866

第四节　尉犁和现代喀拉库木 1884

第四卷

第二十二章　从库尔勒到库车 1903

第一节　沿着天山脚下走 1903

第二节　都护治所 1910

第三节　从轮台到库车 1923

第二十三章　库车及古遗址 1932

第一节　绿洲的地貌及境内古都的位置 1932

第二节　木扎特河以西的遗址 1939

第三节　库车东南的遗存发现和收集的古物名录 1960

第二十四章　从库车到喀什 1992

第一节　拜城境内的古代遗存 1992

第二节　经阿克苏和巴楚到达喀什 1999

第三节　唐代对阿克苏至喀什的道里记载 2006

第二十五章　穿越帕米尔 2012

第一节　在喀什做准备 2012

第二节　沿着阿赖谷地行进 2023

第三节　沿着帕米尔的西部边缘行进 2036

第四节　经过阿利丘尔和大帕米尔 2063

第二十六章　在阿姆河上游地区 2081

第一节　瓦罕的古代遗址 2081

第二节　穿过伊什卡什米和加兰 2108

第三节　舒格楠谷地 2126

第四节　从洛山到达尔瓦孜 2138

第五节　从喀拉特金到布哈拉 2156

第二十七章　在呼罗珊东部 2176

第一节　从阿什哈巴德到马什哈德 2176

第二节　经过波斯—阿富汗边界 2179

第三节　进入赫尔曼德盆地 2194

第二十八章　锡斯坦圣山 2201

第一节　锡斯坦的历史地位 2201

第二节　科赫伊瓦贾的遗址 2209

第三节　壁　画 2221

第四节　山顶的遗址 2240

第二十九章　波斯境内锡斯坦绿洲的遗址 2253

第一节　沙利斯坦及其附近的遗址 2253

第二节　锡斯坦坝以及赫尔曼德河的古名 2270

第三节　扎黑丹遗址以及西北方的晚期遗址 2274

第四节　出自锡斯坦北部晚期遗址的陶器碎片和其他小遗物 2292

第三十章　锡斯坦的沙漠三角洲 2309

第一节　古代和近代的遗址 2309

第二节　史前居民点遗址 2328

第三节　在赫尔曼德河南部三角洲地区遗址发现的文物 2342

第四节　一条古代边境线遗址 2405

第五节　从锡斯坦到印度和伦敦 2424

附　录

附录 A　吐鲁番阿斯塔那的汉文碑铭 2429

附录 B　发现和购得的钱币目录 2436

附录 C　关于帕米尔地区和阿姆河盆地的人类学所做的笔记 2458

附录 D　在中国新疆、甘肃和波斯锡斯坦出土的陶瓷 2494

附录 E　手稿目录 (主要是梵文) 2501

附录 F　梵文、和田文、库车文手稿残件目录 2526

附录 G　库车文手稿残件笔记 2532

附录 H　粟特文手稿残件笔记 2534

附录 I　汉文碑铭和文书 2535

附录 K　回鹘文、蒙古文、粟特文手稿残件目录 2555

附录 L　在德尔果德山口发现的吐蕃文题识 2562

附录 M　从和田带回来的文物目录 2565

附录 N　塔里木盆地和锡斯坦的石器 2580

附录 O　岩石和沙子样品 2582

附录 P　出自喀拉霍加的摩尼教羊皮手稿残件 (手稿 Kao.0111) 2634

附录 Q　出自喀拉霍加的如尼突厥文手稿残件 Kao.007 2636

附录 R　对图版 CXXX~CXXXIII 中的吐蕃文题识所做的笔记 2640

第五卷

I （ 1 ）陶塑出自约特干和和田

II （ 2 ）陶塑出自和田

III （ 3 ）陶塑出自和田

IV （ 4 ）泥浮雕出自拉勒塔格、木头沟和和田

V （ 5 ）陶器出自麻扎塔格和和田

VI （ 6 ）木器出自麻扎塔格和木头沟

VII （ 7 ）纸画出自麻扎塔格和哈喇浩特

VIII （ 8 ）泥浮雕残块出自和田和喀拉霍加

IX （ 9 ）泥浮雕、木器和陶器主要出自和田和达玛沟

X （ 10 ）石器、金属器等主要出自和田和达玛沟

XI （ 11 ）金属器、泥塑、木器出自达丽尔、和田和哈喇浩特等地

XII （ 12 ）泥浮雕、陶器哈定发现于和田

XIII （ 13 ）彩绘木板和木雕出自达玛沟附近

XIV （ 14 ）彩绘木板和木雕出自达玛沟

XV （ 15 ）木雕出自尼雅、楼兰和库车

XVI （ 16 ）木器出自尼雅、若羌和楼兰

XVII （ 17 ）写在木板和绢上的佉卢文文书出自尼雅和楼兰

XVIII （ 18 ）佉卢文文书出自尼雅和楼兰

XIX （ 19 ）泥塑头像 M. XV. 015 出自米兰佛寺

XX （ 20 ）泥塑头像出自米兰和巴什阔玉马勒

XXI （ 21 ）木器和金属器出自米兰和楼兰

XXII （ 22 ）石器出自罗布荒漠风蚀地带

XXIII （ 23 ）金属器、黏土物品、玻璃器出自楼兰和罗布荒漠

XXIV （ 24 ）金属器、木器、石器出自楼兰和罗布荒漠

XXV （ 25 ）漆器、陶器等出自尼雅、楼兰和长城

XXVI （ 26 ）木器、金属器、石器等主要出自楼兰

XXVII （ 27 ）木器、陶器、皮革制品主要出自尼雅和楼兰

XXVIII （ 28 ）家用木器出自楼兰和营盘

XXIX （ 29 ）木器、陶器等主要出自楼兰墓葬

XXX （ 30 ）毛挂毯残片 L.C.iii.010.a 出自楼兰 L.C 遗址之墓葬

XXXI （ 31 ）毛挂毯残片出自楼兰 L.C 遗址之墓葬

XXXII （ 32 ）毛挂毯图案示意图出自楼兰 L.C 遗址之墓葬

XXXIII （ 33 ）毛毯和丝织品图案示意图出自楼兰 L.C 遗址之墓葬

XXXIV （ 34 ）彩锦样品出自楼兰 L.C 遗址之墓葬

XXXV （ 35 ）彩锦和刺绣样品出自楼兰 L.C 遗址之墓葬

XXXVI （ 36 ）锦和绢的样品出自楼兰 L.C 遗址之墓葬和阿斯塔那墓地

XXXVII （ 37 ）丝织品 L.C. x.04 图案示意图出自楼兰 L.C 遗址之墓葬

XXXVIII （ 38 ）丝织品 L.C. iii. 011 图案示意图出自楼兰 L.C 遗址之墓葬

XXXIX （ 39 ）丝织品图案示意图出自楼兰 L.C 遗址之墓葬

XL （ 40 ）丝织品图案示意图出自楼兰 L.C 遗址之墓葬

XLI （ 41 ）丝织品 L.C.02 图案示意图出自楼兰 L.C 遗址之墓葬

XLII （ 42 ）丝织品和毛毯图案示意图出自楼兰 L.C 遗址之墓葬

XLIII （ 43 ）丝织品（包括锦和刺绣 L.C.vii.04 ）图案示意图出自楼兰和吐鲁番

XLIV （ 44 ）毛挂毯和绒面地毯残片出自楼兰 L.C 遗址之墓葬

XLV （ 45 ）丝绣残片出自楼兰 L.C 遗址之墓葬、阿斯塔那和营盘墓地

XLVI （ 46 ）木器、草编物品、细绳等出自汉长城烽燧

XLVII （ 47 ）木器、金属器等出自汉长城烽燧

XLVIII （ 48 ）陶片出自汉长城烽燧

XLIX （ 49 ）泥浮雕出自敦煌千佛洞和哈喇浩特

L （ 50 ）陶器、泥浮雕出自哈喇浩特佛寺遗址、桥湾城等地

LI （ 51 ）陶片、带釉金属出自阿都那克拉、哈喇浩特等地

LII （ 52 ）带釉陶片出自哈喇浩特 K.K.I 佛寺遗址

L III （ 53 ）泥浮雕出自哈喇浩特佛寺遗址

LIV （ 54 ）泥浮雕和泥塑头像残块出自哈喇浩特 K.K.I 和 K.K.II 佛寺遗址

LV （ 55 ）泥塑残块出自哈喇浩特 K.K.I~IV 佛寺遗址

LVI （ 56 ）陶器、金属器主要出自哈喇浩特遗址 E

LVII （ 57 ）釉陶片、瓷片等出自哈喇浩特遗址

LVIII （ 58 ）纸画出自哈喇浩特 K.K.II 遗址

LIX （ 59 ）纸画出自哈喇浩特 K.K.II 遗址

LX （ 60 ）纸画出自哈喇浩特 K.K.II 遗址

LXI （ 61 ）绢画出自哈喇浩特 K.K.I 和 K.K.II 佛寺遗址

LXII （ 62 ）版画出自哈喇浩特 K.K.II 佛寺遗址

LXIII （ 63 ）版画出自哈喇浩特 K.K.II 佛寺遗址

LXIV （ 64 ）版画出自哈喇浩特 K.K.II 佛寺遗址

LXV （ 65 ）版画出自哈喇浩特 K.K.II、III、V 佛寺遗址

LXVI （ 66 ）木器、金属器出自哈喇浩特、额济纳河和吐鲁番等遗址

LXVII （ 67 ）泥浮雕出自马蹄寺石窟

LXVIII （ 68 ）木雕出自德尔果德、马蹄寺、喀拉瓦玛尔

LXIX （ 69 ）泥浮雕像和陶器等出自护堡子和喀拉霍加

LXX （ 70 ）金属器出自喀拉霍加 KAO.III 遗址

LXX/ （ 71 ）金属器、石器等出自喀拉霍加

LXXII （ 72 ）泥浮雕像残块出自吐峪沟佛寺遗址

LXXIII （ 73 ）版画 KAO.05 （纸）出自喀拉霍加

LXXIV （ 74 ）汉文墓志 AST.v.1.07 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LXXV （ 75 ）汉文墓志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LXXVI （ 76 ）萨珊图案的丝织品 AST.i.5.03 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LXXVII （ 77 ）羊皮纸小画像和丝毛织物的图案出自和田、哈喇浩特和吐鲁番

LXXVIII （ 78 ）丝织品、刺绣图案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LXXIX （ 79 ）丝织品图案残片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LXXX （ 80 ）丝织品图案示意图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LXXXI （ 81 ）丝织品 AST.v.2.01 图案示意图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LXXXII （ 82 ）丝织品图案示意图出自阿斯塔那墓地和吐峪沟

LXXXIII （ 83 ）丝织品图案示意图出自阿斯塔那墓地和哈喇浩特

LXXXIV （ 84 ）丝织品图案示意图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LXXXV （ 85 ）丝织品图案示意图出自阿斯塔那墓地和吐峪沟

LXXXVI （ 86 ）丝织品图案示意图出自楼兰、哈喇浩特和吐鲁番

LXXXVII （ 87 ）毛毯、丝织品等残片出自楼兰、哈喇浩特和吐鲁番

LXXXVIII （ 88 ）丝绣鞋出自楼兰 L.H 墓地和喀拉霍加

LXXXIX （ 89 ）各种随葬物品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XC （ 90 ）随葬陶器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XCI （ 91 ）随葬家用物品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XCII （ 92 ）随葬点心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XCIII （ 93 ）用木、纸等材料制作的随葬物品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XCIV （ 94 ）随葬家具等物品，大部分为木质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XCV （ 95 ）泥塑马 AST.iii.2.058 、马镫 AST.iii.2.011 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XCVI （ 96 ）镇墓兽 AST.iii.2.059 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XCVII （ 97 ）泥塑马 AST.iii.2.057 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XCVIII （ 98 ）泥塑骆驼 AST.iii.4.015 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XCIX （ 99 ）泥塑骑俑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XCIX.A （ 99A ）泥塑女骑俑 AST.iii.2.022 、坐骑 AST.iii.2.016 和女侍者 AST.iii.4.06 4 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C （ 100 ）泥塑马、木制品等出自阿斯塔那墓地和哈喇浩特

CI （ 101 ）随葬泥塑像出自阿斯塔那墓地和木头沟

CII （ 102 ）涂色泥塑人物出自阿斯塔那墓地和吐峪沟

CIII （ 103 ）泥塑、木雕、陶片出自阿斯塔那墓地和吐峪沟

CIV （ 104 ）木雕和其他随葬物品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CV （ 105 ）残绢画 AST.iii.4.010.a ，画面为夫人和童仆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CVI （ 106 ）残绢画 AST.iii.4.010.b~j 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CVII （ 107 ）残纸画和绢画出自哈喇浩特、阿斯塔那墓地和烽燧 Y. II

CVIII （ 108 ）棺盖上的绢画 AST.ix.2.b.012 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CIX （ 109 ）幡画 AST.IX.2.054 ，画面为伏羲女娲神像

CX （ 110 ）木器、玻璃器、陶器等出自营盘和烽燧 Y. III

CXI （ 111 ）印章、图记和小型金属器、石器、玻璃器等主要出自库车

CXII （ 112 ）石器出自锡斯坦三角洲荒漠地带

CXIII （ 113 ）史前陶片出自锡斯坦三角洲荒漠地带

CXIV （ 114 ）史前陶器残片出自锡斯坦三角洲荒漠地带

CXV （ 115 ）陶片出自锡斯坦三角洲荒漠地带

CXVI （ 116 ）金属器、陶器、玻璃器出自锡斯坦三角洲荒漠地带

CXVII （ 117 ）晚期釉陶片出自锡斯坦三角洲荒漠地带

CXVIII （ 118 ）釉陶片出自锡斯坦三角洲荒漠地带

CXIX （ 119 ）汉文—佉卢文二体钱、贵霜王朝钱币和中国古币出自和田、楼兰、吐鲁番及其他地区

CXX （ 120 ）中世纪中国、拜占庭、萨珊、伊斯兰国家的钱币出自和田、哈喇浩特、阿斯塔那、库车和锡斯坦

CXXI （ 121 ）梵文写卷残片出自和田和若羌

CXXII （ 122 ）梵文写卷残片出自达玛沟

CXXIII （ 123 ）写在纸上和木板上的库车文、和田文文书出自库车、吐鲁番和麻扎塔格

CXXIV （ 124 ）粟特文、突厥如尼文文书出自楼兰、喀拉霍加、麻扎塔格

CXXV （ 125 ）回鹘文—婆罗米文二体文书、和田文文书出自哈喇浩特、吐鲁番和麻扎塔格

CXXVI （ 126 ）回鹘文、蒙古文文书出自哈喇浩特、黑河三角洲和吐鲁番

CXXVII （ 127 ）有汉文印文和题识的尸布、汉文墓志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CXXVIII （ 128 ）公元 5 、 6 世纪佛经写卷出自敦煌千佛洞

CXXIX （ 129 ）公元 7 — 9 世纪颂扬武后功德的汉文文书（ CHIEN. 0249 ）出自敦煌千佛洞

CXXX （ 130 ）吐蕃文木简出自麻扎塔格、喀达里克、米兰

CXXXI （ 131 ）吐蕃文菩提文书出自麻扎塔格和哈喇浩特

CXXXII （ 132 ）吐蕃文菩提佛经写本出自哈喇浩特

CXXXIII （ 133 ）吐蕃文菩提佛经写本出自哈喇浩特

CXXXIV （ 134 ）西夏文—吐蕃文二体文书 K.K.II.0234.k 出自哈喇浩特

CXXXV （ 135 ）西夏文文书出自哈喇浩特

CXXXVI （ 136 ）西夏文文书出自哈喇浩特

CXXXVII （ 137 ）西夏文文书出自哈喇浩特

附图（ 1 — 59 ）

序言/前言/后记

再版前言

　　奥雷尔·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 (全四卷), 原名 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 《亚洲腹地——中亚、甘肃及东伊朗探察之详尽报告》 ), 重新校译修订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20 年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委托我组织学者翻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 出版社领导、编辑和译者精诚合作, 勠力工作, 历时数年才完成翻译与编辑工作, 使这部皇皇巨著的汉译本于 2004 年首版面世。让我深感自豪的是, 20 年后,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汉译本修订再版之际, 该译著仍是其原著的唯一外文译本。

1913 年 8 月 1 日, 斯坦因在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政府支持下开始第三次中亚考古探险。他率队离开克什米尔, 取道帕米尔, 经喀什前往和田。 10月下旬, 斯坦因再次发掘和田河麻扎塔格遗址, 获大量吐蕃文文书。然后他向东前往米兰, 途中继续发掘尼雅和安迪尔遗址, 获得数量可观的文物, 尤其是一批佉卢文简牍和用古印度俗语书写的简牍令人印象深刻。

1914 年 3 月, 斯坦因再次来到米兰遗址, 把上次遗留下来的 11 幅精美壁画全部揭取带走。随后, 斯坦因再次发掘楼兰古城遗址及其周围系列遗址, 获得汉文、佉卢文、粟特文、婆罗米文等多种古代文书写本, 以及古代丝织品、家具等文物。

1914 年 3 月 24 日, 斯坦因到达敦煌, 在莫高窟仅用 500 两银子就从王道士手里骗取了 570 多件古代写本和各种经幡绢画。 5 月, 斯坦因经安西到达酒泉。 6 月, 斯坦因沿黑河向北考察, 在黑城, 发掘佛寺等遗址, 获得大量汉文、西夏文、吐蕃文、波斯文和回鹘文等写本文书。 7—8 月, 斯坦因经张掖勘察测绘走廊南山和甘州河河源山地。 9 月, 斯坦因翻越天山经巴里坤到达奇台, 考察北庭都护府遗址。 10 月, 斯坦因到达吐鲁番, 揭取木头沟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珍贵壁画 90 余箱。

1915 年 1 月, 斯坦因发掘阿斯塔那墓地、哈拉和卓墓地, 获得写本、丝织品、陶俑和钱币等文物, 共计获取吐鲁番古代文物 140 余箱。此后, 斯坦因陆续考察焉耆、库尔勒、库车、拜城等地遗址。

1916 年 2 月底, 斯坦因历时两年零八个月, 行程近 18 000 公里的第三次中亚考古探险结束。此次探险, 斯坦因共获得古代文物 182 箱, 是他第二次探险所得古代文物数量的三倍以上。

此后, 斯坦因花费十年时间, 研究、撰写四卷本考古报告《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前两卷为正文, 包括插图照片和附录, 第三卷为图版, 第四卷是地图, 1928 年出版。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除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和斯坦因的学术研究成果, 还汇集了欧洲多学科权威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 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成为学术界考古报告编写范例。

需要特别向各位读者说明的是, 本版因故对原著的 47 幅地图未予收录,亦即 2004 年汉译本的第五卷, 其余内容均予以完整保留, 并对 2004 年汉译本进行重新校译修订, 对译文进行加工润色, 使之在翻译质量和编校质量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此外, 本版在分卷上做了重新划分, 以便印刷装订和阅读收藏。

由于我们翻译水平有限, 译作中一定还存在诸多不妥和不足之处, 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巫新华

2021 年 8 月 22 日

2004 年汉译本前言

　　继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五卷汉译本出版之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编译的斯坦因的另一部学术巨著《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的汉译本又面世了。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是一部大型考古报告, 是斯坦因 1913 年 7 月至1916 年 2 月, 历时两年零八个月、行程 11 000 英里, 东迄河西走廊, 经新疆塔里木盆地, 西至阿姆河上游和伊朗; 南自兴都库什山, 经准噶尔, 北达内蒙古西部地区, 在这一时空范围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及研究成果。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记载了作者所考察的古代遗址、墓地、道路遗迹与所发现的大量重要文物。其中重要遗址和墓地有麻扎塔格山废堡遗址、尼雅遗址、鄯善 “东故城” 佛寺遗址、楼兰古城遗址、汉代长城及烽燧遗址、吐鲁番佛寺遗址和墓地以及从瓦罕经加兰、洛山、舒格楠至达尔瓦孜沿途的古老堡垒遗址, 还有锡斯坦的科赫依瓦贾圣山上的萨珊遗址及其南部的史前遗址等。关于古代道路的考察, 斯坦因发现颇多, 如穿过达丽尔和丹吉尔山谷的中印古代佛教交流之路、喀拉塔仁什河首次探察的古道、从罗布泊到疏勒河的重要古代通道、塔里木盆地北边的古代文献记载的 “北道” 及绿洲、从喀什穿越俄属帕米尔和阿姆河上游经过的古代丝绸之路等。斯坦因在上述古代遗址附近和道路沿线发现了大量重要文物, 如吐蕃文文书、佉卢文木简、佛寺壁画、丝绸、汉文木简和佛教经卷, 党项文、吐蕃文手稿和雕版印刷品等。他发掘的古代墓葬出土的遗物, 主要有萨珊时期、伊斯兰时期的文物,以及史前时期的石器和彩陶, 还有用于体质人类学研究的 400 多个古人骨骼标本等。这些考古遗迹、遗物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它们成为研究新疆、中亚考古与历史, 探察古代丝绸之路珍贵的科学资料。 20 世纪许多与此相关的 “新学问” 的建立, 无不与这些新材料的发现有着直接关系。

本书作为一部大型考古学专著, 除了以上所说的重要学术意义, 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本书对这一地区的古代遗址和遗物考察及研究, 始终以古代道路遗迹探索为纲。如果说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东方和西方光耀寰宇的历史项链, 那么这条古代欧亚大通道上众多的古代遗址和历史文物则颇似这条项链上熠熠生辉的珍珠。是丝绸之路孕育出了这些历史的珍珠, 没有古代道路,这些历史的珍珠和这条历史项链也就不复存在!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作者在本书中始终以探索古代道路为纲。

第二, 亚洲腹地的古今变化, 使得作者在考古调查中特别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斯坦因以其渊博的知识, 探索并记述了古代河流的变迁、绿洲与沙漠间的环境变化。以这样的视角进行的科学考察, 对揭示古代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为当前人们进一步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及采取相应对策, 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第三, 考古学通过古代遗存研究人类历史, 古代遗存涵盖面相当广泛,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包括人类一切科学知识。因此, 一部好的考古学著作必须是多学科的结合。 80 多年前编著《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一书时, 斯坦因邀集了当时相关知识领域最著名的科学家共同合作研究, 如他曾邀请乔伊斯 (英国皇家人类学学院副主席) 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 索罗斯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教授) 进行岩石和沙子的分析研究, 史密斯 (大英博物馆副馆长) 进行石器研究等。对这里出土古代文物中所发现的涉及汉文、梵文、和田文、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吐蕃文、突厥文等资料, 斯坦因邀请了当时这些领域最著名的学者马伯乐、西尔文?列维、勒柯克、弗兰克、 W.L.兰茨、威尔海姆?汤姆森、 F.W.托马斯教授等进行了整理、翻译和研究。《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由于多学科学者的良好合作, 极大地提高了其学术水平, 而且为这类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与《西域考古图记》一样, 这里的考古资料是迄今研究新疆考古与历史最为宝贵的资料, 斯坦因以此为基础所开展的研究,也是代表当时最高学术水平的, 至今仍具有学科开创性、基础性的科学意义。从总体上来看, 这些研究成果揭示出的历史显示: 新疆自汉代以来已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新疆地区的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新疆的古代历史和文化。在现在的新疆地区, 汉唐以来至今 2 000 年间, 汉族持续是这个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一员, 一直起着政治主导作用。这些对我们正确地认识新疆历史, 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所反映的新疆古代历史说明, 新疆各族人民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他们与祖国共兴衰; 汉唐时期是华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考古资料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新疆历史处于其鼎盛时期。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为世界所瞩目, 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吹响, 祖国将与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共创新的盛世。汉唐时期中华民族的新疆地区开发历史, 为我们今天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有力的、科学的理论支持。

作为一部学术专著,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从科学的视角向人们表明,新疆的开发要注意处理好人地关系。人类的活动不能忽视与自然的协调, 自然的承受力是有一定限量的, 本书所揭示出的这些人类历史的宝贵经验或教训, 都将是我们当今建设新疆、开发西部地区的精神财富。

毋庸讳言,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虽然有重大科学价值, 但作者于 20 世纪初在我国西部地区所开展的 “探险” 活动, 无疑是属于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此书现在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是当年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者们所不愿看到的。 “据说, 历史喜欢捉弄人, 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要到这个房间, 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这大概就是历史魅力! 今天我们组织翻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 也正是基于它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刘庆柱

2001 年 5 月 12 日

2004 年汉译本出版说明

　　本书根据克拉伦登出版社 1928 年版翻译。

斯坦因的《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涉及古今多种语言文字以及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美术、建筑等多门学科, 是一部语言现象复杂、学科门类繁多的综合性学术专著。我们在组织翻译和编辑过程中, 为解决所遇到语言和技术上的问题, 拟订了一些原则, 特在此略作说明。

一、本书原名《亚洲腹地——中亚、甘肃及东伊朗探察之详尽报告》,作者无理地将我国新疆地区视为中亚而划出我国疆界之外, 所谓 “中国西部地区” 则专指我国甘肃省地区, 对此, 我们一概不予承认, 故此书翻译出版, 定名为《亚洲腹地考古图记》。

二、为保持原书的原貌, 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文。由于时代的局限、文化的差异以及其他原因, 斯坦因的原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由于历史的原因, 斯坦因原书中的学术观点, 有些不很正确; 原书中的某些专业术语,表述上也不够规范。此外, 由于文化的差异, 斯坦因原书中存在着一些知识性错误, 如他把 “开元通宝” 误认为是唐高祖时期发行的钱币。尤其是斯坦因的探险考察还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文化掠夺的性质, 因此, 他的一些观点具有自我辩护的成分。对这些不足之处, 我们已在《西域考古图记》的前言中予以总的说明, 在本书正文中则不作具体分析。因此, 读者在征引该书观点时要妥加甄别。对原书的专业术语, 我们一律保留原貌, 但为方便读者阅读, 我们在个别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于原表述词后加注说明, 阐明译者的意见。

三、确保中文资料的准确性。斯坦因从他人译作中转引了《史记》《汉书》《唐书》《大唐西域记》《魏略》等我国古代文献。这些文献经过多次转译, 必然出现偏差和失误。为了确保引文的准确性, 我们不根据原文转译,而是对照我国古代文献资料直接抄录。原书附录 A 中引用了一些汉文碑刻,我们也不根据原文转译, 而是把碑刻内容直接抄录下来。

四、专有名词 (包括人名、地名、著作名称等), 均按通行译法翻译。一些译名虽不甚准确, 但学术界已约定俗成, 故一仍其旧, 不再另译。为便于读者准确把握原意, 个别冷僻专有名词未作汉译; 一些中亚古代文字写卷中的人名、地名, 因目前尚无约定俗成的译名, 故亦未作汉译。

五、保留原书的计量单位、文物编号及遗物排序等, 以便于使用和检索。原书大量使用的计量单位 (如里、英里、英尺、英寸、码等), 均不换算成现行的法定计量单位; 原书中的文物编号、遗址编号, 均保留原貌; 原书中的附录排序和遗物排序, 均有不连续的现象。这些, 我们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 均未作调整。

六、人名、地名及其他方面的专有名词, 首次出现时, 于汉译名后附注原文, 以后出现不再加注。

七、为便于读者査找和对照, 我们对 “著作名称缩略表” 作了汉译,并附上原文。

八、原书注释及正文中征引了大量的文献, 凡 “著作名称缩略表” 中已列有者, 均用缩略语表示, 凡 “见上文 (下文) 某页” 者, 一律改为“见上文 (下文) 某章某节”; 译本注文中征引著作的页码为英文版页码;原书注释以节为单位排序, 译本以页为单位排序。

九、为了便于排版, 有些图版按原图的一定比例缩小, 缩小比例标示于各图版的图题上。如某图版按原图 85%的比例缩小, 则在该图版的图题标示: (缩 85%)。

十、地图翻译的说明 (注: 2004 年汉译本共收录地图 47 幅, 本次修订版未予收录——译者)。本书地图所用地名多为 20 世纪初地名, 许多地名俱是当地口语的音写, 与现今地名出入较大。为保持原图资料的完整性, 我们在保留原图音写地名的基础上, 着重译出重要的山川、河流、戈壁、沙漠、绿洲、村庄等名称和各类遗址、遗址名称, 对那些无视我国主权的地理命名, 我们一律不予承认, 并据有关资料对其作了修正。本书地图的翻译以国家测绘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局、甘肃省测绘局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名委员会的相关地图、地名资料为主要依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

引　言（节选）

　　按照 1906—1908 年的探险经历和成果, 我为本书所述的探险制定了计划。在 1906—1908 年的探险中, 我穿越过整个中国新疆地区, 考察古代遗址, 进行地形学测量, 一直到达中国的最西部 (包括西藏)。尽管那一大片地区现在很荒凉, 但历史上却曾有人居住过。那里的考古学问题和地理学问题令人着迷, 吸引着我重新来到这片亚洲内陆的广袤地区。在那里, 古代遗址早已被沙漠掩埋, 从而为我们保存了古代文明的遗物。这个文明在印度佛教、中国、希腊化近东地区文化的综合影响下, 发展并繁荣了一千多年。我在整理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成果时, 多次想到能否再次进行卓有成效的探险, 以补偿上一次考察时因时间紧张, 一些遗址被遗漏的缺憾。这一想法一直被迫搁置一边。然而, 那浩瀚沙漠的召唤, 却是不可抗拒的。

第二次探险后, 我给大英博物馆带回了大量文物。那些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使我在英国一直忙到 1911 年。即使在我重新回到印度, 开始在印度西北边界和克什米尔那片我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考古工作时, 我仍得花大部分时间在《西域考古图记》的撰写上。 1912 年, 出于多种考虑, 我向印度政府提交了一份思考已久的计划, 希望能到中亚进行第三次探险 (这时撰写《西域考古图记》这一繁重任务还远未完成)。我陈述的一条重要理由是, 当时中国和俄属突厥斯坦地区的政治条件对考察工作比较有利。我的两位朋友——印度政府外交国务卿亨利?麦克马洪爵士 (Henry Mc-Mahon) 和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 (George Macartney) 爵士——劝我尽早起程。考虑到后来我们目睹的变化, 我在此尤其要对他们充满洞察力的建议表示感激。

刚上任的印度总督哈定勋爵 (Lord Hardinge) 对我以前的探险经历一直深感兴趣。我的新探险就是在这样令人鼓舞的关怀下开始的, 如今回想起来我仍心怀感激。印度政府给予了我慷慨的帮助, 对此, 我认为主要应该归功于两位朋友: 一位是哈克特?巴特勒 (Harcourt Butler) 爵士, 他当时是总督政务会的成员、教育部开明的部长, 后来又相继担任联合省总督和缅甸总督; 另一位是印度考古总监约翰?马歇尔 (John Marshall) 爵士, 作为政府在考古方面的首席顾问, 他对我的历次中亚探险的准备工作, 以及探险成果的整理, 一直给予极为热忱、有效的帮助。我的提议在 1913 年 4月得到英国印度国务大臣的最后批准。印度政府给我拨款3 000英镑, 以支付未来三年探险开支的预算。反过来, 我在探险中得到的任何文物等 “考古收益”, 印度政府都享有独家所有权。将要在新德里成立的印度人种学、艺术和考古博物馆, 是我未来 “收获物” 的第一个受益者。就这样,1913 年 7 月, 我获准从克什米尔出发, 开始了又一次长途跋涉。

在我的探险中, 地理考察将占很大比重。对此, 印度测量局一开始就对我提供了极为有效的帮助。当时的印度总测量员 (Surveyor-General) 锡德尼?布拉德 (Sidney Burrard)爵士、上校对我的这一部分计划, 给予了热忱的帮助。我以前的地形学测量活动和测量成果的出版, 都大大得益于他。

他还同意把印度测量局的副总管助理拉伊?巴哈杜尔?拉尔?辛格 (Rai Bahadur Lai Singh) 调拨给我, 做我的助手 (拉尔?辛格是我经验丰富的老伙伴)。印度测量局专门拨款,承担雇用这些测量员的费用。此外, 印度测量局还提供所需的一切测量器械, 包括我和另一个助手米安?阿弗拉兹?古尔?汗 (Mian Afraz-gul Khan) 将要用到的器械 (关于阿弗拉兹?古尔的帮助, 下文将会说到)。

这样, 我们就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地形学考察了。与此同时, 我在此还要表达对皇家地理学会的诚挚谢意。该学会不仅借给我一些测量设备, 还给予了我道义上的慷慨支持。

已故的学会秘书长约翰?凯特勒 (John Keltle) 爵士对我始终表示支持, 他的支持永远伴随着我, 我从中总是能得到真正的鼓励。

我之所以花很大一部分工夫和精力来直接研究地理学问题, 是出于两个很重要的考虑: 其一, 我探险时将穿过内陆亚洲的某些地区, 这些地区有的位于荒凉的山区, 有的在大内流盆地的荒芜浩瀚的沙漠中, 至今没有被系统测量过, 甚至没有人绘制过地图; 其二, 从某些角度来说, 这些地区的确是地球上最不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但如果考虑到它们的历史, 它们就是能够说明地理特征和人类活动之间关系的极合适的例子, 而人类活动, 就反映在历史和考古学遗物中。我曾做过一个演讲, 题目是 “内陆亚洲: 地理作为历史的一个因素”。在演讲中我已经详细讨论到, 对于研究那一大片亚洲地区的历史和文物的学者来说, 为什么很有必要研究该地区的地理特征。在那篇演讲中我还说到, 科学地考察那一地区留下的人类历史踪迹 (包括历史时期和史前时期的),对于研究一些人们争论已久的地理变化来说, 也是很有帮助的。

前文我想简单地说明这样一个道理: 在这一地区, 对地形学事实的准确记录, 于考古研究关系重大。因此, 我对印度测量局的热心帮助尤为感谢, 因为印度测量局使我能够在出版本书的同时, 还发表了第四卷中的那些详细地图 (注:2004 年汉译本收录了该卷全部地图, 本次修订版未予收录——译者)。这 47 幅地图比例尺是 1 ∶ 500 000, 是在台拉登 (Dehra Dun) 的三角测量处绘制的。它们汇编了我三次中亚探险的全部测量结果。这些测量活动, 包括我和助手一直持续进行的平面测量, 以及在条件允许时进行的三角测量和天文观测。这些测量范围足足跨越 28 个经度, 8 个纬度,由此足以说明, 为了这些实地的系统测量, 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即便在这些地图上, 有些地区看起来仍然没有被测量过, 有的甚至完全没有被考察过,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那些地区大部分地面是令人生畏的浩瀚沙漠, 或是与沙漠同样荒凉的高山地区, 而要深入这些地区, 从自然条件上来说是极为困难的。

由于地域辽阔, 且每次探险带回来的资料性质又不同,因此想要完成这些地图的编绘、复制工作非常困难。这一工作从 1916 年开始。之后, 战争对测量局施加了很大压力,但大部分地图的编绘工作就是在这一艰难时期完成的。因此, 对相继负责三角测量处的杰拉德?勒诺克斯-卡宁汗姆(Gerald Lenox-Cunyngham) 爵士上校、 E. A. 唐第 (Tandy)上校和尊贵的H.麦克?考威 (McC. Cowie), 我都要特别致谢, 感谢他们持续不懈的努力, 使得地图编绘工作能在 1922年夏最终完成。

这些地图中描绘的, 是亚洲内陆中一块广大但轮廓清晰的地区。它过去曾是印度、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交汇点。它现在的状况, 以及它曾扮演的重要历史角色, 吸引了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实地考察中, 在比例尺、时间、所受过的训练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一直致力于把目前的地理特点尽可能准确、详细地记录下来。在考察结束后的几年, 我本人在地图的绘制、复制的各个阶段, 对地图的修订花了很大力气。为此, 我撰写了一本详尽的《备忘录》。在印度总测量员 C.H.D.莱德 (Ryder) 上校的批准下,这份《备忘录》作为《印度测量局记录》 (Records of theSurvey of India) 的第十七卷出版了。在《备忘录》中, 我记录下了在我的指导下进行的全部测量活动, 讨论了每一地区的重要地理特征。对每幅地图利用的资料, 也提供了详细的注释。此外, 我还在《备忘录》中详细解释了进行地图汇编时使用的方法, 地理细节是如何表示的, 以及当地地名等情况。对于《备忘录》的出版, 我尤其要感谢印度测量局三角测量支局 (如今改名为大地测量支局) 的官员们。他们在编绘我的探险地图资料时, 提供了各种极为热心的帮助。尤其要感谢的是: R.A.沃科普 (Wauchope, 已故) 上校、 H.特纳 (Turner) 上校、 J.德?格拉夫?亨特博士、 F.J.M.金(King) 少校、 K.梅森 (Mason) 少校和 W.E.伯里 (Perry)少校。

拉伊?巴哈杜尔?拉尔?辛格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老伙伴。关于他在我第三次探险中所做的工作, 《备忘录》和地图本身都是充分的证明。他在干旱的沙漠地区和大风劲吹的山区进行测量, 经受了很多严峻考验, 有时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读了本书的人就会明白这一点的。

我另外还选了两个印度助手, 这样就构成了我们的这支小探险队。事实证明, 我这个选择是极为幸运的。其中一个助手是奈克?夏姆苏丁 (Naik Shamsuddin)。他本是乔治王所属的孟加拉坑道工兵部队的一名下士, 如今已经晋升为“贾玛达尔” (Jamadar)。我是从那一杰出部队的 J.E.迪吉(Dickie) 少将阁下那里, 把他 “租借” 来的, 我发现他很能干, 而且在需要技术才能的所有工作上都是把好手; 另一个助手是年轻的军事测量员米安?阿弗拉兹?古尔?汗。他是个帕坦 (Path??n) 人 (分布在阿富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民族——译者), 属于虔诚的卡卡海尔 (Kaka-khel)家族。当时他是开伯尔 (Khyber) 步枪队的一名印度士兵。

1912 年, 在乔治?鲁斯?克伯尔爵士 (George Roos-Keppel)的推荐下, 我在印度西北边境的考古发掘中第一次雇用了他。我很快发现他精力旺盛, 聪明过人, 在野外考古工作中, 是一个得力助手。他对地形问题敏感而且感兴趣, 这使得我还能让他参与到地形测量工作中, 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们回来之后, 由于他能力突出、勇气可嘉, 获得了麦克格雷格尔银质勋章 (Macgregor Silver Medal), 并进入了印度测量局, 担任副总管助理。自那之后, 米安?阿弗拉兹?古尔?汗 [如今叫汗?萨西伯?阿弗拉兹?古尔?汗 (Khan Sahib Afraz-gul Khan)] 工作成绩突出, 证明把他召入印度测量局是完全正确的决定。

前面已经说过, 这次探险的考古学和地理学目的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探险范围很广。直到我1916 年探险归来回到克什米尔 (Kashmir), 探险持续了近两年零八个月, 行程将近 11 000 英里。我探险的目的, 不只是考察古代遗址, 为博物馆收集新资料, 以供文物学和语言学之研究。在我看来, 同样重要的另外一点是, 凡是能为古代中亚道路所穿越的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提供线索的东西, 我都要观察和记录下来。曾有几百年, 那些道路都是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宗教信仰的影响和政治征服的影响, 就是通过它们传播的, 从而把中国和印度、近东联系在了一起。有鉴于此, 本书的考察地理范围从中国西部的河西走廊, 穿过整个塔里木盆地 (Tarim Basin), 到阿姆河 (Oxus) 的最上游,一直到伊朗; 从南面的兴都库什 (Hidoo koosh) 山, 经过准噶尔, 一直到准噶尔东北的内蒙古。这次探险回来之后, 由于各种原因, 我的时间很紧张, 没能发表一份关于探险的个人回忆录 (这样的回忆录能指导读者, 理解本书中的考察范围和各部分的意义)。因此, 下面我就有必要概述一下考察活动的内容。

我从克什米尔出发后, 经过达丽尔 (Darel) 和丹吉尔(Tangir) 山谷到达喀什 (Karshgar), 恰好彼时条件比较有利, 使我能够穿过达丽尔山谷和丹吉尔山谷。那是兴都库什山中的一个地区, 欧洲人从未涉足过。我经过之后, 那一地区又陷入了部族之间纷争的无政府状态, 再次对外封闭了(见第一章)。在那里, 我追寻了一条古道。在佛教时期,中国朝圣者就是沿着它到达印度河流域的。然后, 我经过亚辛 (Yasin), 穿过德尔果德 (Darkot) 冰川山口 (该山口曾是一次著名的中国战役的地点), 然后越过格拉姆巴尔(Karambar) 河和罕萨 (Hunza) 河源头的那些雪山, 在塔克墩巴什帕米尔 [Taghdumbash Pamir, 今塔什库尔干 (Tash-kurghan) 境内——译者] 到达了中国境内。从那里到喀什的途中, 我在大色勒库尔谷 (the great Sariko Valley, 今蒲犁县全境——译者) 考察了某些古代遗址, 并考察了一条新道。那条道是沿着难走的喀拉塔什 (Kara-tash) 河河谷朝下延伸的, 迄今为止还没人探察过 (见第二章)。

我在喀什短暂休整了一下, 住在我的老朋友、好客的马继业爵士家里 (他是大英帝国的前任驻喀什总领事, 现已逝世)。我利用这段时间组织了驼队。而且, 马继业爵士对我未来的探险, 给予了实际帮助, 并提出了不少建议, 使我受益匪浅。自从革命 (指辛亥革命——译者) 之后, 中国新疆的行政管理状况有了很大变化。就是因为马继业爵士的一直关注和大力支持, 才避免了官方后来对我的计划的严重阻挠。他很有影响力, 而且富有远见, 使我在中国的整个旅程都大为受益。对此, 我将永远心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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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古楼兰遗址

第一节　再次在楼兰遗址及其附近工作

我直接回到楼兰的目的, 是寻找七年前因时间紧张而未调查的附近风蚀地中的遗址。为了让这个计划有成功的把握, 我们决定在楼兰这个古交通站扎营, 以便深入调查原先没有考察过的邻近地区。因此, 2 月 11 日早晨, 我们到达楼兰之后, 除了一些被用于向东北方向扩延调查的骆驼, 其余的骆驼均在托乎提阿洪的引导下, 赶往库鲁克山最外层山脚下的阿勒提米什布拉克 (āltmish-bulak, 意为 60 泉眼——译者), 去享受几天有绿草和冰川咸水的生活。

由此向北和东北方向, 对于阿弗拉兹?古尔来说也是完全陌生的, 但我更加坚信在这个地区进行调查的必要性, 我希望能找到一条来自敦煌的要道的蛛丝马迹。凭以前的经验, 我充分相信, 有着旺盛精力和敏锐观察力的阿弗拉兹?古尔定能胜任这次调查工作。我自己则留在楼兰开始着手在遗址上做一些有用的工作。上次调查时, 因为有些古迹埋藏太深或其他原因, 在匆忙中被遗漏了。这一次, 我们有了弥补缺憾的机会。

这次调查的结果, 已充分体现在我在此次旅行结束后成书的《西域考古图记》中, 在此无须赘述。但我要指出的是, 正是这次新调查, 加上我第一次调查的经验, 使我在东边的一些风蚀遗址中找出了曾围住这个中国交通站的城墙位置。因为遗址早在公元 4 世纪就被废弃, 一直遭受着强烈的风蚀, 所以我现在描述的内容很难超过 1906 年的记录。那时, 我认出了少量遗物及因处背风位置而幸免于完全风蚀的两道东—北东到西—南西走向的墙址。与这些墙成直角的围墙, 我以前未能找到, 但在这次仔细的调查中也得以确认,并记录于《西域考古图记》中修改过的平面图上。图 152~155、 157 也有助于更好地说明《西域考古图记》记录的第二次探险考察的结果。

为方便理解, 在描述最新考察获得的古物之前, 对我拍摄的遗址图片作一个简要提示。图 151 中心位置显示的是衙门式的大建筑遗存 (L.A.II) , 稍远处是 L.A.X、 XI (据本书英文版 “补遗和勘误”, 应为 L. A. X——译者) 佛塔。

图 150右边完全风蚀的低地上, 干枯的红柳覆盖着一座三角形小土堆, 引人注目。这非常重要, 因为如前所述, 由于风蚀, 这类植物遗存的层位远比古代文化层低, 这给遗址废弃几个世纪、活植物失去掩蔽后湿度曾一度得以恢复提供了证据。处于 L.A.II 遗址南面中心位置的干枯红柳 (图 148)层位更低, 生长时间大概更晚。一些建筑遗址周围凹陷的风蚀地面, 要比公元 3 世纪时的原生地层低 30~35 英尺, 这在图 146、 156 中显得十分明显。这两幅图中的佛塔 X、 XI,现在看上去似乎在高台上。高台侧面裸露的泥层, 在地质学上很有意义, 可作为定居时期沉积层的证据。

12 月 12、 13 日, 我派出一些队员分别去四周寻找尚未找到的遗址, 与此同时, 我和剩下的民工则留在遗址内清理垃圾层。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标为 L.A.VI 的木骨灯芯草编墙和几乎完全风蚀的建筑 V 之间 (图 147) 的一层浅沙下, 我们发现了一大堆芦苇和其他遗物, 厚 2~3 英尺。我们从中发现了书写在木片和纸上的大量汉文文书, 其中包括几张完整的纸片、四方形汉文木简残片、一张有早期粟特文字迹的纸片。还值得提到的有一个木盒 (L.A.IV.V.03, 图版 XVI) , 与我在敦煌长城上发现的一些盒子非常相似; 一只精致但多补丁的皮鞋 (L.A.IV.V.01, 图版 XXVII); 一块鞘状的丝织品 (L.A.IV.V.014); 鱼骨 (L.A.IV.V.018、 019)以及许多丝绸和织物残片。另在遗址西面附近的一处建筑的木骨灯芯草编墙中发现了一些汉文木简 (L.A.VI.i.01~04),而在此区的另一部分, 则发现了如下文目录所示的各种小型工具在L.A.VI.V层下。

……

在衙门式建筑 L.A.II 主墙北面的长条形地上, 有土坯垒砌的后墙 (L.A.II.ii~iv) , 我发现了上次遗漏的一些遗物。

尽管被侵蚀, 但在夹杂骆驼粪、芦苇草秆的地层里, 还是有一些有趣的东西被发现。精美的木骨编枝墙的房间 II.vi 在1906 年时引起了我的注意, 它有高筑的座台、镶嵌式的窗户。在这间房屋附近发现一些损坏得很厉害的灰泥壁画残片 (L.A.II.04), 上面绘有几何纹, 它们作为样本被我带走。

这些壁画残片的意义在于它含有麦草, 这是当时交通站附近有农耕的明显证据。在此地还发现一块刻纹木框架残片(L.A.II.05, 图版 XVI), 重要的是, 框架的菱形纹中填有与楼兰 L.B 遗址和尼雅木雕上流行的装饰风格相近的四瓣花纹饰。我们还在 vi、 vii 屋的墙外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纸文书, 除了许多汉文文书 (包括 3 页大的 L.A.II.x.03~06), 还发现两小页早期粟特文书 (图版 CXXIV) 和一块用还未解读的文字书写的文书残片 (L.A.II.x.018)。后一块文件残片上拉长的奇特文字, 使人想起传说中白匈奴钱币上的文字, 我们对文书残部仔细观察也未能解读出来。在邻近 L.A.II 主墙西端的垃圾 xi 中发现了一些汉文纸片, 在邻近的建筑 L.A.III 附近还拾到方形的佉卢文简牍。值得提到的是, 在重新检查居址 L.A.I 所在的阶地斜坡上的垃圾时, 发现了一件完整的汉文文书, 还有贴在一起形成彩绘装饰背面的一些汉文纸片。类似的用汉文书信贴成的纸板, 我在初次考察时就曾发现过。

第十章到敦煌和安西去

第二节　重访敦煌和千佛洞

在沙漠中度过了艰苦的两个月后, 人畜都特别需要休息, 再加上我要为计划中的考察做各项准备 (这也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因此我们在敦煌县休整了八天。我计划在以后的几个月里, 主要考察北山戈壁那片广大的荒芜山区南边和东边的沙漠地带。要走的路程很远, 而且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些地区大部分是没有水的, 所以只能在炎炎盛夏来临之前才能有效地进行考察活动。于是我更急于马上安排好钱款、向导和要补充的物资等事宜。

我上次来过之后, 中国发生了革命, 共和政体取代了清王朝。但看起来, 敦煌这个宁静安详的中国西部重镇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似乎仍和我在回忆第二次探险考察的“旅行笔记” 中所写的一样。我从前工作过的这一地区的那种懒散的生活方式是很难改变的 (图 210、 211)。但熟悉的县衙门里却换了人, 我很快就感受到了这前后两个人的不同。以前的县官是我的老朋友——博学的王大老爷, 他对我的工作充满学者般的兴趣, 在当地条件和有限资源允许的情况下还很乐于帮忙。取代他的则是一个 “少年中国” 的代表, 不仅懒散, 而且还抽鸦片, 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也毫无兴趣。他穿了一套很不像样的欧式服装, 以此来假装对 “西方学术” 很尊敬。但应该感谢上天的是, 敦煌现任的军事长官是个好人。 1907 年我交下的好朋友、结实而充满活力的林大人, 唉, 已经不在那里了, 不能再给我热心的帮助了。他终于获得了期待已久的高升——却是升到天堂去了。但幸运的是, 接替他位置的商大人也是一个很和蔼的武官。 1907 年当我第一次踏入万里长城之内时, 他就像真正的嘉峪关守备似的热情欢迎我。这次在他的帮助下, 我终于为考察员们的小分队另外弄到了向导和骆驼, 我是希望把这些小分队单独派出去的。

这时,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受到, 除了在纯粹的文书工作方面, 我现在这个身体瘦弱、没精打采的“文人” 秘书——可怜的李师爷, 比起那个忠诚而性格热切的蒋师爷来是何等逊色。在衙门的私人事务中以及所有与商人、劳力、向导等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 我都十分想念前一次旅行中的那个无与伦比的中国助手。没有了他, 我只得亲自处理所有金钱方面的琐碎而复杂的问题——你会觉得奇怪, 这里的付款方式仍是那种称银子的古老办法, 还得把从新疆带来的成分很不纯的阿克天罡 (Ak-tangas, 新疆制式银圆——译者) 熔铸成银条。这不仅意味着浪费了很多时间, 对我的忍耐力也是严峻的考验。

相比起来, 和我们在米兰雇的那些骆驼的主人及阿布都热依木结账就容易些了。有了租来的骆驼, 我们的骆驼才没有遭到损失, 而且仍能再走下去。而在罗布沙漠进行的考察中, 阿布都热依木那些极好的骆驼是我们的顶梁柱。他们这些人将很快动身, 沿山道返乡。但在他们走之前, 我让阿布都热依木这位强悍而永远乐观的猎手 (图 203) 告诉我, 他知道的关于库鲁克塔格地区的一切信息, 下一个冬天, 我打算把考察工作扩展到那里。阿布都热依木不仅事先告诉了我们信息, 还一口答应随时可以帮忙。我给拉尔?辛格指定的考察计划后来之所以能顺利完成, 可以说他是做了很大贡献的。

但在敦煌停留的那些天里, 最占据我脑海的是绿洲东南那个著名的千佛洞石窟以及那间封闭的石室。 1907 年我有幸从封闭于石室中的公元 11 世纪大批文物中取得了为数极多的古代手稿和绘画。我清楚现在是别想再得到那么多宝藏了。但令我高兴的是, 到敦煌的第一个早晨, 最早来拜访我的人竟是那个瘦小古怪的王道士。就是出于他虔诚的热情,石室才第一次被人们发现。由于他的谨慎小心, 这些财富才得以供研究者使用, 我对此十分感激。双方重新交往之后,我欣慰地获悉, 我们之间曾进行过的小小交易, 尽管不可能长期不为人知, 却一点也没有损害这位好心的道士与敦煌的信徒们之间的关系。

1907 年, 王道士出于疑惧之心, 不肯把一部分宝藏交给我, 并进而交付给遥远的 “大英国” 的什么搞学问的 “博物馆” 看管。我在《西域考古图记》中已经指出了这部分宝藏的命运如何。在我去过后一年, 伯希和教授设法看到并且查验了石室藏品中剩下的部分。凭着他渊博的汉学知识, 他从丰富的手稿中精选了不少, 并经由北京将其带走了。这引起了都城北京的中国官方对这个古老图书馆的注意, 于是下令把宝藏运往北京。这个命令执行得十分粗心,实际上几乎是毁灭性的。对此我在喀什与和田就已略知一二, 因为在那些地方, 有一些是出自千佛洞的零散的佛教经卷, 辗转落到了一些中国官员的手里, 有几次他们还把经卷拿出来给乔治?马继业爵士和别的人看过。在敦煌, 没过多久, 就有一个我不认识的汉族朝香客, 拿着好大一摞手抄卷子找到了我, 想急于脱手。这些卷子也是出自千佛洞石室。

他只收到了一点钱, 便急着回去再拿更多的卷子来。由此判断, 这种东西在当地市场上并不是稀罕物。

王道士愤慨地向我讲述道 (他的愤慨之情是很有道理的), 经兰州府转发的命令到了之后, 他精心看护的石室中的手稿, 被粗枝大叶地打成包裹, 装上了六辆车运往敦煌县衙门。他声称中央政府给他的庙拨了很大一笔钱作为补偿,但钱款早被层层衙门中那些缺钱花的人侵占挪用了, 他自己根本没见到一两银子。车从敦煌衙门出发之前耽搁了一段时间, 当地人抓住这个方便的机会, 在这些古老经卷离开本地之前, 纷纷无偿地为自己攫取 “纪念品”。我后来在肃州(今甘肃酒泉——译者) 和甘州 (今甘肃张掖——译者) 又通过购买抢救了一些千佛洞卷子。它们表明, 在防范松懈的押运车缓缓地向遥远的北京去的路上, 偷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少卷子被带到了新疆, 而且一路上在不同的衙门都有人拿卷子给我看, 我还曾从地位卑微的汉族雇工手里买到过。由此很容易想见, 流失的卷子有多么多。

因此, 我更有理由感到庆幸了, 因为王道士不仅热忱地邀请我去千佛洞, 而且在后来一次来访的时候, 还谨慎地向我传达了这样一个暗示: 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他的古代手稿并没有被拿光。我敢肯定, 我要是去千佛洞, 他不仅会向我展示那个大新佛龛和客房等建筑 (他自豪地声称, 这些都是他用我施舍的马蹄银建的), 而且会亲自向我展示他从官方手下救下来的东西。官方的干涉本意是好的, 但实在是执行得太失败了。

我尽量按时完成对未来考察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 我抽空又去了月牙泉那个闻名遐迩的圣地一次。那个美丽的小湖是由泉水补给的, 奇异地隐藏在绿洲南边的高大沙丘之中。它是大自然的一个奇观。敦煌当地人把它和俯瞰着它的鸣沙山看成是一个朝拜的圣地。公元 938 年穿过敦煌前往和田的中国使团就已连篇累牍地说到了这个地方 , 约 350 年之后的马可?波罗也提到了它。关于古代和现代其他提到这里的文字以及与 “鸣沙山” 类似的自然现象 ( “鸣沙” 使这里在中国远近闻名), 在此我只提一下亨利?尤尔爵士和科尔迪耶教授, 对马可?波罗写 “唐古特省” (Province of Tangut) 的那一章所做的笔记, 以及寇松勋爵 ( Lord Curzon) 最近的著作。在提到此地的汉文资料中, 还应该加上《敦煌录》。这是篇唐代末年的文章, 是我从千佛洞石室中获得的, 吉列斯博士把它翻译了过来。

在此我无法深入讨论流沙堆积起来的这些巨大沙丘有什么有趣的自然特征。在党河河口和千佛洞谷地之间, 南山最外端的分支伸进了绿洲之中, 这些分支上布满了这样的沙丘。沙丘有几百英尺高 (图 207、 208、 209)。在此我简单提一下, 人们应该注意到, 沙丘的位置和疏勒河下游谷地中的盛行风向之间, 有着直接的联系。我曾反复说过, 盛行风主要是从东边和东北吹来的。这种风很可能是由空气的对流引起的。对流作用把来自北山高原和北山与南山之间高地上较冷的空气, 推送到塔里木盆地地势最低的部分, 在那里春夏两季空气升温很快。

党河以及它东边的众多河滩从南山光秃秃的北坡携带下来很多沉积物, 风吹在这些厚重的沉积物上, 这就是敦煌绿洲以南辽阔的小山上布满了高大沙丘的原因。但风蚀也有可能在不停地往这些沙山上添加细粉尘。我的观察已经充分证明, 整个疏勒河下游谷地, 尤其是安西以下, 都受到风蚀的影响。从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敦煌河河道深陷, 河水常年由冰雪补给, 水量很大。这条河阻挡了流沙, 使其无法向西扩展。但在南湖绿洲西边又有一条堆积在山脚下的巨大沙丘链, 也是由同样的风吹成的。它沿山脚延伸, 一直到能俯瞰疏勒河尾闾的一个地方。再往西我们可以分辨出堆在山脚的沙丘地貌仍在继续, 那就是拜什托格拉克谷地南侧的高大沙丘。过了谷地后, 它与库木塔格的大沙丘连在了一起。在吐鲁番盆地中我们也发现了极为相似的例子, 那就是南山最西端的外缘小山脚下堆积的高大沙丘。但那里沙丘的规模要小得多, 我们将在别的地方讨论它们。

我找好了向导和更多的骆驼, 以便拉尔?辛格和穆罕默德?亚库卜能分别沿山里和疏勒河河道进行考察, 然后再同我在安西会合。做好这些工作后, 我于 4 月 2 日离开敦煌城到千佛洞去。凛冽的东北风一路伴随着我们。所以当我看到千佛洞那个圣地仍像冬天一样荒凉时, 我并没有感到吃惊。

浅渠上结着冰。在这条沙漠谷地的谷口处, 渠中的小溪流消失在宽阔的砾石河床上。灰蒙蒙的空气里飞满了尘沙, 那砾岩山崖和两侧的沙坡更加显得极度荒芜。

王道士热情地欢迎了我, 并带着真心的自豪之情, 引我参观了我七年前离开这个圣地后他出于虔诚之心修的各种新建筑。在发现了大批手稿和绘画的那个洞窟对面, 现在矗立起了一座宽敞的客舍, 还有一组佛龛, 龛中放着俗丽花哨的彩绘大泥塑像。附近是一个很平整的花园, 其中有小果树、成行的马厩、砖窑等。这些都表明, 这个瘦小的道士一心想着能按照他的想法, 使这个古老圣地恢复它的光辉和它对大众的吸引力。他告诉我, 新客舍主要是用我 1907 年捐的银两修建的——当时我带走了所选取的东西, 就是用这些银两作交换的。但实际上, 我当时给他的马蹄银数量并不多, 他现在赞扬我的话似乎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这暗示着, 他希望我再一次在交易的基础上施舍银两, 这个暗示对我是很有利的。王道士保存着一本记录施舍情况的精致的红色簿子, 他急切地把这本簿子拿给我看。我可以肯定, 我以前历次捐的款项都如实记在那上面了。

　　我回到这个地点的第二天就得到了令人欣慰的证据: 王道士曾在敦煌向我暗示, 他所藏的古代手稿并没有全被拿光, 他的确是言之有据的。第一天我重访了大部分较大的石窟以及它们精美的壁画和泥塑。我已答应王道士去拜访他,第二天我就去了。他现在的储藏室 (以前就是他的住处) 是一个凿在岩石中的佛龛。在那里他取出了两个大箱子, 箱子里塞满了保存得很好的手稿卷子。我迅速翻阅了几份卷子。

它们的字体看起来都比较工整, 纸张也很好, 看起来属于那些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 大多数是唐代以来的佛教典籍。

1907 年, 王道士之所以最不愿意把这些东西交给我, 一半也是出于宗教上的顾虑。毫无疑问的是, 所有这些工整的经卷都曾经过伯希和教授之手。我上次走后一年, 伯希和教授这个专家把大宝库中剩下的所有东西都迅速查阅了一遍。他精选出来的东西大体上是所翻阅的手稿包裹的三分之一。可以肯定的是, 他把能找到的所有非汉文的卷子, 还有那些一眼就能看出其特别价值的汉文卷子都拿走了。所以, 我并不指望王道士煞费苦心留到最后的这些卷子中会有什么价值特别大的。不管怎样,我似乎仍应尽力, 把这个道士手中的所有汉文手稿都弄过来, 以免他保护不周, 将来再造成丢失和流散, 并使它们能供西方学术界将来研究。

不出所料, 为此目的进行的谈判是漫长而令人心烦的。我上次来过之后, 王道士在一次次交易中已获得了经验, 已不再有宗教上的顾虑和对其他世俗问题的疑惧了 (他上次就

是因为这些顾虑而十分难缠)。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此后的来访者付给他的钱款唤醒了他精明的商业头脑, 使他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手中所持之物的市场价值。因此, 他最初给每

本卷子开出的价格似乎太高了, 大约是 1907 年 10 月蒋师爷拿走的那么多东西的单价的四倍。现在他想出手的这些卷子几乎都很大, 而且保存特别好, 这无疑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开价。

要想让这个无知的道士意识到, 卷子的学术价值并不是由它们的块头和保存状况决定的, 得需要蒋师爷那样机敏而又很有策略的人才行。尽管现任的这位没精打采的接替者并不能在这些事情上给我什么实际帮助, 我最终还是设法和王道士达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协议。我应该支付 500 两银子, 而他应该把他收存的 570 份卷子全部都交给我。这些卷子装了五个箱子才运走, 每匹马只能驮一个箱子。由此可以想见卷子的数量有多大。

1920 年, 在吉列斯博士的负责下, 这些卷子连同我在第三次考察中所获的其他手稿资料, 都被送到了大英博物馆一个安全的临时保存处。我这位博学的汉学家同行最初将手稿迅速翻阅了一遍后, 证实了我的想法: 大多数卷子的确是汉文佛教典籍。 1907 年我从千佛洞石室拿走了数以千计的汉文手稿, 吉列斯博士正在给它们编目, 这个漫长的工作他已经干了好几年。只能等他做完这项工作后, 我才能仔细看看这次拿来的卷子。根据他向我提供的信息, 新获得的卷子中有的很古老, 是公元 5—6 世纪的。

王道士储藏室中的两大箱子手稿是不是他保存下来的全部东西呢? 这一点是很可怀疑的。但可以肯定的是, 我上次走后, 伯希和教授和橘瑞超先生相继来访以及有点学问的中国古董商们的探问, 都使王道士认识到, 千佛洞石窟在考古学上的名气正在向外传播。这使他对那里的其他 “旧东西”也注意起来。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王道士这位自封的千佛洞监护人, 把一些看起来很古老的泥浮雕版弄了下来,拿到了储藏室中, 想以此来讨好将来某个来自远方的拜访者。当他把我交换 “库藏” 手稿的钱款郑重登在了簿子上之后, 为了表示他的热情, 他把这些大小不一的浮雕版拿了出来 (图版 XLIX及下文的文物目录)。关于它们究竟出自何处, 我不得而知。王道士说, 他是在我上次走后做清扫工作时, 在一个石窟的沙子中发现这些浮雕的。但我认为他更有可能是从一些装饰性的泥中楣上把它们抠下来的, 我记得,千佛洞中部最顶上那一排中有一个大石窟, 那里就有泥中楣(图 226)。

这些浮雕版中, 有一类雕的是禅定佛 (见 Ch.015~019、021、 029、 030, 图版 XLIX)。雕得很粗糙, 敷彩的风格也是模式化的, 千佛洞许多石窟墙上的装饰性菱形花纹就是用这种风格涂的颜色。其他浮雕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雕的都是位于三瓣状拱中的人物, 但大小和题材有所不同。Ch.025、 031~033 (图版 XLIX) 雕的是一个坐佛 (或菩萨)像, 闭着双目, 袍子拉上去盖住了头顶。 Ch. 023、 024、026、 028 (图版 XLIX) 是一个光头和尚垂双腿而坐, 膝上摊着一卷打开的手稿卷子。 Ch.02、 022、 027 (图版 XLIX)是个胖胖的和尚般的人物, 袒着前胸, 右手持念珠。这些浮雕中肯定用了模子, 而着色的细节部分则不同。从人物的整体风格看, 似乎是唐代以后的作品。

几组小浮雕 (Ch.02、 03、 04 ~ 013、 014, 图版 XLIX)大概也是唐以后的。它们呈圆形或梨形, 宽约 2 英寸。材料是未烧过的黏土, 是用模子做出来的。雕的是施定印的佛,身边或身后是佛塔。这几件小浮雕上都出现了婆罗米文字。从类型上看, 它们很像安西上游万佛峡石窟中的大量浮雕。

从形状看, 它们是作为捐献来的还愿品被保存下来的。我讲到麻扎塔格的佛寺时, 曾提过这类东西。

做过这些交易后, 在我回到长城线之前还有一点时间,我就重新拜访了千佛洞数以百计的石窟中最著名的那几个。

令我欣慰的是, 我知道伯希和教授在千佛洞停留的几个月里, 不仅在现场做了专门研究, 还在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助手的帮助下, 拍下了一组完整的照片, 这才算得上不负那里具有极大艺术价值和考古学价值的精美壁画和雕塑。我已得知他们这些详尽的资料即将出版, 而且由于时间限制我的考察十分仓促, 因此我只是尽量看一看我第一次看过石窟壁画后写下的简单笔记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

…………

第十五章穿越北山到巴里坤

第二节　穿越天山最东段

休整期间, 凛冽的北风刮个不停, 但我们还是恢复了体力。 9 月 20 日, 两队人马都出发了。显然, 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后一段行程中也有难走的地方。我打算穿过喀尔里克山雪峰以远的天山的最东段 (那里还从来没有人考察过), 一直到下马崖。根据俄国地图和卡鲁特斯 (Carruthers) 先生的考察, 下马崖是喀尔里克山东北最后一个永久性居民点。过了下马崖, 我计划沿着喀尔里克山的北坡, 经过人们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地面, 到巴里坤和古城去。的确, 格卢姆?格里什迈罗先生的地图和俄国边境地图中标了一条道 (关于那条道的信息, 他们是从当地人那里听说的), 大概可以把我们从明水带到计划中的那个方向。但由于这些资料所标地点的名称和各地点之间的距离有很大出入, 所以我并不指望它们能提供多少帮助。我更不敢太相信剩下的这个汉族向导。

据他说, 他曾经跟着驼队从明水到过巴里坤, 但在我拿出地图时, 他却说不出那条路经过的任何地点了。

不管怎样, 我们显然应该大体朝西北方向走。两队人马从 213 号营地出发后, 一起沿这个方向从谷地中下来。在那里到哈密去的那条清晰的道从干河床上岔出来, 朝西延伸过去, 而另一条很模糊的道继续沿着干河床朝西北方向延伸。我们在这里同穆罕默德?亚库卜分别, 并继续沿着越来越宽的山谷往下走。在离明水营地约 8 英里处, 西边那些陡峭的圆锥形山峰变矮了, 使我们望见了远方喀尔里克山闪闪发光的雪峰。后来证明, 我们离喀尔里克山最近的一点也仍有 100 英里远。尽管如此, 这一景象仍令人十分鼓舞, 当天和第二天我们都把雪峰作为方向标。

接着, 我们沿着一道石高地的缓坡往下走。当天走了19英里后, 我们在一口水井附近扎了营。这口水井位于一条浅河床中, 深只有 2~3 英尺, 我们队中的那个汉人管这个地方叫东二山 (Tung-êrh-shan)。在到那里之前不远的地方,我们似乎穿过了北山外围山脉的一条豁口。这条山脉虽然比谷底高不了多少, 但它们陡峭的圆锥形山峰以及受了很多侵蚀的黑色山坡, 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图 284)。山脚下似乎有很多灌木, 一群野驴 [也叫库兰 (Kul??n)] 在那里吃草, 阿弗拉兹?古尔还蹑手蹑脚成功地捉到了一头。

9 月 21 日的行程十分单调。我们仍沿着来自明水的那条河床走, 从北山铺满碎石的北边缓坡下来。东二山附近的北山仍有一座圆锥形山峰高6 760 英尺。但山脉越来越低, 终于被北山山系北脚下的碎石和砾石淹没了。在广袤的碎石地面上的最后一道石山, 可以望见远处明水以西较高的第一条北山山脉。浅河床中长着很多可以在石头上生长的灌木以及低矮的多刺灌木。显然, 有时山中是有洪水泛滥到河床中来的。

这一天的行程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沿着走的那条谷底越来越像一条沟了, 两侧是轮廓分明的台地。道路是沿着台地上方的砾石萨依延伸的。在离营地约 25 英里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 那里的谷地拓展成了一片长约 2 英里的长满芦苇的洼地。我们在洼地里发现了一处大泉眼, 泉水流了约 70 码远, 然后消失在一片长满芦苇的沼泽中。我们从毛目带来的汉人向导说这是镜儿泉 (Chin-êrh-ch‘üan)。镜儿泉显然是由明水谷地流来的地下水补给的。我们的营地扎在镜儿泉边有肖尔覆盖的岸上, 海拔4 020 英尺。这一天, 我们从东二山一直往下降了约1 800 英尺。这个事实再加上前面的地面状况使我确信, 我们现在到的这片宽阔洼地, 就是安西—哈密道在烟墩 (Yen-tun) 附近穿过的洼地, 洼地的名称就叫烟墩沟。这条明显的分界线将北山山系和天山山系分隔开来, 它终止于北山西段一个还没人考察过的地方。

9 月22 日早晨我们继续沿宽阔的干涸河床左岸上方布满碎石的台地走。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 我们不得不穿过河床的一条分支 (来自南方), 这条分支深 30 英尺。主河床大约宽 0.75 英里, 从 215 号营地开始, 它向西北延伸了约 4 英里, 然后折向西边。向西走了 1 英里, 我们就穿过了河床,踏入了迷宫般的地面。地面上都是被侵蚀过的花岗岩小山,小山间是长满灌木的小谷。这是一条山岭的最后一支, 我们此后在西边就是绕着这条山岭走的。过了这块比较高的地段后, 我们遇到了一条很深的干河床。它宽约 30 码, “源头”似乎在东边远处的山中。从它的走向看, 它在下游和来自镜儿泉的那条河沟汇合在一起了。

过了这条河床之后, 地面起初是平的, 然后逐渐倾斜到了一块宽阔的扇形砾石盆地中。盆地里长满了灌木, 有很多浅沟。浅沟都是从山区朝南 “流”, 是属于天山水系的。不幸的是, 大概是刮起了不大的西北风的缘故吧, 从早晨起尘沙就遮蔽了远处的所有山脉。在第一条较大的沟附近, 空盒气压表显示海拔为4 100 英尺, 只比镜儿泉稍微高一点。所有这些河床都大体是西南走向, 肯定也汇入了烟墩沟。从明水到哈密去的道在梧桐窝子 (Wu-t ‘ ung-wo-tzǔ) 休息地附近穿过烟墩沟, 梧桐窝子位于此地西南约 20 英里的地方。在烟墩沟这个巨大的干涸水系中, 主要的支流是来自北山一边还是天山那边呢? 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才能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 烟墩沟流域朝东伸展了很远, 而以前的地图却没有体现出这一点来。

我们又朝西北走了 12 英里多, 穿过砾石缓坡, 这才来到了天山脚下的第一行小山脉。我们沿一条峡谷往上走 (谷底宽 300 码)。向导到西北的一条侧谷里找水, 却一无所获。

但很快我们就遇见了一丛胡杨树, 胡杨树附近的芦苇丛中还有一眼泉水。发现了这个地方真令我们极为欣喜, 因为自从离开砾石萨依后, 我们就找不到路的任何迹象了。这里向北连着一个高原, 视野非常开阔。但从远处望到的那一行锯齿状的陡峭山脉却使我们忧心忡忡: 在没有可靠线索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一条豁口, 让这些已经受了严峻考验的骆驼过去呢?

9 月 23 日早晨我们的那个 “大路弟” 似乎从晕头转向的状态中清醒了过来。他坚定地声称, 我们扎营地的这眼泉水就是 “大石沟” (Ta-hsi-k‘ou, 可能是作者拼写有误, 大概应该是 “大石头” ——译者)。在毛目, 人们说的路线中就提到了 “大石沟”。他说他现在想起方向来了, 并带着我们在高原上往西北走。这个方向不会使我们离下马崖 (我们在山北边的目的地) 太远, 所以我就跟着他走。我们在这个缓缓抬升的高原上走了约 7 英里, 高原上大部分地方都布满了碎石, 碎石上矗立着低矮的石山和小丘, 山丘上的石头看起来像是粗面岩 (Trachyte)。然后我们遇到了一条洼地状的山谷, 谷底是沙子, 沿谷岸有大量灌木。谷两侧的陡崖高100 多英尺, 西北—东南走向, 倾角几乎是垂直的。悬崖表面和我们后来遇到的裸露的岩石一样, 比北山两侧的岩石分解的程度要轻得多。又往前走了 3 英里, 谷底逐渐变宽, 谷底的沙子中出现了水分的迹象。沙子所在的地方显然是一条季节性河床。我们在这里挖了不到 1 英尺深, 就冒出了甘甜的淡水。同样令人鼓舞的是, 我们在岸边找到了马能吃的很好的牧草, 甚至还有几丛晚开的野玫瑰。

这些迹象都表明, 此地的气候比较湿润。我们沿着山谷朝上走的时候, 一路仍然是这样的景象。我们还路过了一处长满芦苇的泉水, 泉水附近有几个粗陋的院子, 看起来像是牧人栖身的地方。于是我们开始希望, 这条不太清楚的路就是我们热切盼望的那条过山的道。后来我们发现, 这种心情是很有道理的, 但要再过一段时间我们的愿望才能实现。离营地 18 英里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谷口。这时, 那个一直信心十足的向导却说, 他发现自己走错了, 真正的道路在我们后面, 就在发现水的附近朝北延伸的侧谷中。我们不知道在前面山谷最高的这一部分或过了山谷之后能不能找到水, 所以只好折回来, 当晚扎营在已经过的粗陋建筑附近的泉水那里。

在 217 号营地, 我决定花一天的时间来寻找那条大路。向导坚信, 只要向东南走一小段距离, 一定会遇到大路的。在此我就不必赘述这次漫长艰苦的寻找工作了, 我们这位可怜的 “大路弟” 开始变得行为怪异, 最后简直有点发疯了似的, 他的这种举动更引发了一系列小插曲。在此我只想说, 我们先沿山谷下来, 然后向东边的高原上寻找 (高原上有不少河沟, 是谷地中这条河床的支流)。我们的确发现了骆驼能吃的牧草, 也的确有迹象表明曾有人来过, 但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过山的路。那不幸的向导现在因绝望而变得十分固执, 又带着我们穿过一座支离破碎的高原 (先前高原被一条低山遮住了, 我们没有看到) 往东南走了 7 英里。根据我们现在的位置和 “大石沟” 的位置来判断, 从 “大石沟”往北的任何道路都不可能不从这里过。确信了这一点后, 我又回到了山谷中, 因为我们在那里有幸找到了水, 在 218 号营地附近还有优质牧草可以牧马。

现在, 向导的命运又使我们担心了。他为了寻找大路,一个劲往前冲, 我派两个人去追他, 在天黑之前却没有追到。但天亮后他回来了, 神情阴郁而绝望。他说如果我继续往西北走, 就会走到无法通行的地方, 会在无水的 “戈壁”上丧命的。这个不幸的人是如此急切地想把我们带回到大路上去。考虑到多种情况, 我后来想到, 大路可能在东边很远的地方, 我们在镜儿泉大概就没走对路。我的一个突厥仆人后来对我说, 在镜儿泉照看马匹的时候, 他注意到了一条向北延伸的宽路。照这个线索是否就能找到去下马崖的真正大道, 我只能把这一问题留给将来的某个旅行家了。

9 月 25 日, 我们又一次到了山谷口。在出发之前, 我让人在两个储水的铁桶中装满了水, 此外所有的羊皮囊也装满了水。当我们接近谷口时, 我注意到右边壁立的悬崖几乎是垂直的, 高 80 多英尺。悬崖上的岩石是红色的, 看起来像粗砂岩, 有明显的分层, 东西走向。在离 218 号营地 9 英里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一个平坦的鞍部。它的海拔比6 000 英尺稍低一点, 从那里可以完全望到喀尔里克山的主峰以及喀尔里克山脉东段的南坡。雪峰则被云遮住了。鞍部的这个分界点, 位于我们走的那条山谷和西南的另一条山谷之间。令我十分欣慰的是, 我发现道路在这里折向了西北, 沿着一组小高地延伸 (高地之间被低矮的石岭隔开)。道路绕过一座陡峭的山丘, 山丘的东段高达9 200 英尺。这里的岩石似乎也是东西走向的粗糙的红砂岩。这样走了约 3 英里后, 我们到的地方显然是山脉中轴线上真正的分水岭, 海拔6 000 英尺。过了分水岭后我们又进入了一条山谷, 发现它是北—北西走向的, 这真是群情激昂, 大家都希望沿着这条谷地能走到下马崖去。

开始时, 山谷的坡度很缓, 两侧是低矮的山崖, 山崖之间的地面长满了灌木, 十分宽阔。我们望到有一些山区绵羊在吃草, 还有大群的石鸡。但走了约 1 英里, 山谷变成了一条深深的峡谷, 两侧壁立着成百英尺高的陡崖。悬崖由西—北西到东—南东走向的花岗岩构成, 倾角近乎 90°。只在离分水岭约 4 英里远的一条侧谷的谷口有一丛芦苇 (图 295)。

除此之外, 石崖和窄窄的谷底几乎没有什么植物。越往下峡谷越曲折, 有时两侧的石壁几乎要合拢了似的。所以, 当暮色降临, 大家不得不在窄窄的谷底扎营时。我真是忧心忡忡, 生怕峡谷最终会变得太窄, 以至骆驼没法过去。在这一天的行程中,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中国式的用以标明道路的圆锥形石堆。但使人们略感欣慰的是, 山谷中不时可以看到一堆堆小石头, 堵在错误的侧谷谷口, 以免人们迷路。这是新疆常见的做法。对我手下的人来说, 这意味着他们不再处于野蛮的 “黑大爷” (Khitai, 此为对新疆汉人的贬称, 又作“契丹” ——译者) 的地区了。峡谷中一路的景观很像我在喀尔里克山南脚下的庙儿沟 (Ara-tam) 以及吐鲁番盆地与坤焉耆谷地之间看到的情景。无疑, 我们现在置身其中的山区是属于天山山系的。

峡谷是朝东北延伸的, 这使我和拉尔?辛格都感到有点不安, 因为如果这样, 它就有可能把我们带到离下马崖很远的地方, 而只有在下马崖才有希望找到水。而且我们身后一段距离之内都没有任何道路的迹象了。人们不免猜疑起来:这个令人憋闷的峡谷的出口 (指骆驼能出去的地方), 会不会在某一条侧谷中呢? 9 月 26 日早晨我们继续走了2.5英里后终于 “获救” 了。我的一个叶尔羌仆人依斯马勒?帕万在大家焦虑心情的影响下, 也被激发出了少见的积极性。他爬上了谷西边的悬崖, 我们听见他兴奋地大叫。回来后他说, 我们面前这段崎岖的山崖外面是一块辽阔的不间断的萨依。他在远处还望见了一个黑点, 他觉得那是树木和房屋。

当我们继续沿谷地往下走的时候, 左边那段山崖很快变得不那么崎岖了。在某一点上, 我们发现了一条小侧谷, 马匹沿着小侧谷驮着我的担架到了山顶上。

一幅壮丽的景象展现在我们眼前。在西边和西—北西方向的远方, 可以清晰地望到喀尔里克山的雪峰, 山的北坡一直到海拔9 000英尺的地方都是最近刚下的一场雪, 看起来像粉末似的。一堆乱糟糟的黑山从雪峰上连下来, 并连到一座光秃秃的高原上。高原上有一条谷地。显然, 灌溉着偏远居民点阿达克 (Adak) 和淖毛 (Nōm) 的那条溪流就是从这个谷地流出的。在高原以远的西北方向还有一条更远的积雪的山脉, 那就是俯瞰着巴里坤的山。在我们身后的西南和南面是光秃秃的低山 (图 286), 遮住了喀尔里克山东段的高峰。通过望远镜, 我朝大致正北方向看到了一块暗色的垦殖区, 那显然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下马崖。光秃秃的萨依向下马崖一直延伸过去。这块萨依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 但显然下马崖比我们现在站的地方 (海拔 4 450 英尺) 要低得多,而我手头最新的地图却把它标成6 000 英尺。东北方的景象单调而辽远, 也很引人注目。一片布满砾石的巨大沙漠谷地一直伸展到了远处雾霭蒙蒙的小山脉脚下, 小山脉似乎伸进了蒙古, 显然是阿尔泰山系的一部分。在这里, 我最深刻地体会到了天山以北广大地区地貌状况的多样性。为方便起见, 人们把天山以北地区叫作准噶尔。

我们在光秃秃的起伏和缓的砾石萨依上轻松地往下走了11 英里, 遇到了第一处植被。植被出现在一块干燥的草原上, 草原上点缀着很小的红柳沙堆。沙子都堆在红柳沙堆的东北坡, 这表明在对流作用下, 盛行风是从 “雪山” 那些寒冷的高峰上吹下来的。又走了 1 英里后, 地势陡然下降到一片长满芦苇的洼地中, 那里的地下水汇聚成了沼泽中的泉水。最后我们终于到了那个散乱的小村。它坐落在一条深沟中, 当我们走近它时, 发现它几乎被沟岸遮住了。我们立即受到了突厥式的热情欢迎, 这令我们十分高兴。尤其令人放心的是, 这的确就是下马崖, 一个隶属于哈密的村庄。我们在沙漠中几乎连续走了四个星期才到了这里, 途中没有损失一只骆驼, 想到此我不由深感自豪。而我们那个汉人向导几乎一直到最后都坚信, 我们去的地方, 只不过是骗人的鬼怪在我们的头脑里种下的幻觉罢了。

下马崖大概是准噶尔最东边的居民点了。但这里的一切所反映出的生活方式, 都是我在塔里木盆地熟知的。在这度过的愉快的一天里, 我似乎又被带回到了遥远的塔里木。我的帐篷立在一个小果园中, 果树仍然枝繁叶茂。灌溉着田地和花园的水都是喀拉苏这条宽阔河床上游的泉水。在村子的磨房测得的水流量只有 2 立方英尺/ 秒。人们说山中的水从来没有泛滥到这里, 而村子的位置就在河床之中, 由此判断他们说的似乎是正确的。喀尔里克山以北约有 6 块隶属哈密的垦殖区, 其中西边的下一站伊吾 (Atürük) 据说是最大的, 约有 100 户人家, 下马崖则约有 50 户。但在山谷中和再往西的喀尔里克山的低矮山坡上, 有很多不同程度地具有游牧性质的突厥家庭放牧着牛羊, 他们大概占这个虽然不大却很有意思的山脚地区人口的很大比例。这里的人们穿的是半汉族的服饰, 但我觉得, 与喀尔里克山以南绿洲中哈密王统治下的那些同胞相比, 这些塔格里克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中保留的突厥人特征要多得多。

关于从甘肃那边来的道路, 我在村民那里没打听到任何消息。显然, 沿那条道走的为数不多的驼队并不经过下马崖, 而是直接到伊吾去, 那里的牧草、食物等都很充足。但我仍搞不清楚, 为什么我们在去下马崖的途中没有遇到那条道的痕迹。下马崖人承认, 夏天的时候他们会在我们穿过的那段山区放牧骆驼和驴。他们似乎把那段山区笼统地叫作玉木塔格 (ümür-t??gh)。他们还提到, 在查干伯尔伽斯布拉克(Chagan-burgase-bulak) 和古特哥伊布拉克 (Kutghoi-bulak)有泉水。这两个地名显然是蒙语。关于向东北的蒙古戈壁中去的道路, 下马崖的人提供不出什么信息, 或者是不愿提供信息。但这样的路显然是存在的。垦殖区西南端, 即上面说的那两眼泉水附近有一座堡垒遗址, 显然是为了抗击来自那条道上的敌人的。我派阿弗拉兹?古尔到那去做先期考察,从他的报告和带回来的照片看, 堡垒似乎是中国人建的, 年代不是很古老。它大概是在康熙、乾隆年间, 中国人在同准噶尔部斗争时修建的众多堡垒中的一座, 其目的是保卫刚刚攻下的哈密这个立足点, 而攻克哈密在中国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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