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创建于18世纪伦敦的“文学俱乐部”所立的传记，重心放在以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为核心的那个时期。

所谓“文学”在18世纪的英语中，并非单指想象文学，而是指所有需要经过智力训练所能掌握的高雅学识。在“俱乐部”成立的前二十年，成员还包括政治哲学家埃德蒙·柏克、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以及传记作家鲍斯威尔、画家雷诺兹、剧作家谢里丹和哥尔德斯密斯、戏剧演员加里克等活跃于18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坛和政坛的重要人物。

这些人成功引领了同时代的文艺创作、历史书写、文化思想和实践、政治经济理论，不仅使英国获得了英国性，更是塑造了后来的现代世界。

作者以各个人物的生平为时光通道，把当代读者引向乔治王朝时期宏阔的社会图景，展现了那个时代绅士的生活做派和婚姻伦理，法国大革命前夕英国政坛的喧嚣，英国与爱尔兰、印度、北美等殖民地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英国国内关于奴隶制的争论，女性的生存困境及其文艺创作活动等。

作者｜利奥·达姆罗施（Leo Damrosch，1941— ）

哈佛大学恩斯特·伯恩鲍姆文学名誉教授，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得主，著有《乔纳森·斯威夫特：他的生平和世界》等。

译者｜叶丽贤

北京大学英美文学博士，译有《饥渴的想象：塞缪尔·约翰逊散文作品选》等。

前 言

第一章 遇见鲍斯威尔前的约翰逊：挣扎的岁月

第二章 遇见鲍斯威尔前的约翰逊：迟来的名声

第三章 遇见约翰逊前的鲍斯威尔：向广阔的世界进发

第四章 遇见约翰逊前的鲍斯威尔：寻找自我

第五章 决定性的会面

第六章 鲍斯威尔在国外

第七章 “俱乐部”的诞生

第八章 约书亚·雷诺兹爵士

第九章 埃德蒙·柏克

第十章 大卫·加里克

第十一章 欢乐的精神

第十二章 斯特雷特姆的新生活

第十三章 在苏格兰和斯特拉福德的鲍斯威尔

第十四章 在最遥远的赫布里底群岛之间

第十五章 拓宽的河流

第十六章 帝国

第十七章 亚当·斯密

第十八章 爱德华·吉本

第十九章 不信教者和信教者

第二十章 约翰逊大限将至

第二十一章 鲍斯威尔在走下坡路

尾 声

附 录 “俱乐部”前二十年的会员

注 释

前 言

本书故事的主角是18世纪伦敦一个由才华横溢、卓绝群伦的人物组成的团体，它以简称“俱乐部”（the Club）为世人所知。这个团体的规模不大，但它的成员为我们的文化作出的卓越贡献，至今仍为人称道。不过，要成为“俱乐部”会员，还须具备一个或许更重要的条件，即善于相处、乐于相伴—每个礼拜要到土耳其人头酒馆会面，谈天逗笑，畅饮聚食，争论辩斗直至深夜。与后来的一些俱乐部不同，它没有自己的法定房产，聚会的场所只是伦敦一家普通的小酒馆。

“俱乐部”成员包括塞缪尔·约翰逊、詹姆斯·鲍斯威尔、埃德蒙·柏克、爱德华·吉本、亚当·斯密，依次而论，他们可以说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评论家、传记作家、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其他成员在当时同样有名，比如画家约书亚·雷诺兹，剧作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和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18世纪最杰出的演员大卫·加里克。新会员靠投票选出，只有全票通过方能入会。

这些人大多自食其力。有些成员事业有成，但其他成员的生活，包括约翰逊和哥尔德斯密斯，还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才智绝伦， 自然可以想见，但若说名声在外，倒也未必。在很多年里，新人常常是在事业起步阶段入选为“俱乐部”成员的。

毫不夸张地说，“俱乐部”成员对同时代和后代的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约翰逊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将文学批评与深具同理心的传记写作合成一体。鲍斯威尔革新了传记文学这门艺术，通过着眼于人物的特异气质和心灵深景，将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生。柏克是一位令人着迷的议会演说家，其著作蕴含的政治智慧继续启迪着今日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吉本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历史书写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来几乎所有的历史著作。斯密， 不用说，他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推动了我们今日所知的经济学学科。

“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即使对后人的影响不及前几位，也同样在自己的文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雷诺兹是当时最受欢迎、最成功的艺术家，皇家美术学院的创始人和首任院长，还是将艺术教学规范化的先驱。加里克以前所未有的自然主义表演风格震惊了观众， 而且他开先河，像现代导演那样指导手下的演员排练。再举一例， 詹姆斯·库克船长首次前往南海时，一位名叫约瑟夫·班克斯的植物学家曾随他同行，此人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知名主席。

本书的真正主人公其实是“俱乐部”，它创建于1764年，二十年后逐渐式微；而这个故事旨在追溯这个非凡群体在此期间相交集的生活经历、兴趣爱好、友好往来、竞争关系和事业发展。鲍斯威尔记录了他在那里听到的很多谈话，多亏了他，我们如今还能听到他们在两百多年前的夜谈，时常还能抢到最前排的座位。他们用以彼此试探的观念涵盖广泛的领域和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

尽管“俱乐部”很快名扬在外，但它的诞生是出于私密的个人需求。1763年冬季，约书亚·雷诺兹已然是他那一代英国人里最重要的画家，他很担心自己的朋友塞缪尔·约翰逊的身体状况。约翰逊一直受到抑郁症的困扰，此时正深陷其中。他的妻子早在十年前就去世了，他因此感到孤独，也感到内疚，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过着分居的生活。八年前，他完成了一个庞大的写作工程，即那部伟大的《英语词典》，但此后几乎一无所成。尤其令他苦恼的是他未能履行1756年签订的合同，编校出一个重要的莎剧版本。

由于资金匮乏，约翰逊之前被迫放弃了编撰《英语词典》时居住的那栋舒适的房子，搬进了狭窄的出租屋，照拂着一群住在同一屋檐底下、依靠他过活的可怜人。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学识好但脾气暴躁的盲眼妇，一名救治穷人的无执照医生，一位曾陪伴其亡妻的女人，一名洗心革面的妓女。他们有助于缓解约翰逊的孤独感，但不能算是相处融洽的一群人。约翰逊向朋友描述这个情况时说道：“威廉斯讨厌所有人；莱韦特讨厌德穆兰，不喜欢威廉斯；德穆兰讨厌他们两个；波尔谁也不喜欢。”[1]

雷诺兹知道约翰逊喜欢聊天，也喜欢酒馆——约翰逊曾经称酒馆的座椅为“人类欢乐的宝座”。因此，他建议他们每周一次，邀请一些朋友前往杰拉德街土耳其人头酒馆，加入他们的聚会。这个酒馆位于繁忙的斯特兰德附近，离今天滑铁卢桥所在的位置不远。每个星期五晚上，约翰逊和雷诺兹都会与其他朋友进入一个包间，他们在那里用餐、饮酒，一直聊到深夜。

在这个非常看重能言善道的时代，“俱乐部”成员碰面是为了社交，更是为了争辩，相互学习。从一开始，他们就希望政治、法律、医学、文学、艺术这些最重要的领域至少各有一位成员。最终，这个组织被公众称为“文学俱乐部”，但对其成员来说，它始终只是“俱乐部”。

毫无疑问，他们只有一小部分时间是在土耳其人头酒馆度过的，所以本书的视角时常会扩展开来，转向那个他们赖以生存的更大的世界。这些人物会在新情境中不断现身，就像出现在一幅逐渐展开的中国风景画卷里。他们的经历如同丝线，有时会分叉，有时会合拢。追寻这些人物分分合合的经历，着实有趣；尤其约翰逊和鲍斯威尔， 关于二者生平的记录，细节无比丰富。

一部“集体传记”的大师之作……达姆罗施精准到位地刻画了“俱乐部”各个成员，强调他们的往来互动，揭开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个“喧嚣热闹，矛盾横生，不乏粗暴的世界”。

—— 《柯克斯书评》

达姆罗施以精湛的笔法汇聚了“俱乐部”成员的声音……在这本杰作中，“俱乐部”成员纷纷登场，像是一场雄心勃勃的冒险之旅，最终找到了激发才华的本质元素。达姆罗施不愧是最出色的历史学家，他邀请读者进入本书，陪伴他们“走到幕后”。

—— 《纽约时报》

舞台已经搭好，演员依次就位，将我们重新带回那个交谈争执不断、思想写作勃兴的时代，一切都充满活力，人们鲜少无话可说。

—— 《纽约书评》

本书精准地捕捉了这些 18 世纪末最伟大思想家之间的友谊与竞争……达姆罗施以他们彼此间热烈奔放、动辄摩擦争吵的交往为例，扼要地描绘了“俱乐部”成员的多姿形象……

—— 《出版人周刊》

无可挑剔的学术研究为绝对的明晰性服务，其结果便是这一可以为学界内外好思的读者都能享受到的作品——学识渊博，深入浅出，让阅读成为愉悦……然后是插图，三十一幅优雅的彩图和大量的黑白画，将人物的多姿散落在书中各处。

——《华尔街日报》

达姆罗施的出色研究，让我们得以目眩神迷地遨游于整个约翰逊的宇宙，及其不断扩大的明星人物的星系……他的叙述将精湛的学术研究、敏锐的评论和引人入胜的八卦融为一炉。他是如此深谙内情，贴近人物，以至于我完全可以相信他曾经在米特小酒馆和鲍斯威尔喝过潘趣酒，并对过笔记。

——理查德·霍姆斯（英国著名作家、《好奇年代》作者）

如果茨威格的《昨日世界》直面了欧洲黄金年代的消逝，

那么，达姆罗施的《重返昨日世界》则呈现出人类迈向现代世界的灿烂图景。

《纽约时报》年度十大好书，《柯克斯书评》《出版人周刊》年度图书

文学批评大师哈罗德·布鲁姆挚爱推荐——“刺激而美妙”。

引人入胜的八卦，复活一群以笑声为成就的机智的灵魂

大量珍贵的黑白或彩色插画，还原18世纪英国的社会百态

赫斯特·思雷尔听说约翰逊只希望三本书能写得更长一些：《鲁滨孙漂流记》《天路历程》和《堂吉诃德》。沃尔特·杰克逊·贝特对此评论道：“他觉得这三个流浪者——被弃者、朝圣者、无望的探寻者——是自己人生的原型。”

一位精神病医生考察完这个证据后，认为约翰逊经常毫不留情地批评自我，可能是因为他童年时感受不到爱。这里面的逻辑是：如果我被爱的程度达不到自己的需要，那一定是因为我不可爱，不值得爱；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克制自己，不要对那些应当爱我的人发怒，否则他们会比现在更不爱我。

约翰逊学到的一个教训是：应对焦虑的方法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去想它们，不与它们搏斗。“反思自己的焦虑，”他对鲍斯威尔说，“会让人疯癫。”他一生都在严厉责备自己“怠惰”；所谓“怠惰”，不只是指通常意义上的拖延，还指总体上的松懈，这会让他的心魔出现。约翰逊的朋友亚瑟·墨菲对他的解说可谓一语中的：“怠惰是危险的时刻；每当此时，他的精神不再专注于外部世界，而是带着敌意转向内部，与自己对抗。”

鲍斯威尔并不反对教育，但他显然觉得人生在世是为了寻欢作乐。他学会了饮酒，只是没到酗酒的地步，与朋友往来相交的时间不可胜数。他总是忍不住卖弄自己。“我有一个吓人的毛病，”他年轻时曾写道，“就是为了逗人发笑，几乎什么都可以牺牲，连我自己也不例外。”

在格拉斯哥待了六个月后，鲍斯威尔做了一件大胆的事。他从大学潜逃出来，纵马向伦敦飞奔，走了整整三百英里。他用了两天半的时间，一路从卡莱尔骑行到伦敦，这实在是了不得的壮举。当鲍斯威尔把这件事说给几位技艺精湛的骑手听时，他们不禁叫道：“什么，先生，马匹没换过吗？”“各位先生，”他答道，“这算不得什么大本事。我告诉你们更厉害的：连屁股都没换过！”

在这个时期的西方文化中，关于自我呈现的型式存在一个重大分歧，表现得非常突出。从古典修辞学借鉴一组对立表述来解释，这可以说是“求真者”（homo seriosus）与“修辞者”（homo rhetoricus）之间的冲突。求真的男人和求真的女人一样，都有一个核心，即本真的自我，他们用语言传达真理。“修辞者”则来往于社交圈，从社交圈获取修饰自己的颜色，他们认识自己，不是通过内省， 而是通过他人的反馈。语言变成了一种游戏，使用者很不严肃地用它来取悦或说服他人，而不是用它来表达“真理”（在他们看来，“真理”甚至是不存在的）。

早在1790年，柏克就发表了他的伟大著作《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在这本书中，他高明地预言道，即使最有善意的革命也可能会引发大屠杀，并导致卡里斯玛型的独裁者横空出世。“有位将军受人爱戴， 懂得安抚士兵之道，深谙指挥艺术的精髓，将会把所有目光都成功吸引到自己身上。就在这个瞬间，这个能有效指挥军队的人就成为你们的主人了。”

在这个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推动下，“revolution”一词的含义出现了变化。约翰逊在《英语词典》里把它定义为“任何事物返回它的运动起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旋转。在政治语境中，它的意思是“一个政府或国家状态的改变”。这很可能只是一位统治者取代另一位统治者，而整个社会结构没有出现任何重大改变。柏克的作用是赋予了“revolution”现代意义，即剧烈的、全盘的变化。

单一国家的观念经过了几代人的时间才被完全接受，但纵观整个18世纪，“不列颠性”这个观念稳步发展。国王乔治三世的祖父乔治一世刚登基时，还不会说英语；但乔治三世则会以这样的宣言来取悦臣民：“我出生和受教育都在这个国家，我以自己是不列颠人为荣。”

传统观点认为，人民是国家的财富，唯一的前提是他们有生产能力。那些努力工作但仅能维持生计的人绝不会被视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所以被打上了“穷人”的可耻烙印。尽管从宗教角度来看， 他们理应得到慈善布施，但就经济而言，他们被视为寄生虫。一群被称为重农主义者（这个词来自希腊语，原意为“自然治理”）的法国思想家倡导一种与此不同但同样传统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代表国家财富的是土地，而不是人，这意味着政府应该积极促进农业发展。斯密在巴黎待了一段时间，结识了重农主义者，特别是弗朗索瓦·魁奈和安妮-罗伯特-雅克·杜尔哥。

斯密驳斥了这两种立场。正如鲍斯威尔所预期的，他采用了突破性的研究方法，即聚焦于商业问题。此外，他还关注刺激生产力和提升工资的各种方法。如果每个工人都能为提高生产力作出贡献， 也许“穷人”就不需要成为地位不可更易的下层阶级。

吉本不只是在书写经常见诸报端的话题；他的著述更是一种新型史书。以伏尔泰为榜样的启蒙运动哲学家相信自己在史学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不同于按照单调的年代顺序编撰事实的史家，宣称要透过表面，找出促使事物得以出现的根本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哲学史”。

吉本当然想透过事物的表面，但他明白，没有事实的理论是空洞的。出于这个原因，他为《罗马帝国衰亡史》提供了大约八千条脚注，其中一些非常详细，这样读者就可以确定他的信息来源，考虑他的阐释是否令人信服。这种做法虽然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却是前所未有的。伏尔泰从未想过要写一条脚注。“当他书写一个遥远的时代时，”吉本这么评说伏尔泰，“他并不是那种会去翻阅陈腐的僧侣式作家、向他们求教的人。他会对材料加以汇编，用自己的奇妙风格润色它，就这样写出了极其有趣、极为肤浅、极不准确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