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 序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境内虽层峦叠嶂、谷深路陡、交通不便，但很
早以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80 万年前的百色旧石器遗址、柳江人化石以及大量古遗址、古墓葬、
古窑址、古城址的不断发现，证明昔日“南蛮之地”的广西并不蛮。而要真正揭开“南蛮不蛮”这
个历史谜团，却有赖于众多考古、文博、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不断发掘探索。而陈小波同志就
是这些众多工作者中的一员。
回忆起来，我与小波同志初识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至今已有 30 多个春秋。当时他
在桂平县博物馆供职，后来才调到广西博物馆工作。他调到南宁时，我却调离了广西博物馆到广西
自然博物馆任职，我们之间只有相见之“机”而无共事之“会”。也许是缘分吧，我们共事的机会
很快就降临了。进入 21 世纪的头一年，我奉命调回广西博物馆任馆长，小波同志又被调到广西博
物馆办公室当主任。工作之缘使我们俩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天天相处，共同为文博事业贡献力量。
在文博战线上，小波同志可谓一个有才之人，能写能画、能研能编，文物考古尤通，发表了不少学
术论文。最近，当小波同志递给我一叠厚厚的他个人文集的书稿要我为其作序时，我为他有如此丰
厚的学术成果、有这样的智慧结晶而高兴 ! 至于作序一事我对他说：这稿子看看可以，作序实在有
点难为我了。一来我从未为他人作过序，没有写序的经验；二来我的水平有限，恐难达到您的要求。
我虽再三推辞，但小波同志仍坚持要我为之。在盛情难却之下，我只好鼓起勇气一试。
小波同志早在县博物馆工作时便是才识初露之人，在当地以至广西文博界已小有名气。到广
西博物馆工作后，他如鱼得水，更勤奋努力，更刻苦钻研，撰论不辍，显示出较熟练的业务能力和
较强的科研能力，写了不少文章，发表了一批较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就这本文集而言，收录的文章
共计 75 篇、60 多万字，无疑是他数十年如一日长期刻苦努力、勤奋耕耘的成果。文集内容丰富、
观点新颖、资料翔实、专业性强，是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文博考古与史学结合的文史专著。我逐篇
看完后，觉得这部文集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涉及的知识面较广。首先从文集设置的研究栏目看，有“史学研究”“考古学研究”“文
物研究”“铜鼓研究”“佛教研究”和“其他”，共 6 个研究栏目，涉及文物、历史、考古、博物
馆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和业务知识。其次从文体看，文集中有论文、调查报告等多种，每个文种的
体例格式以及论述方法都不相同，其规范的文体格式、科学的论述方法和明白流畅的语言表述，
也蕴含不少写作知识。再次从涉及的学科知识面看，大部分研究文章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考古学、
文物学、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献学等各个学科的知识，解决了一些有关考古、
历史、人物、地名以及重要的历史事件等问题，体现了作者具有多方面知识，面对广博的历史文
物应对自如，是一位从基层走来的、专业知识较全面的文物工作者。
二是史学的研究成果突出。小波同志在史学研究方面写了不少论文，其中关于汉代布山县治地
问题的研究，有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学术观点，并敢于与大家商榷这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在《布山
003 他序
县治贵港说质疑》一文中，对“布山县治贵港说”的观点提出了 6 个方面的质疑，认为“布山县治贵
港说”这个所谓“最终结论”的提出为时尚早，并提出了“桂平说”的观点。尽管在当时只是一家之
言，但他运用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地名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进行了综合研究，
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文章结构严谨，文笔优雅，既能自圆其说，也
颇具说服力，确实值得史学界深思。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了《贵港郡治说之非》《布山县治考》《桂林、
布山地名起源考》《浔贵郡治信息对比研究》《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墓主身份探究》和《〈东阳田器志〉考》
等多篇系列性的研究论文。其中后两文的考证，以充分的理由否定了一号墓主的“郡首说”和铁锸的“江
淮说”，对否定“布山县治贵港说”有重要意义。这些系列性的布山研究论文，观点新颖、见解独到、
说理充分， 每一篇论文都详细且具体地回答了他人的质疑。小波同志从质疑、否定到确认，曾一度
掀起广西“布山研究”的热潮，体现其“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治学学识、胆识和勇气。从表面
上看，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公开参与讨论的尽管只有区区几位学者，但由于该课题对广西地方史的研
究影响大，牵涉面广，所以学术界的关注度高、热议者多、深思者众，对重新思考和深入研究广西
的郡县史、活跃史学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迄至近年，已逐步有学者认同小波同志
桂林郡、郁林郡、布山县治地桂平说的观点。比如广西方志办副主任邓敏杰先生 a 和广西区党委原
副书记潘琦先生 b 等，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珠光帆影——合浦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中，汉
代地图的“郁林郡”也标示在今桂平。除布山方面的研究外，史学方面还考证了“犸骝滩”（“马留滩”）
古地名的来源、桂平的对外贸易、大藤峡瑶民起义以及太平天国等诸多历史问题，显示出史学研究
成果的丰厚和治史之严谨。
三是考古学的知识覆盖面广，研究成果显著。众所周知，所谓考古学，就是根据实物史料研究
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从文章的数量看，在收录的 75 篇文章中有 80% 以上是运用考古学的知识写成。
小波同志在这方面的研究，除考证了岭南地区的牛、广西的文化定位、壮族地区牛崇拜、肢解葬问题、
岭南是接纳海外文化前沿、钱币学与考古学等问题，还运用考古学的知识研究了各类实物资料。比
如铜鼓方面，研究了广西的马饰和牛饰铜鼓、桂平铜鼓以及桂平出土的两型同穴铜鼓、牛拉耧饰、
人牛播耕饰、喂马饰、穿山甲饰和大藤峡云雷纹等铜鼓。陶瓷方面，研究了新石器时代的夹砂陶片，
汉代各种印纹、刻划纹陶片、陶葫芦，唐代长沙窑青黄釉点彩双系罐，陇西郡陶器，桂平城郊宋代
青白瓷窑址，广西青白瓷魂瓶，元代龙泉青瓷，以及贵港近现代陶窑遗址等。佛教方面，研究了汉
代的陶灯陶院与岭南早期佛教、佛教传入广西的时间等问题，首次将佛教传入广西的时间从东晋推
进到了西汉晚期，把岭南的佛教史向前提早了四个世纪。还研究了《牟子理惑论》、上林佛教铜造像、
桂平佛教等。另外，文物方面研究了南宁邕江青铜兵器、桂平铜鼓滩西周铜甬钟、广西铜镜、和田
玉器、广西汉代铜马、铜镜上的“乳钉纹”、唐代葵瓣铜镜、宋代杨祖祐圹志铭、明代“尚方御竟”、
桂平东塔、南明关防铜印、清代铁炮、民国明信片等。所有这些，都是考古学知识涉及面广、研究
成果显著的反映。
四是研究的课题多以文物为突破口，解决一些历史、考古等学术问题。比如《布山县治贵港说
质疑》一文，以“秦后”大陶盆为突破口，证明罗泊湾二号墓墓主是秦王的王后，进而通过“夫妻
关系”得出一号墓墓主是苍梧国的诸侯秦王赵光 ；《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墓主身份探究》一文，以罗泊
湾二号墓出土的 6 件最大径居中的陶罐为突破口，提出了该墓的年代不是西汉早期而是西汉中期的新
a 邓敏杰：《桂林郡设置始末考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36 卷第 1 期，第 135
页 ；《广西政区集成》，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 年 12 月，第 467 页。
b 潘琦：《西江文化考察杂记》，《广西日报》2015 年 5 月 21 日。
陈小波文集 004
观点。又如《从“ 恓郡”陶器谈起》一文，以桂平出土的“ 恓郡”陶片为突破口，证明了原屯垦
于陇西郡的东汉名将马伏波南征时曾在此留下来自陇西郡的士兵（“马留人”），这些马留人在今桂平
糖厂处筑城驻守而建的城堡称为“马留堡”，在今桂平城南附近的郁江引水灌溉之河滩称为“马留滩”。
再如《贵县汉代陶灯陶院与岭南早期佛教》一文，则以“俑形黑陶灯”为突破口，确认此灯“俑”形
象源于印度顶钵化缘的僧人，证明东汉时佛教已传入岭南地区 ；与此同时，又以确认“陶院”是“僧
院”为突破口，证明岭南在汉时已有我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佛教寺庙模型“陶僧院”，进
而证明汉代的岭南地区佛教已经相当兴盛。所有这些，既体现了学术论点的新颖，又体现其论点以文
物为依据、以史料为准绳，言之有物、说之有理、以物说话、以物证史的充分论据和科学论证，而这
也是这些文章有内容、有质量之所在。
五是对古文及文献的理解和运用较自然、合理，结论也较可信。比如《贵港郡治说之非》一文引用北
魏郦道元《水经注》的“东径布山县北，郁林郡治也”，文中理解为郁水流经的地方是布山“县”的北面，
亦即“郁林郡治”是在整个布山“县”的北面，更正了民国时期《贵县志》曲解为郁水流经布山县“城”
之北面的错误。《〈东阳田器志〉考》一文，对该志木牍所记录的“人锸卅·正月甲申中侍”的“人锸”，实
为“入锸”之笔误，是西汉时期原南越国的“侍中”缴纳 30件铁锸实物来买官或赎罪的文字记录；加上与
木牍一起出土的铁锸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铁锸又相同，由此而得出这种“锸”是来自南越国的首都
番禺（今广州市），而不是来自江淮地区的江苏盱眙县的“东阳县”，并以古代的方位名考证了木牍中所说
的“东阳”是指今贵港市（原贵县）的城区东面，即今墓葬的所在地。《广西汉代铜马研究》一文研究西林
普驮铜鼓墓出土的“珠襦”时，从（南朝梁）吴均《西京杂记》卷一的“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这一
记载得知，汉时使用“珠襦”和“玉匣”送死者的是汉人的皇帝而不是少数民族的首领，说明获送“珠襦”
的这位墓主的族属应是汉族而不是墓葬当地的“句町族”。《试论广西的文化定位与命名》一文，对“八桂”
地域的看法，也是理解文献信息获得的。文中引用了明天顺五年（1461 年）官修《大明一统志》的“八
桂，广西桂林府郡名”一语。作者理解的“八桂”是指广西之下“桂林府”一地的代称，而不是包括当时
整个广西 17个府地域的代称，指出一些人将“八桂”理解或附会为广西代称的错误。《试论上林出土的佛教
铜造像》一文，对佛像的基本情况掌握较为准确和全面，对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作了较恰当的分析，文献史
料的掌握与运用得当，得出广西曾受南派佛教文化影响以及上林铜佛像是本地铸造的结论，既中肯又富有
新意。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作者把握文献和理解古文的能力。
从文集丰厚的成果可以看出，小波同志是个勤奋好学、认真、执着的人，可以说勤奋、认真、刻苦
是他人生的本色。一个不是科班出身的人，能发表这么多文章，实属不易。他在考古学方面之所以有这
样的成就，与他文物考古启蒙早、学习机会多、野外工作实践时间长有关。在县博物馆工作的 20多年时
间里，他基本都是从事文物考古方面的工作，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多次反复而逐步
积累和丰富了考古学知识，练就了考古研究的“内功”。我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有幸首先拜读这本文集，
获益匪浅。因此而草就此文，不敢说是“序”，只能说是粗浅的读后感。以之充序，意在抛砖引玉，就教
于读者与方家。
黄启善 a
2021 年秋月平安日写于绿城寓所“陇防书斋”
a黄启善,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广西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理
事 , 广西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广西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 , 广西师范大学
考古与博物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