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中国亦城亦乡：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突围

精彩预览

山区的小农经济

在湖北恩施山区调研时，我发现山区农户也被卷入以外出务工为主的经济中，小农经济对于农民家庭主要发挥保障性作用。以往小农经济还须承担提供货币性收入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末大规模外出务工经商潮后，这一功能已经很弱。2013年前后，农户的农业收入（把蔬菜、稻谷、油料和猪肉这四种主要的农产品折算为货币）仅仅占据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普通家庭的务工经商年收入需在2万元以上，否则不足以支撑一般消费水平下的家庭经济。相对于中东部平原农村地区，恩施的龙马地区所在的山区受制于生态条件，交通依然闭塞，各种公共服务落后，农村人财物各种资源外流。在高山地区农村，有大量的年轻男子难以结婚，家庭再生产难以进行。2007年和2012年，李克强总理两次深入该地区农村考察，指示地方政府要以龙马地区为点，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贫困山区的扶贫模式，帮助农民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地方政府准备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入手来改善农民农业收入状况，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茶叶和烟叶都是推广的对象，但农民对它们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异。

一、种地养猪的传统生计

山区农村的土地由少量的水田和大量的山田（地）构成。平坝地区人口密集，分配的土地数量较少，但是土地生产力较高、交通便利；而高山地区人口稀少，分配土地数量较多，土地生产力较低、交通不便。在龙马地区有两个较广阔的平坝，一个在龙马村和柑子坪村的部分地区，一个是高山上的青堡平原，海拔1800多米。

目前恩施山区农民家庭的生计模式是“半工半耕”，不再主要依赖农业收入，农业收入大约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完全不依赖农业收入和主要依赖农业收入的农户都属少数。不过仍然有大量无法寻找到务工机会的中老年人在家里耕种土地。2000年之后国家政策给予农民补贴鼓励退耕还林，农民依然把能够种植庄稼的土地利用起来，不愿意浪费一点。山区抛荒土地主要位于交通不便的高山区，森林的扩展、野猪等动物的毁坏和生态条件恶劣，令这些土地无法耕种。就近的数亩土地虽不能获得非常多的货币收入，却能够保障温饱。

农民种植稻谷、苞米、红苕和洋芋，在旱地上套种后三种作物能获得较高产量。以一般的山坡地为例，平均一亩土地能收获500斤苞米、2000斤红苕和2000斤洋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山区农民向集市酒厂提供大量玉米用于酿酒，向政府提供粮食抵交税费、“三提五统”，并用一部分粮食喂养生猪换取货币收入。大规模务工经商潮后，家里基本上是留守老人、妇女和小孩，在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已经难以进行传统的粮食交易，酒厂倾向于大量使用来自外部市场的玉米，红苕等农作物只能主要用于喂猪。

但是在外出务工背景下，普通农户养猪数量大幅下降，到2013年，包括六七家规模性养猪场在内，整个龙马地区一年的生猪出栏数也未超过1万头。普通农户一般留一两头年猪，保证全年都有肉吃，多余的猪则用于换取饲料、肥料和其他日常生活支出。由于喂养生猪的成本上升，农户基本上难以从中赚取利润。饲料店老板说：“现在养猪赚不到钱，是为了饲料店喂养的。”农户养殖一头200斤的猪，毛收入1500元，除去300元仔猪钱和500元饲料钱，消耗的自产500斤玉米和劳动力投入加在一起只能折算为700元，这显然是不经济的。不过农户算账的逻辑是，中老年人和妇女在家里没有就业机会（就不存在劳力的机会成本），自家生产的粮食和杂粮正好也难以卖出去，就不如把剩余劳动力和粮食投入到养猪上来。

这一种植模式在当前遭遇到的主要威胁是生产条件不佳。一是野猪雀鸟会在偏远山区、人烟稀少地区毁坏庄稼。在洋芋和玉米收获季节，农民不得不住在地头守护庄稼，还要用鞭炮赶野猪，由于只能吓唬不能捕杀，野猪灾害越来越严重。二是公共品供给不足。这主要是因为道路交通条件差，越是高山地区，交通越是不便，农民又无法迁出来，生产的粮食和生猪难以调运出来。目前主要公路供给只到行政村，而大量通到村民小组的公路未能修通依赖农民合作自筹资金修建道路非常艰难。

李克强总理2012年第二次来到龙马，察看了挂坡地的生产情况，认为这样的土地生产不便，要退耕还林，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目前除了青堡发展烟叶之外，其他村庄均把发展茶叶作为退耕还林的选择。地方政府希望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帮助农民致富。茶叶经济是农业产业化的典型思路之一，能够把小农户、村庄中小规模加工厂和外部大市场联结起来，增加单位土地上的劳动力投入量，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茶叶经济的成功为我们思考扶贫山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提供了思路。

二、茶叶的产业化经验

茶叶以龙马乡猫子山村的最为著名，其次是佐家坝村。发展茶叶生产有明显的政府推动因素，而大规模发展、加强同市场的关联则是农民根据形势而自发做出的选择。退耕还林政策给予种茶农户较高补贴（每亩每年400元，一共补贴8年），因此农民有较高的积极性。自然生态原因也让农民愿意退耕还林：农村人口减少后森林繁茂，野猪肆虐，毁坏庄稼，每年损害量在三分之一以上，有的地区甚至绝收，对这样的土地退耕还林显然较好。

我们在山区农村考察了一天，聚焦于目前茶叶发展较为成熟的猫子山村和佐家坝村，与两村的村干部、茶厂老板、茶农均进行了访谈，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茶叶是资本不密集而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从中小学生到老年人都能采茶。最差的茶园每亩一年也能有1000~2000元的收入。2007年以来，该地区茶叶加工能力大幅提升，对外的市场开拓已经完成，非常适合发展茶叶尤其是小农家庭基础上的小茶园。农户一般只留小块土地种植蔬菜和杂粮，用于养年猪和自食，茶叶是猫子山和佐家坝村农民的主要收入。

猫子山村茶叶最早是由恩施公安局在20世纪70年代末蹲点时发展起来的，是产业扶贫的结果。2013年，集体茶场一共有280亩土地，承包给一个福建商人，日常管理由村主任负责。由于管理不善，该茶园未能投入生产。而农民自行种茶可以2003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2003年之前猫子山约有1000亩农户茶园；2003年推行退耕还林政策当年就增加了600亩，后每年递增。2013年新的退耕还林政策又推动增加1000亩，茶园总面积达到4000亩，绝大部分土地用于种茶。据村干部介绍，农户张某的茶园最大，面积在20亩以上，采茶叶季节要招募5个工人帮忙采茶。他土地如此之多的原因是邻居迁出，将土地转让给他。

全龙马地区有10个茶厂，均是中小规模，其中最大的在佐家坝。猫子山拥有的数量最多，一共有6家。刘某的茶厂是其中最大的。茶厂不再采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锅制茶工艺，所有工序完全机械化，原料部分由农户送来或亲自收购，更多是贩子收集鲜叶送到厂里。春茶（芽茶）一般当天加工，第二天早上就要送到恩施茶叶市场交易。争分夺秒是茶叶生产加工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原因有三：第一是抢价格，茶叶市场是“一天一个价”；第二是资金链问题，农民加工厂并无雄厚的流动资金，茶叶需尽快脱手；第三是中小规模茶厂基本上无冷库，茶叶无法长期存放。

茶厂老板均是农民，一般夫妻上阵亲自做茶，在最忙的春茶加工季节雇请两三个师傅帮工，签订4个月的合同，即从正月十五起到农历五月初，工资则是每月5000元，这在当地是技术工的工资。夏季加工绿茶只由老板自己操作，无需雇工。刘某的茶厂生产能力最强，在春茶季节一天可加工1000斤鲜叶（相当于200个劳动力的采茶量），制作干茶200斤；茶厂每年工作6个月（农历二月到八月），加工鲜叶总量18万斤，干茶3.6万斤。茶厂老板每年一般有10多万元收入，较大的茶厂在20万元以上。他们主要加工本村的茶叶，而且也只有本村（地区）的茶叶发展起来才能支撑起加工厂。茶厂老板把厂建在村里生产基地，形成与茶农相互依赖的关系。农民采摘的鲜叶要当天卖才能卖出价钱，工厂则需要源源不断的低成本鲜叶供应来保持生产能力。茶叶生产高度依附于原料供应地，茶农也是高度依赖茶叶加工厂的。

据刘某讲，茶厂和茶园生产潜力实际上未完全释放，主要制约因素是劳动力。按猫子山茶园4000亩的生产规模，要6个较大的茶厂才能满足加工需要。劳动力供给跟不上，采茶能力无法充分释放出来，导致茶厂加工能力受限。佐家坝村大一点的高棚茶厂一天可以生产加工1万斤鲜叶，每天却只能收获3000斤（600个劳动力的采茶量）。在丰产期一个劳动力一天采0.5亩就可以获得6斤鲜叶，但由于目前劳动力大量外流，佐家坝村在采摘茶叶季节只有约200个劳动力。丰产季节劳动力不足，清明前后的春茶来不及采，一两天后就成了不值钱的绿茶。

茶农最担心的问题是采摘的鲜叶卖不出去、卖不到好价钱。根据农民经验，一亩茶园年纯收入在2000元左右，管理得好在3000元以上，其中春茶、绿茶的收入各半。农户对茶园的投入包括茶苗（由国家免费提供）和秋冬季节的管理，例如施农家肥（或有机肥）、松土、剪枝等，收入主要从劳动中来。猫子山村户均8亩茶园，农户年纯收入在2万元左右。雇工采茶则一般约定“五五分成”，对于有较多茶园但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是一种增加收入的方式。

茶叶生长要求土壤呈酸性，对海拔高度也有一定的要求。与传统农耕生产不同的是，茶叶生产劳动高度密集，资本却不密集，而且高度依赖产业配套和市场需求。没有相关的产业配套，茶农生产的鲜叶很难销售出去，也就无法变现。茶叶不耐储存，农户用传统方式加工利润极低，没有及时的市场销售管道，加工厂也难以存活。大量的小加工厂无法建设冷库且市场行情每日在变，加工厂必须将干茶尽快出售才能收回成本。因以上特征，茶叶适合的生产模式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并且形成规模的生产基地，配套中小规模加工厂就地加工茶叶，同时最好是能够形成区域性的种植规模，这样就能支撑一个区域性的茶叶生产、加工和运销的市场体系。恩施具备这样的产业集群优势，有茶叶大市场收购各个乡村茶厂送来的茶叶。

三、烟叶的产业化困境

青堡村是龙马地区最早发展烟叶的地区，在地方政府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引入白肋烟种植，2012年开始发展新型烟叶，引入烟草公司在村里办厂，现已建设现代化的厂房和育苗车间。新发展的烟叶为烤烟，农民依赖烟草公司提供的现代化设备加工烟叶，分散的小规模种植烟叶的农民只有把土地流转给烟叶大户，充当劳动管理环节的工人。村里组织动员农民把土地流转给公司，2012年流转了一共1600亩，土地租金为每亩350元，公司再分配给烟草规模种植户。第二年，农民不愿意流转土地给烟草公司，因为租金难以维持既有生活水平。

先来介绍新的种植模式。烤烟的工序比较复杂，投入的资本量较大，烟草公司采取了向规模种植户提供全部生产资料、收获时结平衡账的方法。第一年流转的1600亩土地由公司分配给14个烟叶种植户：4个是本村村干部，种植规模不大，分别是10、10、20和60亩，这是上级政府调动村干部积极性的一种方式；10个外来户，一般有100多亩土地，规模最大的为180亩。烟草公司给每个经营主体提供烤房、烟苗、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收获时再从总收入中扣除，第一年按每亩50元的标准给种植户补贴租金。

规模性的烟草种植需要雇工生产。我们以一对夫妇两个劳动力来计算其生产能力：移栽烟苗从4月持续到5月中旬，工序复杂，依次有翻耕、起垄、覆膜、打井窖、移栽、浸水，依靠夫妇两人只能种植10亩土地。烟叶管理同样需要大量劳动力，包括病虫害防治、打顶抹芽、撕膜。8月末9月初烟叶进入收获季节，种植户还需要把收割的烟叶扎好送入烤房，很费工夫，夫妇二人收割1亩至少需要5个工日，也就是说两个月的时间两个劳动力每天都干只能收获12亩。雇工生产，1亩烟叶的土地租金、雇工和生产资料等投资达到每年3000元，利润则高低不等，主要由烟叶产量、烤烟水平和销售价格三个要素决定，较高时能达到3000元，如果受到灾害、烤烟技术低下或市场价格低，种植户就要亏本。能够承包百亩土地的是专业种植户，因此价格一般较好。公司考虑到烟农的利益，也会在烟农受灾时给予支持，例如第一年烟农受了灾，烟草公司每亩补贴了1000元。

2013年秋，基层组织遇到的问题就是有70％的群众不愿意流转土地，这部分群众依赖土地获得农业收入作为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土地租金不能保障原有的温饱水平。我们以一位村民小组长的生活为例。他的儿女外出务工，他和老伴在家里种地，一共种植8亩土地，其中有0.5亩地种植蔬菜，人和猪都能吃。他的8亩地（其中有1.5亩水田）一年可以生产4500斤苞谷、350斤黄豆、1.2万斤洋芋、1万斤红苕、1700斤谷子，这些粮食一部分自己吃，其余用来喂5头猪，留两头年猪，卖3头商品猪换取生产资料和饲料的钱，再喂养十几只土鸡。这些粮食、肉和油完全可以满足一家老小过生活，每天能够吃一两斤肉，吃的是猪油，蔬菜不需要购买，还有土鸡可吃，生活质量高。而流转出去每年获得2800元总租金，均摊到天，每人只有0.85元的生活费用，连买一元一包的快餐面都买不起。

至于烟草公司和地方政府认为农民可以进厂打工，其实是很难满足农民要求的。在青堡村，50岁以上的农民就找不到工作了，只好回家种地，800户人家3800人，可以劳动的人口（20岁到80岁）大约有2000人，其中一半外出务工经商，一半在家以务农为主，也打点小工。集约经营后，烟草公司只能吸纳少数农民进厂，而且打工是季节性的，工资也并不高；大户经营烟草，雇用的是相对年轻的劳动力，排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如青堡烟草公司2012年用1600亩土地种植烟草生产出30万斤烟叶，吸纳了40个临时工劳动了一个月，主要是拣选、打捆、管理等工作，工资每天60元，规模种植户雇用农民做工也只是这个价格。

小规模的烟草种植能大量吸纳劳动力，按照10亩烟叶吸纳两个劳动力计算，青堡村4000亩土地可吸纳800个劳动力，比规模种植多得多。小农种植的工作方式是自由的，而种植户雇工则是“早上天刚亮就要上工，一直工作到晚上天要黑了，两头黑”。农民认为获得工资收益不如自己种地，因此激烈反对烟草公司大规模流转土地，担心土地流转后生活质量下降。

四、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扶贫

产业扶贫要因地制宜，不宜激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龙马地区就一直在推行产业结构调整，试图增加农民收入，令小农经济脱贫。当地先后推广过核桃、柚子、药材和长毛兔等农产品生产，简言之就是以经济作物取代传统粮食作物，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猫子山和佐家坝的茶叶产业在1970年年底取得了初步发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并没有引起重视，当地农民称“一届领导一个品种，政府花了钱，农民受了害”。小农经济方式中的农民很难单个地做出改变农业产业结构的决定，这是分散的小农面对市场时的理性抉择，需要地方政府作为中介。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很难保证农产品能够销售出去。柚子就是一个典型，曾经的猫子山漫山遍野是柚子树，后来农民把它们砍掉栽种茶叶，留下来的寥寥无几。

目前为止最为成功的茶叶产业是由地方政府推动、农民普遍选择的。地方政府为农民提供了种苗和政策支持，建设以城市为中心的大市场，却不是全面包办，而是尊重农民自主性，让农民根据市场形势选择是否种植。当茶叶种植形成规模后，农村内部办起了茶叶加工厂，成为茶农依赖的区域性市场。这个区域性市场不仅有市场交易特征，还具有乡土特征，吸纳越来越多农民加入较高附加值的茶叶市场体系。

与发展茶叶受到农民的欢迎不同，资本下乡规模性流转土地种植烟叶、创办烟厂吸纳就业的方式遭到激烈反对。因为烟叶的生产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采取规模性的种植方式，又把绝大多数农民排斥在土地之外，农户无法获得农业收入和农业生产带来的福利。在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出路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烟叶的规模经营侵蚀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损害了农民利益。

总结这两种产业扶贫模式，我认为，改造小农经济应该充分尊重小农户家庭经营的重要地位，提倡因地制宜地改造传统农业，要避免农业产业资本下乡排斥小农分享农业利润的激进模式。

义乌实践：从旧村改造到宅基地改革

2015年，浙江省义乌市成为全国15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之一。从全国来看，义乌的改革得到了最多的关注，成为样本。其中主要关注点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关于义乌改革的解读很多，但缺乏深度的田野调查，过多地突出义乌建立宅基地“市场”的一面。其实不然。我在2021年深入改革一线，发现义乌的宅基地改革主要服务于“旧村改造”这一独特的乡村建设经验。其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独特实践也不能支持很多学者主张的推动宅基地使用权完全物权化、市场化的观点。

一、以“旧村改造”进行乡村建设

义乌是浙江省发达的县级市，也是著名的小商品之城，县域经济总量超过1000亿元，在全国县域经济中排名靠前。义乌地形上多山区丘陵，平地不多，建设用地资源十分紧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顺应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义乌农村开始了严格的宅基地管理，村庄建设要严格按照规划，当地政府出台了“旧村改造”政策，这是宅基地改革的基本依托。

旧村改造一般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一般是一个自然村）为单位，农户集体整体申请，政府整体审批。新村用地规划一般控制在人均100平方米左右，用地总面积一般是老村的两倍以上。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宅基地“有偿选位”等方式自行筹集资金投入“三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改变了义乌农村面貌。

调查发现，在义乌凡是完成旧村改造的村庄，其经济社会面貌均有极大的改进，突出表现为：农村集体和农户个体的经济收入快速增加；村庄人居环境大为改善，达到“美丽乡村”标准；社会矛盾减少，解锁了村庄善治。

青口村是义乌市江东街道的一个普通村庄，目前融入城区，主要产业为餐饮和物流。青口村一共683户，1686人，于2004年启动旧村改造，分两个批次分配1800间宅基地，筹集了约1.3亿元。目前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1000多万元，户均有3个店面及3层楼房，平均房租收入每年15万元。沙溪村共465人，是一个正在进行改造的村庄，原来主要从事皮带加工、贸易等行业，一直到2017年才启动“旧改”，到2021年6月，村集体分配了近550间宅基地，筹集了约1.3亿元。沙溪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落后，群众都盼望早点被纳入“旧改”计划。该村副主任讲：“沙溪村没有‘旧改’，村庄环境‘脏乱差’，其他村一

间店面3万~4万元租金，沙溪村一栋房的租金就这么多。”

20多年来，义乌的旧村改造政策不断改进，基本稳定，成为最主要的惠农政策和乡村建设政策。从影响来看，旧村改造的不断推进，为义乌建成面向全国、全球的小商品市场提供了基础。小商品市场的土地秩序条件是拥有合法、规整、基础设施便利的店面及配套仓库。旧的村庄宅基地狭小，基础设施落后，难以承担不断扩大的需求。

统计数据显示，义乌常住人口接近186万人，是浙江省县域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而市场主体规模约75万个，占全省的十一分之一，全国的千分之五。常住人口和市场主体的比例远超过一般地区，也超过浙江平均水平。政府主导建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扩张，目前提供店面约7.5万个。在广袤的乡村，农户提供的店面远远超过了这个数量，而且租金相对便宜。2020年末，义乌市农村户籍人口约33万人，按照一人一间店面计算，农村提供的店面总数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提供店面数的4倍以上。

二、宅基地初始配置的复杂制度

制度变迁是要回应乡村建设实践的。义乌是经济发达地区，又推动大规模旧村改造，提出了宅基地改革的要求，因此首先形成了复杂的宅基地初始分配制度。

最近的指导文件是2016年的《义乌市农村更新改造实施细则（试行）》。按照这一政策文件，义乌农村宅基地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按人分配、按户控制”。分配宅基地按人不超过30平方米，按户不超过140平方米。一户只能有一处宅基地，建新必须拆旧。申请旧村改造的村庄，一般是先整体拆旧，农户过渡一段时间，再按照村庄规划统一建设新住房。人均30平方米就是当地基层干部称的宅基地“资格权”面积。宅基地“资格权”大体上来源于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

宅基地初始分配的难点是实践的复杂性。承包到户的耕地可以按照人分配，但宅基地是用于建造房屋、满足基本居住条件的，并不能完全依据成员权分配。义乌的独创性是宅基地虽然仍以户为单位申请审批，但集体在分配过程中的依据是多元的，首要的依据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而非“户”。这是因为和中西部农村不同，义乌的农户经过多次分户，一家三代5人可分为3户：老年夫妻1户、年轻夫妻1户、已成年子女1户。这样，按照“一户一宅”笼统地分配宅基地是不公平的，更为公平的办法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并考虑到“户”的合理需求，再增计宅基地面积。

2016年，义乌的政策规定了两种主要的可以增计的情形：年满20周岁未婚；已婚未育或育有一个子女的。为了解决更多情形，村庄的“旧改”实施方案更为细致。如沙溪村2017年“旧改”方案规定：至截止日年满20周岁未立户未婚人员（不包含离异人员）可以增计1人；有女无子户，允许1个年满20周岁女儿增计1人并可招婿，男户口迁入本村可计算人口；有女有子户，子未满20周岁，允许1个年满20周岁增计1人；夫妻双方育有1个子女的且子女未达到立户条件的家庭可增计1人；夫妻双方均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达到结婚年龄但未生育，可增计1人。

除了人口和户的分配依据，原房屋及宅基地占有状况也是影响变量。比较常见的政策规定是：拥有合法产权房屋的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有宅基地分配权。通过考学、参军、

提干走出村庄的农民子弟，他们通过继承获得房屋产权，也有权参与旧村改造分配宅基地，但这种权利受到一定限制。沙溪村就规定，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原合法住宅占地面积为基

数，安置新宅基地面积最高不能超过120平方米，差额面积可以货币调剂。

和义乌相比，中西部农村的宅基地价值低，主要用于居住保障，宅基地市场不活跃，也没有整体性的旧村改造的必要。因此，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设计那么复杂的宅基地初始分配的制度。

三、宅基地“三权分置”的问题

义乌宅基地“三权分置”备受关注，影响到了国家新一轮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在试点期间，2016年的《义乌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细则（试行）》首次提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概念，其目的是要处置特殊的宅基地历史遗留问题，本来和旧村改造无关，也并不是给旧村改造建立新的制度基础。

该细则第七条提出：“跨集体经济组织转让实行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相分离，转让后使用年限最高为70年，使用期届满后受让人可优先续期，并实现有偿使用。”以此为依据，学界认为义乌创新性地分置了宅基地“资格权”和“使用权”，突破了现行两权分置的宅基地制度。在这个政策规范下，义乌农村的跨集体经济组织转让宅基地使用权才有合法性。于是学界得出结论：应当推广宅基地“三权分置”，通过保留宅基地“资格权”，推动立法把现行宅基地使用权改造为完全的物权，促进宅基地市场发育。

这个推理是严重不合逻辑的。在义乌跨村转让中，如果农户转让了宅基地使用权，那么保留所谓的“资格权”毫无意义，因为农户已经失去宅基地，也失去了再申请宅基地的权利。另外，相关学者没有注意到，在其他宅基地改革试点，如福建晋江，地方政府也允许一定条件下农户跨集体转让宅基地，却没有利用“三权分置”论证其合法性。法学家韩松对“资格权”概念的反思非常有力。他认为，现在提出“三权分置”，试图离开宅基地的具体使用权，分离出独立的资格权，而资格权是无法实现对集体成员的居住保障的。[ 韩松：《宅基地立法政策与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法学研究》2019 年第 6 期。]

也就是说，义乌相关政策文件中关于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理论提炼是失败的。义乌的实践经验支撑不起现今流行的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理论假设。义乌的宅基地“三权分置”要处理的问题不过是缺乏宅基地分配资格的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何合法获得宅基地，并不是要充实“资格权”内涵，让其发挥原宅基地使用权功能。宅基地跨集体转让在义乌一直存在（在全国很多地区也是如此），原来都是通过私下协议进行。在农村房屋确权颁证背景下，外来农户获得的宅基地无法得到合法产权，引发了诸多纠纷，政府需要作出回应。

青口村的案例能说明这一情况。青口村旧村改造时，有少数农户把分配的宅基地指标转让给外村农户。从法律上看，只要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转入宅基地的外村农户获得的只是地方社会承认的宅基地权利。2015年政府开始确权颁证，对于政府来说这是彻底解决宅基地转让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对于受让宅基地的外村农户来说是合法获得宅基地产权的契机。处理跨村宅基地转让问题时，青口村做了两次确权：第一次是按照旧村改造时分配的宅基地指标，确权给原农户；第二次是按照转入、转出的实际情况办理权证，确权给合法的使用权人。因需要原农户签字，村集体建议转入方酌情再补偿转出方5万~10万元，满足其“找补”心理。

从国家的角度看，义乌出台的允许跨集体转让宅基地使用权的政策意见之所以得到认可，不在于转让后农户保留所谓的宅基地“资格权”，而在于义乌的宅基地制度并没有突破现行宅基地制度的基本原则。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坚持了宅基地使用权人依然是“农户”（可以看作是农户跨村迁移），而不是城市居民，义乌仍然明确禁止市民下乡购置宅基地建房或者农户向市民转让农村房屋；第二，坚持了一户一宅、符合规划、法定面积等宅基地管理的基本原则，宅基地总规模不突破，村庄规划没有被宅基地转让行为破坏；第三，坚持了农户“住有所居”的基本要求，要求转出宅基地的农户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不少于15平方米（农村房屋或城市商品房均可）。这样，义乌宅基地改革并不触及改革底线，从而得到了国家支持，同时义乌旧村改造过程中存在的跨村转让宅基地的“隐形市场”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农民工厂长及普通农民工

广东省中山市有一家五金公司，李、王两位厂长均是“70后”的农民工，他们是我的访问对象。这家公司过去制衣，设两个分厂，最开始厂里工人不足100人，最高峰时劳动力达到1200人。2014年，公司放弃制衣转向五金，以生产医疗器械为主。两位厂长的月收入能达到1万元，公司为其买了中山市社保，全家都在中山，孩子也在这里读书。从经济社会地位上看，他们应该说是脱离农民工阶层了。不过他们并非完全融入了中山，他们未来的预期是回到家乡，至于其子女是否要融入中山市，成为真正的新中山人，还不确定。

李厂长出生于1976年，老家在广东省江门市，17岁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2000年，他来到中山市，经过朋友介绍进入制衣行业，工资每月1500元。他从普工做到师傅，最后成为厂长，有技术，是典型的实力派。对于为何选择制衣行业，他说：“一是当时进厂很不容易，需要凭关系，还有送红包；二是当时制衣行业招工多，相对容易进。”对于融入中山市，他说：“（打工）20年也不是中山人，中山人就是中山人。”他在中山没有买房，现在主要住在公司的宿舍。李厂长有4个孩子，大女儿中专毕业在深圳工作，小女儿正在读大学二年级，大儿子天生残疾，只能请人照料，每月花费3000元，小儿子在中山市上高一。对于小儿子，李厂长说：“肯定要上大学，没文化怎么行，我那时是没有办法。”

王厂长，1972年出生，湖南人，也是初中毕业，1992年外出务工，2008年来到公司，目前是一个分厂的厂长。最开始工资就达到了每月4000元，属于技术人员行列，主要是负责医疗器械的生产和技术研发。他的妻子是厂里的焊工，计件领工资。最高峰时，她月工资能有八九千元；不景气时，每月也有四五千元。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26岁，大学毕业已3年，目前在中山市沙溪镇就业，小儿子16岁，在中山读中专。他本打算2020年在中山市买房，最后还是选择回到老家县城购房，面积150平方米，每平方米6000元，比中山市房价低得多。

这两位厂长属于“精英农民工”，是农民工中的成功者。然而他们依然难以在中山市买房，也不准备在此安家。论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山市属于发达地区，房价很贵，平均每平方米超过1万元，他们作为厂长，工资也不过1万多元，而且不是体制内的稳定工作，难以承担过重的房贷压力。另一方面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认同并不在中山市，王厂长说：“虽然我和本地人打交道比较多，很多朋友都是中山人，比如厂老板、同行业比较高一级的——车间主任、厂长等，但我也不会在中山买房。我在中山只是个过客，还是要回老家落叶归根。打工打到退休为止，就回老家农村。农村空气好，有人情味。城市没有多少亲情。”两位厂长和本地人打交道多、社会关系发达，但这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当地的认同感。

厂长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工人，管理能力最为重要，这是通过长期积累、学习形成的。工厂的管理主要包括：生产安全管理，这至关重要，下面会说到；考勤工资管理，涉及工人核心利益；技术管理，厂长按照要求执行统一的产品技术标准；日常福利管理，如供给免费的工作餐。厂长还需要调解工人之间的矛盾、向工人传递各类政府公共服务和政策信息，如积分入学、社保管理、反诈骗等。

总体上，工人工作安全程度高，并不怎么危险。“最危险的就是与开机器相关的生产工序，比如冲压等。10年以来，只出过两三例安全事故。”目前李厂长在生产安全管理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每周要开半个小时的生产安全会，督促员工要注意安全；厂长会在现场督促教导，也会有对工序比较熟悉的老员工教授指导新员工或普工；要到五桂山街道进行安全学习，同时还要考安全管理证，有证件才能教授；每天检查员工是否按照要求佩戴防护用具，比如切管要求戴耳塞、烧焊要戴护目镜和口罩等，还要检查消防栓和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厂里每个月都有专人去车间检查，政府也会不定期抽查。

上述两位厂长都不仅懂管理，还懂技术。但这并不是指多么高深的专业技术，厂长只需要懂得技术的标准并且指导、监督工人执行即可。从阶层的角度分析，厂长不是工厂的投资者，并不是“老板”，而是典型的受雇用的中层管理者。他们的地位，包括客观的经济社会地位及主观的地位认同，介于工厂老板和普通农民工之间，且更靠近农民工。他们的特征是处于中年、长期务工、懂技术、懂管理、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于中小规模的工厂来说，厂长并不是高薪职位，他们的高工资只是相对于农民工而言的。他们的好处是不需要加班加点，也相对自由，不用待在工厂流水线上。他们的家人可以在中山市居住，虽然依旧可能承担不起当地的高房价，却可以保持家庭的完整，子女在中山市积分入学，他们也负担得起中山市私立学校的学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农民工很难通过成为“厂长”而融入大城市，因其在务工及管理岗位上很难积累足够多的经济资本。

厂长和一般的“城市中产”不同，后者中比较典型的是进入城市的大学生，他们在体制内就业或从事大中企业的技术性、管理型工作，要么有体制保障，要么掌握专门技术，收入相对高且有保障。他们是可以融入城市的。尽管短期内，他们在一线城市实现经济自立还相当困难。有人说，在深圳、北京这样的城市，年收入没有20万元根本没有可能立足，更不可能有体面的居住条件。

由此可见，农民工要成为真正的“城市中产”非常艰难，因此比例非常小。至少在“70后”这一代中年农民工里，能融入打工地城市的少之又少，他们最终是要回到家乡的（回到

村、集镇或县城都是可能的）。就如李厂长这样的“高级农民工”，仍然要回到老家县城购房，预期回家乡养老，年轻的子女则继续在外面奋斗，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尝试融入城市。

对普通农民工，两位厂长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介绍，点出了当代制造业农民工的特征。

据李厂长介绍，工人工资收入一般在每月五六千元，最高1万多元。工作时间是8小时，一般情况会加一两个小时的班：“厂里根据订单的多少来决定工人是否加班。工人肯定希望订单多，出来打工不容易，都想多赚点钱。由于最近两年经济不景气，订单减少，加班减少。因此工厂员工走了十几个。其中有两三个技术人员，能拿1万多工资。”剩下的员工就比较稳定。“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离开，要走早就走了，没有其他心思。”主要是公司待遇好及工人习惯了工厂。“一是公司包吃包住，其中宿舍很舒服，一厨一卫一卧室，面积有20 ~ 30平方米。只要一人在公司住，全家都可以住。我的儿子暑假就在宿舍做饭。孩子上学后，我就吃厂里的免费餐。二是工人工作习惯了，熟练了，不想再换工作。”

工厂的福利主要分为五类，社保占比最大。一是车费补贴，主要适用于员工回家过年的情况，统一按照一次300元发放。二是工龄奖，每年按照15%递增。三是全勤奖，根据公司

要求，工人每月上班26天，奖励30元。四是高温补贴，这是政府严格要求的，企业必须给员工发放。五桂山街道有专门的企业群，街道领导会在群里发布补贴信息。五是社保，公司给所有员工都购买了社保，目前每人每月公司出600多元，员工出200多元。“以前员工是不知道，现在员工都知道，比较关注，毕竟这关系到员工自己的切身利益。新员工都会要求买社保。现在员工知道社保用处很大。一是住院可以报销，且退休后有退休金；二是主要由公司出钱，个人只出一部分。”这和我在浙江金华调研遇到的小厂、工地不同，可能和行业有关。在制造业工厂的工人就业稳定、工资较高、处于中年，对社保有需求。不过全国总体按照城市标准缴纳社保的人的比例仍然不高。

工厂男女性别平衡，绝大多数已婚，单身的只有4个，男性主要负责焊接、喷粉等工序，女性则负责产品组装。工人普遍在厂里工作了很长时间，一般8~10年，主要来自广西、湖

南和安徽等省份，只有几个本地人。他们的文化程度大多是初中，有些人有高中学历，年龄则分布在40~50岁之间，40岁以下的非常少。从收入、加班情况、年龄和学历来看，这是一家典型的制造业工厂，不同于新型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的用工特征。

李厂长还介绍说，工人在工厂感觉还是比较好的，一般可以长期做下去。“一是哪里打工都一样。工人在这个厂里已经做熟了，习惯了，不想走来走去。在这里是打工，去其他地

方也是打工。二是认真做事工资自然就会提升。工人性格朴实，做事认真，懒懒散散的情况比较少。不认真做事，老板也不要。只要认真用心做事，老板和师傅都看得到的，也会加工资。”对于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王厂长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老板赚了钱，工人工资才会涨。相辅相成，相互成就。”在微观场域中，老板和工人的关系更多是合作的，有订单老板赚钱，工人也能够赚钱。农民工的逻辑并不是劳工理论所关注的劳资冲突的逻辑。

工人都是在流水线作业，一件产品的生产分为多道工序，主要有切管、烧焊、冲压、抛光、组装等。除了少量工序发包给其他工厂外，绝大部分都是工厂自己加工。“生产工序分得很细，每道工序就较简单。工人掌握这个工序，达到标准的质量要求，只需要半个月。如果想要成为一名熟练的工人，至少需要半年。”工人一般只负责某一道生产工序，主动学习其他生产工序的并不多。“由于工资采取计件制，工人只要更加熟练，就能提升效率，花更少时间，就能生产更多产品，赚到更多的钱。”所以工人难有动力去提升自己。

工人也有一定的消遣娱乐。“在工作以外，工人主要是在宿舍看手机，看电视，喝啤酒聊天，去江边钓鱼，爬爬山，到水沟里摸鱼抓虾。”周边村以及当地政府过年过节会放电影、举办演唱会等文艺活动，通常一年两三次。“政府主要是通过微信群宣传，希望员工参与。很多员工不愿意去，懒得走，90%都是低头族。不是打游戏，就是看抖音，什么都看，看笑话最多。经常听到他们哈哈大笑。”

对于农民工的工资，这里再讲几点。工资普遍采用计件制，这有利于管理。农民工正常的工资水平，把加班（一般两个小时）工资都算上，一个月能拿五六千。景气的时候，一个月能拿1万多。不景气时候，工资只有三四千。最低时，为了留住工人，也会保底，每月2400元。技术性很强的工种，如焊接工每月能拿到1万多元，这个工资赶得上厂长了。这种工作既需要技术，又要吃苦耐劳。按照王厂长的说法：“一般负责的工作多，工资就高。吃苦耐劳无意义，光吃苦不会做也没用。”

我们一般将加班理解为强制性的、不平等的，或者是一种“文化”（比如互联网大厂的“996”文化）。从普通工人的角度来看，加班是受欢迎的。“普工加班一般两个小时，不超过3小时，可收入60元。如果企业订单多，就会排单，分派任务。工人也喜欢加班。”

一位工人说：“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是8到10个小时，从去年到今年都没有加班。由于赚不到钱，35岁以下的工人都走了，有十几个。对于他们而言，家里有很多负担，上有老下有小，不赚钱养不活。剩下的员工年龄都在40岁以上，工资每月五六千元，他们年龄大了也不好找工作。”其他工人为什么能够留下来？有一个原因是：“继续工作，企业买社保，去其他厂可能都不买。买满15年，一个月至少一千多，养老是可以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制造业工厂中的中年农民工比例大，年轻农民工一旦遇到工资低的情况，就要流失。

有人说，能不能不让工人加班呢？比如说提高正常上班时间的工资，满足工人所需，工人就不用加班了，工厂多招工人也可以不用工人加班。但是卷入市场经济体系的制造业的逻辑并不是这样的，强制改变是不可能的。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在最低工资很难提高的前提下，工厂计件付工资，工人多劳多得。工厂订单是不稳定的，是时多时少的，如工人说的，“忙

季忙死、闲季闲死”。忙的时候，工人感觉到累，但是能拿更多的工资；而闲的时候，虽然轻松，心里也很慌，因为出去打工就是为了多赚钱，闲的时间多了，就不得不另外找工作。

农民工随迁子女问题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按照中山市政策，公立学校实行积分入学，总计需要360积分。大部分工人并不关注，因为小孩子并不在这里读书。李厂长工厂里有50多个工人，包括厂长在内只有4个人的小孩在本地读书，厂长和一个电工的孩子读公立学校，另外两个孩子读私立学校。上私立学校学费昂贵，少则1万多元，多则两三万元，再加上生活费，读私立学校的小孩一年最低花费两万多。就学困难也是工人不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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