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衎烈堂族谱》评介
王奕淳
《衎烈堂族谱》为广东省佛山市丹灶镇良登村罗氏宗族所联修宗谱，现仍存于罗氏宗族手中，特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隶属于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
一、族谱之简介与考证
良登村旧属南海县伏隆堡。今位于广东省佛山市丹灶镇西南部，面积约4.5平方千米，东与东升村隔河相望，西与苏村接壤，北与丹灶、西城交界，南临塱心村，下辖三个自然村：良登、孔边、竹迳。据统计，2002年丹灶镇全镇总人口为4 2038人，共有姓氏155个，其中，罗姓共有1402人，约占总人数的3.4%，为当地的第八大姓；而在姓罗的317户人家中，居住在良登村的户数为177户，占比约56.3%。[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海市丹灶镇志》，南海年鉴社，2009年，第60、88—89、91页。]村中现存罗氏大宗祠、罗氏孟房宗祠、罗氏仲房宗祠、罗氏季房宗祠。[ 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全粤村情·佛山市南海区卷（三）》，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39页。]在人口流动日益加剧的当代社会，良登罗氏依旧在当地保留着众多的人口，即可看出在古代，其宗族势力之庞大。
丹灶良登村罗氏族谱首次编修的时间未有记录，只知后世经过多次重修，依据家谱内谱记之顺序，最早记录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后有康熙六年（1667）、乾隆二十四年（1759）、嘉庆四年（1799）、道光二十三年（1843）、光绪十三年（1887）、民国十年（1921）和2000年共八次重修。族谱分为两大部分，《衎烈堂世系图》和《衎烈堂世行録》，均为繁体竖排线装本。图、録有别，録详而图略，録对族人按照名、字、父、母、生卒、葬地、子的顺序进行介绍，遇缺则“莫考”；图只显示族人的父、子，主要便于检索。需要注意的是，历次编订族谱时，往往是先有图而后有録，先立框架而后补细节：“首列世系图，次列世行实録”[《良登罗氏重修族谱记》，《衎烈堂世系图》第1页，见本书第18页。]，图、録搭配使用，更加清晰、方便。
《衎烈堂世系图》载屡次重修族谱之谱记、族谱凡例，再以图表形式分列始祖及孟、仲、季三房之后代，共计二十八世，223页。据《谱记》记载，万历三十年（1602）间，建祠事竣，有祠而无谱，众人以为不妥，遂遴选孟房弟明登搜集信息，以欧苏谱例，在原有谱系的基础上，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编修族谱；康熙年间，因“孙枝幼而长，长而盛，比比然矣”，选孟房昆玉、仲房廷训、季房善纪负责编修之事，“分列谱系，接旧添新”；[《罗氏重修族谱序》，《衎烈堂世系图》第2页，见本书第19页。]乾隆年间，依照旧谱补录，但在原有基础上“注明里居”，之前未及采谱源者叙其根源，并且特别指出“凡诸进修、德行、事业、与夫贤淑、孝节，考实赞书，以为后代典型”[《罗氏重接修族谱记》，《衎烈堂世系图》第3—4页，见本书第21—23页。]，而且对祖宗、家训、祠宇、坟墓、蒸尝、产业都加以完善；嘉庆、道光、光绪、民国四次修缮比较稳定，编修族谱以联络大小各宗、大小各房，起凝聚人心、教化子孙之效，其中嘉庆四年（1799）由于体量过大，开始“附新毫订日刻期，分编纂录”[《罗氏接修族谱序》，《衎烈堂世系图》第5页，见本书第25页。]，比原来的分类更为细致；道光二十三年（1843）编修族谱时，更加强调风化，将族人的生死终葬、寿命长短一一列明；光绪十三年（1887）在乾隆编修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宗族教化的作用，将个人事迹分为品诣、端方、爵轶、显荣、贤淑、节孝几大类。最后一次编修族谱在2000年，距离上次民国时期的编修已将近八十年，其间历经战乱，水淹虫蛀，字迹模糊，所幸整谱犹存，在三十五世孙罗富昌的资助下新编族谱，以期族姓孙“咸怀水源木本之思，尽识尊尊亲亲之谊”[《接修衎烈堂族谱序》，《衎烈堂世系图》第8—9页，见本书第30页。]，“衎烈堂”这一名字在族谱内首次出现并用以代指良登罗氏[《衎烈堂世行録（23—29世）》，第125页，见本书第1451页。]。
从历次《谱记》来看，本族谱编修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编修时间：良登罗氏先后八次编修族谱，除去前两次（万历—康熙、康熙—乾隆）和最后一次（民国—新中国）时间间隔较长之外，其余五次的时间间隔比较一致，四十年一修，每次相隔一到两代人。规律、连续的族谱工程是罗氏族谱历经多年而保存完好、体例完备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捐资编谱：万历、康熙两次修谱，并没有提到筹集资金的问题，但是从第三次乾隆年修谱开始，族内向族人筹集“助修费”，随后这个做法被保留下来，而且越来越严格、精确，从道光年开始，按丁收取费用。反映出随着家族的壮大，家族内部的向心力被削弱，同时也侧面体现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宗族的渗透。
《衎烈堂世行録》载《良登罗氏家训》《祖宗呈请禁约》《设立江南会规制》《建设钱粮会章程》，再以文字形式记载一世至二十九世之族人，分为3册，共计657页。世行録同样经过数次编修而成，《良登罗氏家训》和《祖宗呈请禁约》的形成时间较早，应当在第一次修谱之时就已存在；而《设立江南会规制》落款为道光六年（1826），《建设钱粮会章程》落款为道光二十三年（1843），应该都是在道光年间编修族谱时新增添的内容。
根据族谱记载，良登罗氏之祖为罗氏二十四孙之子，辅公原居南雄珠玑巷，于宋元祐年间南下，偕弟迁居三水庙冈，随后其弟再迁顺德大良，辅公再迁南海良登，生三子，分为三房，孟房祖讳章，仲房祖讳卓，季房祖讳准。自三世始，后代分迁新会鹅岭、沙头岸、云津堡罗村、九江、太平桥、盐步村各地[《良登罗氏重修族谱记》，《衎烈堂世系图》第1页，见本书第17页。]，十世之后，更是远迁至清远板塘村、顺德古楼、红岗各地[《罗氏重接修族谱记》，《衎烈堂世系图》第3页，见本书第22页。]，根深叶茂。到了嘉庆四年（1799），出现了大宗小宗之分：“大宗曰良登，小宗曰沙头岸、罗村、百滘之四房者”[《罗氏接修族谱记》，《衎烈堂世系图》第4页，见本书第24页。]。
查道光《南海县志》可见，百滘同时出现于百滘堡、云津堡之中[[道光]《南海县志》，卷六，舆地略二。]，即在清代中后期，丹灶存在两个“百滘”：一为百滘堡百滘村，一为云津堡百滘村。查阅历代地方县志可知，在康熙及其之前，丹灶内并无两个名为“百滘”的村落同时存在，而在道光年间出现了两村同名并存的局面。清末，百滘堡所管辖的百滘村没有发生变化，而云津堡下原百滘村更名为云滘村，罗氏族谱内的记载也相应发生了改变。因此，笔者认为，族谱内提到的小宗百滘，并非百滘堡，也并非百滘堡之百滘村，而是隶属于云津堡之下的云滘村。
除了地名指向模糊，族谱内还出现了少量错别字，如孟房三世“远胜”“远腾”之别，钱粮会倡议人“朝功”“朝的”“朝勷”之别。从整体上看，由于每次编修者的书写习惯不同，造成了排版、格式不一，内容校对不严谨等问题。在千禧年重修族谱之后，又出现了多次手改内容的情况，这些都是族谱中存在的问题，但总体来说，瑕不掩瑜。
二、良登罗氏族谱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
（一）罗氏分支
《衎烈堂世系图》中详细列出了每次重（接）修族谱的负责人员，除了万历年间的修谱全由族长负责，其余几次的负责人员皆由族长和各房代表负责，如乾隆年间修谱的负责人有族长占魁、族正宾殻、族副社建、孟房光海、仲房观戴、季房维魁。但是从嘉庆年间的修谱开始，用孟、仲、季房加以区分的情况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以地域区分，最明显的就是嘉庆朝的接修族谱，负责人为宗子恩长、良登房族长闰连、沙头岸房族老大受、良登房产纶，只论大小宗而不论孟仲季，这与前文提到的“大宗曰良登，小宗曰沙头岸、罗村、百滘之四房者”不谋而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民国时期的修谱活动。
一世樵居公，定居良登，生三子，讳章、讳卓、讳准[《衎烈堂世行録（1—17世）》，第10页，见本书第285页。]，分别为孟、仲、季房，这是以亲缘关系确定家族内部的分支；大宗良登，小宗沙头岸、罗村、百滘，这是以地缘关系确定家族内部的分支。
据族谱记载，除了大宗良登，孟房四世鸡栖，“妻沙头岸冯氏，迁往沙头岸”[《衎烈堂世行録（1—17世）》，第16页，见本书第297页。]，沙头岸隶属于丹桂堡；季房四世伯义，“移居就业于云津堡罗村乡，奠宅兹土”[《衎烈堂世行録（1—17世）》，第17页，见本书第300页。]，小宗之百滘没有找到明确的迁移定居时间，但是百滘与罗村同在云津堡，地理位置相近，定居时间应该差别不大。也就是说，至迟在五世，宋元更替之时，日后的小宗已经悉数落地生根。并且，在村中也仿照良登村，有了自己的宗祠，如沙头岸一支，现东升社区沙岸村，就存有罗氏宗祠。[ 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全粤村情·佛山市南海区卷（三）》，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6页。]无论是以亲缘关系还是地缘关系作为分支标准，罗氏族谱所呈现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扩散过程，每一分支的迁移时间、地点、人群都清楚记录，在广东人口流动与迁徙、宗族发展等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影响家族发展的因素
笔者曾对良登罗氏第一世至第二十九世参加科举、走上仕途的人数进行统计，由结果可知，罗氏第一位在科举考试中获得名次的是季房第十一世孙罗珊，第一位为官的是仲房第十世孙罗奉宗；从第二十四世开始，罗氏再也没有出现过学、官两类人物。具体数据如下表[ 本统计数据以《衎烈堂族谱》为准，“学”泛指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人，包括国学生、庠生、序生、举人、进士等，“官”泛指在省、县担任官职、吏员之人，村内职务不在统计范围之内。]：
表1，第十一世至第二十三世良登罗氏学、官统计表
明显可看出，学、官人数的三个峰值，出现在第十二世、第十五世和第二十一至二十三世，无独有偶，罗氏历次编修族谱也出现在相近的年份之内，并且历年编修族谱的主要负责人，都出现在这两个范围内，如季房十九世孙罗魁多，“少读儒书，壮，充县吏”。或是考取功名，或是做官，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这两类人物在乡村中掌握着主导权，也说明一个家族的兴衰，与族内学风的兴盛程度是密切相关的。
以季房为例，季房十八世孙观任由于“至诚忠厚，重义轻财”，在罗氏季房祠建成之后，被推选为总理，管理祠堂事务。[《衎烈堂世行録（18—23世）》，第30页，见本书第775页。]到了二十世孙文华，考授八品职衔，“接修系谱，初举乡正，继举保副，后举社学都正”[《衎烈堂世行録（18—23世）》，第115页，见本书第946页。]，二十一世孙彦伦（原名卿禄）为嘉庆年间的武举人，被乡里推举为党正，“排难解纷，无所偏曲，设粮会以守国课，挑大塘以厚祖尝，及夫接修谱帙，培筑围基，整浚涌，有关于民生者，要皆力任弗辞”[《衎烈堂世行録（18—23世）》，第170页，见本书第1055页。]，族人们越来越多地将族内重任交付于族内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科举入仕之人，就像罗彦伦，虽然是武举人出身，但族人们依旧选择他来接修谱帙、管理粮仓。
图1，罗氏族谱所载季房世系图（部分）
上文提到，乾隆、嘉庆、道光、光绪这四次修谱的时间间隔都十分稳定，约四十年修一次谱，反映了这段时间内罗氏新增人数多、变化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特点。但是从统计数据来看，十八世至二十三世之间出现的学、官人数并不如早年，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一时期罗氏的发展反而更加繁荣稳定呢？
答案或许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体现在族谱中，主要有以下两点：
1、族内公共财产的设置
在此之前，罗氏对族内共同财产的管理和使用已经出现了商品经济的倾向，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内向，如万历年间，大宗祠初建成，族长罗惟粹将一笔宗族内部纠纷所得的赔款用来购买土地，维持“公祠流祭”，此后又再“置买大宗祠后玄武居道地，税一分五厘，又买朝锡土，名东丫田，税九亩四分五厘二毫，俱收入罗昌业户内……此田卖取价银修祠支用。税已于四十年大开割，剩银一十五两九钱二分三厘，买回香泉屋一座三间，价银四两一分七厘，边年冬祭预收，供祭支用”。[ 《衎烈堂世行録（1—17世）》，第76页，见本书第417页。]
在道光年间，出现了更加现代化的钱粮会和江南会。钱粮会起源于嘉庆初年的一次歉收，为了保证族内的粮食供应，嘉庆十二年（1807）钱粮会正式成立，“每年正月十二日，凭契过税，兑收例银。倘有瞒隐延迟，罚以每两利息五分。又准于边年十一月初六日在大宗祠征收各户条米，限以三日内清缴，条总赴局完纳，永垂定例，违例者仍罚每两利息五分”。[ 《衎烈堂世行録（1—17世）》，《建设钱粮会章程》，第9页，见本书第283—284页。]
道光年间，罗氏族人从村内其他姓氏手中买回土地，在钱粮会的基础上设立了江南会，会友共四十五位，负责管理族田：“恐后数十世支派愈蕃而蒸尝益薄也，迨明年春，幸得十九世孙允光等为祖宗倡议建挑坑内大塘，唯是坑税，二十四亩有奇，计值千有余金”，“每人先捐银三十两，共得银一千三百五十两，由是鸠工浚乐，不一年而挑塘之事以成，于今每岁供回番银一百二十两，并会酒银六两，要皆即塘租之入息，为供会之取资。倘或有余，贮之箱内，以备将来祭祀之需。”[ 《衎烈堂世行録（1—17世）》，《设立江南会规制》，第7—8页，见本书第280—281页。]
同样是购买田地、收取地税，前者的资金来自于纠纷赔款，即公共财产，账目公开透明，购入后的土地和税收用作祭祀，也归全村人所有；而后者（钱粮会）的倡议人之一——十九世孙允光，也是提议收取坑税的人，是江南会的一员。参加江南会的四十五位族人，无疑在此之前已经有了雄厚的财力，并在宗族内有较高的地位。而江南会主要负责掌管宗族财务，会员享有特权，江南会内部剩余的资金才会用作祭祀。江南会、钱粮会的管理方式更加灵活多变，能够应对不同级别的天灾人祸。这种投入资金、获得回报与福利的形式，类似于如今的股份制，最突出的后果就是掌握大量资金的人将会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而平民百姓将长期处于被束缚的状态，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2、个人的商业活动
族谱内对其商业活动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位人物是孟房第十九世罗成联：“经营利就，群儿市肆丰财。”[ 《衎烈堂世行録（18—23世）》，第42页，见本书第800页。]
可以从族谱简略的介绍看出，此时的商业活动依旧被族人所排斥，罗氏虽然已经有人从事经济活动，但还是以对内为主，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也多和土地、田产相关。但是仅仅过了两代人，到了第二十二世和第二十三世的时候，情况就大不同了，那时罗氏的足迹已经不局限于广东，甚至不局限于中国，而是离开故乡，远赴重洋。如季房第二十二世孙罗有联，弃儒就商，到了美洲，获利颇丰：“时驻秘国李参赞经叙委嘱筹办越南防务经费，集款钜万，异常出力。”[《衎烈堂世行録（18—23世）》，第227页，见本书第1169页。]季房第二十二世孙罗维平，“经商美国，念乡族有劝捐之事，见义勇为，尽力乐发。”[《衎烈堂世行録（18—23世）》，第238页，见本书第1191页。]到了仲房二十三世孙罗湘琴，他的活动与前人相比有了突破性的变化，他不仅在美洲发家致富，在当地加入了侨堂，成为一个华人华侨组织的负责人，这是相同历史时期内旁人难以取得的巨大成就：“清光绪七年，毅然游美习艺，然赋性至孝，又不忍重利轻别，重双亲倚门倚闾之忧，阅三年，遂归省亲。迨光绪十四年，复赴美洲，侨美梓桑为固结团体，计先有协义堂之设，公为该堂值理之一份子。”[《衎烈堂世行録（23—29世）》，第28页，见本书第1257页。]
（三）史料价值
《衎烈堂族谱》是一本典型的广东地区的族谱。它在追溯本族祖先时，会追溯到非常久远的世系，如罗氏族谱开篇即言：“余鼻祖豫章氏，系字祝融之后，初姓云周，封于韩之宜城，国号罗，后处枝江。周末居长沙，春秋时为楚所并，遂以国为氏”[《衎烈堂世系图》，《良登罗氏重修族谱记》，第1页，见本书第17页。]，这是大多数族谱都会采用的溯源方法，将本族谱系与三皇五帝挂钩。族谱还提到先祖辅在宋代曾暂居珠玑巷，再从珠玑巷南下分流，其中一支在南海落地生根。实际上在宋及之前，罗氏的繁衍、迁徙情况并不清楚，连本族人可能都无法准确说出宋之前的宗族历史，附会三皇五帝、强调自珠玑巷南迁，其实是本族士人将口述历史和现实情况相结合而做出的文字记录。另一方面，从万历年间开始，罗氏修建宗祠、编修族谱，每次编修族谱的主导者都是已经取得功名或获得官职的士人群体，而且从序言可以看出，族谱对族人道德质量的水平越来越看重，多次强调要将本族人的事迹记录在册，用以教化族人。
在宋明理学所推崇的宗法观念的影响下，罗氏需要通过珠玑巷的历史证明本族来自中原世家，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加以区分，也需要迎合中央对于地方教化、风俗转变的要求，得到官府的认可，巩固本族在地方的势力。不管是对祖先系谱进行润色，还是强调族谱的教化作用，其中都蕴含着地方社会的文化认同。[ 参考刘志伟：《传说、附会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中华谱牒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从这个层面上看，族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维系族人关系的记录，更是一个为自身正名的工具。
那么，这一本《衎烈堂族谱》，对学界的研究来说究竟有何史料价值？
和其他任何一本族谱一样，通过翻阅良登罗氏的家族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流动、社会基层管理的演变以及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变化。但是良登罗氏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所在的佛山地区，经济发达，开放、包容。罗一星曾提出著名的“广佛周期”，认为“自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末, 岭南区域出现了一个持续三百年的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内, 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城市体系得到空间的迅速布局和层级的系统发展, 其城市化的程度居全国领先地位”[ 罗一星：《论广佛周期与岭南的城市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40—50页。]，形成了一个地跨两广、河海相连的岭南市场体系[ 罗一星：《佛山——站在文明续谱的桥头堡上》，《佛山历史文化丛书·第二辑》，《总序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佛山作为“广佛周期”的核心城市之一，经济水平更是一度超过省城广州。正因如此，良登罗氏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毋庸置疑，在岭南地区，或者说是珠三角地区，有不计其数的普通乡村，在清代中后期搭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在短短的几代人之内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在传统的耕读传家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即通过商品经济发家致富。良登罗氏作为其中的典型，它的改变被族谱记录在册，值得我们细细研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