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为主题，将作者近十年来的15篇代表性论文结集。论文主要涉及的出土文献有：司马金龙墓出土墓志、十六国碑型墓志、高昌墓砖、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神道石柱文、中央民族大学藏吐鲁番文书和墨香阁藏北朝墓志等。作者首先介绍了这些出土文献的发掘与整理状况、主要内容、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进而利用这些出土文献，详细探讨了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游牧民族与高昌绿洲国家的关系和唐代的乡里制度等中古史学问题，并对学界的相关论辩做出回应。

张铭心，男，汉族，1964年9月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吐鲁番学、出土文献学（以石刻学为主）、书画篆刻史。主持与承担了多项国家及省部级以及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取得丰富的科研成果。发表多篇相关专业论文。

目录

001 高昌墓塼書式研究

025 “義和政變”與“重光復辟”問題的再考察

064 十六國時期碑形墓誌源流考

098 司馬金龍墓葬出土碑形墓誌源流考

114 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神道石柱及相關問題探析

124 吐魯番交河溝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塼及相關問題

139 吐魯番出土且渠封戴墓表的性質以及無紀年高昌墓塼的年

代問題

160 中央民族大學藏吐魯番出土文書初探

179 唐代鄉里制在于闐的實施及相關問題研究

199 從粟特商人到中華兒女

202 敦煌吐魯番學研究新資料

208 淺談刑徒塼銘

212 高昌塼書法淺析

218 附文一 北朝墓誌出版的新收穫

226 附文二 吐魯番出土高昌墓塼的源流及其成立

229 插圖説明

231 後　記

序

我和張銘心君相識，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那時我正在北京

師範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銘心在故宫工作，晚上在北師大歷史

系上夜大學。因爲某種機緣我們就相識了，當時朋友圈裏有我的一位

同門師弟、同系讀碩士研究生的一位師妹、正在本校低能物理所攻博

的馮君，還有在外語系讀本科的幾位女生。七八個人，年紀相差很

大，專業和人生經歷各不相同，但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玩在一起毫無

軒輊。銘心很年輕，剛剛二十出頭，好學而熱情，有時邀我們到故宫

玩，有時帶我們到他家附近的後海、什刹海玩，還曾一起騎自行車到

幾十公里外的潭柘寺、戒臺寺旅游，感情相得，打打鬧鬧，渾然不覺

有什麽年齡和專業的差别。

1987年我博士畢業返回福建工作，與銘心的聯係不多，但心裏

常會想念起這位忘年交，也只因爲他淳樸、熱情、重義，而不是在學

術上有什麽交流。説實話，當時只把他看作一般的文物工作者，完全

没有想到他會在文物與歷史研究中異軍突起。大約六七年前吧，我

到北京出差，再見到銘心，得知他留學日本歸來，在中央民族大學工

作，已是一位副教授，也是學校的中層幹部，心裏覺得這小友路子還

走得挺順當，很爲他高興，但也還没覺察他在學術上有什麽了不起的

成就。

近日我因爲北京大學的一次學術活動赴京，與銘心有了較深入的

002 出土文獻與中國中古史研究

接觸和交流，才知道他已經是教授、博導，是利用出土文書文物進行

中古史研究的後起之秀，在高昌墓塼、出土碑誌和吐魯番古文書研究

方面成績斐然，受到中外學界的重視。交談中他出示了即將出版的一

部書稿，囑我寫篇序言。粗粗流覽一過，對銘心君的學術成就更加刮

目相看了。

銘心君的這部書稿題爲《出土文獻與中國中古史研究》，其實利

用的資料出土文獻與文物并重，討論的範圍很廣，碑形墓誌問題、墓

表問題、神道石柱問題，墓塼書式、書法問題，墓塼墓誌的出土時地

問題、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總體性問題，都在探討之列。尤爲可貴的

是，利用出土的文物和文書，對中古中國西北邊疆歷史的一些敏感問

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例如，麴氏高昌國歷史上的“義和政變”與

“重光復辟”，中外學者討論很多，歧義迭出，迄未得出諸家公認的認

識。銘心君獨闢蹊徑，從解析“重光復辟”入手，反推“義和政變”

的性質和時間，分析細緻，得出與諸家不同的新見，頗有説服力。對

這一重大而疑難問題的深入研究，是有推進作用的。又如，《唐代鄉

里制在于闐的實施及相關問題研究》一文，對唐代是否在于闐地區切

實施行過鄉里制，出土文書所見于闐的六城、傑謝、質邏等地名的關

係問題，于闐王的地位問題，“阿摩支”一語的含義問題，于闐陷蕃

年代問題，都提出了新見。

初步的感受，銘心君的研究有三點很突出。一是視野開闊，凡研

究某一問題，首先將此問題的研究史梳理得清清楚楚，不但瞭解本國

的研究，也瞭解國外的相關研究；而且不局限於一時一地的問題，總

是盡可能與其他時地的相關材料相比照，以期得出比較客觀、深入、

有説服力的看法。二是對日本學界的相關學術成果有充分的瞭解，而

序 003

且總能恰到好處地予以運用或借鑒。這自然是得力於他在日本留學十

年，對日本學術界相當熟稔。三是不畏權威、勇於探索的學術勇氣。

銘心君所探討的問題，往往屬於前輩學者耕耘已久的領域，前輩學者

已經就此問題得出有代表性的、甚至是被奉爲權威的觀點。但銘心君

并不因此而人云亦云，而是在充分尊重前輩的基礎上，細心地發現尚

可商榷的問題，有理有據地提出自己的新觀點。這正是年輕學者最可

貴之處，也是學術能够不斷前進、不斷深入的不竭源泉。

回顧張銘心君的學術道路，他是先熟悉文物再學習文獻，先有

管理文物的實踐後作結合文獻的研究；决定走學術之路時，先留學日

本，學習日本學者充分占有材料細緻剖析材料的功夫，再回頭運用

中國固有的宏觀微觀相結合的治學路數，借用他山之石，不忘自家家

法，勤勤懇懇，孜孜以求，因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長此以往，

相信銘心君必能在文獻文物與中國中古史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寬廣，

不斷有所斬獲，不斷有所突破。在銘心君新著即將付梓之際，僅弁數

言，以志觀感，并獻一首小詩，紀念我們的友誼以及寄託欣喜與祝福

之意：

都門小友忘年交，玩水游山共夕朝。

彈指逝波三十載，欣看史海競妖嬈。

謝重光

2019年10月17日

本书为作者中国中古史研究论文的结集。碑形墓志问题、墓表问题、神道石柱问题，墓砖书式、书法问题，墓砖墓志的出土时地问题、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总体性问题等，均在探讨之列。作者利用之材料，出土文献与文物并重，并对中古中国西北边疆历史的诸多学术议题提出了独到精当的见解。

高昌墓塼的書式問題

高昌墓塼，是指出土於今新疆吐魯番地區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

漢人墓葬的墓誌。因吐魯番古地名爲高昌，且墓誌多爲塼質，所以今

人多稱其爲“高昌塼”

[1]

“高昌墓塼”

[2] 。也有因其自名（銘文中的自稱）

稱其爲“墓表”或“墓誌” [3] 的。本文基本上使用“高昌墓塼”一詞，

但根據行文需要，有時也使用“墓塼”或“墓表”等稱謂。

高昌墓塼至今已出土三百四十餘方

[4] 。按時代可以分爲三個時期，

即高昌郡和早期高昌國時期（4世紀至6世紀初期）、麴氏高昌國時期

（6世紀初期至7世紀中期）、唐西州時期（7世紀中期至8世紀末期）。

高昌墓塼銘文的書寫格式（以下簡稱“書式”）因時期的不同而有所

區别。下面先將各時期高昌墓塼的書式作簡單概括，再將問題提出，

進行討論。

高昌郡時期和早期高昌國時期的墓塼書式屬於形成期。其書式

基本上以墓誌主的官號、郡望、姓名及“墓表”和夫人郡望、姓氏

等構成，如果墓誌主是女性，則以其夫的官號、郡望、姓名及本人

的郡望、姓氏及“墓表”等内容組成。主要特徵是没有紀年和追贈

官號。 [5]

麴氏高昌國時期的高昌墓塼書式屬於成熟期。其書式如日本學

者白須净真氏所指出的，以埋葬年月日、官歷（女性時刻寫其夫的官

職）、追贈官號、郡望、姓名、享年、配偶者的姓氏、郡望等構成，

銘文的最後刻寫“某氏（之）墓表”。 [6]

唐西州時期的高昌墓塼書式屬於變異期。由於唐王朝統一了高

昌國，中原文化又開始流入割據了近兩百年的吐魯番。受到同時期中

原墓誌的影響，其書式在繼承麴氏高昌國時期高昌墓塼書式特徵的同

時開始出現變化。這一時期的高昌墓塼既可見到與麴氏高昌國時期墓

塼完全相同的書式，亦可見到與中原同時期墓誌完全相同的書式，同

時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書式。其自名有“墓表”“墓誌”“墓誌銘”等，

也見有許多没有自名的墓塼。

從數量看，形成期墓塼至今只出土三方，成熟期墓塼有二百餘

方，變異期墓塼爲一百二十餘方，以成熟期數量最多。從書式看，形

成期墓塼雖然有其時代特徵，但這一時期高昌墓塼還没有普及，從出

土數量看也没有形成規模；成熟期墓塼書式最爲穩定、統一，代表了

高昌墓塼書式的特徵；而變異期墓塼書式則是向中原墓誌書式變異。

所以從書式特徵看，麴氏高昌國時期的墓塼最有代表性。本文所説高

昌墓塼，基本上指麴氏高昌國時期的墓塼。以下研究也以麴氏高昌國

時期的墓塼爲主。

高昌墓塼書式研究 003

高昌墓塼的書式，就其内容可以説是簡單明瞭，似乎没有專門研

究的必要。然而近年，圍繞高昌國時期墓塼銘文的紀年性質，出現了

兩種不同的觀點，即埋葬年月日和死亡年月日。這兩種觀點不僅僅關

係到高昌墓塼的書式問題，還涉及高昌國歷史，特别是有關麴氏高昌

國末年發生的“義和政變”的結束時間等問題

[7] ，所以筆者認爲有必要

對高昌墓塼的書式問題作一個專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