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宏观比较文学的方法
宏观比较文学“指的是以民族（国家）文学为最小单位、以世界文学为广阔平台的比较研究”。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史，最早的比较文学形态，即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议论、评论，大都属于“宏观比较”的范畴，其特点是印象式的判断，鸟瞰式的总览、同时必然与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
一、比较文学史上的“宏观比较文学”
在古代世界，希腊、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由于其文明优越感，缺乏异文化存在感和比较意识，跨文化的比较文学观念迟迟未能形成。而比较文学意识最强的，则属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第二阶段兴起的国家，如横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帝国、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在这些国家中，有的本来就是多民族融合的帝国（如阿拉伯帝国），有的是在文明中心国（如中国）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如日本、朝鲜），容易产生异文化观念及跨文化比较的意识。
先以公元8—11世纪的阿拉伯帝国为例。那时阿拉伯帝国广泛接收和吸纳东西方各民族文化，熔铸成新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各民族交往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学者、文学家们自然产生了文学与文化的比较意识。早期的阿拔斯王朝时代，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度融合和激烈冲突，并出现了所谓“反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思潮，即“舒毕主义”思潮。学者们就阿拉伯文化与其它民族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鸣，其中也自然涉及到了语言文学的比较。据伊本·阿布德·朗比在《珍奇的串珠》一书记载：8世纪著名学者、作家伊本·穆格发曾多次对波斯、罗马、中国、阿拉伯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做了比较评论。他认为阿拉伯人聪明睿智，擅长语言表达，“写什么，像什么，作什么，成什么。一支生花妙笔，肆意褒贬”。当时阿拉伯帝国统治下的各民族及周边各国，也自觉地将自己的诗歌（文学）与阿拉伯民族相比较，据8世纪文学史家伊本·萨拉姆在《诗人的品级》一书记载：阿拉伯人描写战役、歌颂民族英雄的诗歌很多，相比之下，另外一些民族觉得自己民族在这方面的诗歌太少，于是就“藉口齿伶俐的传述者来杜撰诗歌。”也有人在比较中对阿拉伯人及其诗学水平不以为然，上述的阿布德·朗比在《珍奇的串珠》一书认为：阿拉伯人“虽在诗歌方面稍有成就，然而诗歌发达的民族，并不只是阿拉伯人，其它民族的诗歌，也是发达的，如罗马也产生过瑰奇美妙的、音调铿锵的诗歌。”面对这些对阿拉伯人的贬抑，9世纪著名学者、作家查希兹在《修辞与释义》（一译《解释与说明》）一书中给予驳斥，在该书第八卷中，他将阿拉伯民族和希腊、印度、波斯等别的民族作了比较，认为：“阿拉伯人，无论讲什么，都无暇深思，不事推敲，直感所及，便如受了感召似的，一念之下，意思便涌上心头，言辞便脱口而出。阿拉伯人是文盲，不知书写，是自然人，不受拘束。不以强记他人的学问，模仿前辈的言辞为能事。他们的言辞多半发自内心，出于肺腑，同自己的思路，紧密相通；不矫揉，不造作，不生吞活剥。他们的言辞鲜明爽朗，丰富多采。”还比较说：“波斯人说话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的，而阿拉伯人讲话则是凭直感，脱口而出，好似灵感、天启一般。”他还在比较后断言：“世上没有一种语言比智能过人、能言善辩的阿拉伯游牧人的语言更加有益、更加华丽、更加动听、更加使人心旷神怡，更加符合健康理智的逻辑、更加有利于锻炼口才。”在《动物集》一书中，查希兹又说：“地球上没有一种语言，其动听、优雅能比得上聪明的游牧人的言谈话语；没有一种语言，比阿拉伯学者的雄辩更理智、更畅达，更富于启迪和教益。地球上没有一种享受，能比聆听他们滔滔不绝的言词更令人心旷神怡。”公元10世纪的阿拉伯学者、文学家艾布·曼苏尔·赛阿里比在《稀世珍宝》中，记载并评论了阿拉伯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并对他们做了比较。他按照诗人所在的地区、国家如沙姆（先叙利亚、黎巴嫩地区）、埃及、摩洛哥、伊拉克等，来划分诗人的类别，并基于这样的地域划分进行比较评论。例如他写道：“沙姆阿拉伯诗人以及它邻近地区的诗人比蒙昧时代以及伊斯兰时代的伊拉克诗人及邻近伊拉克地区的诗人更富诗意，其原因是这些民族在古代与现代比其它民族更卓越。这是由于他们接近贾希兹，远离外国人。而伊拉克人与波斯人、奈伯特人接近，并与他们混合。而沙姆地区的诗人更兼具伶俐的口齿及文明人文雅甜蜜的巧辞。这些诗人受哈姆达尼族及瓦尔格乌族国王的供养。而这些民族酷爱文学，以光荣的历史及慷慨大方而闻名，并兼具文治武功。他们中有杰出的文学家，不仅写诗而且加以批评，对最优秀的学者给予报酬。这些优秀的文学家独具才华、文笔洗炼。他们循着一条阿拉伯人走过的道路写作……”。在这段文字中，赛阿里比在比较中流露出明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在同书中他甚至声称：“阿拉伯诗歌是—种令人欣羡的文字，是阿拉伯人而非其它民族的一门学科”，附带着强烈的优劣高低的价值判断。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的东邻朝鲜和日本两国始终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强大存在，因此很早就产生了异文化观念和国际文学的眼光。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朝鲜文学一直使用汉字、写作汉文，因此基本上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三国时期和统一后的新罗时期，一般文人士大夫，面对中国，自称“东人”或“东方”，而称汉学为“西学”，对汉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的繁荣强盛，普遍具有敬畏感、自卑感，同时也产生了民族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学的自觉追求。例如新罗时代著名诗人学者崔致远少年时代留学中国，并在唐朝为官多年，著有大量的汉诗汉文作品。他在《真鉴禅师碑铭并序》一文中认为，在学问面前，不应有大国小国之分，流露出对新罗士大夫阶层中小国自卑论的不满和批评。他又在《遣宿卫学生首领等人朝状》一文中强调了“东人西学”的跨文化观念。公元10—14世纪的高丽时期，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下，朝鲜的汉文学创作取得了高度繁荣，艺术水平趋于成熟。与此同时，他们不再将自己的汉诗汉文视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而是认为高丽的诗歌是高丽人自己的文化遗产。这时期的一些“诗话”作品，满怀自豪之情弘扬本国的汉诗文创作传统，并在与中国作品的比较中，强调高丽的汉诗文“美于中国”。例如诗人、学者崔滋（1188—1260年）在《补闲集·序》中声称本朝人文化成，贤俊间出。姜希孟（1424—1483年）在为当时朝鲜诗人徐居正的《东人诗话》刊行作序时，也称朝鲜的诗学不亚于中国。李朝的梁庆遇在《霁湖诗话》中，拿杜甫的诗作比较，极力称道朝鲜诗人卢守慎的五言律诗所取得的成就。小说家、诗人金万重（1637—1692年）在谈到诗歌时，也在朝、中两国文学的相互观照、比较中，强调朝鲜民族诗歌的独特价值，指出朝鲜的诗文作者不能舍弃自己的语言而学习“他国之言”，否则无论怎样相似，都是鹦鹉学舌。这些都表明，在学习模仿中国文学上千年后，朝鲜人的语言文学中的民族意识已经相当自觉，这与他们的国际视野和宏观比较互为表里的。
日本的情况与朝鲜一样，在中国语言文学的影响下，在认同汉文化的先进性的同时，相对于“唐土”，他们有了“本朝”“日本”“皇国”之类的民族与国家观念，并逐渐产生了民族文学的自觉。到了18世纪江户时代的“国学”家那里，在与中国的总体比较中，他们也阐发了日本文学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国学”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本居宣长在研究《源氏物语》的专著《紫文要领》中，把日本的“古道”与所谓来自中国的“汉意”对立起来，认为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文学的“物哀”传统与中国文学的道德意图完全不同；在研究和歌的专著《石上私淑言》中，又拿中国诗歌做反衬，论述日本和歌的独特性，他认为中国的《诗经》尚有情趣，与日本和歌无异，但发展到后来，在经学的影响下，中国诗歌多豪言壮语，喜欢说教，不表现真实的内心世界，只是“自命圣贤、装腔作势”，而日本人在和歌中则表现为率心由性，古朴自然。本居宣长的这种中日两国比较论，流露出强烈的大和民族主义，其结论虽有参考价值，但与古代所有的宏观比较一样，都带有文化民族主义倾向和好坏优劣的价值判断。
在欧洲的比较文学学术史上，18世纪伏尔泰的《论史诗》对欧洲各国文学的统一性和差异性所做的评论，开宏观比较文学的先例。此后，这种宏观比较评论的方法在法国的浪漫主义先驱作家、批评家斯达尔夫人（1766—1817年）的《论文学》（1800年）和《德意志论》（1813年）两部著作中，被充分运用并展开了。受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地理气候决定论的观点的影响，在《论文学》一书中，斯达尔夫人将欧洲各民族文学划分为“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两部分。指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存在着。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前者以荷马为鼻祖，后者以莪相为渊源。希腊人、拉丁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人，属于我称之为南方文学的这一类型。英国作品、德国作品、丹麦和瑞典的某些作品应该列入由苏格兰行吟诗人、冰岛寓言作家和斯堪的纳维亚诗歌肇始的北方文学。”她认为南方天气晴朗，溪流清澈，丛林密布，人们生活愉快，感情奔放，但不耐思考。北方阴郁多云，土地贫瘠，人们性格趋于忧郁，但长于哲学思辩。因此，南方文学较普遍地反映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北方文学则较多表现个人性格。斯达尔夫人对“南方文学”“北方文学”的划分与研究，开创了欧洲区域文学划分与研究的先例。在《论德国》的第二部分中，斯达尔夫人指出：
只有对这两个国家进行集体性的、现实的比较，才能弄清楚为什么它们难于相互了解。
可以把这句话看作是斯达尔夫人的宏观比较方法论。从《论德国》第二部分的整体内容上看，所谓“集体性的、现实的比较”，不是单个作家的一对一的比较，而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集体性的”比较，亦即总体的、描述性的比较。所谓“现实的比较”，似乎可以理解为与“历史的比较”相对而言，斯达尔夫人的比较全都是为了解答“为什么法国人不能公正地对待德国文学”，解释两国人民及其两国文学为什么“难于相互理解”的问题，这些都是现实问题。斯达尔夫人是在当时德法文学的现实语境中来从事两国文学比较的，因而这种比较与强调历史纵深度的“历史的比较”，即文学史的比较研究，是有一定区别的。一句话，所谓“集体性的、现实的比较”是斯达尔夫人对其宏观比较文学方法的自觉概括。
从“集体性的、现实的比较”这种方法论出发，斯达尔夫人一方面是在比较中描述德、法、英文学的总体风格的不同，另一方面是将文学本身的影响因素与文学的背景因素—政治、社会、民族心理、生活习俗等，作为一个互为联系的整体，解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关于德法两国文学总体民族风格的不同，关于不同的民族语言对文学风格的影响，关于英、德、法各国的宗教、民族性格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关于德法两国文学与社会大众、与读者的关系，关于德国人与法国人的不同的思维特点对文艺创作的影响等，斯达尔夫人都做了比较阐发。即使是比较单个的作家，斯达尔夫人也是将其置于一个国家的总体的文化、文学背景上加以比较考察。换言之，她不是孤立地看待某个国家的某个作家作品，总是将他们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这个前提下进行比较。例如，关于法国作家狄德罗与德国的歌德，斯达尔夫人比较说：“两人似有天壤之别。狄德罗受到自己思想的羁绊，而歌德却能驾御自己的才智；狄德罗着意追求效果而不免做作，而歌德对于功名成败不屑一顾，竟使别人在感奋之余对那种潇洒作风颇感不耐。狄德罗处处要显示博爱精神，便不得不添油加醋地补足自己所欠缺的宗教感情，歌德却宁可尖酸刻薄而绝不自作多情，但他最突出的一点，还是自然质朴。”总的说来，斯达尔夫人的论述对当时欧洲的文学大国德、法、英等国的文学所进行的总体上的印象式的比较评论与概括，是宏观比较文学的较为成熟的形态。
在理论与方法上对宏观比较文学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物，首推德国浪漫主义作家、理论家弗·施勒格尔（1772—1829年）。他在古希腊罗马、德国及整个欧洲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中，进一步强化了欧洲各国文学的民族性与欧洲文学的统一性的观念，在“民族文学”与“区域文学”的相互关联中看待和评论作家作品与各种文学现象。他在《法兰西之旅》中说：“如果不是作宏观把握，而是细致入微地观察，那么甚至在外在的生活方式上，两个民族的差异仅仅是在第一印象里才不甚显著，倘若作进一步观察，人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异。”换言之，“宏观把握”有助于在总体上把握民族文学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古今文学史》“前言”中，施勒格尔宣称：
对于一个民族整个的后来发展和全部精神存在而言，文学首先正是在这个历史的、按照各民族的价值来对各民族进行比较的观点上显示出她的重要性。
换言之，只有对“对各民族进行比较”，文学才能“显示出她的重要性”。这种对“比较”的重视与强调贯穿在施勒格尔的欧洲文学史评论与研究中。他承诺：“我现在将努力勾勒出一幅全欧文学的图画来，而不仅限于德国文学。”明言其写作目的是强化欧洲文学之间的联系性。施勒格尔还特别强调他的文学和以往的文学史的不同，就在于—我的这部作品决不是一部本来意义上的文学史……这部著作的主旨仅在于整体的描述。
“整体的描述”的文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宏观把握”的文学史。此前，在欧洲文学史研究中还很少见。后来，英国著名散文作家和学者卡莱尔（1795—1881年）的系统描述与评论欧洲文学史的《文学史讲演集》，在理论与方法上可以见出施勒格尔影响的痕迹。施勒格尔这种“整体的描述”的方法，也就是以上引述的所谓“宏观把握”的方法。
从文化哲学的高度，为宏观比较文学进一步提出学理依据的，是19世纪法国文学理论家丹纳（一译泰纳，1828—1893年）。他把达尔文科学进化论学说和黑格尔哲学，孔德、斯宾塞实证主义哲学，以及18世纪法国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斯达尔夫人的地域文学论结合起来，在文学史研究中提出了影响和决定文学发展进程的“种族、环境、时代”的“三要素”论，并在其代表作《艺术哲学》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哲学的理论体系。丹纳在其《英国文学史》的序言中宣称，全书意在阐明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取决于三种力量或三个元素：种族、环境、时代。在丹纳看来，“种族”是一种生物学、遗传学的范畴，是由先天所决定的某些民族特性，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生物学的特征，“环境”则主要是社会人文环境，还有自然的物质环境，包括地理、气候因素，强调的是横向的地理性、空间性的因素；“时代”则是一种时序上的区间划分，强调的是历时的、纵向的历史性因素。在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学术史上，丹纳的文学“三要素决定论”，一直被法国学派的巴登斯贝格等人认为是和比较文学“背道而驰”的。因为按照种族环境与时代的三要素决定论，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不受外来影响和制约的文学艺术越是完美，因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就成为微不足道的甚至有害无益的东西。而后来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和学派在法国成立的时候，恰恰就是以研究文学传播交流与相互影响为主要任务的，因而丹纳的观点消解了这种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从法国学派的立场上看，丹纳确实是“比较文学的敌人”。同时，以德国的歌德、马克思等为代表的“世界文学”论者或称文学的“世界主义者”，看上去也与丹纳的强调民族特性的“三要素决定论”不相兼容。但是今天在我们看来，只要超越法国学派的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实证主义、事实主义的观点，则丹纳的“三要素决定论”不但不与比较文学为敌，而且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比较文学中的宏观性的平行比较提供了理论前提。对比较文学而言，寻求文学的民族特性，与寻求人类文学的共通性一样，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而由三要素所决定的民族特性，恰恰必须在宏观层面上的比较研究中才能见出。诚然，在《艺术哲学》一书中，丹纳虽然很少直接提到“比较”（在第一编第一章他只是说：“我想做个比较，使风俗和时代精神对美术的作用更明显。”）但他的“三要素决定论”，却为比较文学划出了一个坐标。对于比较文学而言，“种族”的因素，即“民族性”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没有民族的差异，“比较”就无从谈起；而“环境”和“时代”则是“比较”的两个坐标轴，是文学的两个外部影响因素或决定因素。可见，丹纳的“三要素”本身，就是在“比较”中划分出来的，“种族”的区分是各民族相互比较的结果，“环境”的因素常常是跨越国界和种族界限的，而不同的民族都活动在不同的“时代”，即使是相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因此，“三要素”中的任何一个要素的成立，都含有跨文化、跨地域、跨时空的比较。而且，“三要素决定论”不但是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更跨越学科界限，为文学与民族学及文化人类学（“种族”）、与历史学（“时代”）、与社会学（“环境”）的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宏观比较文学在文化哲学的层面上进一步提出方法论依据的，是以德国斯宾格勒的“基本象征”论、英国汤因比的“文明形态”论。
斯宾格勒（1880—1936年）在《西方的没落》中创立了“世界历史形态学”，将各种文化视为一种生物有机体，认为世界各种文化都要经过一个起源、生长、衰落与死亡的过程，每一种文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质，同时又有着生物进化意义上的“同源性”，因此在不同文化之间，就具有了“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宾格勒又把他的“世界历史形态学”称之为“文化的比较形态学”。由此，他将世界文化分为八大形态：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和墨西哥文化，并且以他那直觉的、“观相”的、审美的方法，通过整体的鸟瞰方法和同源的模拟方法，为每一种文化找出了一种所谓“基本象征”（一译“原始象征”），如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原始象征是“有限的实体”，西方文化的原始象征是“无穷的空间”（又可称为“浮士德文化”），古埃及文化的原始象征是“道路”，阿拉伯文化的基本象征是“洞穴”，中国文化的原始象征是“道”，俄罗斯文化的原始象征是“没有边界的平面”，等等。虽然这些“基本象征”物的抽象与解说大都失之于晦涩难解，但却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基础上，为各民族文化的总体的对等比较提供了前提。而且，所谓“基本象征”的发现与概括本身，更以其直觉的审美性与相当浓厚的文学趣味，对比较文化学及比较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具有相当大的启示作用。例如，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评价说：“斯宾格勒的更有价值和独创性的分析是对西方文明中文化构型的对比研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将日本的“文化模式”归纳为“菊花”与“刀剑”，这两者也就是日本文化的“基本象征”。后来有日本学者和辻哲郎在《风土》（商务印书馆，2006年）一书中，将世界风土分为“季节型文明”“沙漠型文明”“牧场型文明”，日本学者筑波常治在《米食·肉食的文明》一书（日本放送协会，1970年）中，将西方文明概括为“肉食的文明”，将东亚文明概括为“米食的文明”。还有的中国学者将中华文明概括为“黄土”、将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地中海文明称为“蓝海”，等等。这些“基本象征”物的发现和概括，在经验性的具象中，包孕着巨大的意义信息，为比较文化提供了奔腾的灵感和新颖的角度，特别是对各民族文学的宏观整体的比较，即笔者所提出的“宏观比较文学”，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例如笔者在《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一书中，用“一”字来概括犹太文学的特征，用“十字路”概括波斯文学的四方交汇的“介在性”特征，用“沙漠特质”“沙漠性情”“沙漠结构”来概括阿拉伯传统文学的三个特色，以小巧玲珑的“人形”（偶人）来概括日本文学的“以小为美”，诸如此类，都受到了“基本象征”的启发。
将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88—1960年）。他在长达12卷的《历史研究》（1934—1961年）的“绪论”部分中，首先提出了历史研究的“单位”（或译“单元”）问题，即历史研究以什么为基本单位的问题。汤因比尖锐批评了以往西方史学研究中将一个民族国家加以孤立研究的弊端。他提出，近几百年来，许多国家试图自给自足，实现自我发展，这种表面现象诱使历史学家们一直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即对各个民族国家进行个别的、孤立的研究。事实上，整个欧洲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民族国家能够自行说明其自身的历史。无论是作为近代国家之典型的英国，还是作为古代国家之典型的古希腊城邦，二者的历史都证实，历史发展中的诸种动力并不是民族性的，“发生作用的种种力量，并不是来自一个国家，而是来自更宽广的所在。这些力量对于每一个部分都发生影响，但是除非从它们对于整个社会的作用做全面的了解，否则便无法了解它们的局部作用。”因此，为了理解各个部分，必须放眼于整体。因为只有这个整体才是一种“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汤因比的这种“整体”的研究，就是以“文明社会”为基本单位的“跨文明的比较研究”。为了更好地展开这种“跨文明的比较研究”，汤因比将斯宾格勒划分的失之于粗放的八种文明形态，再加以细化和优化，将世界历史上的各民族文明划分出了21种文明，后来又增加到26个、37个文明，并且认为西方文明不是特殊的中心，而不过是这一类文明中的一个，世界上的各个文明是“价值相等的”。他还把各种文明都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为揭示各种文明的兴衰规律，而建立了一套“挑战—应战”的文明存续的“模式”，并以这套模式进行所谓“经验的比较研究”。
二、宏观比较文学的作用与价值
如上所说，在比较文学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之前的上千年的学术史上，“宏观比较文学”是最为通行的比较形态。特别是古代阿拉伯帝国，日本、朝鲜，都有了丰富的宏观比较的实践。到了19世纪初的欧洲，斯达尔夫人、施勒格尔等人在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集体的比较”“整体描述”“宏观把握”的方法论。随后，丹纳的“三要素决定论”为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的整体平行比较建立了坐标轴，斯宾格勒的“基本象征”论为宏观比较提供了聚焦点和切入点，汤因比的“文明形态”论为宏观比较文学提供了基本的比较单元。
宏观比较文学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价值，它和梵·第根为代表的作为独立“学科论”的微观比较文学方法论的路数很不相同，差异很大。法国学派开创的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总体上属于对具体作家作品、对具体事件的微观比较研究，其基本性质是重材料、重实证的事实判断；而宏观比较文学则是民族文学、国民文学之间的总体比较，重印象描述、重直观感受，重总体把握，所做的直觉、观相的审美判断。
宏观比较文学与美国学派也有不同。美国学派是以理论研究为旨归的比较研究，以具体的理论“问题”为基本单元，它要探讨的是规律性，寻求的是规律性、整体性，指向的是全球性、世界性、普遍性。而宏观比较文学则以整体的民族文学、国民文学为比较对象，所要描述和呈现的主要是“形态性”，追求个别性、民族性、特殊性。
可见，宏观比较文学超越了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的法国学派、美国学派，是一种源远流长、绵绵相继的观念与方法。它将“比较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将诗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结合起来，将“比较文化”的理念方法与“比较文学”的理念方法结合起来，具有独特的、不可取代的学术的和方法论的价值。但是，由于使用这种方法的多在古代东方世界，或者多在比较文学学科成立之前的近代欧洲，而且使用这种方法的也不是专门的比较文学“学科”人士，而是思想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历史学特别是文明史研究家。宏观比较的印象描述的诗学方法，与学科化之后的比较文学所强调的微观的文献实证方法相去甚远，两者方凿圆枘，难以相容，因而长期不被比较文学“学科”与“学派”的人士所重视。在欧美比较文学界，也一直未见有人将“宏观比较”作为一种方法论明确提出来并加以论证。
实际上，在今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领域，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宏观比较几乎可以说寓目盈耳、无处不在，已经成为有国际意识的现代人思考和表达的基本习惯。换言之，在国际间、在各个领域进行整体的、直觉的、印象的、观相的、形态的描述、评论与比较，已经成为人们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宏观比较可以不断敏锐地发现真相、提出问题，而微观的比较可以对此加以谨慎的具体实证，也就是说，将宏观层面的“大胆的假设”和微观层面的“小心的求证”结合起来，两者之间可以相反相成、相辅相成。就比较文学而言，宏观比较文学与微观比较文学的结合，可以克服一些微观比较文学研究一味胶着于个别事实的刻板与僵硬，在微观比较的“研究”中，引进宏观比较的“评论”；在微观比较的“实证性”中，借助宏观比较的“印象性”和“观察性”；在微观比较文学的“学科性”“学术性”中，加入宏观比较的“诗性”与“理论想象力”，注入宏观比较的“思想性”。
事实上，诗性智慧、理论想象力、思想创造力，这些恰恰是我们现在的比较文学研究所欠缺的。比较文学学科化之后，特别是受法国学派的实证主义比较文学的深刻影响，许多人贬斥所谓“宏大叙事”，却不假思索地认可和推崇“微小叙事”，满足于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这似乎正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思想生产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所在。检考学术思想史，就会发现恰恰是宏观比较及其方法对思想的贡献度最大。思想大厦的基础是核心范畴、关键概念，而核心范畴或关键概念，都是在对世界各民族加以宏观考察、宏观比较的基础上创制出来的。例如，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要义》中，用“诗的时代”“散文的时代”“哲学时代”三个概念，对世界历史的进程做了划分；黑格尔在《美学》中，创制了“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个范畴，对世界美学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并作出宏观的比较分析；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使用“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科学阶段”三个阶段，将人类的历史文化做了划分和叙述。这些都是凭借宏观比较的方法，发挥了大胆的理论想象力，并在此基础上，对世界各国历史、美学史或哲学史进行宏观性的比较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经典性的思想结论。这些对我们的比较文学应该具有足够的启发性。
比较文学原本就是一门以世界文学为背景的宏阔学问，也应该是一门很开放的、很活跃的学问。在今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讨和建构中，我们就要重视宏观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以突破法国学派的传播研究或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方法论的局限，要将宏观比较文学及其方法论也纳入研究模式或研究方法的范畴，在今后的《比较文学概论》课程或教材中，也应该对学生讲述宏观比较的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微观层面、宏观层面上的各种方法论共存共生，互相补充，互动互用，推动比较文学学术理念与方法不断自我更生，适应时代要求，谋求新的建树和突破。
——选自《比较文学构造论》，王向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