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
在19世纪末期的国际社会中，如何保证国家安全和平等，免遭西方殖民，日本得出的结论是：“要么加入西方阵营，成为‘餐桌客人’中的一员；要么便是同中国和朝鲜一样，沦为一块任人宰割的鱼肉。”[ [美]路易斯·杨：《日本大帝国：满洲和战时的帝国主义文化》，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I页。转引自[美]康拉德·希诺考尔、大卫·劳瑞、苏珊·盖伊著《日本文明史》，袁德良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年，第197—198页。]于是，山县有朋在1890年就抛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国家防卫主张。甲午战争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举全国之力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即是所谓的“主权线战争”，其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一举战败老大帝国的意义在于：日本迅速从东洋小国一跃而为东亚乃至世界强国，并进一步地对使用战争手段来谋求国家发展资源和生存空间深信不疑。
当报界与战争密切联系，其作为政治的工具为战争“冲锋陷阵”时，报纸媒体的政治动员功能被无限放大，已然成为重要的战争武器。
一、甲午战争时期：报界的战争动员与从军记者战况报道热潮
（一）报界的战争动员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朝野对于中国的蔑视情绪日渐增强。这在1875年9月的自由民权派报纸《朝野新闻》中已经有所披露：
现在随着我日本帝国之开化进步，已经超过了顽愚的支那，凌驾于固陋的朝鲜。不仅如此，这也是我国藐视支、朝两国，自诩为东洋霸主的资本。[ [日]《朝野新闻》，1875年9月29日。转引自史桂芳著《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1页。]
1884年12月朝鲜“甲申政变”后，日本朝野对中国政府出兵平定叛乱极度愤怒，在舆论上则表现为报界极力煽动政府和国民对中国开战。政论杂志《近事评论》在《决不容中国干涉》一文中主张：
如果中国果真干涉我，则我一步亦不能稍让，若不幸因此而与彼轻启战端，则我辈国民固当竭尽义务，且应冀赞我政府……[ 周彦：《甲午战前日本总体战准备》，《北洋海军研究(3)》，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1885年3月，福泽谕吉更是在《时事新报》上抛出蔑视中国的《脱亚论》。[ 参见第二章第二节《福泽谕吉与〈时事新报〉》。]这篇“从传统到现实全部对中国的宣言”，措辞强硬地提出了“日本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彻底决裂的极端主义战略”，[ 严绍璗：《20世纪日本人的中国观》，《岱宗学刊》，1999年第2期。]可以视为日本对中国、对亚洲秩序的正面挑战。
1894年6月6日，《邮便报知新闻》社论继续大肆鼓吹日本帝国必须援助朝鲜，并宣传要有坚决维护其国体之决心来保障朝鲜的独立。报界始终没有忘记并时常提起对外侵略扩张论，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以至于在“日清战争风云渐急，主张对外强硬的新闻记者早早地就在东京及大阪等地集会，主张对外强硬论，达到了连日发表开战社论的程度”[ [日]美士路昌一编：《明治大正史·言论篇》，东京：朝日新闻社，1930年，第192页。]，并在6月9日的集会上做出了“我们以自主外交的精神为君国鞠躬尽瘁。出席今天的大会的报纸、杂志社的记者宣言誓守同盟”[ [日]山本文雄编著：《日本大众传媒史（增补版）》，诸葛蔚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5页。]的决议。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报纸的论调大都集中在两点：一是极力宣传维护朝鲜独立，把朝鲜从中国控制下解放出来，“朝鲜独立论”已经成为日本参与东亚大国间的政治角逐的切入点；二是宣传日本是文明国家，中国是野蛮落后国家，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报界广泛宣传“朝鲜独立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并宣称这场战争具有“正义性质”和“圣战性质”，使整个社会舆论中的战争氛围风起云涌。
日本报界营造不惜“对中国一战”的跃跃欲试态度，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国民新闻》《时事新报》等大众媒体开动宣传机器刊载了大量的时事报道和新闻评论，发表了如福泽谕吉、内村鉴三、德富苏峰等著名知识分子、启蒙思想家的“时局看法”。他们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已经变成文明国家，而作为老大帝国的中国却仍然是野蛮落后国家的代表，因此文明的日本有责任在东亚实施文明的输出，将朝鲜从野蛮中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甲午战争爆发后的1894年7月29日，《时事新报》发表福泽谕吉的评论文章《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开化进步者与妨碍进步者之战，而绝不是两国之争”，因此作为一场“文明与野蛮之战”，是“为了推进文明进行的战争”。[ [日]福泽谕吉：《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时事新报》1894年7月29日。参见[日]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东京：岩波书店1961年，第491—492页。]福泽谕吉在文章中甚至分析了战争应采取的策略、战后如何要挟中国割地赔款等等，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还亲自担任军费募捐活动发起人的总代表，引导民众为战争捐款。同年8月1日，《时事新报》刊登了福泽谕吉的《表诚义金》募捐广告，并亲自为战争捐款1万日元。[ 当时全日本捐款在万元以上的也只有5人。]在日本各界掀起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中，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涩泽荣一等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积极参与组织筹集军费；议会也改变与政府对立的立场，在开战后通过了巨额战争预算，以支持战争。
此时的德富苏峰已经从主张平民主义、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藩阀特权、大力支持自由民权运动，转向了主张国家主义、积极支持对外侵略战争。他在自己主办的《国民之友》上发表了最为著名的侵略主义言论《日本国民的膨胀性》，鼓吹“开国进取”“日本膨胀的时代”，乃是目前日本最大的国是。[ 参见第二章第三节《德富苏峰与〈国民新闻〉》。]此外，1894年8月23日，《国民之友》还发表了基督徒内村鉴三[ 内村鉴三（1861—1930），基督教无教会主义创始人。高崎藩士之子，生于东京。札幌农学校毕业，在校时加入基督教。曾任开拓使御用挂、农商务省嘱托等职，后赴美就读于阿麻斯特大学。1801年任第一高等中学嘱托教员时，因拒绝拜读《教育救语》而被解职。后任《万朝报》记者，反对日俄战争，主张“非战论”。参见[日]竹内理三等编《日本历史词典》，沈仁安、马斌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7页。]题为《日清战争之义》的文章。
内村鉴三从基督教理论出发，视甲午战争为“东洋进步主义战士”——日本发动的解放朝鲜的“义战”：
支那因为朝鲜的弱小无能，而欲使其永为自己之依附国，吾览外交之历史未有如此卑劣之政略，如残虐的娼家对待无助的可怜的少女时常使用的手段。
我们坚信日清战争我方是正义之战。此义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义，而是伦理意义上的义……人是为永久和平而战，上天会同情我在此正义之战中牺牲的将士。日本国民还从未有过实现此等崇高目标的行动，我们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吾国之目的在于惊醒支那，使知其天职，使彼与吾人协力从事东洋改革事业。我们如此希望和平，但是1882年之后，中国对我国的行为如何呢?在朝鲜常常干涉其内政，妨害我国对其所作的和平政略，不只从正面对我加以凌辱，我国要开化朝鲜他们则要锁闭它，他们对朝鲜课以满洲的制度，永远作为属国来维持，像中国自身为世界上的退隐国那样，要朝鲜也仿效其例以使之对抗世界之进步。[ [日]内村鉴三：《日清战争之义》，《国民之友》1894年9月3日。[日]内村鉴三：《内村鉴三全集》，第3卷，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第104—112页。]
在《论在世界历史中的日支关系》中，内村鉴三进而分析说，当前日、中两国的关系是代表新文明的小国与代表旧文明的大国间的关系，是在人类进步的历史中两国相对立最终演变为武力冲突的一个实例而已。因此，他得出结论：“中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二者的冲突中日本的胜利代表人类总体的利益，是世界进步的必要。”在《日清战争目的为何？》中，他又声称：“吾人是作为亚细亚的救主而面临此次战争的。”[ 但是甲午战争结束后，内村醒悟到“义战”骗局，《国民之友》又发表了他的《时势之观察》(1896年8月15日)：“他们将甲午战争作为义战来倡导，而像我们这些傻子，认真地接受他们的宣言，我还直接以欧文写出《日清战争之义》而诉诸世界，日本的政治家与新闻记者会在心里窃笑说：‘善哉他这样的正直者’，所谓义战、所谓名义，为他们那些聪明人所不惮公言……而战局结束，处于战胜国的位置，其主眼却置邻国的独立而不问，新领土的开凿、新市场的扩张占据了整个国民的注意力，片面地十二分地汲汲收取战胜的利益，义战，如果确实是义战的话，为何不牺牲国家的存在而战？日本国民如果是仁义之民为什么不重视同胞中国人的名誉？为什么不致力于对邻国朝鲜的诱导？我辈之愁叹在于我国民之不诚实、在于他们不相信义而倡导义、在于他们对邻国的深切只是挂在嘴上而不是发自心里、在于他们的侠义心之浅薄。”见《内村鉴三全集》，第3卷，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第233页。转引自刘跃兵著《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134页。]《福音新报》也刊载了另一位基督徒植村正久的文章《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宣传战争的正义性：
日清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为了迈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扬眉吐气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们的国策。这次战争是大日本帝国自我意识到进取的天职，并将这一天职向全世界披露的机会。[ [日]植村正久：《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福音新报》1894年11月9日；《植村正久著作集》，第2卷，第186页。转引自[日]松本三之介著《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李冬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向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国内政治论争顿然化解，新闻界也转向民族主义，鼓吹‘爱国心’，主张强硬外交”[ [日]山本文雄编著：《日本大众传媒史（增补版）》，诸葛蔚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5页。]，国内整体舆论呈一边倒趋势——煽动举国战争狂热，鼓吹“义勇奉公”。
（二）从军记者的战况报道热潮
甲午战争时期，《东京日日新闻》《国民新闻》《每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二六新闻》《中央新闻》《邮便报知新报》等报纸在政府和军部支持下，踊跃派出从军记者，活跃在各地的战场上报道战况。有资料统计，日本全国共有66家新闻社派遣了从军记者。[ 中国方面有外国记者参加，如清军方面的外国记者《香港孖剌新闻》（Hong Kong Daily Press）的战地通讯员肯宁咸（Afred Cunningham）、路透社记者史蒂文·哈特（Stephen Hart）。肯宁咸著《水路华军战阵志》（The Chinese Soldier and other Sketches），其第三篇关于威海卫之战部分，由李鼎芳译为《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发表于1935年5月3日《史地月刊》，并被收入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18—324页。又见丛刊续编《中日战争》（11），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03、651页；[日]大谷正：《近代日本的对外宣传》，见郭富纯主编：《永矢不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1—164页。]在1894年7月至1895年11月间，共有114名从军记者、4名摄影师走上战场；1894年7月至1895年7月，还有从军画工11人在战地观战，近距离描绘战争场面，[ [日]美士路昌一编：《明治大正史·言论篇》，东京：朝日新闻社，1930年，第194页。]如画家久保田米仙作为画报的从军记者，把战争场面画在了《国民新闻》上。《大阪朝日新闻》社也派出20名左右从军记者，在朝鲜汉城、仁川、釜山等地还派出特派记者，包括山本中辅、西村天囚、横川勇治等著名记者，数量为各报之首；其次是《国民新闻》社，德富苏峰、松原岩五郎等均是该报社最著名的从军记者。从军记者的报道内容大部分是宣传日军英勇进击，清军不堪一击；日军对当地百姓和俘虏仁爱有加等，目的是鼓动起日本国民的爱国心、宣扬战争的“正义性”，最大限度地争取国民的支持
在政府和军方的组织安排下，这些从军记者分别跟随海军和陆军行动，并受到军队的严格控制。[ 为规范从军记者的行动，1894年8月中旬，大本营制定了记者从军规则，对从军申请手续、从军许可证交付手续及申报去朝鲜的手续和从军注意事项等做出详细规定，如从军记者的报道及活动必须在战地高等司令部监视将校的监督下进行。为避免新闻报道泄露作战计划，陆海军两省均发布命令，禁止刊登有关当前军队、军舰移动和军事战略事项；并发布了紧急敕令，严格实行新闻检阅制度，这是日本首次实行军事检阅制度。]在陆海军从军记者中，以陆军省的从军记者最为有名，其中第五师团混成旅团就有32名从军记者。[ 周彦、赵丽娟：《浅谈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当局对新闻的控制》，转引自周彦、李海著《江桥抗战及近代中日关系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6页。]跟随日本第一军采访的从军记者写了《从军记》，西村天囚写了《征清战记》，战地通讯《入韩日录》《观战日记》等均有很大的影响力。战争报道的电报，有时竟占据《东京朝日新闻》的第一版全部版面；《大阪朝日新闻》登载的战报也占到两个整版，极力鼓吹日本的“胜利”。[ 因为大量报道战争新闻，1894年，大阪《朝日》突破11万份。这年1月26日，东京《朝日》的社论说：“我大阪《朝日》创立以来，阅十有七年……面目一新……”参见邵加陵《村山龙平和〈朝日新闻〉》，《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海军从军记者横川勇治登上了水雷艇写下了系列战记，松原岩五郎跟随骑兵侦察兵报道的战地新闻也受到日本国民的普遍欢迎。此外还有国木田独步[ 国木田独步（1871—1908），幼名龟吉，又名哲夫。曾参加《文坛》《早稻田评论》编辑工作。1892年入德富苏峰的民友社，后以国民新闻社从军记者身份登上军舰，在《国民新闻》上做专栏连载《爱弟通信》。1895年，辞去记者职务，参加编辑《国民之友》，后入报知新闻社，再入星亨任编辑长的民声新报社，再接手独步社等，是近代日本著名的媒体人。]作为《国民新闻》的特派员登上了千代田舰，开辟了“爱弟通信”专栏，“浪速”军舰上也有《中央新闻》的水田荣雄等从军记者进驻。[ [日]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朴龙根译，大连：大连出版社，2001年，第87、89—90页。]
摄影记者龟井兹明[ 龟井兹明（1861—1896），公卿堤哲长第三子，幼名龟麿。11岁成为明治天皇的御给侍役，1876年成为石见国(岛根县)旧津和野藩主龟井兹监的养子，遂改名龟井兹明。次年留学英国，第一次接触到了摄影术，并对其产生浓厚兴趣。1884年被授予子爵。1886年再次赴欧洲留学。1891年被授予伯爵。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34岁的龟井兹明自费组成摄影班，拍摄战场实况照片。并编辑出版了《日清战争从军写真帖》（又名《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写真帖》，1896年分上、下两册出版；1992年柏书房又以《日清战争从军写真帖——伯爵龟井兹明的日记》为书名再次出版）。1997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以《血证——甲午战争亲历记》（高永学、孙常信译）出版了该日记。]随日军第二军乘船渡海到旅顺地区采访，就有记者七八人同行。在大同江口，龟井兹明还与其他记者一同合影留念：
偶遇参谋长陆军步兵大佐大寺安纯君也加入记者一行并站在中央。列于其左右的有：东京日日新闻记者甲秀辅氏、开化新闻记者小崎文治郎氏、中外商业新报记者永原铁三郎氏、东京通信社辻英太郎氏、日本新闻记者末永纯一郎氏、中央新闻记者大冈力氏、新朝野新闻记者山口明氏、朝日新闻记者山本忠辅氏、自由新闻记者川上参次郎氏共9人。[ [日]龟井兹明：《龟井兹明从军日记》，参见高永学、孙常信译《血证——甲午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28页。]
除了为数众多的从军记者，还有其他战争参与者的记录和纪事，包括军舰的乘组人员、外国从军记者、观战武官等。[ [日]大谷正：《近代日本的对外宣传》，参见郭富纯主编《永矢不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页；[日]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朴龙根译，大连：大连出版社，2001年，第90—93页。]从军记者从甲午战争的前线发回了大量的报道、战报，被辑录成《日清战争实记》50编，分订成10册，成为重要的“不义战争之实录”[ 《日清战争实记》由博文堂出版，编集人河村直，发行者大桥新太郎，创刊于1894年8月30日，终刊于1895年1月7日，该书是《东京日日新闻》《国民新闻》等报纸派往战场的从军记者向日本国内发回报道的合集，主要是文字、刊头画、图片和照片，内容庞杂，共50编。卷头有4—6帧照片，多为日本军人肖像，亦有战场的照片。《日清战争实记》中的报道极力美化日军，丑化清军，或是颠倒是非，这是甲午战争期间及战后对日本人思想影响最大的战争报道专门杂志。
王晓梅、刘恩格在《评〈日清战争实记〉》中指出，《日清战争实记》的不实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通过日本军方所发布的许多所谓告示和新闻媒体所发表的文章，大力宣传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圣战”“正义之战”和“文野之战”(即日本是文明的，中国是野蛮的)；二是通过《日清战争实记》的作者记述和提选的情节，极力宣扬日本侵略军是“正义之师”，是拯救朝鲜人民的使者，因而倍受朝鲜人民的“欢迎”。而对于中国军队极尽诬蔑之能事，将清军说成是烧杀掠夺、无恶不作的、腐败无能的“土匪”，因而遭到朝鲜人民的“反对”；三是通过《日清战争实记》的作者编造的真假故事，吹捧日本侵略军的军官，将屠杀中朝人民的刽子手说成是关心士兵痛苦、安全的人道主义者。将为侵略而死的官兵誉为“英雄”，是日本人学习的榜样。参王晓梅、刘恩格《评〈日清战争实记〉》]。
在从军记者中，文学成就堪与夏目漱石比肩的正冈子规是一个典型人物。[ 正冈子规（1867—1902），生于爱媛县松山市，本名常规，别号獭祭书屋主人、竹之乡下人，明治时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徘句改革运动的提倡者，1895年从军参加中日甲午战争。代表作有徘句集《寒山落木》、歌集《竹乡俚歌》等。]1895年4月15日，正冈子规成为从军记者，在《阵中日记》（1895年4月28日—1895年7月23日）、《从军纪事》（1896年1月13日—1896年2月19日）和《金州杂诗——明治二十八年滞在金州所观》（1896）中记录了亲历日军的行动和战争实态。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正冈子规并非被政府强征，而是本人积极争取入伍。他在从军申请中写道：“此番近卫师团出征，为向《日本》通报战况，本人愿意从军。如获许可，愿听从一切指挥。勿论本人一切身上之事，均由社主负责，特此连署申请。”[ [日]冈保生：《日清战争与文坛——正冈子规的场合》，《国文学》，1964年第10期。]接到从军出发命令后，正冈子规“愁眉顿开。急忙收拾行囊，三日时光，倏忽而过”。[ [日]正冈子规：《子规全集》，第九卷，东京：改造社，1929年，第67页。]在去中国的轮船上：
午后二时过对马。回望眼，寸青已没天际；极目处，唯见碧空接沧海。幸生为男儿，得遂桑弧蓬矢之志。现已离开日本之地，此时之愉快，非他人所能体会。[ [日]正冈子规：《子规全集》，第九卷，东京：改造社，1929年，第68页。]
到达大连柳树屯的正冈子规，已经是“心中快意，无以言表”。[ [日]正冈子规：《子规全集》，第九卷，东京：改造社，1929年，第70页。]在日本军部安排下参观旅顺军舰，看到日军占领旅顺港后，正冈子规表现出了对日军战果的欣喜和对清军战败的鄙夷，他毫不掩饰自豪感：
此处为清军唯一港口，而今已成我等之物。每思及此，不禁有双肩生风之感。[ [日]正冈子规：《子规全集》，第九卷，东京：改造社，1929年，第74页。]
此处层山相连，山巅炮台前后左右相望，连蚂蚁潜入的缝隙都没有，据此天险要害而一朝土崩瓦解，清国之末日实在令人可叹。[ [日]正冈子规：《子规全集》，第九卷，东京：改造社，1929年，第74—75页。]
正冈子规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两年内，发表了大量为日本军队歌功颂德、声援日军侵略的文章。[ 例如，他用极端煽动性的文字和坚定的口吻来鼓舞日本士兵为国捐躯：自打离开家乡，走出国门/就已把我的生命，交给了您/从没想着，活着回去/惜别爱妻时的誓言/到如今，已回想不起/勇敢地为国捐躯吧，立身又扬名/不要畏缩，我的弟兄们！来了。过来了。敌人就在那边/准备好了吗。勇敢前进/想要知道，日本刀的厉害，这正是时候/不要退却/斩吧，斩吧！砍倒你左边的敌人/斩吧，斩吧！砍倒你右边的敌人/越近越好，越靠近越好/砍倒敌人吧！直到被砍倒的那一刻为止。[日]正冈子规：《子规全集》，第七卷，东京：改造社，1929年，第308—309页。转引自张秀强《甲午战争中近代日本文人的战争观》，《东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2期。]作为一个积极参加战争宣传的知识界代表人物，其自觉自愿地服从国家意志、强化国民国家主义热情，表明在军国主义风潮弥漫的社会氛围中，知识界也不可避免地笼罩在“国家主义”影响下，文化人也在努力迎合战争“国策”。
摄影记者运用最先进的技术从事战争报道。最早的摄影记者是被称为日本摄影先驱的小川一真[ 小川一真(1860—1929)，生于埼玉县行田市，是藩士原田庄左卫门的次子，幼名朝之助。3岁成为武州行田藩士小川石太郎的养子，改名小川一真。6岁入培根堂就学。13岁进入有马学校，在英国人的教授下学习摄影技术。17岁在富冈开设了第一家摄影馆。22岁搭乘Swatara号军舰赴美留学。1884年24岁时回国。1889年创办《写真新报》与美术摄影杂志《国华》。1904年，日本政府委托小川一真进行日俄战争诸战役的摄影报道、制版和发行。小川的门生江南信国随第二军出征，拍摄战场照片。同年以大本营写真班的名义出版《日露战役写真帖》1—3卷。1905年连续出版《日露战役海军写真帖》第1卷、《日露战役纪念帝国海军写真帖》第2辑、《日露战役海军写真帖》第3卷，与《日露战役写真帖》。]。1894年，34岁的小川一真就作为从军摄影记者开赴战场报道战况，并在1895年印刷发行了“日本陆军陆地测量部”的《日清战争写真石版》和他自己摄影的《日清战争写真帖》[ 《日清战争写真帖》，小川一真著，1895年东京博文馆出版。全书分上、下册，收录了数百幅甲午战争海战和陆战战场实况照片。]。陆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写真班”的班长为外谷钲次郎中尉，从1894年10月至1895年5月，共拍摄千余张玻璃板照片。这些照片反映了甲午战争的主要战况，记录了海战陆战的进程，其中对日军主要行动的记录包括战争所及城区、海域状况及兵营、炮台、鱼雷库、军舰等。在官方严格审查下，均为炫耀军威和国威之作。
甲午战争时期，虽然也有一些和平主义者提出了反战的主张，但是影响力非常微弱。报界在统合国民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日本民众普遍怀疑能否在战争中取胜时，报界对战争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的宣传聚拢了民心，极大地影响了民众。国民支持战争，鄙视中国的情绪迅速蔓延，连佛教和基督教各宗也受到媒体营造的战争狂热氛围影响，派出僧徒跟随军队，提供慰问服务；各阶层一致支持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与明治精英们利用报纸媒体的影响制造战争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
甲午战争的举国战争体制对日本其后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言，堪称一次成功的“彩排”。报界全程参与、记录了这场“彩排”，也使得报界政治动员——宣传战在战争中第一次成功亮相。在御用文人按照政府和军部意图编写出版的《日清战争实记》中，从军记者们通过真真假假的故事描写，热情洋溢地歌颂了这场侵略战争，并任意攻击、谩骂中国，颠倒黑白、掩盖历史真相，欺骗舆论，特别是欺骗日本民众，大肆宣传侵略有理、侵略有功、侵略有利，以激励日本军人为国捐躯，鼓励民众对侵略战争积极支持。
在整个甲午战争中，大约有300名从军记者、插图画家、摄影师参与了战争报道，[ [日]铃木健二：《战争和报纸》，东京：每日新闻社，1995年，第25页。]各大报纸媒体的战地报道全部都是“煽动国民战意的忠勇美谈”，如：
安城渡之战，一名号兵被敌弹打死，倒毙之时，嘴还在军号上；一名上等兵冲过来，杀死了两名士兵，身上插着清兵的刺刀死在路旁。[ 《东京日日新闻》1894年8月9日。[日]铃木健二：《战争和报纸》，每日新闻社，1995年，第27页。]
这段描写被用在了日本小学生教科书上。尽管有的“武勇谈”并非从军记者目击，但是却激发了记者们的竞争意识。最重要的是“武勇谈”使得民众对侵略战争愈发狂热，这无疑是报界制造的罪恶之一。《日清战争实记》以及战时和战后出版的《日清战争写真石版》《日清战争从军写真帖》[ 又名《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写真帖》，1896年出版，分上、下两册。1992年柏书房以《日清战争从军写真帖——伯爵龟井兹明日记》为书名再版。该书是日本皇族龟井兹明伯爵在甲午战争期间自费组成摄影班拍摄的战场写真集，共300余幅图片。]《日清战争从军写真帖——伯爵龟井兹明日记》《日清战史》[ 川崎三郎出生于1864年，是水户藩士川崎胤兴的第三子。自幼在私塾自强馆读书。1880年进入大藏省工作，受到渡边国武（大藏次官，后任大藏大臣）的知遇。后来成为政府背景下的《东京黎明新闻》《大阪大东日报》的记者，并加入了宣扬亚洲主义的“东邦协会”，参与杂志《活世界》与《经事新报》的发行。甲午战前又转投《中央新闻》。1894年6月朝鲜爆发甲午农民起义，川崎三郎作为从军记者与山县有朋的第一军进入朝鲜。回国后，凭其所见所闻写下《日清战史》。]等均成为记录日本侵略罪行、实施宣传战的完整记录。
甲午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影响——以此为分界点，日本报界从热烈关注国内政治，如监督政府、针砭时弊、主张民主等，[ 如《国民之友》（德富苏峰）提倡平民的欧化主义，反对贵族的欧化主义；《日本人》（三宅雪岭）、《日本》（陆羯南）宣扬国粹主义等。]迅速转变为关注国外事务，即外交和对外军事方面，主张对外侵略、开辟生存空间的“爱国心”空前高涨。媒体大量报道中国、朝鲜的军事、国情等信息，知名学者热烈讨论武力进攻中国、确立在朝鲜优势地位的可能性，煽动战争情绪，大力营造“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局面。及至战争爆发，各大报刊又直接派出战地记者，报道战况，媒体间展开了激烈的“报道战”。同时政府也严格控制媒体，禁止报道与军队有关系、对军事行动不利的新闻，先后对《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等媒体实施停止发行、禁止印刷等处罚。可以说，在甲午战争前、战中乃至战后，报界的活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既受政府控制，也影响政府决策，更左右了民众的思想和行动，极大地鼓动、引导了整个日本社会的战争情绪。
甲午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日本政府逐步理解了近代战争已经是国家总体实力的竞争，其中就包括报界的宣传战——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举国尽力才能完成战争。因此，在战争中所有的“人民”开始演变成“国民”被战争动员起来。[ [日]桧山幸夫：《东亚近代史中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研究》，2007年第3期。]在思想界和舆论界，国家主义的热情淹没了理性，国家权力、国家机器被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
摘自《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600—1949）》，安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