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香饧白杏花天
“民以食为天”，考察近三百年的大唐风物，瞭望闾里巷陌中袅袅升腾的人间烟火，饮食，自然是我们对这个帝国首要的切入点。唐人吃什么？他们的饮食结构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在物阜民丰的背景下，唐人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怎样的民生画卷？穿行于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唐人飨宴，它们又和自由奔放的唐人社会生活实现了怎样的映射与融合？
毫无疑问，唐代饮食文化成为中华饮食文化重要的勃兴阶段，缘于其大一统的帝国根基。在隋末的乱世烽烟中，李渊父子一路征伐，斩将搴旗，最终激活了一个全新王朝的气脉。这个王朝的气脉是如此腾动而有力，老牌的商业城市长安、洛阳焕发出更大的生机，日夜开放的贸易行栈和摊点店铺，丰富了两京的民生表情。随着社会的安定，商业和交通的繁荣也顺着大运河一路漫延，曾经长途贸易的奢侈品转而成为消费领域的必需品，许多固着一地的生产资料成为商品大流通中的重要支撑。当扬州、杭州、苏州等一大批新兴商业城市迅速崛起，当城市消费人口与日俱增，唐代饮食文化的繁荣与鼎盛，已经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粥香饧白杏花天，省对流莺坐绮筵。
今日寄来春已老，凤楼迢递忆秋千。
——李商隐《评事翁寄赐饧粥走笔为答》
李商隐的诗歌常常被人认为隐晦迷离，难于索解，以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但他的这首诗却让一碗粥的清香穿越千年，刺激着人们的味蕾。李商隐诗中所提到的“饧粥”，正是唐代民间非常有名的粥品，此粥加入杏酪、麦芽糖，不仅吃起来清香爽口，而且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当然，对粥情有独钟的唐代诗人不只李商隐一人，而粥的种类更是五花八门。润州诗人储光羲曾对家乡加入茶叶煮熟的“茗粥”念念不忘，留下了“淹留膳茶粥，共我饭蕨薇”的佳句；而皮日休的“朝食有麦，晨起有布衣”中所云的“”，同样也是指粥。
由此，我们便可从诗人们一碗粥的乡愁之中，得以切入唐人洋洋大观、令人目不暇接的饮食种类。由于南北运河的开通，南方大量的优质稻米源源不断地进入北方，和北方的麦、粟及各种杂粮一起，共同构成了民间餐桌上的主食。人们的想象力显然已不局限于一碗粥，在与多种原料的巧妙搭配过程中，一道道人间美食融入了唐人生活的智慧，更融入了唐人兼收并蓄的精神。
“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杜甫诗句里提到的这种“青精饭”，正是一种在唐代非常流行的主食。这种以稻米为原料的米饭，已经不是简单地将稻米蒸熟了事，而是有着非常精细的制作流程，需要将南烛枝叶捣碎，渍汁浸米，历经“九浸九蒸九曝”，做成之后，“米粒紧小，黑如璧珠”。据说这种又名“乌饭”的“青精饭”营养丰富，可令人重返童颜，深为道家所钟。这就难怪杜甫希望吃上一碗“青精饭”，求得一副好颜色了。
除了令人垂涎神往的“青精饭”，“团油饭”作为一种在唐代风靡岭南的美食，也在挑逗着我们的味蕾。这种米饭的制作工艺虽不似“青精饭”那样需要经过“九浸九蒸九曝”的繁复程序，但在配料上却下足了功夫。它需将稻米与煎虾，鱼炙，鸭、鹅、猪、羊肉，鸡子羹，蒸肠菜，姜桂，盐豉等合制，这些配料一听就已让口水直流。吃“团油饭”得讲究个日子，一般都是富贵人家妇女产儿三日或满月行洗礼时食用——生命需要仪式，享用美食，同样需要仪式。
以米为主料的主食还能举出许多，像“王母饭”“雕胡饭”等，不一而足；说到唐代的另一主食——面食，更是与唐人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长安、洛阳两京本身就是面食之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自古就以面食为主，唐王朝建立之后，尽管“稻米流脂粟米白”，在金黄的麦芒上接受自然的馈赠，寻找生活的诗意，仍是人们乐而不疲的舌尖意趣。唐代的面食是相当丰富的，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心头之好，一块面，一瓢水，在揉切擀压之间，就变化出各种身姿，构成了这个王朝特有的人间味道。
先来说说面条吧。在唐代，面条被人们赋予了许多好听的名字。“冷淘”，说的是过水的凉面，杜甫的《槐叶冷淘》，“青青高青槐嫩叶汁，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说的就是一种用青槐嫩叶汁和面的过水凉面。唐代医学家昝殷在他的《食医心鉴》中称面条为“索饼”。在这位杏林高手看来，榆白皮索饼、羊肉索饼、黄雌鸡索饼这些听名字就很诱人的面条，不仅满足着人们的胃肠之需，更是治病祛疾的食方。当然，面条还有一个名字，唐人再熟悉不过，那就是“汤饼”。所谓“汤饼”，其实就是汤面。束晰在《饼赋》中曾云：“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凝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可见人们已经将汤饼看作了御寒取暖的重要主食。当然，汤饼也是皇家之好，其中唐中宗李显就十分喜食汤饼。然而，这位活在母后武则天阴影中的可怜皇帝，生命的最后结局同样也和汤饼扯上了联系。景龙四年（710）六月二日，就在复辟成功重登皇位仅仅五年之后，唐中宗李显在高兴地吃过自己宠爱的女儿安乐公主亲手烹制的汤饼之后，口鼻流血，暴毙而终。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那碗香气四溢的汤饼，竟潜藏着血腥的宫廷阴谋，而制造这起阴谋的，竟是自己最亲的两个人：一个，是曾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发妻韦后；另一个，就是安乐公主，那个自己曾用衣袍包裹的李裹儿……
好了，让美食沾染上血腥就倒了我们探寻唐代饮食的胃口，还是继续我们的唐代面食之旅吧。如果说汤饼、索饼从名字上和我们今天所说的面条差得太远，那么，作为面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面点，则更容易激发我们的想象空间。在唐代，我们今天常说的“点心”一词已经出现。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载：“世俗例，以早晨小吃为点心，自唐时已有此说。”韦巨源在他撰写的《食谱》中说，他在官拜尚书左仆射后，宴请唐中宗的面点多达二十五种：“单笼金乳酥”，是一种蒸饼类的面食，用料中加入了一定的乳脂，出笼后色泽金黄，酥香可口；“见风消”，是一种油炸饼，同样也是入口酥脆。尤其需要一提的是一种叫“唐安餤”的面食。这种面食是一种裹馅饼饵类食物，其显著特点是直径阔大，在馅料上下足功夫，在外观上更是诱人。史载，唐懿宗的爱女同昌公主去世，“上赐酒一百斛，饼餤三十骆驼，各径阔二尺”，可见这种面食的“块头”之大。更让我们惊异的，是《清异录》中的一段记载，内中说“郭进家能作莲花饼餤，有十五隔者，每隔有一折枝莲花，作十五色”。当面食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唐人的创造力和浪漫精神怎能不令后人折服？
当然，唐人舌尖上的美食岂是米食和面食所能道尽，丰富多彩的副食同样也在见证着这个帝国的繁华。牛、羊、猪、鸡这些肉食，已经成为唐人的刚需，而喜欢狩猎的唐人，更是将鹿肉看作上等美味；南方的海味珍品也成为北方人的钟爱，蛤蜊、鲍鱼、虾、蟹、章鱼、海蜇等一系列食材，带着澎湃的海潮声，浩浩荡荡地加入唐人饮食的方阵之中。随着食材的多元化，唐人的烹饪技术也在实现着飞跃。《酉阳杂俎》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在贞元朝，有个将军家里什么都可以做成美食，“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尝取败障泥胡禄，修理食之，其味极佳”。而《清异录》里记载的一个法名梵正的比丘尼，简直就是一个美食艺术家，用酱肉、肉干、鱼鲊、酱瓜等食材，硬是拼成了王维所居的辋川别墅二十一道景致。当丰富的食材激发出唐人丰富的想象力，当舌尖上的唐朝将四溢的香气弥散在历史的深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帝国的骄傲！
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
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白居易《寄胡饼与杨万州》
唐代的开放与包容，不仅让这个强盛的帝国广有四海，万邦朝觐，更让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成为一道壮观的风景，乐天居士这首诗中所提到的这枚小小的“胡饼”，正是在其中扮演了文化导入者的角色。如果说汤饼、索饼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饼”，那么，从西域传来并广泛融入唐人生活的“胡饼”，则和我们今天吃的烧饼十分接近。这种胡饼是在炉中烘烤而成，上着胡麻，内可着馅。据说唐代有一种叫“古楼子”的带馅胡饼很受欢迎，《唐语林》载：“时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为古楼子。”在京师长安，胡饼已是人们司空见惯的异域美食，街市上不仅有流动吆喝着卖胡饼的小商贩，还有很多负有盛名的老字号，像长安的辅兴坊，就是一爿胡饼摊铺扎堆、食客云集之处。当然，很多人对这种美食喜之爱之，更愿亲手做之，美食达人白居易就是其中一位。“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
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在这首小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将自己亲手焙制的胡饼寄与友人万州刺史杨敬之时的那份得意之情。彼时的白居易，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被顾况奚落为“长安居，大不易”的外省少年，而是一个深谙长安风物的达官显宦，这几枚他亲手焙制的胡饼，与其说是送给友人的，莫如说是在彰显着他对长安这座兼收并蓄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同频与融入。
当然，说到胡饼，有一个人需要提及，他就是大唐最富传奇色彩的皇帝——唐玄宗。这位打造了开元盛世的皇帝，驾驶着唐王朝的马车驶入了最辉煌的路口，但他在这个路口滋生的惰性，让他失去了继续直行的动力，驶上了不可逆转的窘途。据说安史之乱长安失陷后，唐玄宗仓皇逃往蜀中，路上饥渴难耐，“日向中，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曾经在开元这个年号下励精图治的唐玄宗也许不会知道，胡饼的盛行，正是在那个海晏河清的时代；而当唐玄宗走向天宝这个年号，走向安史之乱后荒凉的驿道，食遍珍馐的他蓦然发现，他手中拿着的胡饼才是世间至味！这是怎样的人生戏谑啊！
毫无疑问，在唐人的饮食结构中，外来食品已然成为重要组成。胡饼的风行，只是唐人饮食“胡化”的一个缩影，随着“贵人御馔，尽供胡食”，从西域传来的许多食品如毕罗、奶酪、黄油等越来越受到上流社会的喜爱。这种喜爱是可以迅速传染的，当众多西域食品从王府走向民间，它们的生命力便愈发旺盛。
柳璟知举年，有国子监明经，失姓名，昼寝，梦徙倚于监门。有一人负衣囊，衣黄，访明经姓氏。明经语之，其人笑曰：“君来春及第。”明经因访邻房乡曲五六人，或言得者，明经遂邀入长兴里毕罗店常所过处。店外有犬竞，惊曰：“差矣。”梦觉，遽呼邻房数人，语其梦。忽见长兴店子入门曰：“郎君与客食毕罗，计二斤，何不计直而去也？”明经大骇，褫衣质之，且随验所梦，相其榻器，皆如梦中。乃谓店主曰：“我与客俱梦中至是，客岂食乎？”店主惊曰：“初怪客前毕罗悉完，疑其嫌置蒜也。”来春，明经与邻房三人梦中所访者，悉及第。
这段文字出自晚唐志怪小说家段成式所撰的《酉阳杂俎》，和“黄粱一梦”的故事异曲同工，将民间饮食和一个书生的入仕之梦缔结在了一起。所不同的是，在黄粱一梦中出现的主食是产自中国北方的黄米，而《酉阳杂俎》提到的这个参加明经科考试的书生在梦中吃的是一种叫“毕罗”的食物。这种食物传自西域，《酉阳杂俎》将其列入“衣冠家名食”，是当时在中原非常有名的一种面点。从上文的记载看，毕罗是按斤计量的，在长安销售这种西域美食最火的地方，应该是在长兴里。这个后来科举及第的考生，通过一个美丽的“毕罗之梦”达成了自己心中的夙愿，足见中国文人的梦境与中华饮食的联系是多么深远。
如果说《酉阳杂俎》记载的这个故事还是西域美食在唐人小说中的折射，那么在《朝野佥载》中记录的这则故事，则让我们看到胡风已经融入唐人的三餐之中。《朝野佥载》云：“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阶，合入三品，已团甲。因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则天乃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这个叫张衡的官员看来够倒霉的，不过是因为没控制住自己肚里的馋虫，在路边摊买了个新出锅的蒸胡饼，没有考虑到朝廷命官的威仪体面，当街骑在马上大快朵颐，便落得个被御史弹奏的下场，使本应升的职没升成。这则故事，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胡风饮食在唐代的风行。在路边摊烧得旺旺的炉火旁，一个个鲜香诱人的蒸胡饼让匆匆赶路的人停下脚来，就连王公贵胄，为了能吃个热乎，吃个新鲜，也可以全然不顾形象体统，这才是大唐美食的魅力所在！
当然，在包罗万象的大唐舶来饮食中，胡族肉食的种类和做法也让喜欢接受新奇事物的大唐子民迅速成为它的拥趸。有一道名为“浑羊殁忽”的特色菜肴便是胡风汉化的结果。这道菜的做法是，将肉和糯米用五味调好，塞入去除内脏的仔鹅腔内，将仔鹅装入剥皮去内脏的羊腹中，然后用线缝合，放在火上烤，最后将仔鹅取出食用。这种做法，就是借鉴了胡人的“胡炮肉法”，并结合汉人的饮食习惯做了稍许改进。
除了烹制上导入胡风，一些蔬菜的引入更为丰富唐人的餐桌提供了多种可能：像源自波斯的菠菜，在唐人看来，不仅味美，且有解毒的功效；胡瓜、胡芹、酢菜、甜菜这些西域菜蔬，更是在唐人饮食中司空见惯，尤其是制糖法的导入，更让唐人的味觉变得丰饶起来。
主人雕盘盘素丝，寒女眷眷墨子悲。
乃言假使饧为之，八珍重沓失颜色。
——司空曙《长林令卫象饧丝结歌》（节选）
司空曙的这首诗，说的正是糖在唐人菜肴中的作用。据《本草纲目》记载，制糖之法“法出西域，唐太宗始遣人传其法入中国。以蔗汁过樟木槽，取而煎成。清者为蔗饧，凝结有沙者为沙糖。漆瓮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为石蜜、为糖霜、为冰糖也”。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传自西域的制糖法已经在唐代民间广泛推行，它们和同样传自西域的胡椒等调味料品一起，共同构成了唐人的五味，融入了唐人生活的苦辣酸甜。
与林林总总的大唐美食相伴生的，是繁华热闹的食材市场和人声鼎沸的店铺酒肆。
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
惟生哀我未平复，为我力致美肴膳。
遣人向市赊香粳，唤妇出房亲自馔。
长安冬菹酸且绿，金城土酥静如练。
——杜甫《病后遇王倚饮赠歌》（节选）
杜甫这首诗，是他在滞留长安时所作。本来就烟火不举，又生了一场大病，杜甫不由顾影哀叹自己“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但遇到友人王倚，却让诗人的身体康复了大半。友人很热情地请他吃饭，不仅召唤家人去市场买米，且让妻子亲自下厨。从这首诗里，我们能看到王倚和杜甫深厚的友谊，同时也知晓了一个信息，那就是，长安当时的市场已是相当丰富和便民。人们临时要买点粮食做饭，去粮市上就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随着唐代商品流通的活跃，长安郊区“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而这种粮市的繁荣，显然不局限于京师。在各类文献记载中，我们看到，山东的莱州、江西的洪州和福建的漳州都已经出现粮食交易的市场，甚至地处西北边境的西州，粮农们的叫卖声也是此起彼伏。从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处墓葬出土的开元年间的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份当地人家的账目，其中记有“五月五日，六十籴面”，也就是说这户人家在这一天买面用了六十文钱。当万里神州的炊烟袅袅升起的时候，大唐子民们已经在遍布全国的粮市中，感受到生活的便捷。
肉类市场的发展和粮市并驾齐驱。唐人的食肉之风拉动起屠贩业，这些屠贩业者，多为家传。他们宰杀的一般都是家养牲畜，也有贩卖来的，但都是现宰现卖。在长安最热闹的东西两市，大大小小的屠肆，是他们比拼手艺的擂台，更是他们养家糊口的阵地。长安如此，各地亦然。《太平广记》曾记录了一件发生在晋州屠肆的趣事，说是有一屠户在市东杀猪，本以为已经将猪杀死了，没想到猪竟没死，而是一路流着血狂奔到了市西，在一家店铺主人床下藏了起来。这个屠户拿着刀满头大汗地追过来，人们都问他出了何事，这屠户便讲清来由，并说自己杀了一辈子猪，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怪事，说着就要去床下拖拽这只猪。周围看热闹的人纷纷责怪这个屠户，最后竟然一起凑钱从屠户手中赎回了猪的性命。这只特立独行的猪，无疑交了“猪生”难得的好运。而说到在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屠户，也有转运的时候，据说中宗朝卖官鬻爵之风极盛，“斜封得官者二百人”，其中，穿上官服坐上高位的屠户，大有人在。
繁荣的粮市，红火的肉市，只是大唐食材市场大流通、大开放的一隅，“城边鱼市人早行，水烟漠漠多棹声”（张籍《泗水行》），在琳琅满目的鱼市，新鲜的河鱼海鱼等各类水产，能让赶早市的大唐百姓吃上渔民们起早打来的第一船美味；“晓日提竹篮，家僮买春蔬。青青芹蕨下，叠卧双白鱼”（白居易《放鱼》），在喧嚣热闹的菜市买菜的，不仅有像白居易这样的达官贵人的家僮，也有最普通的市民；日本僧人圆仁所云“遇五台山金阁寺僧义深等往深州求油归山，五十头驴驮油麻油去”一事，让我们看到在长安之外油市的普遍；而在《太平广记》中所载道士张谨“尝客游至华阴市，见卖瓜者，买而食之”，则说明了果品市的繁盛……这些商业行市的涌现，无疑让唐人在购买食材时有了更细致的划分和更明确的市场指向。
与各类细分的商业行市相应和的，是各类食肆餐馆。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饼类等面食是唐人尤其北方唐人的主食，和这种需求相适应，在长安街头，大大小小的饼肆生意格外红火。《资治通鉴》曾记载，顺宗朝王叔文集团搞“永贞革新”的时候，许多人为了攀附王叔文，都得排队等着他接见，而他们等候的地点，就在长安坊中的各类饼肆之中，可见在长安，饼肆已呈现鳞次栉比之势。当然，这些卖饼的店家之间竞争也很激烈，他们每天很早就起来营业，但由于地界和营销方式的优劣，这些卖饼的店家也是贫富参差，有的生意火爆，有的则贫窘可怜。
除了遍布城市的饼肆，各类餐馆也比比皆是。据陶谷《清异录》记载，在长安城内，有个人呼张手美的餐馆，生意相当兴隆，“水产陆贩，随需而供，每节则专卖一物，遍京辐辏号曰浇店”。能达到“遍京辐辏”的程度，说明张手美餐馆确实经营得有特点，不仅菜品丰富，而且厨师的手艺高超，尤其是它“每节专卖一物”的营销方式，应当是早早就深谙了商业的“饥饿营销”战术。餐馆是大快朵颐之地，自然也是拉近关系之地。《广异记》中讲述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个叫李洽的人被阎罗王所派捕吏抓获。这几个捕吏押着李洽经过市场，“见诸肆中馈馔，吏视之久”，李洽便问：“君欲食乎？”捕吏点头，于是李洽“乃将钱一千，随其所欲即买。止得一味，与吏食毕，甚悦”。这李洽慷慨地请捕吏们吃了顿好饭，捕吏们对李洽的态度自然会好起来，且面授机宜。后李洽被送回，“因此得活”。
今年春已到京华，天与吾曹雪怨嗟。
甲乙中时公道复，朝廷看处主司夸。
飞离海浪从烧尾，咽却金丹定易牙。
不是驾前偏落羽，锦城争得杏园花。
——黄滔《喜陈先辈及第》
唐朝饮食业的高度发达，带动的是上至官场下至民间的饕餮之风，大到一次极致奢华的皇家飨宴，小到普通百姓的团圆之聚，品种翻新富于变化的大唐美食，和皇帝的排场、官员的升迁、举子的登第、百姓的欢乐紧密缔结在一起，构成了大唐特有的风情画卷。晚唐诗人黄滔的《喜陈先辈及第》中所提及的“烧尾”一词，正是风行于唐代的特有的宴会形式。
关于“烧尾”一词，学界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指新授官员按例向皇帝献食，名曰“烧尾”。《旧唐书?苏瑰传》载：“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许献食，名为烧尾。”有唐一代，烧尾之风自太宗贞观朝起，渐成惯例。文武官员们职位晋升了，需要请客吃饭，而这些爵加一等的官员要请的“客”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皇帝！按理说，皇帝水陆八珍什么没吃过，但从太宗到高宗、从武后到中宗，哪一朝皇帝好像都十分在意大臣们的这份“烧尾”献食。高宗李治打赢了高丽，群臣使出浑身解数，拿出家里厨子最好的手艺，进献给高宗，高宗特意安排在玄武门观德殿接受朝贺。武后当政，建安王武攸宜“辄献食一百轝。伏知金鸡瑞鼎，盈上帝之珍羞；玉女行厨，尽群仙之品味”。到了中宗朝，献食之风尤盛，唐人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记录了一场盛大的烧尾之宴：
中宗时，兵部尚书韦嗣立新入三品，户部侍郎赵彦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复旧官，上命烧尾，令于兴庆池设食。至时，敕卫尉陈设，尚书省诸司各具彩舟游胜，飞楼结舰，光夺霞日。上与侍臣亲临焉。既而吏部船为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觞献寿。上问：“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呼之，遇户部双舸，上结重楼，兼声乐一部，即呼至岸，以纸书作“吏部”字贴牌上，引至御前。上大悦，以为兵部不逮也。俄有风吹所帖之纸，为嗣立所见，遽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纸见“户”字，大笑。嗣立请科湜罪，上不许，但罚酒而已。
在这段记载中，有四个字引人关注，那就是“上命烧尾”。当官员升迁之后的献食渐渐发展成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官员们的“烧尾宴”已经由当初的主动为之变成了一纸诏命。文中所说的这三个人，兵部尚书韦嗣立、户部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崔湜都得到了晋升，焉有不献食感谢浩荡皇恩之理？皇帝兴致好，将三人献食的地点选在了碧波荡漾的兴庆池，这三位高升的官员当然不敢含糊，纷纷飞楼结舰赢得皇帝欢心，为了不失颜面，崔湜还使了点偷梁换柱的小聪明，结果被人识破，好不尴尬。如果说这段文字只是通过这些盛大的献食声势，让我们对一千多年前的那场烧尾宴浮想联翩，那么，同样是在中宗朝，一个叫韦巨源的人在官拜尚书左仆射之后所献的烧尾宴，则成为唐代有关烧尾宴的记载中，唯一留下菜谱的一次。在这份豪华的菜谱中，共罗列了五十八种菜品，每一种菜品都注明了用料及制作方法，无论是清炖、蒸煮、煎炸，还是烧烤、爆炒、腌渍，都匠心独运，颇具创意，而这还只是菜谱，至于面点，更是达到二十五种之多。一场烧尾宴，已然成为臣子们竞奢邀宠的载体，而接受朝贺的皇帝，则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美食大餐中，建立起九五之尊的神圣与威仪！
“烧尾”的另一解释，便是前面那位叫黄滔的诗人所说的语境了，即学子新登第时的贺宴。关于“烧尾”之“尾”，一说是指“虎尾”，“说者谓虎变为人，惟尾不化，须为焚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受，如虎得为人，本尾犹在，体气既合，方为焚之，故云‘烧尾’”。二曰羊尾，“云新羊入群，乃为诸羊所触，不相亲附，火烧其尾则定”。三为鱼尾，唐人传说“鱼化龙时，雷火烧尾”，喻指进士及第，鱼跃龙门。晚唐诗人黄滔的那位亲友，正是在登第之后，摆了一道烧尾宴，答谢宾朋。时隔千年之后，我们仿佛还能听到当时的觥筹交错之声，数年寒窗苦读，一朝荣登富贵，这顿烧尾宴应该是花了不少钱，但主人的这次请客，无疑是他人生最高兴最畅快的一次！
登第的举子们完成人生一大夙愿，自己要请客吃饭；皇帝将天下人才纳入彀中，也要大宴群臣。从中宗神龙年间至僖宗乾符年间，历经一百七十余年，唐代皇帝们每年春天都要在发榜之日于曲江之滨大宴群臣，新科进士们享用着皇帝赐予的美食，欣赏着曲江边上的丽人之舞，心中的骄傲便也达到了顶点。这也就难怪几次科举落第的黄巢看着歌吹震天的曲江盛宴气得咬牙切齿。“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写过那首著名的反诗之后，他在老家山东拉起一支义军队伍，最终杀入长安，不仅让大唐帝国气息奄奄，更让一年一度的曲江之宴彻底封存！
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
秋日梁王池阁好，新歌散入管弦声。
——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节选）
献食也好，赐食也罢，说到底是上流社会之间的觥筹交错，而真正的民间之乐，同样融汇在大唐饮食业的繁盛之中。王建的这首诗所描述的“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的场景，正是当时唐代汴州的喧嚣热闹的夜市。中唐以后，夜市开始大量出现，灯红酒绿之中，三五好友在餐馆食肆或是聚会小酌，或是亲朋故旧推杯换盏出拳行令，构成了大唐五彩斑斓的夜生活，而这种夜生活越往南走，随着气温的升高，越是热闹。这其中，最具人气的当属苏州的夜市船宴，“宴游之风开创于吴，至唐兴盛”。清顾禄在其《桐桥倚棹录》中云：“沙飞船，多停泊野芳浜及普济桥上下岸。郡人宴会与估客之在吴贸易者，辄赁沙飞船会饮于是。船制甚宽……艄舱有灶，酒茗肴馔，任客所指”，“船之大者可容三席，小者亦可容两筵”。
这种风俗在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更是发展到极致，随着山塘河被凿通，人们乘船夜宴游虎丘之风日盛。当潺潺的流水声被船上鼎沸的食客之声淹没，当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在水面投射出美丽的倒影，一起醉倒的，便不是一船船的唐人，而是一个歌舞升平的王朝。
更重要的还是各地菜系的交流与融通，长安、益州的百姓可以吃到正宗的岭南菜和淮扬菜，而扬州、杭州大大小小的北食店、川食店也在挑逗着人们的味蕾。一个帝国的兴盛，饮食业的繁荣无疑是晴雨表，当丰富多样的主食搬上人们的餐桌，当颇具创意的菜肴香飘街衢巷陌，当遍地胡风打开唐人的胃口，当餐馆食肆丰富起人间的烟火，我们要说，这就是大唐，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浪漫情怀和创新精神的大唐！
将进酒，杯莫停
提到大唐饮食，酒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在这个轰轰烈烈的王朝存续的历史段落中，酒是开胃剂，它打开了唐人大快朵颐尽享珍馐美馔的胃口；酒是助兴剂，生在莺歌燕舞活色生香的大唐，太需要浮上一大白了，唯其如此，才配得上那个豪放的时代；酒更是燃情剂，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唐代诗人，有多少不是因杯中之物激发了生命的灵感？有多少不是在唱酬应和之中，写出了脍炙人口传诵千载的佳作？是酒，让这个王朝在醉了自己的同时，也醉了后世千年；是酒，让这个帝国在信马由缰的同时，也拥有了磅礴的诗意和感性的光芒！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当汩汩而出的玉液琼浆流经唐朝，更是散发出醉人的醇香。在唐以前，平民造酒、饮酒多有禁令，相传夏禹时期的仪狄发明了酿酒技术，他因“始作酒醪”，“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这段记载于《战国策》的文字，让我们知道，自中国有酒之日始，便有了严格的酒禁。到了汉代，酒禁似乎就更加严苛了，汉律中曾特别强调：“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这些前朝统治者也许都不喜欢他们的臣民天天沉歌醉舞的样子，但当骨子里融入了胡人气血的李唐王朝接着续写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放开酒禁，就仿佛抑制住了它的呼吸，而打开一个个酒坛，也就打开了唐人的精气神！
由此，唐人酿酒之多，饮酒之盛，便成为这个王朝一道特有的风景。唐朝的历代皇帝都将百姓饮酒视为一件“政和民乐”之事，唐穆宗听说公卿士庶“时为欢宴”，甚至还说过“时和民安，甚慰予心”这样的话。而除了不禁酒，作为皇都的长安，还多次“特免其榷”，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一座酿酒不纳税的城市，这自然吸引了各地的酿酒高手贩酒商旅会聚长安，在此开坊兴业。有了这些政策的推动，长安人乃至整个大唐子民，还愁没有名酒可喝，没有佳酿可醉吗？
让我们来看看《唐国史补》里列出的一串唐代名酒吧，“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之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在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盛行于唐代的十四种名酒，它们分别来自湖北郢州、浙江乌程、河南荥阳、陕西富平、四川成都、山西永济、广东广州、四川双流、江西九江，再就是都城长安的几种酒。
显然，从地域分布看，这十四种酒已经是遍及大江南北，而要说到这十四种酒的名气，更是让人叫绝。郢州春酒一直都是名声在外，据说一个叫张去奢的官员做了该州刺史之后，更是任用郢州人为酒正，将郢州春酒打造成了一款御用佳酿。而若下酒的名声，则是被诗人白居易传开的，我们来看看他的这首诗：
既备献酬礼，亦具水陆珍。
萍醅箬溪醑，水鲙松江鳞。
侑食乐悬动，佐欢妓席陈。
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
——白居易《郡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节选）
“萍醅箬溪醑，水鲙松江鳞。”老饕白乐天这两句诗，描绘的正是一次盛大的酒宴。酒宴之上，有江南佳丽助兴，有松江鲜鱼可食，当然，更少不了当地佳酿——若下酒，酒过三巡之后，白居易借着微醺，一首佳作便脱口而出。白诗本来就是“老妪能解”之诗，随着此诗在坊间的迅速流传，若下酒自然也便香飘大唐了。
在《唐国史补》所罗列的名酒名录之中，有一种酒直到今天仍是酒中名品，那就是产自唐时剑南道的四川剑南春酒。四川酒史悠远，早在巴蜀时代，蜀人就将酒作为祭祀之物。到了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溺情私奔当垆卖酒的故事，则为四川的酒文化平添了一分浪漫。而进入唐代，“天府之国”更是成为中央政权的“大后方”，繁荣的商业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好酒频出，剑南烧春便是遐迩闻名的一个品牌。剑南烧春的主产地在成都，是一种浓香的烧酒。在成都地区特有的水质和特有的微生物的共同作用下，剑南烧春醉人的酒香弥散在巴山蜀水之间，也弥散进唐人的诗行。“歌从雍门学，酒是蜀城烧”，李商隐对其念念不忘；“制衣新濯锦，开酝旧烧罂”，这是贾岛送友人雍陶及第回成都宁亲时对他提起的一点乡愁；“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这是雍陶回成都喝上剑南春酒后，将自己的缱绻乡愁倾倒进了一只只酒坛……
当然，科举登第的雍陶不想回长安只是说说而已，回到长安，同样还是能够喝到家乡美酒——由于之前提及的一系列免税政策，生活在长安的唐人幸福地拥有了品尝天下美酒的自由。而要说到许多土生土长的长安人最喜欢喝的，还是长安的地产酒——在长安西市，出产一款著名的“西市腔”，喝来回味绵长，为长安人所钟爱。而长安常乐坊虾蟆陵酒肆出产的郎官清、阿婆清，不仅是普通百姓喜爱的杯中之物，更是五陵公子们热衷的一款好酒，盛唐诗人谢良辅曾有诗为证：
忆长安，腊月时，温泉彩仗新移。
瑞气遥迎凤辇，日光先暖龙池。
取酒虾蟆陵下，家家守岁传卮。
——谢良辅《忆长安?十二月》
谢良辅被誉为越州诗坛盟主，其诗虽流传不多，却简洁隽永，他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长安人在正月里家家户户去虾蟆陵酒肆沽酒的盛况。当然，好饮的唐人可不仅仅局限于汉人酿制的美酒，那些西域佳酿同样也是唐人的心头好，前文所提及的三勒浆便是其一。三勒浆，是指用“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三种西域果子制成的一种果酒，“法出波斯”，多由胡人经营。由于此果酒与酒类同，又带有果味，颇受唐人喜爱。而说到由果子酿成的西域之酒，一定要提到葡萄酒。刘复《春游曲》中提到的“细酌蒲桃酒，娇歌玉树花”，说的就是当时颇为名贵的葡萄酒，而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更让我们在谛听古战场马鸣风萧萧的同时，将思绪带入那个人们在葡萄酒的助兴之下欢饮达旦的大唐时代。“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这段出自《礼记?月令?仲冬》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掌握了酿酒的关键技术，意识到了选料、制曲、炊渍及水、火、容器的重要性。而时间走到唐代，先民们历经千年的酿酒之法也有进一步的改进与提升。
一坛好酒，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首要的，是酿酒的原料。黍在北方广泛种植，产量极高，一般都作为酿酒的主要原料。到了唐代，随着“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南方的稻米随之成为酿酒的上好原料。“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杜甫这首《赠严二别驾》所提到的曲米，即指稻米。当北方的麦浪和南方的稻浪一起交叠起金黄色的秋收图景，整个大唐便开始进入一个醉人的时刻。
如果说“秫稻必齐”是酿酒的第一步，那么“曲蘖必时”则是关键的第二步。制曲技术的高低，决定了所酿之酒的醇酽程度。在唐以前，制曲的原料主要是小麦，将其蒸熟，用水溲和捣拌，放置阴凉处发酵，制成砖形的曲饼，晒干后就可作酿酒之用。这种以小麦为原料的曲饼又被称作大曲，优点是制曲技术悠久，工艺成熟，缺点则是酿酒时用曲太多而出酒率不高。随着唐代南方稻米产量的提高，一种相对于大曲而言的“小曲”开始走进酿酒的工艺流程之中。“小曲”的原料是稻米，制曲时，“杵米为粉”，溲和成粉团之后，阴干发酵月余即成，酿酒时以其溲和糯米压制，出酒率甚高。
三面楼台百丈峰，西岩高枕树重重。
晴攀翠竹题诗滑，秋摘黄花酿酒浓。
——许浑《寄题华严韦秀才院》（节选）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酿酒的季节——“秋摘黄花酿酒浓”。素有“千首湿”之称的晚唐诗人许浑，创作的每首诗几乎都与水有关，这一首则让他的诗歌直接溢出了酒香。当然，对于散布大唐全域的酿酒人而言，一年四季都是制出佳酿的好时节：“从来作春酒，未省不经年”，这是王绩笔下的春酒时刻；“酒醅晴易熟，药圃夏频薅”，这是刘禹锡记录的夏季酿酒；“新雪对新酒，忆同倾一杯”，这是白居易对冬雪酿酒的一份诗化记忆。而最富诗意的酿酒，莫过于《投荒杂录》中记载的南方地区的许多酿酒方式，内中云：“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时，置酒罂，密固其上，瘗于陂中，至春涨水满，不复发矣。候女将嫁，因决陂水，取供贺客。南人谓之女酒。味绝美，居常不可致也。”同样，这也是在冬季酿酒，但南方人的这种酿酒方式已经融入了浓浓的亲情，延续至今的绍兴“女儿红”，正是沿用了唐人的这种酿酒技术。千载而下，我们已经无法统计有多少坛这样的美酒送走了一个个出嫁的女儿，但我们相信，舐犊之情在历史的时空里，早已弥漫成醇厚的酒香，千年不散，越久越浓。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白居易《问刘十九》
白居易这首著名的《问刘十九》，已经成为人们约酒叙旧的委婉表达。“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人们在吟诵这首诗的时候，脑海中立刻会浮现出一幅温馨的候友赴约的画面，但同时，也会对跳进诗人诗行的“绿蚁”二字生出一丝疑惑：绿蚁，莫非是绿色的蚂蚁不成？其实，白居易的这首诗，恰恰道出了唐人酿酒时的一个有趣的环节——漉酒。由于新酿的酒上面浮起酒渣，色微绿细如蚁，所以被白居易趣称“绿蚁”。一般而言，出现了“绿蚁”，便表明酒质初熟，可以开瓮直饮，若想让酒的色质更加纯美，则需要一道过滤的工序，也就是漉酒的工序。漉酒时，在酒瓮上置一酒床，酒床中空，绷以滤巾，亦称漉巾，将带有浮渣的初酒一点点倾倒于漉巾上，滤去浮渣，让酒徐徐下渗，最终一坛甘洌清香的美酒便酿制完成。当然，漉酒这道工序也可随喝随漉，友人们来饮酒了，可以用一种竹编致密的笊篱临时去除一些浮渣，现漉现喝，也别有一番情趣。
身处开放包容的时代，唐人的酒坊里，已经不单纯地用祖宗传下来的技法酿制出一瓮瓮的美酒，一些舶来的酿酒技术尤其是西域的酿酒技术，同样也在丰富着唐人的杯觥。随着胡风东渐，唐人不仅对胡饼这类面食司空见惯，许多酒类如葡萄酒，也开始受到唐人的喜爱，饮葡萄酒，成为王公贵族身份的象征。事实上，中原人对产自西域的蒲萄酒并不陌生，《博物志》载：“西域有蒲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云：‘可十年饮之，醉弥月乃解。’”而说到将葡萄酒的酿制方法传入中原，则是在唐太宗平定高昌之后，史载：“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即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唐太宗这位马上天子，在将帝国的疆域拓展得空前广大的同时，也以“天可汗”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导入了西域的酿酒之法，让唐人的杯中之物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汉人白酒的酿制工艺不同，葡萄酒遵从葡萄自然发酵的原理，无须用曲蘖，喝起来口感甘美。当时，凉州葡萄酒最为著名，据说唐穆宗饮过此酒后，曾对其大加赞赏，称“饮此酒顿觉四体融合，真‘太平君子’也”。
醽醁胜兰生，翠涛过玉薤。
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
——李世民《赐魏徴诗》
当大唐的酒香在空气中愈积愈浓，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都涌现出许多酿酒的名匠，自唐始，朝廷更是专设了酝酿机构，由光禄寺负责，下设良酝署统领宫廷和京城官府用酒。宫廷御用酒坊当然不乏酿酒的高手，但让唐太宗啧啧称赞的酒，却是来自身边一位重臣的家酿，他，便是以直言进谏著称的魏徵。“醽醁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这首诗，正是唐太宗赐给魏徵的。此诗题下曾有注云：“魏徵善治酒，有名曰醽醁，曰翠涛。世所未有。”由是观之，魏徵不仅是一位忠耿之臣，同时也是一位酿酒大师。据说魏徵所酿的“醽醁”“翠涛”酒，均用金瓮贮藏十年，味道醇美，已经远远超过了汉武帝时的名酒——百味旨酒“兰生”和隋炀帝时的名酒——“玉薤”。
和魏徵一样，在酒香四溢的大唐，很多官员也是出色的酿酒师。初唐的太学府史焦革，“家善酿酒，冠绝当时”；“酒中八仙”之一李琎的家酿，“四方风俗，诸家材料，莫不具备”；而写下“开瓶泻尊中，玉液黄金脂”的白居易，更是每逢除夕，便将自酿的美酒遍赏乡邻。当博采众长的酿酒技艺亮相于大唐的各处酒坊，当醇厚的酒香在宫廷与民间氤氲开来，大唐，焉能不醉？
与迅速发展的酿酒业相伴生的，是热闹喧哗的饮酒热潮。《新唐书》记载，到了唐代太和年间，酒产量巨大，“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十六万余缗”，千文为缗，百五十六万余缗，也就是十五亿六千余万文，而根据这段记载之前的一句小引“贞元二年，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来看，酒的产量已经达到了千万斗以上，足见唐人“海量”。喜欢饮酒的唐人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常常是“度其经用之余，尽送酒家”，尤其是“及天宝以来，海内无事，京师人家多聚饮”。逢年过节要饮酒，朋友相聚要饮酒，分手话别要饮酒，升官晋职要饮酒，酒已然成为唐人相互沟通的媒介，加深情感的纽带。而为了浮一大白，唐人的率性也彰显无遗，“脱貂贳桂醑，射雁与山厨”，这是用身上的华服换酒；“把取菱花百炼镜，换他竹叶十旬杯”，这是用名贵的铜镜换酒；“且卖湖田酿春酒，与君书剑是生涯”，这是干脆要把田产卖了换酒……这些被写进《全唐诗》的换酒方式，当然不乏诗人们的夸张，但也着实反映了唐人对酒的痴狂程度。
《开元天宝遗事》有这样一则故事，说是有个叫王元宝的富商，每年冬月大雪之际，都会令仆人在自家坊巷口扫出一条道来，躬身立于坊巷前，干什么呢？他要招呼过路的每个陌生人到自己家里喝酒，谓之暖寒之会。今天看来，王老板的行为应当视为富人的一种慈善之举，而从另一个角度，则佐证了当时的唐人是有多么好饮啊！能喝上几杯，尤其是被素不相识的人拉去免费喝上几杯，这一天的心情想必都是美美的，而这个叫王元宝的富商每年破费一点，既能博个好客乐善的名声，又能进一步做大自己的生意，何乐而不为呢？
与唐人的“海量”相应，是唐人繁荣兴旺的酒肆。在长安最活跃的商业区东市和西市，遍布大大小小的酒肆，宾客盈门，欢声不断。至于外郭的虾蟆陵一带，因是产酒盛地，更是酒肆遍地，“翠楼春酒虾蟆陵”，说的就是虾蟆陵酒肆的热闹繁华。除了京师长安，各地的酒肆同样也是生意红火。在酿酒业发达的四川，酒肆之多，直接被张籍写进了诗里：“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据说唐时成都有个举子中了进士，宰相李固言看了他的“报状”，得知他“家以当垆为业”，便“处分厢界，收下酒旆，阖其户”，他的家人十分不舍，“犹拒之”，可见当时川人开酒肆者众多。当然，其他地方的酒肆盛况同样也能在文字中找到：“城衔西面驿堤连，十里长江夜看船。渔市月中人静过，酒家灯下犬长眠”，这是诗人张祜笔下的洪州；而人们耳熟能详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笔下的小酒馆已经直接开到了乡野阡陌之中。
民间的饮酒之风盛行而浓烈，宫廷的饮酒之风就更不消说了。《新唐书》曾记载了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宴请回鹘朝贡官员时的盛况，“殿前设高坫，置朱提瓶其上，潜泉浮酒，自左阁通坫趾注之瓶，转受百斛镣盎，回鹘数千人饮毕，尚不能半”。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是在唐代宫廷，已经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斟酒方式：在殿前临时建起一座高台，台上放置一个大瓶，于左阁埋地下管道，御酒通过管道直达台下，再往上注入大瓶，大瓶再有管道将御酒引出，注入饮者的杯中。这很像我们今天的自来水，只不过，这条管道汩汩流出的，已是香气扑鼻的“自来酒”。其次，从这段记载中，我们还能看出皇家用酒的排场。按照唐代的计量单位换算，一斛相当于今天的六十升，就是小斛也相当于今天的二十升，而这次宴会是“转受百斛镣盎”，也就是说，当时的“天可汗”唐太宗一高兴，竟用两到六吨酒款待了这个回鹘使团，可见宫廷酒的消费量之大。
当然，除了款待周边的少数民族要用到酒，日常的祭祀、宴会也要大量用酒。唐代仪制规定：每月初一、十五，即朔望日，因皇帝向诸陵荐食，不能亲临正殿，因而百官九品以上便到便殿觐见皇帝。廊下食便是基于朝参百官的实际需求而设的。贞观四年（630）十二月，朝廷下诏云：“所司于外廊置食一顿”，也就是说，朝参之日，朝廷会命相关部门在朝堂外廊招待百官一顿，以示皇恩。想一想，每月宫廷要准备两次大规模的廊下食，再加上日常的各种宴会，酒的需求量应当相当大。
当然，皇帝显示浩荡的皇恩可不单纯局限于与官员们及各国使节们的宴饮，更多的还要与民同乐，而与民同乐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赐酺”。所谓赐酺，就是皇帝特许臣民欢聚饮酒的仪典。唐以前，皇帝们也都曾在全国范围内搞些赐酺的仪式，到了唐朝，随着国运昌隆，赐酺就更加频繁了，新皇帝继位了要赐酺，改元、生子了要赐酺，出现祥瑞了要赐酺，立太子、皇孙满月要赐酺，祭祀明堂、山川要赐酺，打了胜仗更要赐酺，而赐酺的天数，少则三天，多则九天，足见仪典之盛，排场之大。
赐禊东城下，颁酺曲水傍。
尊罍分圣酒，妓乐借仙倡。
——白居易《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节选）
白居易这首诗，描述的是唐宪宗一次赐酺的盛况。《说文》有云：“王德布大饮酒也。”皇恩惠及天下，没有酒是万万不成的。“尊罍分圣酒”，大唐子民分享的，是醇厚的美酒，更是王朝的荣光。每到赐酺之日，便是百姓的狂欢时刻，不仅可以纵情畅饮，还可以看到各种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开天传信记》曾对唐玄宗的一次大酺作过这样一番记载：
上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竞作，人物填咽。金吾卫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谓力士曰：“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乐，与百姓同欢，不知下人喧乱如此，汝何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下试召严安之处分打场，以臣所见，必有可观。”上从之。安之到，则周行广场，以手板画地示众，曰：“逾此者死。”以是终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画曰“严公界境”，无一人敢犯者。
显然，唐玄宗的这次大酺是热闹空前的，以至于他不得不找个得力的臣子划出个“严公界境”来维持秩序。但这段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身处承平时代的大唐子民们，已经在升腾的酒香中沉醉。是酒，激活了大唐王朝的个性；是酒，点燃了大唐王朝的热情！
毫无疑问，在酒中张扬个性释放热情达到最高点的一群人，正是以一部《全唐诗》树起中国文化标杆的唐代诗人群体。这个诗人群体，与酒的关系是如此密不可分。得意，失意，聚首，离别，感世，抒怀——没有酒的导入，他们就不会将人生的这些情绪落诸笔端，付诸文字；没有酒的发酵，他们就不会将生命的细节滋生成美丽的韵脚，放大成传诵千年的诗篇！
还是让我们放眼全唐初盛中晚四个时期，领略一下这四个时期“酒仙”级的诗人吧！
先来看初唐诗人王绩。王绩一生三仕三隐，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放弃了六合县丞的官职回归故乡，是因为酒，在任期间，“嗜酒不任事”；他乐得讨个待诏门下省的虚职，也是因为酒，因为有了这个资格，朝廷便“每日官给酒三升”，侍中陈叔达听闻王绩好饮，干脆自作主张，将王绩的供酒增至一斗，时称“斗酒学士”；而他自请去担任一个太乐丞的闲职，还是因为酒，他听说太乐史焦革家擅酿美酒，就直接奔着酒香去了！及至后来隐居不仕，王绩更是终日与酒为伴，在其五十余首诗歌中，涉及酒的诗就占了一半之多！不仅如此，王绩还依循焦革家酿酒法，兼采杜康、仪狄以后善酿之法编为酒谱，并以酒濡墨，一挥而就完成了《醉乡记》《五斗先生传》等雄文，被太史令李淳风誉为“酒家之南、董”。国力处于上升期的初唐，有了一个王绩，便奠定了一种疏狂奔放的唐人气质！
再来看盛唐酒仙李白。李白是诗中之仙，更是酒中之仙，其骨子里的胡人血统与巴蜀的中华传统甫一结合，便酿出了李白击剑酣歌的豪情。这位深得酒趣的诗人，曾用组诗《月下独酌》，将自己对酒的沉醉悉数倾泻其中，除了最脍炙人口的那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下面的这首更是写得酣畅淋漓：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
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
——李白《月下独酌（其二）》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一组千古绝唱《月下独酌》，彰显出李白的孤傲。而在酒肆中呼朋引伴，尽情豪饮，同样是诗人应有的样貌，诗歌在酒中，才情在酒中，傲岸和清醒也在酒中。当“李白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成为酒仙和诗仙李白的生命标签，一首酣畅淋漓的酒歌便呼啸而出！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李白《将进酒》
如果说李白用一句“将进酒，杯莫停”，喝醉了整个盛唐，那么，当白居易以“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得意走进中唐，我们闻到的，已是伴着诗人达者的一路酒香。没有美酒，白居易不会梦回长生殿，写出悠悠《长恨歌》；没有美酒，白居易不会夜醉浔阳江，吟出绝唱《琵琶行》；而没有美酒，白居易更不会在退居洛阳时，以一组深情的《忆江南》打开记忆的闸门！“更怜家酝迎春熟，一瓮醍醐待我归”，自称“醉尹”的白居易曾云：“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且饮。”据说他不仅在家自酿美酒，晚年出门郊游时，更是在车中常备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上悬挂两只酒壶，常常是抱琴而饮，不醉不归。醇厚的酒香，激扬起才思，更让我们有幸在千年以后，在字里行间重构起大唐文人的精神风貌!
王绩、李白、白居易堪称初盛中唐的“酒仙”，那么，能代表晚唐的“酒仙”又是谁呢？在我看来，当首推皮日休。这位晚唐诗人的诗文多抨击时弊，吊民疾苦，鲁迅曾评价其“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的锋芒”，而在饮酒方面，皮日休也胜过许多晚唐诗人。他在《酒箴》中曾说，自己“性嗜酒，虽行止穷泰，非酒不能适。居襄阳之鹿门山，以山税之馀，继日而酿，终年荒醉，自戏曰‘醉士’。居襄阳之洞湖，以舶?载醇酎一甔，往来湖上，遇兴将酌，因自谐曰‘醉民’”。行走在风雨残唐，终日酩酊大醉的皮日休，其实更像是在用自己的“醉”唤得文字的“醒”。
当然，唐代文人们与酒渊源深厚的，远不止这四位。以金龟换酒、“骑马似乘船”、“落井水底眠”的贺知章，致仕之后回到故乡绍兴，借着浓郁的绍兴酒，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写出了他最著名的诗作《咏柳》《回乡偶书》。而曾与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杜甫，虽生活困顿，也要“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他惟妙惟肖地写出了“饮中八仙”的醉态，其实自己又何尝不是在醉境中完成了文字的嬗变与超越？他的那句“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甚至让晚他二百多年出生的宋真宗和群臣们坚定地认为，按照一斗十升，一斗卖三百钱，唐朝的酒价当是一升卖三十钱！至于灿若星辰的高适、孟浩然、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哪一个又不是以诗为号，以酒为媒，在酬答唱和中增进文人之谊，在曲水流觞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才情？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李白《少年行（其二）》
与文人的诗酒之会相应和的，是属于大唐的酒文化。除却笼筹、牙筹、香球、骰盘、莫走、鞍马、送钩、射覆这些被写进诗歌的酒令，一些能歌善舞的酒伎、艺伎的佐饮，更是激发出文人们的才思。关盼盼、刘采春、张窈窕、赵鸾鸾这些色艺双绝的名伎都曾让推杯换盏的诗人们诗情高涨，而李白的这首《少年行》中所提到的胡姬，更是以特有的西域风情让大唐的诗人们沉醉在美人、美酒、美境之中。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可以说，正是这群文人的醉饮酣歌，风云际会，为唐朝饮酒风俗的演进奠定了浪漫的基调，而当大唐子民们在酒坊的谷物蒸熏中守望着季候的轮回，在酒肆的欢声笑语中铺陈开世间的喧嚣，这个帝国也便有如一只巨大的酒坛，用近三百年时间，酝酿出一坛回味绵长的春酒，静等后人开坛漉滤，细细品尝……
一片树叶在大唐
这是一片可以用来制作饮品的叶子，和世上另外两大饮料——咖啡、可可一样，也来自山林草泽，只不过它的故乡在中国。据传它是上古神话中神农氏所尝百草中的一种，而最终成为“比屋之饮”，却是在泱泱大唐。这是一片最富文化内涵的叶子，顺着叶脉延伸开去，我们可以看到它遍及全球的辐射范围，可以看到它所承载的中国传统，它被注入的中国文化，它被赋予的中国精神，而这样的缘起，同样是在泱泱大唐！
是的，这片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树叶，就是茶。中国饮茶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相传早期人们饮茶是用来解毒的，《神农百草经》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而据《华阳图志》载，早在三千多年前，周武王伐纣之后，巴蜀等西南小国，就曾经以当地所产茶叶作为贡品献给周王朝。到了西汉时期，茶已由西南地区推向南方地区，用途也渐渐由最初的药用变为食用。进入三国时期，在当时中国茶叶的主产区，东吴的上流社会已经形成饮茶的习惯。据载当时东吴末帝孙皓终日沉湎酒色，常在宫中摆酒设宴，要群臣作陪，并立下规矩：每人以七升为限——不管怎样，每人必须喝下七升酒。臣僚之中有一个叫韦曜的，酒量只有两升，每次饮酒都苦不堪言。因为韦曜曾是孙皓的父亲南阳王孙和的老师，故孙皓对韦曜还算照顾，每次宴饮，孙皓都“密赐茶荈以当酒”，此后，“以茶代酒”的典故便流传开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齐秘书丞王肃因父被杀，投归北魏孝文帝，也随之将南方的饮茶之风带到了北方。据说王肃刚到北方，不习腥膻，常以茶解之，且一喝便是一斗，故被北朝士大夫讥为“漏卮”，这王肃为了尽快融入北方士族，也自嘲地将茶呼作“酪奴”，意即只配给酪作奴。然而尽管如此，茶风北渐已经在缓慢地进行。
真正让饮茶之风传遍大江南北，并深入民间的王朝，是以开放之姿走进历史的大唐王朝。对于茶在唐代的兴起，广泛流传的一种依据，来自一位名叫封演的天宝进士所撰写的笔记小说《封氏闻见记》，内中云：“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佛教自汉传入中国，其禅宗仪规无疑对饮茶风尚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到了唐代，佛教更加呈现出隆盛之势。彼时，数以十万计的僧人深居名山古刹，在香烟缭绕之中，专注一境，参禅自悟。由于坐禅之夜不能睡觉，且要求过午不食，而茶兼具提神醒脑、补充身体能量的功能，因此日渐成为僧人们栖身丛林的必需品。由此，在唐代星罗棋布的大小寺院中，种茶、制茶、研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规制，而在寺院的僧人分工中，也形成了以茶为内容的职能划分，如“茶头”僧，专事烧水煮茶，以备献茶待客，“施茶”僧，则专司为香客们惠施茶水。当奥渺的禅理在静坐与冥思中延宕，当佛国的茶香漫过指端，沁入心脾，“茶禅一味”便融入了贝叶经，汇成了千古诗。
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
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
——僧?皎然《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
活跃于大历、贞元年间的僧人皎然，据说是南朝谢灵运的十世孙。他能在唐代茶传播的进程中为其增加一份重量，不仅因为其佛学修为，更重要的，是他将茶入诗，在与友人们的唱和之中，将寺院的茶香飘散进了民间。当然，对“茶禅一味”的文字表述，并不止于这些方外之人的自我吟哦。“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倾人城，倾人国，斩新剃头青且黑。玉如意，金澡瓶，朱唇皓齿能诵经”，这是曾写出“一片冰心在玉壶”的王昌龄在描绘一位朱唇皓齿的比丘尼饮茶之后，以轻软的吴音诵读经书；“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人归远相送，步履出回廊”，这是天宝年间的诗人李嘉祐在状写寺院虚室空林的同时，用一句“啜茗翻真偈”，渲染着“茶禅一味”的内在逻辑……当越来越多的僧侣和信众将茶导入世俗凡尘之中，这片神奇的叶子也有了更多落入唐人杯盏的可能。
当然，佛教禅宗的崇茶，只是唐代“风俗贵茶”的一个原因，昌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才是促成唐人饮茶风尚的关键所在。如果说茶在唐以前，北方的饮用者还不多，甚至在《洛阳伽蓝记》中，还有“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的记载，那么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唐代，随着南北统一，交通发达，以及一些开明的政策的广泛施行，茶商开始大量出现，他们将南方的茶叶从水路、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客观上对茶在大唐全域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封氏闻见记》中说，在当时的社会，“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而唐人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也有“自梁、宋、燕、并间，人皆尚之”，茶商“数千里不绝于道路”的记载。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茶叶在南北方贸易流通的盛况。尤其进入中唐以后，饮茶之风更是吹遍全国，进入一个空前发展的时期，全国的产茶区已经达到了八个，包括四十二个州和一个郡。到了德宗建中元年（780），全国的茶叶产量已达一百万老担，相当现在十万吨的产量。而唐人之嗜茶，甚至达到了“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的程度。
静得尘埃外，茶芳小华山。
此亭真寂寞，世路少人闲。
——朱景玄《茶亭》
生活在武宗朝的诗人朱景玄，用这首平实简约的小诗，白描出一座设在崇山峻岭中的小茶亭。茶亭的设置，正是出现在饮茶之风盛行的唐代。这些茶亭一般都建在林间道旁，来往路人可随意取饮，不收分文。朱景玄笔下的这座“寂寞”小茶亭，其实并不寂寞，放眼大唐的山林草泽，驿路阡陌，这样的小茶亭可以说不计其数。它们是一处处飘散着茶香的公益的歇脚之处，更是唐人嗜茶喜茶的生动折射。
民间饮茶之风如此，宫廷饮茶之风尤盛。在唐以前，关于“茶”的名称可谓五花八门，《诗经》中称“茶”为“荼”，《尔雅》中称“茶”为“槚”，《方言》中称“茶”为“蔎”，《晏子春秋》中称“茶”为“茗”，《凡将篇》称“茶”为“荈”，《尚书?顾命篇》则将“茶”称为“诧”……真正为这片神奇的树叶赋予统一的名字，是在唐开元年间，当时有一部《开元文字音义》的书，书中将“荼”字减去一笔，定为单一的“茶”字。这部书是由唐玄宗作序而颁行的，有御批在首，谁敢不执行呢？而从唐玄宗统一这个“茶”字，我们已经足可感受到当时宫廷的饮茶之风了。
宫廷对茶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是在中唐之后。自唐代宗开始，为是满足宫廷饮茶之需，一整套定时、定点、定量、定质的贡茶制已经渐趋完善，并设有专门的官吏负责督造入贡。全国常年从事制茶的工匠达千余人，采制盛期，甚至“役工三万人”，而“岁贡一万八千斤”。这些贡茶，分布在大唐全域的崇山峻岭之中，雅州之蒙顶、湖州之顾渚、常州之阳羡、绵州之昌明、峡州之碧涧、寿州之黄芽、岳州之含膏、蕲州之团黄、建州之蜡面……这些出现在《唐国史补》中的名茶，无一不是宫廷贡茶，当这些贡茶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献往皇宫大内，皇帝妃嫔们已将饮遍天下名茶视为皇权的重要象征。
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
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
——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
中唐官员张文规的这首《湖州贡焙新茶》，与晚唐诗人杜牧的那首《过华清宫》相比，可谓异曲同工，只不过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是因为千里之外快马送来了荔枝，而张文规的“牡丹花笑金钿动”，则是因为“传奏吴兴紫笋来”。作为宫廷贡茶之一，紫笋茶颇受皇室贵族青睐，大历五年（770），宫廷特意在其产地浙江顾渚，建造了规模宏大的贡茶院。这座掩映于峰峦叠嶂中的贡茶院，是有史可稽的中国历史上首座茶叶加工工场。据说德宗朝有个叫袁高的官员被朝廷派去此地督制贡茶，看到茶农为赶制贡茶手足鳞皴，还要昼夜不停地“捣声不绝”，辛苦选纳，遂上书朝廷，请求减少贡茶数量，可见宫廷饮茶之盛。
如果说贡茶是宫廷为了实现王公贵族的口体之养推出的一项茶政，那么在中唐以后逐渐施行的茶税，则可以看出宫廷对茶叶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已经相当重视。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南移，肃宗即位时，江淮间的茶商、茶农、茶叶贸易与生产被视为一项重要财源，以充军需；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更是首开“税天下茶”，“十取其之”；及至贞元九年（793），茶税“岁则四十万缗”，庞大的税额，已然成为中央财政的重要支撑。
在唐朝茶政中，一项重要的政策的推行，就是开启了茶马互市。早在唐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时，就将茶叶带到了雪域高原，使以奶与肉食为主的藏人得茶之大益，达到“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此后，朝廷又推行与回纥等边地少数民族的“以茶换马”的政策，史称“茶马互市”。“往来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封氏见闻录》中的这段记载，说的就是始于唐朝的“茶马互市”。当商旅、马帮穿越丛林，走进高原，当驮工们背茶时拄着的铁杵在山岩上日久天长地砸出一个个深深的窝痕，绵延万里的滇藏、川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最终形成。伴着马嘶声，这三条贸易通道承载着以茶和亲、以茶输边的政治深意，走过漫漫大唐，并在此后的历史风云中不断拓宽，延续千年。
如果说历经岁月的淘洗，茶已经成为唐代近三百年历史中一根灵动的根脉，那么，真正让茶成为唐代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则应当归功于一个幽居林泉的隐者——陆羽。以一壶香茗沏泡自己的人生，临泉放歌的陆羽，在找到一份令人艳羡的逍遥与荣光的同时，也为茶——这片美丽的树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的流动，赋予了丰厚的文化意蕴。
生于唐开元年间的陆羽，本是一个可怜的弃儿，后被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收养。当时，智积禅师以《易经》自筮，占得“渐”卦，卦辞为：“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按卦辞将这个拾自乡野的孩子以陆为姓，以羽为名，以鸿渐为字。智积禅师好茶，陆羽专为其煮茶，天长日久，耳濡目染，渐渐学到了高超的采制、烹煮茶叶的技艺，以至于善于品茶的智积禅师到了非陆羽煮的茶不饮的程度。
然而，在丛林禅刹中长大的陆羽虽然天天都听着晨钟暮鼓，伴着佛号青灯，却并不愿意皈依佛门。有一次禅师要其抄写佛经，陆羽却问：“终鲜兄弟，而绝后嗣，得为孝乎？”在陆羽看来，佛门弟子生无兄弟，死无后嗣，而儒家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一来，出家人孝从何来？对于陆羽的这点质疑，禅师颇为恼火，当时便“使执粪除污塓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然而，这些惩罚好像并未奏效，就在被罚牧牛的同时，他却“潜以竹画牛背为字”（《新唐书?陆羽传》）。就在其十二岁时，陆羽终于得机逃出寺庙，加入了一个戏班子。因相貌丑陋，又有口吃，却幽默机智，陆羽常演一些丑角，颇受当时达官贵人们的赏识。也就是在这段时期，陆羽结识了当时被贬为竟陵司马的崔国辅。崔国辅文章锦绣，不拘形迹，又颇好茶道，令陆羽受益良多。如果说当时在寺院中的端水奉茶让陆羽初识茶道，那么当其与崔国辅一同出游品茶鉴水，谈诗论道，则大大激发了陆羽对茶的热情，他与茶的缘分也由此结下。
尽管并未皈依佛法，但在青灯黄卷中练就的禅心和定力却注定要让陆羽成为钻研茶事的大师。就在与崔国辅分别之后，陆羽便骑着一头毛驴上路了。游走于巴山蜀水之间，独行于滚滚东逝的长江之滨，陆羽身披葛衣，足蹬麻鞋，遇山采茶，遇泉辨水，不辞辛苦，甘之如饴。为了深入了解茶源、茶性，陆羽常常亲自验茶，深入农家，并一路将关于茶的见闻和诸多饮用之法一一记录下来。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神农尝百草”的精神，并能“亲揖而比”，“亲炙啜饮”，“嚼味嗅香”，才让陆羽踏遍了中国茶叶的产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穿行于茂林修竹之中的陆羽彼时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品茶者，而成为一个勤勉而执着的有心人。
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
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
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
寂寂燃灯夜，相思一磬声。
——皇甫曾《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
皇甫曾这首诗，描写了陆羽在高山深谷间负筐采茶时的情景。这位踽踽独行的大师，穿行于烟霞起处，野饭于石泉之旁，夜宿于山寺田家，着实令人敬佩。陆羽与皇甫冉、皇甫曾兄弟俱是好友，皇甫兄弟二人都曾为陆羽写过不少采茶诗。陆羽结交的文人雅士当然不止皇甫兄弟。在游历踏察的过程中，陆羽和之前提到的皎然一见如故。这位颇具才情的江东高僧，让陆羽击节不已。在湖州，他同样以茶结缘，结识了诗书大家颜真卿，其渊博的学识和对茶的理解，同样也使陆羽深受熏陶。在山水之间跋涉的陆羽，其实一直都在以一颗禅心入定，以一颗诗心入茶。
由此，一定要说到陆羽那部光耀古今的《茶经》。在这部三卷十节不过七千字的《茶经》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畅享林泉的歌者，一个宁静致远的隐士。在文学鼎盛的唐代，诗歌是人们交际的工具，也是获取富贵的利器，以陆羽的才学，完全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以诗文求取功名的人生路径，但是淡泊名利的陆羽甘愿结庐于湖州苕溪，集数年踏察之功，历经一年多的努力写出了中国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在这部著名的茶学经典中，陆羽发前人之所未发，第一次将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及泡茶技艺，茶道原理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概述了中国茶的产地、土壤、气候等生长环境，讲了茶的制作过程，煮茶、饮茶的器皿，详细记录了煮茶的过程、技艺，并集中诠释了茶艺和茶道精神。在陆羽看来，“天地万物皆有至妙”，煮茶过程不仅被其艺术化，而且运用“五行”说进一步强调了煮茶应注意的水质和火候。当这部真正得自崇山峻岭中的著作横空出世，我们看到的，是陆羽以一颗虔诚执着之心勤奋笔耕的背影。
这也许是陆羽未曾想过的，他呕心沥血写就的《茶经》，会将中国茶史带入一个崭新的纪元。就在《茶经》问世之后，大唐王朝上至公卿下至黎庶，“无不饮茶”，而“天下益知饮茶矣”（《封氏闻见记》）。彼时，唐人对茶的理解，已不单纯是解渴之饮，而是提出了更多的技术要求。通过《茶经》，唐人知道了煮茶需要用好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而山水的上品，则是乳泉、石池漫流者。据说对品茶颇为讲究的李党领袖李德裕，知道惠山寺之泉“独称奇，能发诸茗颜色滋味”，竟专“取惠山泉，自无锡至京师置递，号水递”。《开元天宝遗事》里说有个居住在太白山叫王休的隐士，每年冬天都要“取溪冰，敲其精莹者煮建茗，共宾客饮之”。还是通过陆羽的《茶经》，唐人在制茶工艺及伴茶煮饮的原料上有了可以依托的文本，“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茶。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当这些简约的文字被陆羽记录进氤氲着茶香的《茶经》，《封氏闻见记》中所云的“茶道大行”便不是一句空话。
“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一生布衣的竟陵子陆羽将自己的幸福观淋漓尽致地嵌入了这首《六羡歌》中。在婉拒了友人的多次举荐之后，陆羽抱定一眼冷泉，守望一座茶园，用一部旷世之书作为自己的墓志铭。宋代陈师道曾为《茶经》作序道：“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而陆羽死后，很多卖茶者都用陶土塑成陆羽像，供奉于灶间，祀为“茶神”，直至形成风俗，被后世尊为“茶圣”。隐逸一生的陆羽，其实已经用另一种方式让人们铭记在心。
如果说陆羽对茶文化的贡献在于将“茶”提升到了“道”的高度，那么，另一位唐人——卢仝，则为茶文化注入了“情”的内蕴。这位出身范阳望族的中唐隐士，是“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后人。和陆羽一样，卢仝也是淡泊名利，终身不仕。尽管家境到他这代时早已衰落，有时甚至要邻近僧人接济粮米度日，但卢仝固守清贫，拒入官场。和这种清高气性相伴的，是卢仝对茶的痴迷。在卢仝眼中，茶不仅是解决口腹之欲的饮品，更是他拒绝与彼时宦官当道的朝廷和解的标签。当然，卢仝也有官员朋友，对宦官仇士良专权同样愤愤不平的朝廷重臣王涯就是他的好友至交。然而，也正是这段友情，断送了卢仝的生命。在惨烈的“甘露之变”前夜，因卢仝应王涯之邀去府中品茶论诗，当晚留宿，这位从未想过卷进政治旋涡的隐士竟和王涯一起被仇士良派来的兵士杀害，时年刚过四十岁，不禁令人唏嘘。
然而，尽管卢仝英年早逝，人们还是记住了他，而他被记住的原因，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茶诗，其诗为他赢得了“茶仙”的美誉。也正是因为这首茶诗，让卢仝与“茶圣”陆羽一北一南遥相应和，共同构成了中国茶文化的“双峰”。我们且来看这首著名的茶诗：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节选）
卢仝的这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是一首长诗，诗题中的“孟谏议”，是卢仝的好友孟简，元和四年（809）官拜谏议大夫，后来因事被贬到常州任刺史。卢仝虽生性淡泊，却不影响与同道的官员们成为知音，前面提及的王涯算一位，这位叫孟简的官员，更是卢仝漂泊常州时结交的同道中人。常州阳羡茶，在当时是宫廷顶级贡茶，孟简到常州后，在督造贡茶之余，没有忘记送刚刚制好的头春阳羡茶给好友卢仝。卢仝本来就嗜茶如命，看到孟简送来的上等好茶，不禁喜出望外，当即煎茶品饮，大呼畅快的同时，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也便伴着茶香脱口而出。
而卢仝决然不会想到，正是这首后来被传为《七碗茶歌》的酬答之作，会让自己博得“茶仙”的美名。如果说陆羽以其《六羡歌》名世，那么，卢仝的这首《七碗茶歌》，则相当准确地描述出饮茶的感受。你看，喝下第一碗时，还只是“喉吻润”，到了第二碗，已是“破孤闷”了，而到了第三碗，则激发起文思，进入气韵流畅的境地。这样一碗一碗饮下去，愈饮愈美，到了第七碗，已经感觉自己两腋生风，融通宇宙，飘飘欲仙了！
卢仝《七碗茶歌》对饮茶感悟的生动描摹，注入的是一份情，弥散开的，却是愈加浓郁的中国茶文化，以至后世的人们在饮茶时，如不迁想到这首《七碗茶歌》，都不算是真得饮茶之妙。“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这是苏轼在其僧友的精舍饮罢七盏酽茶之后，题写在墙上的诗行；“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端生”，这是杨万里在借用卢仝故事表达自己的饮茶之乐；“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亦赊”，这是元人耶律楚材用卢仝制造的汉典诠释着自己对汉文化的热爱。这首《七碗茶歌》的传播范围也不止于中国，其对饮茶感悟惟妙惟肖的书写，在日本早已声名远播，日本茶道中的“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正是从卢仝的《七碗茶歌》脱胎演变而来。当《七碗茶歌》成为中国茶文化演进中的重要注脚，“茶仙”卢仝已和“茶圣”陆羽一起，成为茶这片清香的树叶在大唐、在中国最佳的代言人。
一个陆羽，一个卢仝，以他们的实践和对茶的理解，为唐人的饮茶赋予了深厚的文化意味，而骨子里就是文人的他们，更对文人茶的蔚然成风起到了推动作用。其实，茶与诗在文风灿然的唐代如影随行，当诗歌在淡淡的茶香中氤氲成一缕清醇，当茶盏中升腾起隽永淡雅的文字，诗歌便更加清丽超俗，茶也便融入了更深的文化内涵。行走在大唐的文人们，不论身居庙堂也好，散处江湖也罢，在茶香四溢的大唐，都在寻找着茶与诗最佳的契合点。遍览《全唐诗》，我们可以看到的茶诗达数百首之多，这些茶诗主题多样，涉及茶的栽、采、制、煎、饮，以及茶具、茶功、茶德等方方面面，而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茶诗背后，正是大唐文人们如茶一般的生命意趣。
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
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
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
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
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
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
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
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
朝坐有馀兴，长吟播诸天。
———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
李白的这首茶诗，是中国关于仙人掌茶的最早记录。在此诗之前，有一小序，说是李白在金陵遇到了恰好云游至此的自己的族侄——中孚禅师，向李白展示了数十片采自荆州玉泉山的茶叶，此茶“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因其所生之地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故这种仙人掌茶“清香滑熟，异于他者”，“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生就一副仙风道骨的李白从来就是在山水的陶养中且行且吟的歌者，而偏偏茶尤其是好茶的生存环境又是深山幽谷云雾缭绕之处，向往林泉的李白当然要倾尽笔墨，表达自己对这片灵动的树叶的喜爱。而如果说盛唐文人对茶的理解还仅仅在与其自身意趣形成对应，那么进入中唐，随着陆羽《茶经》的风行于世，随着越来越多的野生茶树被引种成功，文人们对茶的领悟已经有了更多可以依托的载体。“紫芽连白蕊，初向岭头生。自看家人摘，寻常触露行”，这是张籍眼中郁郁葱葱的茶岭；“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时于浪花里，并下蓝英末”，这是陆龟蒙的林间之趣；“石窗紫藓墙，此世此清凉。研露题诗洁，消冰煮茗香”，这是姚合为我们在唐诗中留下的唯一关于消冰煮茶的记录……显然，沉浸在漫漫茶香中的大唐文人们，已经将中国文人心中普遍存在寄志名山幽隐林泉的文化心理，融入了茶——这片葱翠淡雅的中国树叶，在清冽的山泉水沏泡中，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元稹《茶》
在《全唐诗》中行走，元稹这首有趣的茶诗让人眼前一亮。以宝塔的形式来排列诗歌，在唐人诗歌中非常少见，而诗情横溢的才子元稹采取这种创作形式，与其说是他为茶献上的一份特别的钟情之作，不如说是茶的自然之趣冲开了元稹的文人意趣，让元稹得以在高手云集的《全唐诗》中淋漓尽致地耍了一把俏皮。其实，元稹的状态又何尝不是唐代文人对待茶的状态呢？正是悠远的茶香，让大唐文人可以暂时放下求取功名之累，仕途奔波之苦，借着一盏清茶，进入物我两忘之境，而一旦进入到这样一种状态，文人间的乐趣便如清冽的山泉水一样汩汩而出，喷涌不绝。在茂林修竹之间，文人们常常会以茶点会友，称为“茶会”、“茶宴”或“汤社”。当一壶香茗沏泡开来，文人便观其形，察其色，闻其香，品其味，以眼韵、鼻韵、喉韵、神韵的共同作用，感悟茶叶之妙，而三杯过后，木瓜、元李、杨梅这些干鲜果品便会摆上案头，为与会者漾溢着茶香的味蕾增添一丝别样的滋味。当然，除了文人们以诗茶自娱，朝廷也喜欢举办一些茶宴茶会，并延邀社会名流文人士子。在这些官办的茶会中，尤以顾渚山茶宴最为盛大。由于顾渚山地处湖州、常州交界，又以贡茶紫笋茶和阳羡茶闻名遐迩，因此每到早春造茶，两州太守都会联合举行盛大的茶宴，这场茶宴又被称作“境会”，其中自然少不了文人们的赋诗助兴。据说有一年正逢“境会”，时任苏州刺史的白居易本应前往，却不慎因骑马摔伤，无法参加，遂以一首诗向两州太守表达遗憾。“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没能参加成“境会”的白居易，已然在心中感受到了这场茶宴的盛况。
平生无所好，见此心依然。
如获终老地，忽乎不知还。
架岩结茅宇，斫壑开茶园。
何以洗我耳，屋头飞落泉。
何以净我眼，砌下生白莲。
左手携一壶，右手挈五弦。
傲然意自足，箕踞于其间。
兴酣仰天歌，歌中聊寄言。
——白居易《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 （节选）
大唐文人们就是这样，他们总能从看似简单的事物中生发出别样的美来。当茶文化的勃兴激发了文人茶的更深层次的审美追求，那么文人茶的贴地而行，则让茶文化的意蕴得到进一步的舒张与升华，白居易在香炉峰写就的这首茶诗，正是这种逻辑关系的生动演绎。“如获终老地，忽乎不知还。架岩结茅宇，斫壑开茶园。”曾经因为没能参加顾渚山茶宴而懊恼的白居易，不仅对酒情有独钟，对茶更是达到了酷爱的程度。早上起来，他要从一杯茶开始自己的一天，每餐过后，他要用茶涤口，至于写诗作文，更是须臾不可缺茶。他曾大赞用渭河之水煎出的“满瓯似乳”的蜀茶，也曾自云琴与茶是其“穷通行止长相伴”的爱物。不仅如此，他还要亲身感受种茶、研茶之乐。当一座傍山而起的茶园在他的耕耘下一片葱茏，这位高产的大唐诗人便收获了另一份来自山野的馈赠与满足。而同样有此爱好的，还有陆龟蒙。这位被称为“天随子”的晚唐诗人，常常自比为涪翁、渔父、江上丈人这些江湖隐士，不仅如此，他还亲自身扛畚箕，手执铁锸，在顾渚山下开垦茶园。每有闲暇，陆龟蒙常常会带着书籍、笔墨和一把茶壶，静坐于茶园之中，享受与自然的融融之乐。可以说，正是大唐文人的身体力行，为唐代茶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发酵与提纯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内驱动力！
是的，一片树叶在大唐，开启的是中国人对茶的全新认知；一片树叶在大唐，丰富的是一个王朝的气质意趣；一片树叶在大唐，激发的是文人们澎湃的创作热情；一片树叶在大唐，汇入的是中国文化的汤汤源流。从大唐起步，这片美丽的树叶，成为中华大地上又一个耀眼的标签，一路荣光，香飘千年！
跑赢时间的美器
徜徉于浩瀚的《全唐诗》中，我们常常被这样的句子深深吸引：“一样金盘五千面，红酥点出牡丹花”，这是王建眼中的宫廷盛宴；“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这是杜甫眼中的皇家排场；“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这是李白在与友人开怀畅饮，一醉方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是王翰在遥远的塞外书写将士出征前的慷慨悲壮……读着这样的诗句，跃入我们眼帘的，尽是精致奢华的美器，但谁能说，在这些美器的调动下，我们的脑海中不会浮现出一席香气扑鼻的人间美食，一席水陆八珍的饕餮盛宴？将美酒佳肴盛装于精心打造的金樽、银瓮、白玉盘、夜光杯等器皿之中，无疑会让食客胃口大开，而落到诗歌之中，似乎就更加简单，无须对美食做太多描述，只消将盛放美食的美器渲染到极致，便可刺激得后人口水直流！是的，穿行于历史的隧道之中，我们发现，珍馐会消散，而真正跑赢时间的，是盛载了它们的美器。当这些美器一朝重见天日，涤荡尘埃，一个时代的风尚，一个王朝的样貌，被瞬间激活，也便跳将出来。
延续了近三百年气脉的大唐帝国，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自身的演进中，将美器与美食的关系缔结成一道绝美的景观，并在某个时间点上，与后人不期而遇。唐康軿《剧谈录》中曾云：卢简辞于伊水边“见二人牵引水乡篷船……船后有小灶，安铜甑而炊”。我们可以想象，坐在这条水乡小船上的唐人是多么惬意，而那个安放在船头小灶上的铜甑里，也许正煮着一甑香喷喷的肉羹，抑或是几尾刚刚钓上来的河鱼？事实上，这样的场景因为有了这些不朽的器皿的存在，完全有重建的可能。当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将带着岁月烟尘的精致器皿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都说，看，那就是时间的模样！
而让我们对唐人重“器”的风尚达到瞠目结舌的程度，则是来自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何家村窖藏。位于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然而，在1970年秋天，这里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因为人们在挖掘地基时，竟意外地发现了两只陶瓮和一个银罐！经过清点，在陶瓮和银罐中，所贮藏的宝物总量竟达到了一千多件，数量最多的是金银器，有两百七十余件，其中金器的总重量达到14.9万多克，银器的总重量达到19.5万多克，被定为国宝级文物的有三件。这些又被称作“何家村遗宝”的文物数量之大、等级之高，堪与“阿姆河遗宝”齐名！
由此，人们的好奇心被一下子点燃，这些何家村窖藏的主人究竟是谁？又是基于什么考虑，让他藏宝于何家村的土层之下？结合文物的相关信息，专家们认定何家村窖藏是唐代遗宝。面对文物的更多疑云，专家们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何家村的位置在唐代属于贵族聚居的兴化坊，能和时代吻合又配拥有这批文物的，当是曾居住在此的邠王李守礼，因避安史之乱匆忙藏宝；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当时有机会接触这些宝物的唐德宗时的租庸史刘震，因爆发“泾原兵变”而在慌乱之中藏宝，后因刘震投敌被斩，这批宝物也从此沉睡地下……自从何家村窖藏出土之后，学界的争论从未停止，但对于每个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游客而言，这些历史的谜团姑且可以放下，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这些精美绝伦的大唐金银器皿，可以让自己的思绪瞬间穿越回唐朝。面对何家村遗宝，其实就是在面对唐人美食与美器的逻辑，就是在面对大唐的喧嚣与繁华……
贵游多爱向深春，到处香凝数里尘。
红杏花开连锦障，绿杨阴合拂朱轮。
凤凰尊畔飞金盏，丝竹声中醉玉人。
日暮垂鞭共归去，西园宾客附龙鳞。
——姚合《咏贵游》
唐代名相姚崇曾侄孙姚合，以这首《咏贵游》为我们铺陈了大唐王公贵族们奢华的生活场景，尤其一句“凤凰尊畔飞金盏，丝竹声中醉玉人”，更让我们仿佛听到了来自宫廷盛宴的觥筹交错之声。好饮的唐人在呼朋引伴沉风醉月的同时，也对酒器格外讲究，其中，最贵重的就是以金银打造而成的酒器。虽然中国早在商代就已出现了金制品，但金银制品的大量使用，却是在唐代。由于唐人相信金银制品有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功效，因此金银器便成为皇室贵族的专属之物。宫廷专设少府监，直接管辖金银作坊院，所作金银器专供皇室贵族使用，下层官吏或民间如有私造私用者，必遭杖刑之苦。虽然这种垄断在唐中后期有所缓解，一些商人富户开始逐渐使用金银器，但论起金银器的质地工艺，还是无法与皇室贵族媲美，尤其是彼时由宦官掌管的文思院的设置，更是让金银器成为彰显地位等级的奢侈品。
由此，当我们再次回眸何家村遗宝中的金银器，尤其是金银酒器，一股皇室贵族专有的奢靡之风便扑面而来。在何家村窖藏中，有两件鸳鸯莲瓣纹金碗十分引人注目，这是唐代金银器中堪称绝品的最堂皇的金碗。这两件金碗做工精美，敞口，鼓腹，喇叭型圈足，圈足内刻鸳鸯一只，内底部刻蔷薇式团花一朵。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金碗的内侧，有墨书的“九两半”字样，这是唐代金银器掌管者为防止以轻换重有意錾刻的，足见这绝非普通的金碗。而从《唐摭言》的一段记载看，金碗的使用者更是地位尊贵至极，这段文字如下：
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暇日，与诸昆季蹴踘于太平里第，毬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讶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命赐酒二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容。
从这段文字看，使用金碗者多为皇帝本人，而以金碗作为酒具更加显现出皇家的威仪。宫廷盛宴之上，大唐皇帝在用珍馐美味犒赏臣僚们的同时，也不会忘记命人将一只只盛满御酒的金碗摆上臣僚们的桌案，以显示来自九五之尊的浩荡恩宠。除了一只只灿然的金碗，盏、卮、盂等这些用来饮酒的金银器，也都在以富贵的皇家色彩提升着盛宴的奢侈量级。而可以享受到这份皇帝隆恩的，不仅有参与盛宴的文武百官们，也包括皇帝的宠妃们。据说唐文宗时宫廷饮宴相当频繁，许多妃嫔不胜酒力，便贿赂宫人造神通金盏——这种金盏为中空结构，“盏满，则可潜引入盘中，人初不知也，遂有‘神通金盏’之名”。可以想见，在宫廷一派宴饮笙歌之中，这些黄澄澄金灿灿的酒器，会为皇家的尊荣与煊赫平添出多少重量！
除了饮酒器，盛酒器的金银质地同样毫不逊色。让我们继续将目光投向何家村窖藏——一只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再次为大唐宫廷的觥筹交错增加一道堂皇之色。作为盛酒之器，这只银壶的不同之处在于壶身上出现了两匹衔杯跪拜的舞马形象。这两匹舞马形象，取自唐玄宗在位后期出现的一种专供宫廷的娱乐用马。史载，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骏马，每年在唐玄宗生日时，都会闪亮登场，身披锦绣，颈挂金铃，按照《倾杯乐》的节拍，在三层高的板床上辗转如飞，为玄宗跳舞祝寿，曲终之时，它们便四蹄跪倒，衔杯敬酒。玄宗朝曾担任宰相的张说，写下了十余首舞马诗，其中最传神的便是下面这一首：
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
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
髤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
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
——张说《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三首（之一）》
目睹过舞马祝寿场面的张说用诗歌记录下舞马之神，而何家村窖藏中的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则用栩栩如生的银质錾刻将大唐的舞马之姿展示在后人面前。这只银壶，承载了一个帝国的骄傲与荣耀。尽管曾经盛装其中的玉液琼浆早已蒸发成历史的烟云，但面对着这只银壶，哪一个观瞻者又能跳出大唐恢宏的皇家十部乐？跳出舞马灵动优雅的舞步？跳出王公贵族们豪华奢靡的筵宴？
如果说宫廷的酒器用金银的亮色呈现着王者的威仪，那么，作为民间的酒器，则在一片中国瓷中盛装着大唐的酒香。明张谦德在其《瓶花谱》云：“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厥后有柴、汝、官、哥、定……”可见陶瓷器的大量使用是从唐朝开始的。一抔黏土，一汪清水，一炉炭火，一身釉色，相对低廉的造价，温润细滑的手感，让对金银器望洋兴叹的大唐平民找到了将美食与美器对接的载体；而唐代陶瓷器具在技艺上的日臻纯熟，更让唐人在精致的陶瓷酒器的陪伴下，一饮千盅，醉卧酒乡。在唐代，一大批极具特色的窑窟已遍及全域，寿窑、洪州窑、越窑、鼎窑、婺窑、岳窑、蜀窑、秘色窑、秦窑、柴窑……这些著名的窑窟，在泥与火的裂变中，源源不断丰富着唐人餐桌上的色彩，明黄色的是寿窑，黄黑色的是洪州窑，青色的是越窑。而在这些清雅斑斓的色调中，尤以河南道的柴窑制器最受唐人青睐——“其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制精色异，为古来诸窑之冠”。
除了色泽的多样，唐代瓷器在制作工艺上更是令人赞叹。《云仙杂记》记载：“天宝，内库有青瓷酒杯，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乃名‘自暖杯’。”这种制作工艺，已是相当了得。而随着制瓷技术的迅猛发展，象征着皇室威仪的金银器也在以瓷的样貌流通于大唐民间。由于金银器造价高昂，许多窑窟为了追逐流行，开始用瓷器模仿金银器。这些瓷器本脱胎于泥土，但由于能工巧匠的精心打磨，不仅具备了金银器的“卷边”特征，还借鉴了金银器特有的錾刻捶揲之法，从而达到了与金银器真伪难辨的效果，由此，便大大满足了唐人对金银器的追慕与渴望。当兴致盎然的唐人将美酒注入这些精致的美器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将德色赋之以器的格调便被渲染到极致，尤其是当这些瓷酒器遇到了好饮能诗的大唐文人，更是成为文字的最佳载体。在湖南长沙出土的唐代瓷窑器的器身上，就发现了大量的题诗和题字，其中，刘长卿的这首《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格外引人注目：
清川永路何极，落日孤舟解携。
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惆怅长沙谪去，江潭芳草萋萋。
——刘长卿《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
这首六言诗，是刘长卿被贬时与友人的伤别之作，其中后四句曾被时人视作六言体的例诗而传唱甚广。这位命运多舛的文人不会想到，千年以后，他的诗作会因为书写在瓷器之上而重见天日。彼时，唐人伤心别离的那杯酒早已化为无形，但承载这份心境的酒杯，却在历史的烟雨之中，固定成永恒！
在与美器的对话中，唐人对茶具的偏爱，丝毫不亚于酒具。我们的目光，不妨再投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法门寺地宫的发掘。
位于陕西宝鸡的法门寺，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这个因安置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名播于世的佛教圣地，在唐代近三百年历史中，更是以皇家寺庙的规制，先后迎迓过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因信奉“三十年一开，则岁丰人和”之说，这八位皇帝曾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每次都声势浩大，朝野轰动。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四日，是唐王朝与法门寺的最后一次亲密接触，就在这一天，唐僖宗李儇最后一次送还了佛骨，并按照佛教仪轨，将佛指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藏进塔下地宫。此后，这座著名的佛教道场在历史的演进中，经历了风雨剥蚀，也经历了兵燹火劫，直到1987年，当法门寺几近倾颓的佛塔需要拆除重建时，佛塔之下的地宫密室才得以开启，一个埋藏了一千多年的皇家秘密由此大白于天下。
在这次地宫发掘中，一整套华贵精巧的唐代宫廷茶器，被茶文化界视作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划时代发现。这套茶具由茶盒、茶罗子、茶碾子、茶笼子、盐台、风炉等物件组成，是目前所知的年代最早、等级最高、配套最完整的宫廷茶具。在唐以前，茶器与酒器等其他食器并不是分开的，随着唐代饮茶之风的盛行，尤其是陆羽《茶经》的问世，唐人对茶具也开始越来越讲究。“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水质的好坏直接关联着茶的味道，而器的优劣则直接影响着唐人的饮茶体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作为皇宫大内的饮茶之器，当然不能有半点含糊，崇尚金银的皇室贵族既然可以让盛装琼浆玉液的酒器錾刻上黄灿灿的权力标签，对于烹煎天下贡茶的茶器，他们又怎会吝惜成本，改用他材呢？
一千多年前，已经走入帝国晚秋的唐僖宗李儇就这样来到了法门寺。彼时，长于宦官之手、权力已被架空的他依然没有放弃皇家奢侈的口体之养，他自己用的是做工考究的金银茶器，供奉佛祖的茶器更是丝毫不打折扣。《茶经》之中专辟一节介绍“茶之器”，即炙茶、烹茶、饮茶所需之器，这位末世皇帝也严格地依照《茶经》所云，供奉了一整套包括焙炙器、碾罗器、贮茶器、点茶器、贮盐器、饮茶器在内的金银茶器。在这套精美的茶器中，一只鎏金镂空飞鸿球路纹银笼子制作最为精细：整个笼子模冲成形，通体镂空，纹饰镏金。据专家考证是一只焙篓。按陆羽《茶经》所云，晴日所采之茶，需经多道工序制成团饼，为使团饼首面干燥而色香不减，需将其装入吸热方便而又易于散发水汽的焙篓之中。而这只镂金刻银的皇家“焙篓”显然太过堂皇煊赫了。当细密的镂孔、美丽的莲纹、精巧的提梁，共同编织起一个帝国最后的奢华，唐僖宗李儇便将法门寺的地宫之门关闭。这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末世帝王，以这份极尽铺张的虔诚进献佛祖，希图祈祷岁稔人和，帝业永昌，却没有想到，在他“藏宝”仅仅过去二十年后，“唐朝”，便成为一个湮没在风中的王朝。
如果说皇室贵族对茶具的要求更多的是要彰显尊贵，那么普通平民百姓对茶具的要求则要实用很多，使用金银做茶器的毕竟是少数，真正的唐人还是主要将瓷器作为茶具的首选。如果说金银茶器以堂皇华贵取胜，那么陶瓷茶具则以易于造型、易于清洗取胜。遍及大唐东西南北中的各地窑炉，能够制作出精美绝伦的酒器，同样也能烧制出千姿百态的茶器。从陆羽的《茶经》中，我们知道唐代的茶具分类已经相当精细，达到了二十八种之多，而在这二十八种茶具中，绝大多数都能与温润的陶瓷发生联系。当越来越多的唐人将茶具视作一种直抵精神层面的雅器，当好茶好水好器共同将取自大自然的元素烹煎成一份沁人心脾的芬芳，唐人生活的诗意，也便随之氤氲开来。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陆龟蒙《秘色越器》
茶与瓷的“知音”之遇，让唐代的陶瓷工艺进入全盛的发展时期，并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分别代表了南方越窑和北方邢窑制瓷的最高成就。陆龟蒙的这首《秘色越器》，便是最早的一首吟咏越窑青瓷的诗作。越窑青瓷的极盛期在唐代，尤其是到了晚唐，其烧制技术和工艺水准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而在越窑繁多的瓷器种类中，最能代表越窑青瓷技术的，便是陆龟蒙诗中所提到的这款“秘色瓷”。“秘色瓷”因在配方、釉色、烧制的技术方面严加保密而得名。在《茶经》中，这种“千峰翠色”最为陆羽所钟。在考察过全唐各大窑场生产的众多茶碗之后，陆羽曾作出如下评价：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陆羽不愧为“茶圣”，他的这段文字，与其说是给唐人的茶碗定出了标准，不如说将唐人饮茶的格调分出了层级。正是在陆羽的影响下，唐人对茶具的追求越来越趋向完美，在茶具的设计上也不断推陈出新，注入了更多灵动的元素。在这个演进过程中，茶托的发明，便是一例。相传唐德宗年间，有个叫崔宁的成都府尹，家有一女，极喜饮茶，可是茶盏注水后因为烫手不易端起，取一碟子托住又容易倾斜，这位少女后来灵机一动，将蜡烤软，做成茶盏般大小的蜡环，再将蜡环放在小碟上，茶盏置于蜡环中，这样既固定了茶盏，又不烫手。崔宁看到女儿的这项发明十分欣喜，遂让漆工仿此样式做成了漆环，并为之取名“茶托”。此后，茶托便流行开来，人们“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
做个唐人很幸福，琳琅满目的美食丰富了唐人的味蕾，与其相对应，材质、工艺各异的美器则为唐人的饮食进一步渲染了生活意趣，拔升了文化高度。遍览大唐美器，其所涉及的领域绝不止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酒与茶，而其所用的材质，也不仅仅局限于金银与陶瓷，玉石、玛瑙、水晶、玻璃这些奢华的材质同样是达官贵人的偏爱，而藤、竹、木、贝这些简朴的材质也会被普通庶民做成精美的器物。当然，这些大唐美器的功能除了满足着人们的口体之需和视觉享受，还承载着特有的社会属性，而也正是美器的这些社会属性，让我们看到了喧嚣、浮华而又多元的大唐生活图景。
还是从一项涉及唐代的考古发掘说起吧。1982年元旦，在江苏丹徒丁卯桥附近工地，发掘出一个大型的唐代银器窖藏，出土器物九百五十余件，有瓮、龟负“玉烛”、酒令筹、盒、盆、托子、碟、盘、碗、杯、注子、瓶等，重约五十五公斤。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一组制作精美的酒令用具——银馏金“论语玉烛”龟形酒令筒。这只龟形酒令筒由两部分组成，下部是一只錾刻得相当传神的馏金银龟，上部为一只圆形酒令筒，筒身刻一对龙凤，上书“论语玉烛”四字。之所以叫“论语玉烛”，是因为筒中装置的五十枚酒令筹，这些酒令筹的正面上半段刻着《论语》中的语句，下半段则刻有酒令内容，共计有“自饮”“伴饮”“劝饮”“指定人饮”“放”“处”六种饮酒方式，同时标有“五分”（半杯）、“七分”、“十分”、“四十分”（四杯）、“随意饮”、“放”六种饮酒量。除了这些酒令筹，还有酒令旗和酒令纛。这两种器物被唐人视为酒宴上的两大法宝，有犯规者则举旗警告，如屡犯则“旗纛俱舞”。
莺来和丝管，雁起拂麾旄。
宛转倾罗扇，回旋堕玉搔。
罚筹长竖纛，觥盏样如舠。
山是千重障，江为四面濠。
——刘禹锡《浙西李大夫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酬和斐然继声》（节选）
“罚筹长竖纛”，刘禹锡在与中唐显宦李德裕等友人的欢宴中完成的这首酬答之作，描述的正是唐人酒宴中行酒令的场景，而这样的描述，显然与丁卯桥出土的那只龟形酒令筒形成了时空上的呼应。事实上，这正是这些大唐美器被赋予的一种社会属性——烘托气氛、融洽感情。在人们的推杯换盏中，这些被用作娱酒工具的酒令筹、酒令纛，有助于将宴饮的气氛推向高潮。而刘禹锡的另一句“觥盏样如舠”，更是为酒令之中一种特别的酒器——“觥船”作了注解。这是一种大号的酒杯，专做罚盏之用。在大唐遍地诗歌的人文空气中，这些娱酒之器的出土，无疑可以让我们重建千年以前的饮宴场，而无论是白居易的“醉翻衫袖抛小令”，还是杜甫的“百罚深杯亦不辞”，此时都可让我们如临其境。喜欢吟风弄月击剑酣歌的唐人，正是借助这些精美的器物，抒发了他们胸中那份只属于大唐的生命豪情！
如果说美器的存在，让大唐子民的生活多了更多的色彩，那么对于大唐君臣而言，这些雕金镂玉的美器，则成为黏合君臣关系的有效媒介。《开元天宝遗事》载：“宋璟为宰相，朝野人心归美焉。时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令内臣赐璟。虽受所赐，莫知其由，未敢陈谢。帝曰：‘所赐之物，非赐汝金，盖赐卿之箸，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谢。”作为开元初年的政治明星，直言敢谏的宋璟在朝廷有着很高的人望，而从这则逸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唐玄宗的良苦用心：以皇室专享的金箸赐予清正率直的宋璟，既表明了君主的爱才之心，又暗藏了君主的御臣之术，一双金箸，已然在君臣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
当然，做皇帝的，不会单单笼络贤能之臣，一些势大根深的臣子同样需要笼络。史载唐高宗当年要立武则天为后，遭到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们的坚决反对，结果是高宗秘密遣人给长孙无忌送去了一车金银器，目的无他，就是希望通过这一车美器“以悦其意”。还是唐玄宗，如果说他在“开元”的年号下，只是用一双金箸“打发”了宋璟，那么到了“天宝”这个年号，他对一位权臣——安禄山的赏赐可翻了不知多少倍。据《安禄山事迹》载，天宝十载（751）正月，安禄山生日这天，玄宗赐物甚多，计有“……金平脱酒海一并盖、金平脱杓一、小马脑盘二、金平脱大盏四、次盏四、金平脱大脑盘一……”彼时，玄宗还希望通过这些金银美器安抚安禄山，殊不知，这位手握重兵的范阳节度使早已看不上皇帝的这点赏赐，他所觊觎的，乃是大唐的江山！就在这隆重的赏赐仅仅过去五年之后，一场“鼙鼓动地”的安史之乱，最终成了大唐王朝最不忍回望的梦魇！
如果说，将金银美器赏赐臣子，彰显着皇帝的浩荡隆恩和御臣之术，那么，反过来，各级官吏进奉给皇帝的美器，则成为唐代社会尤其是唐代中晚期官场邀恩取宠之风的催化剂。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陷入萧条，为皇室贵族专供金银等美器的作坊显然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尽管后来又成立了文思院，但仍无法满足皇室有增无减的奢靡之风，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官吏进奉的金银器便成为宫廷的重要进项。如文宗朝，淮南节度使王播曾三次进奉金银器，最多的一次“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三次进奉的金银器竟达五千九百多件；昭宗朝威胜军节度使董昌更是“贡奉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为忠，宠命相继，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陇西郡王”。各级官吏通过“大手笔”的进奉封官晋爵，而皇帝也尝到了进奉了甜头，不仅不再满足于官员的主动进奉，还公开地以各种名目宣索。如代宗朝，就规定每逢元旦、端午、冬至和皇帝生日，地方官吏都要进献财物，号为“四节进奉”；到了德宗朝，进奉之风更是变本加厉，除“四节进奉”之外，又加入了“月进”“日进”“助军”“贺礼”“助赏”等名目，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当越来越多本是满足口体之需的美器成为官员们封官晋爵的“利器”和皇帝横征暴敛的目标，奢华的大唐，最终留给中国历史的，是一声无望的叹息。
在大唐近三百年国祚中，开放包容成就了幅员辽阔的帝国疆域，兼收并蓄营造了融通四海的帝国气象，这一点，在唐人使用的各式美器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让我们继续走近前面提到的何家村遗宝，在这项震惊世界的考古发掘中，一只镶金牛首玛瑙杯，精美的质地和玲珑的造型令人叹为观止。这件美器的主体造型呈兽角状，杯前端为一牛头，牛嘴镶金，牛眼圆睁，奕奕传神，两支牛角向后弯曲，与杯口巧妙衔接。整件作品雕琢精致，浑然天成。当然，除了制作上的精工巧思，材质的选用也至关重要。这只镶金牛首玛瑙杯，是以夹有淡青、鹅黄双色浸润纹的深红色玛瑙为原料，而中国产的玛瑙多为黄、白两色，红色的极其罕见。又因玛瑙多产自西域，加之造型也颇具西域风格，因此有专家推测，这只镶金牛首玛瑙杯很有可能出自西域工匠之手，即便不是由西域工匠雕琢完成，也是由内地工匠仿造而成。如今，镶金牛首玛瑙杯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已被视作“镇馆之宝”，当络绎不绝的游客在它面前驻足，相信每个人在对这件国宝赞叹不已的同时，更会对千年前大唐王朝兼容并包的胸襟点赞！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凉州词》
王翰的这首《凉州词》早已是家喻户晓，相信人们在迁想那位醉卧沙场的将军的同时，脑海中一定也会浮现出那只晶莹剔透的夜光杯。事实上，在这首以西域风情而独树一帜的边塞诗中，呈现出的正是唐人对西域文化的热爱与推崇。《太真外传》中曾有杨贵妃“持玻璃器宝杯，酌凉州所献葡萄酒”的记载；法门寺地宫文物中，也有多件来自西域的玻璃器皿；而在《岭南录异》中，还特别提到了一种鹦鹉杯，这种酒杯系螺制酒器，“大小亦类鹦鹉螺，壳薄而红，亦堪为酒器。刳小螺为足，缀以胶漆，尤可佳尚”。可以说，正是这些充满了异域风的材质，拓展了唐人对美器的见识，丰富了唐人对美器的认知。
与这些异域美器同时夹带进大唐的，是异域匠人的手工技艺。随着唐代文化交流的频繁，越来越多的中亚、西亚等地的商人、工匠踏上了大唐的土地。他们在带来精美器物的同时，也带来了成熟的工艺技术，像对中国金银器影响颇大的捶揲之法，以及在器皿造型图案上的风格变化，都对唐人的文化审美和融合创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波斯萨珊、中亚粟特和罗马拜占庭等外邦文化一起汇入大唐帝国的文化激流，崇尚美器的唐人，看到的是百川归海，看到的是浩浩汤汤！
美器跑赢时间，拂去岁月的尘埃，精美的器物，依然折射着一个王朝的风尚；美器跑赢时间，解码千年的秘密，精美的器物，让历史的喧哗风声过耳。当人们将对美食、美酒、美茶的时空缅想统统盛放进这些真实存在触手可及的美器之中，我们相信，这，就是被重构的大唐气象；这，就是大唐独有的风味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