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讨论的“宪法”，不是一个简单的文本或某种西方的普世理论，而是站在中国宪法的自身实践基础上，立足中国价值，呈现中国话语，从而展现中国宪法的自身逻辑与发展道路。书稿分为方法篇和实践篇。方法篇探讨中国宪法研究中的概念、范畴、方法和理论，并通过批判性分析对比美国宪法，从而试图打破西方理论的普世神话和话语霸权，进而提出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研究方法；实践篇围绕中国宪法的实际框架，具体分析和研究了中国行政治理体系的合理性及其积极意义，并再次批判了西方宪法理论与实践的局限。

田雷，江苏丰县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年），耶鲁大学法学硕士（2010年），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美国宪法史和宪法理论、中国政治与宪法、香港基本法等。主编有跨学科学术丛书《雅理译丛》和多卷本《布鲁斯·阿克曼文集》。

序言

方法篇

重新发现中国宪法——我们所追求的宪法理论

与其改造宪法，不如改造我们的宪法观

文化内战与宪法信仰

写在“八二宪法”而立之年的思考——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言论自由的另一种“比较”

实践篇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

——中国宪制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

最坏的政体——古德诺的隐匿命题及其解读

微山湖上静悄悄？——论中央集权的简约治理

“五十年不变”的三种面孔——并论香港基本法的时间观

后记

一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一本书，也有它的“过往”。收入本书的9篇文章，就写作的时间跨度而言，于今已经整10年。《重新发现中国宪法》，作为全书打头的第一篇，也是最早完成的，写作此篇，是在2010年的春夏之交，我当时还是一名学生，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读书，终日所忙的，是阿克曼和阿玛的宪法课。当年隔洋观火，眼看国内同行燃起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之争，动笔写作，属于“忍不住的关怀”。此刻面对书稿，我不敢说这是十年磨一剑。书中9篇，是一篇篇地写出来的：作文有顺产，也有难产；有蓄谋已久，也有随感而发；写出来的，发表后成为铅字，就算不堪回首也要文责自负，还有更多的却没能写出来，有些想法曾在脑海中酝酿多时，但最终却缓慢消失，不着痕迹；当初写作第一篇时，我也未曾想到若干年后会有一本书积累而成。现在回头去看，从写作到最后的出版，都如同“摸着石头过河”。

编辑书稿时，我把文章分为两类，构成这本书的“方法篇”和“实践篇”。“方法篇”在前，共有5篇文章，它们篇幅较短，严格说算不上论文，更接近学术随笔。这5篇聚在一起，构成“方法篇”，由始至终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而展开：作为中国的宪法学者，我们应当如何研究中国的宪法？回头读自己前些年的文章，初出茅庐不知深浅，无知无畏妄谈方法，但也正是在这些“童言无忌”的表达中，隐藏着我做宪法研究的一颗“初心”，在此结集成书，立此存照，将那些幼稚的文字及天真的设想认领在名下，以10年为期，权当一次阶段性的总结，以图重新出发。“实践篇”在后，从原计划中删去了一篇，还余4篇。这4篇，算是独立研究的论文，各有各的骨髓和皮囊。之所以将其统称为“实践”，是从整本书的结构逻辑上来讲的，这4篇论文，虽然所讨论的问题各不相同，但作为独立研究，它们并行串联，用心是一以贯之的：“方法篇”倡议重新发现中国宪制，“实践篇”则身体力行，要亲手解剖一只麻雀，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整本书读下来，从方法到实践，记录下一位青年学者10年来的学术探索。

二

这10年，于我个人而言，从一名学生变为一位老师。如今教宪法课，讲台下已经是00后的新新一代。第一堂课我就讲，我们国家的现行宪法，颁行于1982年，而我自己，出生在80头，故而算是这部宪法的同龄人——我和我的宪法，都成长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如歌中所唱，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读一本书，尤其是以当代中国宪制为题的著述，不仅要关照作者个人的学术背景，还要走进其写作所处的历史行程。若如是观，则本书写作所历经的10年，从2010年到2020年，大致对应着我国现行宪法施行的第四个10年。“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八二宪法”既已“三十而立”，那么讲述它的“而立”故事，就是我们这一辈宪法学者注定要承担起的任务。具体到本书的写作，从“方法篇”到“实践篇”，为什么要重新发现中国宪制，其何以必要，又如何可能，也都根源于“三十而立”的问题意识。

还记得当年吧，那段虽并不遥远，却恍如隔世的学术岁月。新世纪之初，宪法学界弥漫着一种悲观的失败论，“它没宪法”。齐玉苓案好像号角吹响，为中国宪法学送来了“宪法司法化”的先进理论，自此后，“学术洋务运动”浩浩荡荡，要替中国在“世界宪政体系”的版图上谋求一席之地，学者们打着“送法下乡”的旗号，但所做的不过是“教鱼游泳”而已，归根究底，这番欧风美雨的学术努力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逻辑，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本书的写作，拒绝挟洋自重，在当时的环境内反而是反潮流的；人微言轻却非要逆流而动，后生难免心生惶恐，担心被打入另册，甚至被贴上某某“一小撮”的标签。但生于80后，写作在“八二宪法”“三十而立”的历史时刻，我们这一辈无法继续视而不见，面对着“八二宪法”，困惑不可避免，但探索也责无旁贷。所谓重新发现中国宪制，要求我们思考：作为中国的宪法研究者，在研究我们的宪法时，我们要立足在何处，眼光要往哪里看，外向还是内转，瞻前抑或顾后？而在眼界廓定出视野之后，我们又能看到些什么，在宪制研究的眼力界内，我们能发现什么？如果在观察上有所见，那么我们能否进而在理论上有所得？看见了，我们能否讲出来，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还是会因现存语料库的不适配而失语？关于上述疑惑，本书在“方法篇”谈了些主义，又在“实践篇”埋头扎根于三五道问题，若是要展示本书的理论贡献，也就在于这点微小的工作。

“继往以为序章”，是在书稿编定后，我经过反复斟酌所选定的书名。严格说，这六个字之于全书，多少有“以偏概全”之嫌，它无法担当起整本书的理论主线，从始至终贯穿起各个章节。现在回头看，本书写作时，关于何谓宪制，我的理解大多是在空间/地理维度内展开的，研究案例各不相同，但宪制之用，却不离其宗：之所以要宪制，是为了实现寓多元于一体的政治统合，而在中国，宪制不仅有其需求，而且是必需的，宪制所规定的，是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存在方式，是非如此不可的必然之法。相较而言，宪制在时间/历史进程内的展开，也即政治是如何在立宪架构内起承转合的，并不是整本书的焦点所在。在动笔写作之初，我并没有自觉意识到“时间”，“时间都去哪儿了”，对当时的我来说并不是个问题，只是到了将文章结集时，我才发现，“原来你也在这里”，简言之，宪制的时间性，于我而言，有一个从自为到自觉的思考过程。

为什么要认真对待“时间”？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宪制秩序来说，“时间”都并不是简单的尺度、苍白的背景、空空如也的过程。当我们在讨论“时间”时，它不是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当下过去，又一个当下随之而来，宪制就其生成而言，是延展在时间之流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宪制，都可以在其历史叙事中捕捉到它的时间韵律，都有自己的起承转合、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具体去分析，它们是各美其美的，并不是天下一家。比如说，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时间中，“新”与“旧”之间如何形成关联？“新”从何而来，“旧”何以告终？若聚焦于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承转，正统叙事是如何讲述新旧之间的，究其主旨基调，是意在构建连续的继往开来，还是为了凸显断裂的破旧立新？以上所问，都属于国之大事，事关宪制根本，如要做历史性的决议，能下定论的唯有政治斗争及共识一途，无关乎学术争鸣。

以案说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间序列中，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是以1978年12月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起点——“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而要理解这一阶段同此前30年之间的关联，答案必定存在于新时期在其开启之初所做出的政治决议。也就是说，何以“团结一致向前看”，改革开放这条“新路”是如何打开的，改革者在一开始就要给出权威的说法。据此而论，什么所开创出的“新”，以及何为要革除的“旧”，原本就是一体两面，“新”和“旧”之间的故事如何讲，不可脱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历史叙述，若要找白纸黑字，那就是以政治共识所写就的历史决议，否定这个正统版本，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追根溯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前，“八二宪法”在后，没有1981年这份《决议》让“新”和“旧”各归其位，也就不会有作为历史新时期之根本法的1982年《宪法》。如此分析，也就在时间维度内见到了社会主义宪制的“中国特色”。

每一部宪法的背后，都有一篇史诗：书名以“时间”置换“空间”，就是为了申明宪制的时间生成或历史根据——没有空间维度的多元一体，共同体就可能陷入四分五裂，以至于“国将不国”；但政治若无法随着时间流变而走过自己的起承转合，宪法叙事在新旧是非的问题上总是众声喧哗，那么这样的共同体必定是苍白空洞的，它不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共同体的存续也就不可脱离暴力和偶然。事实上，“八二宪法”的起草者比我们更明白历史之于宪制的意义，所以他们在序言开篇就宣布：“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整部宪法的基调就在于此——历史?文化?传统。

三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本书的写作，数一数篇数，主要完成于改革开放这一历史阶段的第四个10年，而结集出版，正逢国家政治生活走入“新时代”之际。时节之流转，正在改造着宪法学在中国的研究，其程度之深和范围之广，远非学科和学术的指挥棒所能及。

写作本书时，我们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宪制，势必要处在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格局内，因为这一段历史的进程仍在继续，任谁也无法抽身而去，在时间之河中，我们不可能抽刀断水，为自己的观察找到一种可置身于其外的旁观位置。在此意义上，本书关于“八二宪法”及中国宪制模式的所有论断，在当年都是基于一个还未讲完的故事，一段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与时俱进，不舍昼夜。如此说来，本书的研究曾一度存在“欲知后事如何”的风险，所谓结论，当然要先有实践做结，才能学术有论，而一段具体的历史行程尚未完成其使命，一切烟消云散的东西还没有坚固起来，曾是我们研究“八二宪法”的要命瓶颈，即便再小心的求证，也有可能被即将到来的未知所“打脸”——conclusion，还没有到来。

但此一时，彼一时。当“新时代”自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基础上应运而起，对于宪法学者来说，八二宪制及其在改革开放历史阶段的展开，终于到了它的“下回分解”时刻了。“新时代”路在脚下，反过来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40年为期，走过了它起承转合的周期，这40年，往前看，可谓是“新时代”的序章，而再回首，却构成了共和国历史中一段“过往”，尘埃正在落定。故此可以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起点，这40年来以“八二宪法”为剧本的政治实践，也就“封存”在这段过往之内了，现在，它们已经从锋芒毕露走到了坚固成型，终于成为我们可以观察并加以理论化的“对象”。距离产生美，八二宪制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生成及展开，可谓是专属我们这一辈宪法研究者的一座富矿，就在这里挖下去吧。

问题于是摆在面前：“八二宪法”，作为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国家根本法，它在文本上确认并规定了什么，追根溯源，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宪法第一条所言称的根本制度，到底规定了什么？作为一部法律，“八二宪法”又是如何实施的？在四个10年接续而成的历史行程中，它确立了何种形态的政治秩序？不变的立宪规范和能动的民主政治，在这个秩序中，是如何对立统一的？究竟应如何理解这个以“八二宪法”为剧本，又在改革开放的与时俱进中所形成的宪制？改革开放40年，什么是所改和所放的，又有什么是改革却不能改，开放也不可放的？回答这些法学问题，打开宪法研究必要的历史纵深，是我们当前的时不我待。

说到底，本体决定方法，我们如何理解宪制，决定了我们如何进行宪法学的研究。本书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制是由根本法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以八二宪制为例，从穷则变、变则通，再到通则久，非一个长时期的历史阶段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宪制的规范性也就在于它的长久，根源于它的轻易不可变。站在上一个历史新时期的起点，邓小平同志告诉我们，所谓宪制，就是“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制度和法律”，在此意义上，“继往以为序章”是一语双关的：一方面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如前所述，这六个字表达出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在宪制上的连续性，“八二宪法”还是那部宪法，经历了五次修改，名正言顺事成；另一方面则是方法论的感悟，我们当下的宪法研究要“有关怀，识时务，讲方法”，时代在告别，八二宪制的拼图也由此得以完整起来，水面浮出后，才能看到哪些是坚硬的石头，这是由时务所催生出的新方法，打开历史的纵深后，宪法研究所能关怀的问题，非但不是越来越少，反而是一时间涌来，研究无禁区，挑战在于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如何接招。

犹记得本书写作之初，我在方法论上的矛头所指，首先的对手就是西化的傲慢和偏见，但10年之后，宪法学的研究可谓今时不同往日，再揪住洋务运动的天真不放，反而是在专拣软柿子来捏。如是讲，那么宪法学研究的未来，路又在何方呢？“继往以为序章”，就此而言，就是要找到宪法研究的根，在我看来，这需要留住的根，就是“历史”，具体到本书的论述脉络中，则是一段已成过往的改革开放40年历史。历史，也只有“历史”，才是我们论文写作所能扎根的“祖国大地”。

2020年3月3日

本文选自田雷：《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

站在政治的高度，跳出法条谈宪制，这本书树立了一个典范。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

这是一本带有较浓厚的“历史感”和“真实感”的书。这里，“宪法”绝对不是个简单的文本或某种普世理论，而是一个形成和演变过程，其中包括历史人物的抉择和其历史情景，也包含政治和司法实际，更包含变与不变。在这样的视角下，宪法和宪法学成为一个变动中的、多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既有矛盾又有抱合，既有碎片也有整体。作者使用了生动的文字和实例，使得全书可读性较高。

——黄宗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荣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

如何发现中国问题，如何形成适合中国历史条件和时代变迁的概念、范畴、方法和理论，几乎是所有知识领域面临的挑战。不但需要反思简单的移植和搬用，而且需要对传统范畴和外来概念同时置于具体情境中加以审视，才能形成有说服力的理论。沿着苏力、强世功等对中国宪制的探索思路，田雷在中国政法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又一个富有生机的范例。

——汪晖，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不是关注概念层面的应然，而是从经验层面关注当代中国的一些宪法实践，田雷教授的研究非但拓展了宪法研究，也出色例证了社会科学的宪法研究进路。

——苏力，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新中国宪法史一路磕磕绊绊，终于在以“八二宪法”为开端的改革阶段稳固下来，本书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范畴，探讨在改革开放的风云变幻中，宪法制度如何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历史变革和制度创新，揭示宪法在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上的演进。

本书装帧设计夹带“私货”，重庆为西南地区“法学重镇”，又和作者的求学、工作经历息息相关，故封面以重庆的摄影作品为主设计。摄影师是美国国家地理、星球研究员签约作者，其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国家地理》《这里是中国》。

1.王绍光、黄宗智、汪晖、苏力等多位学者一致推荐，“雅理中国”系列003号图书；

2.从宏大历史事件到特写镜头下的个体决断，呈现一幅多层次的立体的中国宪法史画卷。每一部宪法的背后，都有一篇史诗。本书点、线、面结合，既有大历史的跌宕书写，也有对人物的细节刻画，打开了宪法研究必要的历史纵深；

3.有着深刻的“问题意识”，始终扎根在中国大地。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历史及批判性分析对比美国宪法，本书试图回答：“八二宪法”，作为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国家根本法，它在文本上确认并规定了什么，追根溯源，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宪法第一条所言称的根本制度，到底规定了什么？作为一部法律，“八二宪法”又是如何实施的？；

4.回应西化的“傲慢与偏见”。对西方的经验和理论，作者反对“接轨心态”，反对不加区别的拿来主义，中国宪法学者可以借用外来的概念工具去理解中国的理论和实际，有勇气、能力与想象力去探究我们自己的宪法；

5.一堂生动的“宪法课”。本书的宪法叙事并不枯燥，而是以历史和规范文本为基础，从具体的人、事出发，追根溯源，爬梳“八二宪法”如何反映时代的大变革；并且，本书呈现的“宪法观”有趣生动、引人深思，值得广大法学人士阅读。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一本书，也有它的“过往”。收入本书的9篇文章，就写作的时间跨度而言，于今已经整10年。《重新发现中国宪法》，作为全书打头的第一篇，也是最早完成的，写作此篇，是在2010年的春夏之交，我当时还是一名学生，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读书，终日所忙的，是阿克曼和阿玛的宪法课。当年隔洋观火，眼看国内同行燃起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之争，动笔写作，属于“忍不住的关怀”。此刻面对书稿，我不敢说这是十年磨一剑。书中9篇，是一篇篇地写出来的：作文有顺产，也有难产；有蓄谋已久，也有随感而发；写出来的，发表后成为铅字，就算不堪回首也要文责自负，还有更多的却没能写出来，有些想法曾在脑海中酝酿多时，但最终却缓慢消失，不着痕迹；当初写作第一篇时，我也未曾想到若干年后会有一本书积累而成。现在回头去看，从写作到最后的出版，都如同“摸着石头过河”。

“继往以为序章”，是在书稿编定后，我经过反复斟酌所选定的书名。严格说，这六个字之于全书，多少有“以偏概全”之嫌，它无法担当起整本书的理论主线，从始至终贯穿起各个章节。现在回头看，本书写作时，关于何谓宪制，我的理解大多是在空间/地理维度内展开的，研究案例各不相同，但宪制之用，却不离其宗：之所以要宪制，是为了实现寓多元于一体的政治统合，而在中国，宪制不仅有其需求，而且是必需的，宪制所规定的，是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存在方式，是非如此不可的必然之法。相较而言，宪制在时间/历史进程内的展开，也即政治是如何在立宪架构内起承转合的，并不是整本书的焦点所在。在动笔写作之初，我并没有自觉意识到“时间”，“时间都去哪儿了”，对当时的我来说并不是个问题，只是到了将文章结集时，我才发现，“原来你也在这里”，简言之，宪制的时间性，于我而言，有一个从自为到自觉的思考过程。

为什么要认真对待“时间”？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宪制秩序来说，“时间”都并不是简单的尺度、苍白的背景、空空如也的过程。当我们在讨论“时间”时，它不是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当下过去，又一个当下随之而来，宪制就其生成而言，是延展在时间之流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宪制，都可以在其历史叙事中捕捉到它的时间韵律，都有自己的起承转合、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具体去分析，它们是各美其美的，并不是天下一家。比如说，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时间中，“新”与“旧”之间如何形成关联？“新”从何而来，“旧”何以告终？若聚焦于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承转，正统叙事是如何讲述新旧之间的，究其主旨基调，是意在构建连续的继往开来，还是为了凸显断裂的破旧立新？以上所问，都属于国之大事，事关宪制根本，如要做历史性的决议，能下定论的唯有政治斗争及共识一途，无关乎学术争鸣。

以案说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间序列中，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是以1978年12月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起点——“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而要理解这一阶段同此前30年之间的关联，答案必定存在于新时期在其开启之初所做出的政治决议。也就是说，何以“团结一致向前看”，改革开放这条“新路”是如何打开的，改革者在一开始就要给出权威的说法。据此而论，什么所开创出的“新”，以及何为要革除的“旧”，原本就是一体两面，“新”和“旧”之间的故事如何讲，不可脱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历史叙述，若要找白纸黑字，那就是以政治共识所写就的历史决议，否定这个正统版本，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追根溯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前，“八二宪法”在后，没有1981年这份《决议》让“新”和“旧”各归其位，也就不会有作为历史新时期之根本法的1982年《宪法》。如此分析，也就在时间维度内见到了社会主义宪制的“中国特色”。

每一部宪法的背后，都有一篇史诗：书名以“时间”置换“空间”，就是为了申明宪制的时间生成或历史根据——没有空间维度的多元一体，共同体就可能陷入四分五裂，以至于“国将不国”；但政治若无法随着时间流变而走过自己的起承转合，宪法叙事在新旧是非的问题上总是众声喧哗，那么这样的共同体必定是苍白空洞的，它不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共同体的存续也就不可脱离暴力和偶然。事实上，“八二宪法”的起草者比我们更明白历史之于宪制的意义，所以他们在序言开篇就宣布：“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整部宪法的基调就在于此——历史?文化?传统。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本书的写作，数一数篇数，主要完成于改革开放这一历史阶段的第四个10年，而结集出版，正逢国家政治生活走入“新时代”之际。时节之流转，正在改造着宪法学在中国的研究，其程度之深和范围之广，远非学科和学术的指挥棒所能及。

写作本书时，我们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宪制，势必要处在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格局内，因为这一段历史的进程仍在继续，任谁也无法抽身而去，在时间之河中，我们不可能抽刀断水，为自己的观察找到一种可置身于其外的旁观位置。在此意义上，本书关于“八二宪法”及中国宪制模式的所有论断，在当年都是基于一个还未讲完的故事，一段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与时俱进，不舍昼夜。如此说来，本书的研究曾一度存在“欲知后事如何”的风险，所谓结论，当然要先有实践做结，才能学术有论，而一段具体的历史行程尚未完成其使命，一切烟消云散的东西还没有坚固起来，曾是我们研究“八二宪法”的要命瓶颈，即便再小心的求证，也有可能被即将到来的未知所“打脸”——conclusion，还没有到来。

但此一时，彼一时。当“新时代”自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基础上应运而起，对于宪法学者来说，八二宪制及其在改革开放历史阶段的展开，终于到了它的“下回分解”时刻了。“新时代”路在脚下，反过来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40年为期，走过了它起承转合的周期，这40年，往前看，可谓是“新时代”的序章，而再回首，却构成了共和国历史中一段“过往”，尘埃正在落定。故此可以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起点，这40年来以“八二宪法”为剧本的政治实践，也就“封存”在这段过往之内了，现在，它们已经从锋芒毕露走到了坚固成型，终于成为我们可以观察并加以理论化的“对象”。距离产生美，八二宪制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生成及展开，可谓是专属我们这一辈宪法研究者的一座富矿，就在这里挖下去吧。

问题于是摆在面前：“八二宪法”，作为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国家根本法，它在文本上确认并规定了什么，追根溯源，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宪法第一条所言称的根本制度，到底规定了什么？作为一部法律，“八二宪法”又是如何实施的？在四个10年接续而成的历史行程中，它确立了何种形态的政治秩序？不变的立宪规范和能动的民主政治，在这个秩序中，是如何对立统一的？究竟应如何理解这个以“八二宪法”为剧本，又在改革开放的与时俱进中所形成的宪制？改革开放40年，什么是所改和所放的，又有什么是改革却不能改，开放也不可放的？回答这些法学问题，打开宪法研究必要的历史纵深，是我们当前的时不我待。

说到底，本体决定方法，我们如何理解宪制，决定了我们如何进行宪法学的研究。本书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制是由根本法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以八二宪制为例，从穷则变、变则通，再到通则久，非一个长时期的历史阶段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宪制的规范性也就在于它的长久，根源于它的轻易不可变。站在上一个历史新时期的起点，邓小平同志告诉我们，所谓宪制，就是“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制度和法律”，在此意义上，“继往以为序章”是一语双关的：一方面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如前所述，这六个字表达出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在宪制上的连续性，“八二宪法”还是那部宪法，经历了五次修改，名正言顺事成；另一方面则是方法论的感悟，我们当下的宪法研究要“有关怀，识时务，讲方法”，时代在告别，八二宪制的拼图也由此得以完整起来，水面浮出后，才能看到哪些是坚硬的石头，这是由时务所催生出的新方法，打开历史的纵深后，宪法研究所能关怀的问题，非但不是越来越少，反而是一时间涌来，研究无禁区，挑战在于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如何接招。

犹记得本书写作之初，我在方法论上的矛头所指，首先的对手就是西化的傲慢和偏见，但10年之后，宪法学的研究可谓今时不同往日，再揪住洋务运动的天真不放，反而是在专拣软柿子来捏。如是讲，那么宪法学研究的未来，路又在何方呢？“继往以为序章”，就此而言，就是要找到宪法研究的根，在我看来，这需要留住的根，就是“历史”，具体到本书的论述脉络中，则是一段已成过往的改革开放40年历史。历史，也只有“历史”，才是我们论文写作所能扎根的“祖国大地”。

2020年3月3日

本文节选自田雷：《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