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解读具有代表性的五代文人、武人、僧人、平民墓志和碑铭等最新材料，探讨诸色人等的社会流动和文武交流，发现恩荫、婚姻、家世仍是五代社会流动的重要条件。五代的阶级流动尽管较为活泼，但阶层流动有限，高级和实权职位仍然掌握在少数家族的手里；成就宋初向文治倾斜的，不单是皇帝或文人，整个五代武人团体的自我转型或对传统武风允文允武的追求，都是重要因素。从武人占优势经过文武磨合共治而达到文人占优势，宋代完成治权上的变革成为文人主政的新一代。书稿为我们观察五代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视角。

柳立言，1958年生于香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著名历史学者，现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专于宋代家族、社会和法律研究。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代表作《宋代的家庭和法律》《宋代的宗教、身份与司法》《人鬼之间：宋代的巫术审判》。

前言

第一编 格套下的文武僧庶

男女有别? ( 罗周敬、王万荣之妻关氏) /3

中层平民的墓志与丧葬( 张敬德) /8

唐末晋北商人( 张宗谏) /19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 朗空、智坚、玄寂) /25

格套下的沙陀武官( 药继能) /55

第二编 文官群像与社会流动

飘泊于家乡( 源护) /73

抱团是力量( 马测) /85

多才文官( 张曙) /91

财与才不可兼得? ( 景范) /99

五代宋初洛阳石氏的兴起( 石继远) /109

宦海浮沉望故乡( 贾邠) /127

庶姓家庭的崛起与衰落( 庞令图) /138

中央吏员出守三邑( 魏延福) /159

清风美玉一文儒( 张稹) /165

八世文官家族的余晖( 孙拙) /171

周旋八朝于乱世( 邢德昭) /188

魂归异乡( 祖仲宣) /196

第三编 武官群像与文武交流

同源异路:中山王家两支后代的不同命运( 王廷胤、王处直、王处存) /209

魏博的黄昏( 罗周敬) /241

仁而不武:国破家亡的成德节度使( 王镕) /258

万人之敌一条葛( 葛从周) /268

武人之忠( 刘鄩) /280

武人子弟抱素含真( 安崇礼) /289

轩冕之后克著军功( 西方邺) /302

如此才兼文武：墓志之隐恶扬善( 王守恩) /310

掌中白刃，屏外清风( 商在吉) /322

以德取胜( 纪丰) /330

刀笔吏以书算立名( 刘光赞) /337

文武兼通( 王璠) /344

文武兼备( 萧符) /351

以庶务起家( 邢汴) /358

弃武从文两代四官( 梁瓌) /365

第四编 平民之社会流动

世家中落( 崔崇素) /375

纨绔武三代幡然向道( 宋可度) /384

平民乱世兴家( 李悔) /399

积善其昌( 温仁朗) /410

乱世布衣以武立家( 牛孝恭) /422

从平民到乡绅( 孙公瞻) /444

乡荐贡士习儒行义( 刘旦) /452

总论/469

前 言：透过以个体为基础的多元视角，看到五代人群的生活面貌

(选自《五代的文武僧庶》，李宗翰等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

这套书源自柳立言老师于2015年发起的读书班， 与山口智哉、 李宗翰、陈韵如(２０１８年加入)、刘祥光四位老师一起带领同学精读五代墓志。 柳老师于2019年二月荣退后， 由四位老师继续带领同学精读墓志。我们秉承读书班成立之初所定下的九个议题:(１)社会流动；(２)文武交流；(３)业绩；(４)品德；(５)家庭或家族型态；(６)婚姻；(７)丧与葬；(８)妇女角色；(９)墓志笔法与史学方法。让老师与同学各自从墓志中找出相关议题进行分析， 并发展撰成提要。 大约半年后李如钧加入， ２０２０ 年郑丞良也加入， 为读书班的讨论增加了不少广度与深度。在研读与讨论的过程中， 我们每个人都获益良多。 然而受限于能力与兴趣，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１)社会流动、(２)文武交流、(３)业绩、 (４)品德，以及(９)墓志笔法与史学方法等五项。其余四项在提要中虽然也会论及， 但更深入的分析讨论， 只能留待来日。

本册收录不同阶级与阶层的墓志， 分为文、 武、 僧、 庶四类， 希望藉此看到五代人群更全面的面貌， 并观察墓志格套在五代的发展概况。受限于种种因素， 五代史向来较少受到学者重视。 虽然过去几十年间屡有新作出版， 涵盖范围包括通论、 政治、 制度、 经济、 军事等各方面， 但与其他时代相较， 五代所获得的关注不免仍显不足。 职是之故， 一般对五代的印象仍留在以战乱频繁、 政治败坏、 民生困苦为主。然而现有研究已表明， 自五代中期开始， 中央集权逐步强化， 藩镇权力受到削弱， 而五十三年间， 民间亦未见重大叛乱， 当时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并不如一般所想象得坏。 若当时的政治动荡主要发生在政治高层，则其对一般社会与平民所产生的影响几何， 或有重新评估的空间。 本册转换视角， 以墓志为基础， 将个人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 观察文、武官员在中央与地方的各自实际业绩， 以及他们黜陟迁转的原因； 同时也考察僧、 庶等平民群体， 理解他们的宗教活动与社会生活， 及其个人与家庭的社会流动。 易言之， 我们不从国家、 制度、 社会、 经济或思想等宏观的大单位出发， 而希望立基于个别人物的具体事迹， 观察单位个体在其位置上对时代的冲击 ( 正面或负面) ， 聚树成林， 考察五代的整体政治社会概况与演变。 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希望可以观察到一些与过去不同或被忽略的景像。 例如， 不论官庶， 个人品德的重要性凸显。

当然这并不是指五代满街都是圣人， 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品德对五代人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而其发挥的功能与意义有待进一步探究。 需要重申的是， 我们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五代翻案、 将之描绘成太平盛世， 而是希望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透过以个体为基础的多元视角， 补充某些过去尚未描绘清楚的面向， 探索构成五代特色的诸多历史动力， 同时也对唐末至宋的历史演变过程， 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众所周知， 墓志具有隐恶扬善的特点， 因此研究上不能不讲求方法。我们阅读墓志， 延续前两册的分析方法， 包括标点分段、 数馒头法、 史学六问、 五鬼搬运、 制作表格等， 我们从中受益无穷。 这些方法的相关讨论已详见第一、 二册， 此处不再赘述。 稍加补充说明的是， 柳老师同样强调的另一方法———竭泽而渔:从现存史料中，尽其所能将相关史料搜罗殆尽， 并列表排比。 这在史学研究中本属常识， 但对阅读墓志却格外重要。 过去曾经发生的人事浩瀚无涯， 流存至今的史料， 不论文字或非文字， 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雪泥鸿爪。 然而后人只能以这些有限的史料为线索， 探寻通往过去实相的幽径， 其间曲折重重。 其实何止研究古代史是如此， 即使研究当代史者， 又有谁敢宣称自己已掌握或能掌握当代人事活动的所有实相? 面对浩瀚无涯的过去与有限的史料， 讲求史学方法就很重要， 墓志尤其如此。 将墓志与现存相关史料对读， 首先可以让我们分辨墓志之扬善是否属实， 同时也可发现墓志是否有隐恶， 藉此了解撰者的墓志笔法。 其次， 墓志中经常可以发现能够补充现存史料欠缺之处， 例如官员较完整的仕宦经历等。 最后， 也许更重要的是， 透过墓志与相关史料相互对读所建构的历史脉络， 我们常可观察到不少原本隐而不显的各种现象与议题。 例如将庞令图墓志与 ? 册府元龟? ? 旧五代史? 对读， 我们发现五代时鸿胪少卿并非全属虚衔， 有时应该属于实职， 庞令图即因担任其职而真地从地方被调至朝廷， 由此提醒我们应该进一步探讨九卿制度自唐末至宋初的演变。 又如将魏延福墓志与正史对读， 我们发现宋初对于新占领区， 除了会从中央派出官员到其地担任知州与知县外， 也会从中央派遣吏员到新统治区较次要之地担任知县， 层层掌控， 手段可谓细腻， 由此或可进一步探讨宋初巩固其地方统治的方法， 以及中央吏员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类此种种， 不一而足。 总之，墓志除了众所周知的诸如仕历、 婚姻、 子女等极具价值的信息外， 还含藏许多通往过去的线索， 有待深入开发， 而这些都需要透过对史料进行细读与比对才能发现。

在本书付梓之际， 获知陈智超教授主编 ? 辑补旧五代史? 的出版消息， 令人兴奋， 可惜已不及利用。 聊堪自解的是，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史学方法， 从墓志材料中发掘新议题， 以待未来进一步开拓。 若本书对此稍有可取之处， 则读者当可进一步善加利用旧籍， 对五代史乃至中国史研究， 做出新贡献。

在读书班讨论的过程中， 我们时常对一些新发现感到欣喜， 即使再细微， 都足以让我们喜悦终日。 但我们更常产生的感慨， 是深感自身对五代史认识的不足。 在五代史研究的辽阔天地中， 我们其实都是刚起步的学生， 有待继续努力。

碑志中的五代，考验着研究者的能力。本书自通常“无疑”处入手，以老吏断案的方式分析文本，为趋近历史实相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

墓志铭是非常重要且独特的史料，它们对群体传记学研究至关重要，并对社会与政治提供珍贵的洞见。这部墓志铭集对五代及主导此时代的武人研究具有贡献，也是深入阅读墓志铭的的指南与典范。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包弼德（Peter K. Bol）

本书为“五代在碑志”系列的第三册，将其视角扩展于文人与武人、庶民与僧侣等各种社会阶层，透过一手史料关注社会变动。虽然大家普遍认为分裂时期的五代十国为唐至宋的过渡时期，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由突厥沙陀族所设立的后唐、后晋、后汉等少数民族王朝。让我们透过这本书，重新了解以“华”与“夷”的重层结构，所揭开的新时代帘幕吧！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富谷至

本书先听取墓志的口供，再搜求旁证，质询可信性、完整性、关联性，最后作出判决，借美国法学经典之名，可谓Cases and Materials on Historical Method（基于案例与原材料分析的历史研究法）。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赵晶

2016年有幸参与以柳立言老师为中心的五代墓志读书会，对其严格而周到的指导风格大为惊讶。此书正是如此千锤百炼下的大作。

——日本福冈大学人文学部历史学科山根直生

纨绔武三代子弟如何幡然向道？乱世布衣如何以武立家？庶姓家庭的崛起与衰落有哪些关键因素？五代僧侣的来源以及精神追求有哪些曲折历程？多才文官如何在五代乱世周旋立足并施展抱负？刀笔吏如何能够以一技之长书算来立名？怎样才能才兼文武为万人敌？五代的文武僧庶之间的社会流动、阶层流动具体是怎样进行的，哪些是必要因素，哪些是关键因素？

这些问题都能在《五代的文武僧庶》中找到相应的答案。本书将如剥茧抽丝、老吏断案般，循循导引，揭秘藏在墓志碑文里的五代众生相。

纨绔武三代幡然向道

( 宋可度)

李宗翰

(选自《五代的文武僧庶》，李宗翰等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

北宋平民宋可度墓志铭并序一、 基本资料

二、 个案研究

墓主虽为北宋初平民， 然生于权贵之家。 他来自五代武人家庭， 祖父宋彦筠出身布衣， 以军功达到最重要的向上流动， 位至后晋节度使与后周左卫上将军 ( 见第二册 ? 五代武人之文? 之 ? 布衣将相杀妇佞佛? ) ； 父亲宋崇义受彦筠之荫入仕， 继承其武人衣钵， 于后周显德年间随军征讨南唐， “ 仍被甲兵， 首临矢石， 俄以力敌， 殁于军行” ，[ １ ] 是一位能披坚执锐且战死沙场的武人。 墓主作为武三代， 却尽失武人之风，年轻时颇染纨绔习气， 五十岁后幡然向道并精研佛老， 俨然一彬彬文士。与此相对， 长兄宋可言则继承武人之风， 并使宋家之第四代、 第五代仍得以武途维持统治阶级身份。 墓主与其长兄的生平， 正可观察五代武人家庭入宋之后的转型与延续， 以及北宋初期的文武关系。

身为五代高级武将的第三代， 墓主却毫无武人之风， 甚至颇有纨绔子弟习气。 他 “ 性尚素履， 乐贲丘园。 视绂冕若桎梏， 轻利禄如咳唾” ，对于仕宦并无兴趣。 他的日常生活 “ 衣锦食珍， 丰然有羡” ， 可谓奢豪。不仅如此， 自二十至四十岁， 他还颇纵情饮酒逸乐， 故墓志说他 “ 自始冠止乎不惑， 乐酒好逸， 遂天真之性， 几二十祀， 未尝有忝祖败度之失焉” 。 此处特别强调他在纵情逸乐的二十年间并无忝祖败度的大过失， 不免令人怀疑墓主是否其实不乏小德出入的瑕疵， 言外之意引人遐想。 此外， 他能享受如此纵乐的生活， 一生锦衣玉食， 经济条件应该相当不错。其经济来源除依赖祖业庇荫外， 不知是否还别有治生之方， 可惜史料有限， 已无可详论。

墓主五十岁左右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变， 痛悟前非， 转向佛道寻求精神超脱。 他 “ 洎年将知命， 忽于中夜独步庭庑而自谓曰: ‘ 伯玉至是知非， 吾亦其人也。’ 自尔唯事廉隅， 踵子渊之不二” 。 耐人寻味的是，墓志一方面强调墓主四十岁前没犯重大过失， 一方面叙事直接跳到墓主五十岁的幡然悔悟， 而对墓主四十至五十岁的经历只字不提， 再加上墓志此处所用的蘧伯玉与颜渊两个典故， 都与改过有关， 应是刻意隐去墓主在这十年间不足为外人道的一段经历， 而此番经历应该与他对佛道的兴趣有密切关系， 可惜今日已不可得其详矣。

他对佛道的兴趣， 并不仅止于消灾祈福式的信仰， 同时对两教义理也颇有造诣。 墓志不过５８０ 字， 描写其钻研佛道义理之段落即达 １０３ 字，可见此事在墓主人生的重要性。 他 “ 耽尚释老， 研核精微” ， 并 “ 谓释以无相绝念为心， 复遣于心； 谓道以杳冥冲邃为用， 亦泯乎用” 。 对两教义理用功颇深， 且有个人独到的见解。 他似乎常与佛僧、 道士往来论道，可能也获得一定尊重， 故 “ 耆艾苾刍、 宿旧羽流， 莫不例咸心伏” 。 他对佛道义理的造诣， 最终表现在面对死亡的坦然顺化。 墓志共享 ３９ 字描述他死前之平静， 作为墓主悟道之具体事例: “ 凡及易箦之夕， 孰不大怖而昏惑者乎? 公至是如入三昧， 恬然自安， 亲属无恐， 不其深究释老之妙乎?” 墓志虽常见溢美夸饰之词， 然所载具体事迹， 却少见无中生有之例。 我们固不必相信墓主对佛道之体悟已臻超凡入圣之化境， 但也不应轻易否定他对佛道义理具有一定造诣。

由此亦可推知， 墓主应该受过良好教育。 墓志虽未明言， 但可以想见墓主必然研读过不少佛道经典， 并对其玄思奥义有一定的掌握。 他所具备的阅读经典与哲学思辨能力， 除了来自个人天赋与努力外， 应当也与家庭所提供的良好教育有关。 故知出身五代武人的宋家， 对子弟教育应该颇为重视。 另一例是墓主次兄宋可升， 他以父亲宋崇义之故荫授秘书省正字， 显然能文； 而其性格 “ 志含高洁， 性禀淳和” ，[ １ ] 看来应是一位能文不武的文士， 同样反映了宋家对教育的重视。 由此可见五代宋初的武人世家， 并不忽略子弟的文事教育。

墓主本人虽无志庙堂， 但也同样重视子辈的教育。 其子宋文宝， 其名即已反映墓主对子辈的期许。 宋文宝 “ 业隶进士” ， 墓主过世时正在准备进士科考试， 他 “ 文学推能， 朋执交贤， 动息师古” ， 是位彬彬有礼的文士， 早无祖辈执戈跃马的武勇之风。 然查 ? 宋代登科总录? ，并不见其名， 可能最终并未中举。 墓志也说 “ 惜乎公之天寿不享， 家政未成， 颓然任化， 斯可哀矣” ， 可能就是哀叹墓主未能及身培养文宝考中进士。 墓主之家尝试重返统治阶级之努力， 似乎并未成功。 宋家以武起家， 到墓主父子两代则已转为文人之家， 与自五代入宋的大时代变迁正相互呼应。

除宋文宝外， 墓主还有三位女儿， 两位已出嫁或许配， 对象都是文人。 长女嫁给张鼎， 他 “ 文齐贾马， 行蕴曾颜， 诚君子儒也” ， 是一位研习儒家经典而有文学才华的文士， 与墓主之家为文文联姻。 张鼎的父亲曾任宋代团练使， 可能是武人出身， 若然， 则张家亦是在宋初由武转文。 次女许配给李继忠， 是 “ 故观察副使李公之少子” ， 应该是文人家庭出身。 幼女尚未成年， 仍无婚嫁安排。 墓主对女儿的婚姻策略， 同样是单走文途。

墓主虽未出仕， 然在当时仍 “ 贵而弗贱” ， 在社会上享有尊贵地位，自是来自祖父宋彦筠的遗荫。 他本身并无功名， 却能娶后梁皇室后裔朱氏为妻， 应该与其家庭之尊贵地位有关。 墓主生于 ９５４ 年， 宋彦筠卒于９５８ 年， 宋崇义卒年不详， 但必早于９５８ 年， 故此桩婚事应非出自祖父或父亲之安排， 可惜不知主婚者为谁。 故知无论是否拥有功名， 亦无论是否仍为当权皇室， 宋、 朱两家直到宋初仍均被视为尊贵之家， 由此或可进一步探讨时人之门第观。

根据志文之叙事， 亦可用来探讨墓志笔法之相关问题。 整体而言，撰者虽不脱隐恶扬善之套路， 但下笔极有分寸。 有些称誉之词在志文中并无提供可资佐证之实例， 看似夸饰， 然只要稍查相关历史背景， 即可明白志文所言不虚。 如志文解释文中不载墓主之祖、 父事迹之因， 乃曰: “ 祖祢勋烈， 丰碑峞然， 兹不复书。” 所言虽似浮夸， 但读者若熟悉其祖宋彦筠与其父宋崇义的事迹 ( 见第二册 ? 五代武人之文? 之 ? 布衣将相杀妇佞佛? ) ， 自知此段叙事似虚而实 ( 外证) 。 又如志文通篇未言墓主之过失， 但亦未虚美其人为毫无瑕疵之完人， 故叙墓主四十岁前之事迹，仅称其无大过， 又刻意隐去四十至五十岁之作为， 属于隐恶之笔法， 由此可见撰者下笔之谨慎 ( 内证) 。 墓志虽受限于隐恶扬善之体例， 使其所载内容有一定局限， 然透过适当的外证与内证分析， 读者当可从其字里行间找到更趋近历史实相之曲径。

其实宋彦筠之后代在宋初并未完全弃武从文。 宋可度还有二兄， 长兄宋可言， 朝廷为旌其父宋崇义战死之功而授与殿直 ( 见第二册 ? 五代武人之文? 之 ? 布衣将相杀妇佞佛? ) ， 由此踏上武途， 入宋后位至右千牛卫将军， 为从四品环卫官。 次兄宋可升， 亦以宋崇义战死之故获荫官职， 任秘书省正字， 自是文士。 可言、 可升都在后周获荫， 一文一武，反映五代末期宋家对子弟的仕途安排， 仍走文武兼仕之路。 其后可升早逝， 其子文质 “ 婴提之际， 偏丧严君” ，[ １ ] 遂由宋可言抚养成人。 而在宋可言的刻意栽培下， 宋文质乃以武职入仕， 将宋家的统治阶级地位延续到第五代乃至第六代。

宋文质 “ 幼而聪敏， 长而干能， 静守廉隅， 动遵礼法” ， 不但聪慧守礼， 而且又有干能， 同时 “ 武勇之艺， 弧矢惟精； 儒墨之功， 诗札尤妙” ， 显然受过文武兼习的良好家庭教育。 他对宋可言备尽孝道， 墓志称他 “ 奉养之道， 无忝厥志” 。 他以其干能与孝行获得宋可言赏识，“ 以是举家之务， 悉而委之” ， 宋文质也不负所托， “ 克谨修藏， 愈加忠笃” ， 竭心尽力为宋可言掌管家务，也因此益加获得宋可言钟爱。[ ３ ] 墓志称他具备干事之能， 当非虚语。 宋可言于 ９９９ 年以荫补宋文质为三班奉职， 以武职入仕， 当时他已２７ 岁。

宋文质的仕宦生涯明显可分两期， 前期负责理财粮料， 后期则负责军事治安， 正好各四任， 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数点: 第一， 宋文质自９９９ 年入仕， 至 １０１７ 年过世， 仕宦生涯共１９ 年， 全任武职， 藉此使宋家维持统治阶级地位。 第二， 他在长达１９ 年的宦涯中， 不过自５１ 阶的三班奉职升至 ４９ 阶的左班殿直， 终生仅为低阶武官， 显然并未受朝廷太多器重， 仕宦成绩明显不如上三代。第三， 他的八任官职以外任为主， 约１６ 年， 其中有两任６ 年在边区 ( 同州、 南雄州) ； 在京仅二任， 约 ３ 年。 他距离权力核心始终有一段距离。第四， 他的前四任官职都与财务有关， 应有一定理财能力。 第五， 他在后四任军职上均有治绩， 如权同州护戎时 “ 奉职而来， 军城愈肃” ， 任京城北巡检则 “ 寇盗迹除， 奸讹胆碎” ， 在南雄州则使当地 “ 戎士居民，罔不受赐” ， 墓志虽无具体事例， 然应可反映他的治理风格偏向严整， 不但有治军捕贼之才， 同时也能治民。[ １ ] 第六， 他有司法才能。 他在同州时， 曾处理人民缴税争议案件， “ 推诘公事二十余条， 各获辩明， 顿绝冤枉， 清通之术， 播在人口” 。此外， 他刚抵信阳军就任时， 当地正好发生一起盗贼杀害居民赵进一家数口之命案， 由于当地军民杂处， 不易厘清案情、 确认凶手， 初就任的宋文质乃 “ 密行智略” ， 查获元凶并缉捕到案， 其后审狱结果也证实他的判断正确。作为一位新任官员即能此表现， 实属不易， 由是 “ 干局之誉， 翕然惊人， 暴乱之徒， 无所措手” 。 他在此案中， 同时展现了过人的判案与智谋能力， 显然并非仅是一介武夫。 易言之， 他虽为武人出身， 并以武入仕， 但他所受的家庭教育乃为文武兼习， 其能力也是文武兼备。 由此或可提醒学者， 论及宋代武人时， 不应先入为主的视之为无文莽夫。

宋文质本人以武职维持统治阶级地位， 那他如何为下一代做安排? 从墓志看来， 他应该仍试图维持文武并进之路， 而较偏于武。 他共有八子， 其中二人在他过世时已均以武职出仕: 长子世安以右班殿直监在京供庖务， 六子世宁则以东西班殿侍任皇太子□祗候。 而次子世卿则 “ 蕴□□之气， □温润之姿， 继显□宗， 谅当匪日” ， 应是准备以文入仕。

以上三子一文二武， 由此或可窥见宋文质之家庭发展策略。

而从婚姻来看， 宋文质娶左藏库副使之女， 属武武联姻， 应是出自伯父宋可言之安排， 符合以武入仕的家庭发展策略。 较出人意外的是，虽然宋文质本人仕途不显， 而长子宋世安乃得获宋真宗青睐， 故 “ 圣上亲继国姻， 俾升朝列” ，[ ３ ] 竟能与北宋皇室联姻， 不知是否与宋家在北宋初期仍享有尊贵地位有关。 宋文质尚有四女， 当时均尚未出嫁， 无法讨论其联姻策略。

宋文质虽未获显宦， 但生活颇为优越， 应有可观的经济基础。 墓志说他好客善施: “ 素敦高义， 俯重名流， 洞启閛闳， 广延冠盖。 设俎豆□ 荐， 醉以为期； 施金帛之赠， 来者靡间。 是使四方之内， 不远千里， 仰慕而求知者， 略无虚日。” 可以想见其交游广阔， 家中门庭若市， 日常开销应该不小。作为低阶武官， 却能享有如此优渥之生活， 恐怕主要还是依赖父祖留下的家业。 宋家拥有哪些家业? 可惜史料阙如， 无可详论，然从第一代宋彦筠， 到第三代宋可度， 乃至第四代宋文质， 凡史料所及见者， 似乎都享有不错的经济条件。 宋家自五代至北宋初， 可谓既贵且富。宋彦筠以军功自布衣起家， 位至节度使、 左卫上将军， 其子宋崇义继承武人衣钵， 至墓主已是第三代， 而在宋家内部已出现分途发展的现象。 宋崇义有三子， 长子与次子分别一武一文， 亦即采取文武并进之策略， 以求家庭得以持续统治阶级之地位。 墓主为第三子， 而全无武人之风。 他应受过良好教育， 年轻时沾染纨绔子弟之习， 不乐仕进， 而锦衣玉食、 乐酒好逸， 可能还不时犯些小过。 五十岁左右幡然悔悟， 潜心佛道， 精研二教义理而有独到体悟， 反映作为武三代的文化修养。 墓主同样重视子辈的教育， 培养其子宋文宝参加进士考试， 并安排两位女儿与文士联姻， 试图以文途重返统治阶级。

墓主长兄宋可言一家则展现宋初以武入仕的可能性。 宋可言本人受父荫而以武入仕， 然他抚养二弟宋可升之子宋文质， 则采文武并习之教育， 他又为宋文质安排武职入仕， 采取文武并进而偏武的策略。 宋文质对子辈也采取相同的策略: 文武并进而偏武。 而就墓志所见， 这支宋家成员中， 成功维持统治阶级之身份者， 都是以武职入仕。 特别是宋文质长子宋世安， 已是宋家第五代， 也是入宋后的第二代， 而仍以武职入仕，更得皇恩眷顾而与皇室联姻， 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同样为宋家第四代，宋文宝致力科举却以失败收场， 宋文质则成功以武途入仕， 甚至也以相同的途径， 将统治阶级的身份延续到下一代。 文武二途对于宋代社会流动之影响， 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此外， 从宋可度墓志亦可看到， 墓志虽有隐恶扬善之原则， 但不少撰者下笔相当谨慎， 尽量不予墓主过度浮夸的虚美之词。 而对墓主的过失， 也会以暗示或留空的方式处理， 细心的读者自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撰者的言外之意。 简言之， 许多墓志之可信度其实不低， 其史料价值仍有待学者进一步开发。

( 执笔者: 李宗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