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诗人、作家、劳伦斯作品翻译家黑马在其报刊专栏作品基础上精选、增补而成的随笔集，是其非虚构写作的最新成果。全书围绕“书人书事”和“译书品书”两大主题，夹叙夹议，充分体现了黑马的文学职业特色：记述中外文学名家的书缘传奇，深挖其文学生涯掌故轶事；畅谈文学翻译甘苦与技艺，品味经典，评点新书。黑马身兼学者、译者和作家、诗人，其散文叙述洒脱清新，严谨而不失幽默，知识性与趣味性相得益彰，文学性与可读性并行不悖，书面语与口语自然混搭，随性和谐，别具一格。

黑马，原名毕冰宾，男，资深翻译、作家。曾供职于中央广电总台，曾为英国诺丁汉大学劳伦斯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访问学者和客居作家。出版有10卷本《劳伦斯文集》（译作），长篇小说《混在北京》和《孽缘千里》两部，散文集《我的文学地图》和《书房内外》等13部。

巴别塔上

003 译诗的形美之难

009 “书信里赤裸的灵魂”

015 劳伦斯诗歌的“差异化”价值

022 翻译，从厨房餐桌说起

027 “To译”or“Not to译”

032 关于译协

035 我们这些不可救药的笔耕农

039 说说笔耕农们的“高潮”

042 我爱пере……

054 《四世同堂》乘着英语的翅膀回家

066 “扮演”老舍回译《四世同堂》

072 我替老舍说北京话

083 胡絜青《热血东流》

089 那段苦读萨克雷的日子

092 我的劳伦斯图书馆

097 钩沉与改变

102 “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

114 读英国，看英国

117 云淡天高话当年

121 时隔21年的倾听

125 傅惟慈《心中的大佛》

129 漓江春潮涌九州

135 为了心灵的绿色

138 蓝英年题签《日瓦戈医生》

147 长路奉献给远方

152 一心为象胥

157 致1977的文青

161 我们小说里永远的大学

165 我的1977与课本

179 1978年开始“呆”在书中

184 民国报纸里的直鲁豫大学（河北大学）

189 故乡起大城时

193 我仍在阅读中成长

书人书事

203 冯至故乡考

206 大儒齐如山

211 同乡先贤苏叔阳

220 被埋没的大翻译家张友松

229 学徒期遇上冯亦代

232 郑克鲁的道路

236 我们都相信来日方长，但是……

240 我们的小徐和徐老走了

249 刘凯芳与他那代精英

252 回望力量

255 劳伦斯与福斯特

261 山水中，一个女人的童话王国

266 她让我想起劳伦斯的画

273 一部被电影“拯救”的小说

279 曼布克奖：从布克到曼布克

284 阅读推广可以成为行为艺术

289 童话与现实中的世界读书日

293 万变不离其宗的版权

300 想起香港的书店

303 签名本的各种境遇

306 藏书的人的书遗嘱

308 私家史写作

311 名人日记与俗人日记

314 《混在北京》混回北京

319 打死我我也抗不过生活

323 天马行空 十年一剑

330 燕子衔泥买书记

335 故乡书写的底色

342 一本永久珍藏的杂志

345 “回到诺丁汉”

349 后 记

后 记

这 60 多篇交织着读书、译书、写书体验的文字大多曾经发表在一些报刊上，此次又做了修订和补写，还有几篇随笔是专门为这次出书而新写的。非常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诗想者工作室给我这次机会仔细梳理了这两年间写下的散文随笔，并为这次出书而赶写了几篇新作，这是我原本就考虑写的，因为工作室的约稿而集中进行了两周的写作，尽情宣泄了一番心中孕育许久的情感，感到颇为淋漓尽致。

据我观察，“诗想者”以出版诗歌和文学图书为主，这让我感到亲切，因为我从中学时代就开始练习写诗，开始写的都是些颇有年代感的《理想之歌》类的效颦之作，之后上大学和研究生，又追着当时流行的“朦胧诗”的风格练习写现代诗，再之后是研究和翻译劳伦斯的诗歌。可以说，我的文学生涯里从来都有诗歌的背景音在若即若离地奏响，虽然最终仅仅是以劳伦斯诗歌译者的身份出版了诗歌译文集，但无论如何这些不断滋养我的诗歌和不断的诗歌研习还是让我感受到了诗歌对我的重大意义，我可能写不出像样的诗来，但其实我一直沐浴在诗歌的阳光雨露中，我的散文随笔和小说写作中永远氤氲着诗情诗意，时而会有诗歌的节奏，这就够了。并不是热爱诗歌的人必须成为诗人，但你的文字必须为诗风诗雨所浸润，你的写作或许本来是出于某种诗的冲动而启航，结果收获的却是小说和散文。这样的写作是幸福的。

所以我的作品由诗想者工作室约稿出版，这或许是天意，我是潜在的诗想者。我希望读者从我的散文随笔中时而读出诗的冲动和节奏。当然也许我的感觉是不准确的，可能我仅仅因为研究和翻译了劳伦斯的诗歌而错把对诗歌的热爱当成了诗意，有时对自己的误读也是美好的。但无论如何，本书中几篇谈论诗歌写作和翻译的随笔应该是有趣的。

这二年是百年不遇的特殊年份，我的书依然能够正常出版，是非常幸福和幸运的事，为此更要感谢辛勤工作的编辑朋友。这本书是我退休后的第一本著作，是纪念过去，更是开启未来，是一本继往开来之作。

收入本书的随笔曾发表在《晶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南方周末》《博览群书》和《书摘》等报刊，借此机会一并致谢。

黑 马

2021 年中秋于北京

一个作家的遭遇可以有多奇特，才最终写出那精妙的作品？而一个翻译家，需要怎样的技巧与沉淀，才能将原作的意蕴尽可能忠实、完美地传达出来？《巴别塔上》这本书谈到了赵萝蕤、张友松、郑克鲁、柳鸣九、蓝英年等著名翻译家，谈到了《名利场》《日瓦戈医生》《一九八四》《英国病人》等众多译著经典，用一个专业翻译的亲身经历与见闻，畅谈书与人的另一种故事。

《四世同堂》乘着英语的翅膀回家（节选）

20 世纪 80 年代初，人们发现美国出版的该小说的英文节译版《黄色风暴》里后 13 章内容是以前从未见到过的，断定这就是散佚的那部分的节译。这个发现令人振奋，马小弥先生将这 3 万多字仿照老舍的风格回译为中文首先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四世同堂补篇》。只可惜这 13 章翻译成中文才 3 万多字，相当于一个故事梗概，而且出自对当时政治环境的担忧，译者马小弥或出版社对这个梗概又删减了一些字句。

那么到底未压缩的英文原稿有没有存留下来呢？从出版社一方找肯定是没有答案的，出版社应该没有保存英文原稿或经过编辑出版后就处理了。但这 3 万多字聊胜于无！至少让我们知道了结尾的梗概，知道了老舍作品发展的脉络和结尾大概如何。之后的电视剧《四世同堂》的结尾部分也是根据这个译文草草结尾的。

其实美国哈考特出版社的压缩策略最初是得到老舍欣然同意并配合的。老舍到了美国方才发现，高度的商业化社会中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是根本没有市场的。于是老舍为了英文版的出版毅然做出牺牲，在翻译过程中就有意删除了一些段落和句子。但老舍想不到的是，哈考特出版社拿到老舍与浦爱德删削后的英文翻译稿后依然觉得冗长，又大幅度删削了一番，才在美国出版。事实证明，删削后的《黄色风暴》只剩了 50 多万字，等于砍掉了 40 多万字——那是一个大长篇小说的字数。算得上“残忍删削版”。

老舍夫人胡絜青在为《四世同堂补篇》写的序言中表示，希望以后会出版一个完整的版本，将老舍的 87 章原文与马小弥翻译的后 13 章简短的故事梗概类的文字连起来出版，姑且算为这部名著完璧，这是聊胜于无的勉强“完整本”，聊以告慰老舍吧。

于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在 1985 年果然出版了这样一个超厚的“合订本”。这个版本收入了著名画家丁聪专门为本书创作的很多幅漫画，惟妙惟肖，传为佳话。我在网上搜到了这个版本，买来收藏学习。

一部名人名著的结局看来只能这样勉强地草草收场，这还得益于美国版大砍大删后留下的 3 万字后 13 章英文版，否则，它将永远缺少结尾，成为彻底的残本。

我还从中看到，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是这部作品的首版之地，更是出版《四世同堂补篇》的开拓者，还是首次出版了合订本使《四世同堂》“完整”面世的出版社，功德无量。

多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只能面对找不到散佚部分的残酷现实，依照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合订本出版了一个“完整版”，不同的是分成上下册出版，三部分布没有平衡感，第三部字数很少，只能把第二部分成两部分排在第一册后和第二册前面。

但是 1993 年，最为奇特的一个版本登场了，这就是北京出版社（后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的《四世同堂》（作者压缩本），按照《黄色风暴》的删节标准等量删节老舍的前 87章，那样的删节删去了近半的文字和情节。我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按照《黄色风暴》的删节标准删节老舍的前 87 章，基本删削得面目全非。除了让不懂英文的人看到美国版怎么大刀阔斧删削老舍作品，还有别的意义吗？这样的删削版怎么能体现老舍作品的价值，如果不是贬值的话？但这样的版本就是出版了，而且一纸风行近 30 年，很多人如果只读了这一版，就会永远觉得那就是全部的老舍名著《四世同堂》。当然这可能与信息不畅有关，当时就以为是老舍自己删削的，所以叫“作者压缩本”。但这样支离破碎的压缩本即使是作者自己压缩的，也明显没有价值甚至是贬值，是不该出版的。而很明显其出版得到了老舍夫人胡絜青和家人的同意——书中用了胡老的序言。总之用现在的眼光评说这个版本是出版史上的一个笑料应该不为过，虽然历史地看似乎有其存在一时的道理——1992 年中国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老舍的版权还在保护期内，《四世同堂》的出版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别的出版社要出版它需要得到老舍家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双方授权。而北京出版社以《黄色风暴》的名义出版它，等于是出版另一个版本，只需得到老舍家人授权即可，版本字数差很多，定价不同，读者面也不同，因此两个版本的《四世同堂》同时流行坊间也就没有版权冲突了。但其区别需要靠消费者自己判断。有人可能因此从来没有读到过真正的《四世同堂》，只读了这个压缩本。

被埋没的大翻译家张友松（节选）

中国翻译界有一位翻译美国大作家马克 ? 吐温作品的“专业户”，翻译了几代读者耳熟能详的名著如《汤姆 ? 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 ? 费恩历险记》《王子与贫儿》《镀金时代》《密西西比河上》《傻瓜威尔逊》《赤道环游记》等，其中著名的《竞选州长》还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这位老翻译家叫张友松，他曾经是鲁迅的学生，《鲁迅文集》里一百多处提到与张友松的交往。20 世纪 50 年代他与大译家曹靖华、傅雷、汝龙齐名，但他就如同中国文坛上划过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流星，因为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作品改用笔名“常健”出版，从此张友松这个名字就从著名译家的行列里消失了。“文革”中受到迫害，到“文革”结束，错划得到改正，这位 1903 年出生的民国老人年事已高，又出于种种历史原因无单位、无工资、无养老金，仅靠北京政协资助的少量生活费，与同样无工作的老伴偏居成都陋巷，远离中国的文化中心，因此没能像一些同样被错划为“右派”的文化老人（如当年的同事冯亦代、荒芜、符家钦等，他们比他年轻、身居京城）那样错划改正后再度崛起，重享盛名。

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追访译界老人，甚至像李景端先生告诫我的那样“进行抢救式采访”。写了几十位老译家，可竟然对张友松这位曾经如此耀眼的译界巨星一无所知，估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吧。这是历史的误会和耻辱，是该让广大读者重新认识和了解张友松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国文人了。

因为被埋没得太久，想在网上查找张友松的资料基本属于大海捞针，但我还是很幸运地通过各种关键词搜索到了一些零星的资料，其中老诗人和翻译家、张友松当年的同事荒芜先生的女儿林玉的博客进入了我的视野，里面有她回忆“张友松伯伯”的散论，我就冒昧给她留言请求帮助，后来得到了她的一些对历史的解读高论。仝保民先生为我提供了《新文学史料》1996 年第 2 期里张老的女儿张立莲撰写的《怀念我的父亲张友松》一文，这是张老亲人唯一的回忆文字，情理交融，十分宝贵。我在微博上谈论起张友松时，素昧平生的康拉德作品译者赵挺为我复印了老翻译家符家钦的散文集，其中一篇就是回忆老师张友松的文章。我还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任吉生找到了 50 年代开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任该社外国文学副总编的秦顺新老人，电话采访了他，耄耋之年的秦老是健在的唯一一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张友松有过书稿交流和日常来往的老一辈了，但他还是告诉我当时他太年轻，没有与张友松有深入的接触，那些对张老了解更多的人都不在了！

所有这些网络搜索和电话采访都让我感到是在浩瀚的夜空中穿越历史，在脑海里借助一二张老照片重构张友松的形象，这种重构是与历史的雾霾和血泪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民国老人，曾与鲁迅有过不少交往，经历了各个历史阶段的人间惨剧，依然刚直不阿，顽强地独自支撑。贫病交加，在陋室寒屋里依旧辛勤，笔耕不辍，借助放大镜翻译着他钟爱的马克 ? 吐温作品，他是用生命在翻译，直到 92 岁于贫病中撒手人寰。

他的一位当年的学生在 1998 年曾写了《翻译家张友松穷死成都》一文，描述他所居住的陋巷穷屋，说他经常忍饥挨饿。有人对“穷死”一说表示质疑。严格说，那是一条普通劳动者居住的陋巷，他下岗的女儿只能居住在那样的地方。城市低收入者在此生老病死，似乎也平常，但人们并不知道同他们住在一起的这个同样普通的风烛残年的老人竟然是著名翻译家，在那样的环境下还带病苦苦地进行着文学翻译这样似乎是十分风雅的高尚工作，他曾经锦衣玉食、西装革履，在 50 年代是月入 300 元的大文学家，享受预支固定额度版税的待遇——这样的待遇仅次于周作人。似乎是缘于这种“落差”和历史悲剧，才说他是“穷死”的。

1903 年 11 月 12 日，张友松生于湖南省醴陵西乡三石塘，自幼家境贫寒。12 岁随大姐到北京半工半读求学，1922 年考入北京大学，课余翻译英文小说。受大姐影响，张友松在北京读书期间，先后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除李大钊外，他当时还与邹韬奋、冯雪峰、柔石、邓颖超等人有过许多接触。其间，他还跟随大姐去当时荷属苏门答腊做了一年的小学教员，试图以此挣一笔较大的收入奉养母亲和弟妹，但不仅没挣到钱，连回国的船票都是同胞们给凑的。后来，张友松同大姐回北大继续半工半读。不得不说的是，这位具有先进思想的大姐就是后来成为革命家的张挹兰。军阀张作霖入京后，拘捕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家，与李大钊同时遇难的唯一一位女性就是张挹兰。

大姐张挹兰牺牲后，他的家庭负担加重，无法继续在北大的学业。鉴于他勤奋好学，读书期间已发表过不少英文翻译小说，鲁迅便推荐他去了北新书局做编辑。出于对鲁迅先生的敬仰，张友松仗义执言为鲁迅追讨出版社所欠的稿费，因此失去了自己在北新书局的工作。“别看鲁迅的文章写得泼辣不留情面，可是现实生活中的他，却在版税这类问题上往往抹不开情面，所以被人欺负。”张友松曾回忆说。

据统计，鲁迅的日记里 114 次提到张友松，说明他很器重这个年轻人。甚至在一次聚会中，林语堂先生因不知情提到张友松，语气可能略带调侃，引起鲁迅反感，两位文学大家当场反目。

张友松失去工作后，鲁迅先生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还垫付 500 元帮助他开办春潮书局，还帮他组稿，策划出版文艺丛书。但张友松是一介书生，并不善于经营，书局很快倒闭。为此张友松很内疚，认为这是他“毕生莫大的憾事”。

春潮书局倒闭后，张友松陆续在青岛、济南、衡阳、长沙、醴陵和重庆等地做过近 10 年的中学教员，并在抗战期间于重庆创办过晨光书局。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仍然勤于笔耕，翻译了很多文学作品，包括契诃夫、屠格涅夫、普列沃、歌德的许多名著。

重庆解放后，张友松先生正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人，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积极参与重庆市文联和西南文联的筹备工作。本来有关领导要安排他当一个出版社的社长，几所大学也请他去任教，但他谢绝了这些出人头地的机会，一心留恋文学翻译事业。最终在 1951 年，他应邀到北京参加宋庆龄女士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的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