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的开启
展览名称：秦汉文明
展览地点：北京 中国国家博物馆
展览时间：2017年9月17日至2017年11月30日
展品数量：300余件（套）
秦王扫六合，建立了超乎时人想象的统一帝国。刘邦建汉400年，则让这新鲜的“统一”沉淀成华夏子孙传承的信念。秦汉帝国，虽早已在年轮的周而复始中沉沦为字里行间的遐想，但引人入胜的传说和田间地头的破砖烂瓦，却偏又不甘寂寞，偏要在今人心头喧哗描绘着帝国曾经的荣光。2017年9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秦汉文明”展览，集中了几十年来全国出土的秦汉精品文物，让人们纵情一览2000年前中华大一统国家初生岁月的辉煌与风采。
一、帝国雄姿
秦汉帝国的“开幕式”，离不开秦军雄兵百万气吞山河。展览便以5件神态各异的兵马俑开场。虽仅有四人一马（图1），亦具威势。倘若曾亲临陕西兵马俑坑现场，便可知成千上万类似兵马陶俑排列所能带来的震撼。然而震撼之余，却不免扪心自问，秦俑究竟是凭借什么成了秦汉文明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又是凭借什么征服了它的观赏者们呢？
其实，如果将秦俑与其他朝代的陶俑并列而观，便可知多数俑类都是对现实的微缩，而与真人真马比例、大小相同的陶俑在中国历史中实属罕见。秦陶俑尺寸如此之大，气势自然更胜一筹。而更为难得的是，如若仔细观察，则可发现秦俑其实“似是而非”—展览中的这几件兵俑或站或蹲，衣帽形态各不相同—而在数以千计的“人潮”中，亦无表情或动作完全相同的两个兵马俑。虽然兵马俑原有的颜色几乎皆因年代久远或出土氧化消失殆尽，然而时光为其“敷”上的灰色，更让其具备了黑白历史影像般的冷峻。秦俑军队由此而更加贴近虎狼之师的气质和现实感。
实际上，以兵马俑开场，深意不只一层。兵马俑模拟的是秦汉帝国的“武功”盛势，而其制造生产则蕴含着帝国内部精密的“文治”肌理。生产兵马俑绝非易事。就技术而言，大型陶器的制造相比于一般陶瓷，在成型、烧制方面都面临更多的失败风险。因此兵马俑并非整体烧成，而是组装成型。以战袍将军俑（图2）为例，其一般由足踏板、双足、双腿、躯干、双臂、双手和头部七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皆单独生产，再进行组装。组装对工匠之间的配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各部分之间的尺寸大小必须经过严格的标准化设计，否则便无法进行衔接。虽然是标准化成型，各部分构件的外观仍有微小变化，如发掘者便区分出2种脚、3种鞋、8种躯干等等，每种又可细分为几种类型。变化最丰富的是头部，共有8种，面部五官也可再分为几类。虽然看上去类型极为有限，但如果按照排列组合的方法进行组装，则足以让兵马俑的形象千变万化。同时，兵马俑皆为工匠手制，这既对工匠队伍的管理和生产线的组织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兵马俑绝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工匠在制作过程中，必然有细节刻画的简单调整，由此兵马俑的形象便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可能。
就规模而言，这支地下军队的建立，正体现出帝国强有力的生产组织和后勤保障。兵马俑的背后是数量庞大的工匠队伍。生产线的设计、原料的采集、施工的安排、工匠的吃喝拉撒，全都与兵马俑工程的成败息息相关。而这还只是秦帝国秦陵工程中较小的一部分。帝国初立，以雄兵征服四方，武功显赫，而在这类工程建设中则同样显示出帝国巨大的组织力量。以兵马俑揭开秦汉文明第一单元“文治武功”的序幕，或许正有此深意。
沿展线纵览，秦诏陶量（图3）、青铜诏铁权（图4）、青铜方斗（图5）、青铜尺等物首先映入眼帘，这些正是秦汉时期所用的度量衡器。度量衡器外表平平无奇，却于第一单元的展示中一马当先，耐人寻味。帝国组织宏大的工程，所仰赖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配合，而沟通配合的第一步，便是制定同样的标准。几件文物的展示，实则揭晓了兵马俑等众多工程得以成功兴修的关键与内核。正是这影响深远的决策，让帝国得以于东方迅速崛起。
始皇之后，天下纷争，中原羸弱，匈奴却出现了一代英主冒顿单于，乘势称霸于北方。即便是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也不得不对匈奴俯首和亲。汉朝初立，国势尚微，此举实属无奈。至一代雄主汉武帝即位，深以此为耻，且匈奴在北方的压迫，也极大地阻碍了汉武帝成就一番帝王之业的雄心。因此他发动马邑之战，再次揭开了与匈奴数百年战争的序幕。汉军对战匈奴，战备方面最大的劣势便是马匹。中国本无良马。若仔细观察兵马俑中的马俑或西汉初年的陶马（图6）、铜马，便可总结出当时马匹的特征：头大、腿短、脖子粗，活脱脱的“马版”武大郎。中原内战之时，各方拥有的马匹品种相似，倒也难见分别。然而遭遇游牧民族之后，却发现人家不仅弓马娴熟，还拥有产自西域的秘密武器—“天马”。“天马”产自大宛，它的另一个名称“汗血宝马”，因金庸先生的“宣传”更具知名度。“天马”腿长、胸宽、屁股大，是建立强大骑兵部队的必备马匹。想要一举攻破匈奴，至少要把军备提高到同等水平，才能够避免过度的人力牺牲。而汉武帝为求天马良种，不惜与西域盛产良马的大宛一战。几次远征损失万人，获得良马数千匹，牺牲不可谓不大。“天马”等优良马种的引进，对汉代马种的改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战局与国际政治的走向。马的变化，遂成为一种颇具时代性的代表。汉武帝统治后期出现的马匹形象（图7），多以“天马”等骏马为代表，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特征。从一匹匹凝固于嘶鸣的骏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帝国蓬勃向上的伟岸身影和积极开拓的时代精神。
二、灯火琳琅
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是日常生活的涓滴细流，汇成了一个时代的丰满与完整。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尽览秦汉生者的生活趣味，但却可以从他们死后的世界中，窥探他们曾有过的巧思与品位。沿着展线前行，便进入展览的第二单元“长乐未央”与第三单元“事死如生”部分，而氛围也从宏观叙事，转换到万家灯火的喃喃细语之中。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国宝级文物长信宫灯（图8）。长信宫灯出土自满城汉墓M2，即中山靖王刘胜的妻子窦绾之墓中，与身裹金缕玉衣（图9）的女主人曾长相厮守千年。此灯大名鼎鼎却难得一见，此番现身国博，自然引得众多参观者驻足围观。实际上，长信宫灯有诸多细节，颇耐人寻味。此灯铜制，外表鎏金，出土时灯各部分已分散于地面，现在所见为重新修复组装而成。细看此灯可知，全器为组装而成，实际分为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灯罩6部分。展览下方配有器物线图，揭示此物内部实为中空。这种设计，其实与灯的功能密切相关。长信宫灯为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釭灯。这种灯装有烟管，可将燃灯产生的烟气导入器体腹部，而器体腹中则往往盛水以溶解烟气，这样既能达到照明的效果，又不会产生室内污染。由于器体能够拆卸，因此在使用之后还可拆开清理烟灰，进行清洗，由此实已足见时人匠心。长信宫灯于此更有增补。其灯盘中心设有烛钎，灯盘设有短柄可以转动，另在盘上安装两片屏板，可左右推动，用以调节灯光照射的方向和亮度。设计精妙之外，此物造型与人物形象均颇为传神，举灯宫女双眉微蹙，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惹人怜惜。若回溯到使用它的场景，烛火辉明，映在鎏金器表之上，更增光亮，而少女面庞端庄沉静，于黑暗一角，令人心安。若不仔细观察，可能很难发现，长信宫灯器体共有9处刻铭，包含“阳信家”“长信尚浴”等字样，可见此灯至少先后流转于阳信侯家、长信宫、中山王府3处。小小一盏釭灯，却数易其主，所透露出的既有阳信国除的政局变化，也显示出长信宫窦太后与窦绾非同一般的关系，更彰显出上流社会对此物的共同欣赏。
除了设计精巧的釭灯，更能增加室内华丽气息的是秦汉时期的多枝灯。多枝灯灯枝多在3个以上，甚至有些达10余枝，将各枝灯火全部点亮，则光影煌煌，摇曳多变，极具情调。展览中展示有一件河南汉墓出土的彩绘多枝陶灯（图10），制工极精。它上下分为3层，可拆卸。灯座塑山川河流，其间分布有人物野兽，灯枝承盘形态多姿，更分布有羽人神仙等形象。此物用于墓中，可以想见灯影幢幢为灵魂升仙之途营造的神秘氛围。古人事死如生，升天登仙实为生人死者的一致追求。夜幕降临之时，华灯初上，或许正是在虚实之间放任这种想象最好的情境吧。
古灯未亮，今灯满堂。灯火辉映之下，阿房宫中的玉杯（图11），似待斟满；西王母头顶的摇钱树摇曳生姿（图12），或为祈福；博山炉烟雾未起（图13），却似已有暗香盈怀；马蹄金熠熠生辉（图14），仿佛那时升仙的梦想仍历历在目。帝国的色彩，便在大地渐次吐露的斑驳光点之中，拼凑成立体而丰满的花火，充盈于展厅之中，绽放在我们的视线里。
三、大道通西
秦汉帝国并非只有内自求索的创造。帝王的开疆拓土，让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张骞具有战略意义的“凿空”，则进一步打开了帝国开放的孔道，一条历经艰险的道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络绎不绝、熙熙攘攘的商道—丝绸之路，更让遥远的人群与文化，顺着沙漠的边沿，追随着绿洲，来到了中土，并在各式各样的器具上，留下了他们的痕迹。
汉武帝时，唐蒙、张骞等人先后发现西南地区存有夜郎、滇、且兰、邛君等小国。这些小国君主与汉地无直接道路相通，原不知有汉。因此当汉使来访之时，滇王与夜郎王均问询使者：汉孰与我大？由此便留下“夜郎自大”这一成语。之所以将嘲笑的对象定为夜郎而非滇国，姑妄论之，或许是因为在汉军平定西南的战争中，滇王举国投降，颇得汉武帝嘉许。展厅中展示的滇王金印与司马迁所记汉武赐印之事丝丝入扣，可见彼时帝国的触角确已掌控了西南区域。军事、行政力量的扩张虽似轻而易举，文化的演进与互动却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云南地区多年来发现的秦汉时期的遗物，呈现出与中原地区迥异的风格，其中不乏精彩之作。如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鎏金青铜双人盘舞扣饰（图15），两佩剑男子，双手各持一盘，相背起舞，足下还踩有一蛇，形象滑稽活泼，极具地方特色。在云南地区的众多雕饰中，蛇的形象频频出现，或许正代表了当地某种精神信仰。最具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具除扣饰外，还有储存贝币的贮贝器。不过，至东汉之后，随着与汉地文化交流日深，云南青铜器的乡土特色便日渐衰减了，风格渐渐与汉地一致。
张骞通西域是秦汉乃至中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开拓活动。虽然汉武帝派出张骞的最初意图，仍是出于对战匈奴整体战略的考虑，但张骞出使所获得的成果，远远超出了预期。其以一己之力，开辟了通往西域诸国的陆上丝绸之路，中西交通自此绵延不绝。从西域传至汉地的不只有骑兵秘密武器“汗血宝马”，还有至今脍炙人口的葡萄、石榴、苜蓿等物种和种种鲜为人知的珍奇。海昏侯墓出土的两件鎏金青铜骆驼形钮钟架构件（图16）便是其中值得玩味的器物。这两件骆驼的形象是流行于中亚、中国西北地区的双峰驼。双峰驼自张骞“凿空”之后才多见于中原，因此骆驼形象的出现，正证明了丝绸之路的热闹。而骆驼形构件以鎏金青铜制成，出现于皇族墓中，亦表明了贵族阶层对西域外来之物的极大兴趣与珍视。
汉代并非仅有陆上丝路，海上丝路此时亦已萌芽。江苏省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M1出土有一件鎏金青铜座银盒（图17）或许便来自海上丝路。其青铜器座应为汉人后配，但器表装饰的凸瓣纹则遮掩不住西方文明的背景，银盒器形以锤揲技术而成，而此类技术当时则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和波斯地区。广东南越王墓出土有同款银盒，两个时代接近的沿海地点出土有类似产品，或正暗示着此类器物的来源与物流通道。
宏大的帝国总会让人充满遐思，又让人无从认识。统一国家的青春期里，虽曾认真规划铁血军队勇武的形象，却仍旧把稚拙的痕迹留在了度量衡器的粗糙中；也曾想要自立于世，纵天马驰骋于天海之际，却仍不免遭遇残酷的战争洗礼；也曾点燃一把星火，照亮满屋的黑暗，将光明映照在她的脸上，却仍在她紧锁的眉宇中，找不到突破的方向；索性奔向远方，自我放逐，却无意间发现新的天地和更大的世界。初生的帝国，既有青春的悸动，也有青春的热忱，既饱含年轻的懵懂，也无法抑制喷薄而出的活力。这红色展板围成的文物城堡，令人血脉偾张，梦回那个激情燃烧的秦汉世界。
相关图录
吕章申：《秦汉文明》，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
延展阅读
[德]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