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拥书城的季羡林
立秋那日，夏还非常热烈，蝉鸣悠扬。道路蜿蜒的深处，是朗润园。竹林掩映之中，走出从凉台推门而出的季羡林先生。昨天，是他八十二岁生日。
在季先生指引下，我走进他的家。过道里，满满的，是书橱；书橱里，满满的，是书。走进房间，是更多的书橱和书。大凡读书人都会艳羡这丰富的收藏，而这感叹也使这位爱书长者高兴起来，他要引来访者，去参观他的书房和他的书。几乎所有的屋子都井然有序地放满了书，其中有他留德十年带回的外文版图书，还有以相当便宜的价格购齐的整套《大藏经》。
季先生非常“奢侈”，因为他有三个书房，这是他读书、写作的三个地方。他喜欢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在一张书桌上，写一个专题的文字。因为资料书及稿子等摊子铺得很大，所以一旦写累了，就空手转移到另一个书房，继续写作或读书，只是换了主题。
其中一个书房，是用凉台改装的，四个简易木质书架，叠罗汉般地矗着，书便有惊无险地拥挤在其中。访者隔着书桌，与季先生相向而坐。不仅书桌上有书，上下左右全是书。因此，说季先生坐拥书城，挥笔如剑，绝对是不为过的。
在这里，特殊的书香和主人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使无数访者流连忘返，灵魂，在这里可以得到平和的宁静。
季先生每日凌晨四点即起身工作，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竹林后的那盏灯光，应该算是朗润园乃至整个燕园最早的灯光吧？俟清晨八时，他便像上班一样，走出家门，穿过未名湖，步行到大图书馆去看书。早两年，他是以骑车代步的，但近来由于家人“严令禁止”，他便也“少数服从多数”，安步当车起来。季先生自称没有体育锻炼的爱好，“这就是锻炼！”他认真地说。在图书馆看两小时书后，他便循来路走回家中。
他最近的大动作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撰写一部《糖史》，这部打算写四十万字的巨著，已写就十多万字了。
季先生爱猫是出了名的。两年前造访季府时，尝见两只波斯大猫。此次去，季先生告知，其中一只竟于数月前被人窃走。剩下的那一只叫“咪咪”，给工作之余的季先生带来了不少欢乐。“咪咪”已五岁了，季先生风趣地说，已是“猫到中年”。
季先生虽然是功成名就的学者，但他坐拥书城却不甘心把朗润园当作世外桃源，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依然如故，每每让人怦然心动。
立秋那日，他与访者又谈起敏感而又不可回避的话题，季先生陈词慷慨，一席话刚落，窗外竟响起了雷声。
在季先生的家门口与他握别，面前是一片细致的湖，正对着楼门，长着一片荷花。荷叶已绿到极处，而花，尚含苞待放。
“那是我们种的。”季先生说。
“怎么种的？”访者问。
“撒下一把种子。”他做了个撒种的动作，“三年了，就长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此时，雨已开始下了，寥寥落落的。
“我喜欢雨！”他说，“今年雨少啊。”
刹那间，我从一个严谨严肃的大学者季羡林身上，看见了抒情的散文家季羡林的形象。他们是那么奇妙又和合谐地统一在了一起。
他的那本散文选，厚厚的，重重的，承蒙相赠，正在访者的行囊中，上面的作者签名，形拙而有妙趣。
楼门的两边，均是季先生的家。一侧是卧室，放着“二十四史”，挂着齐白石的画，当然，还有他的书桌，他的纸和笔；另一侧是他用凉台改装的那个书房。
雨，打在竹林的叶子和窗玻璃上，声音先是碎碎的，继而连成一片。季先生穿着黑绸布衫，站在门洞下，像一本厚重的书，默默观雨。
一九九三年八月八日
补 记
季羡林先生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六日日记中写道：“晚饭后，到朗润园一游，风景深幽。”彼时的他二十二岁，在清华园已生活了两年多，因此无法印证此游是否是他与朗润园的第一次亲近。出清华西门，如果没有围墙，斜对角就是朗润园。
一九八〇年，季先生在散文集《朗润集》自序中说：“我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已经住了将近二十年，这是明清名园之一，水木明瑟，曲径通幽，绿树蓊郁，红荷映日，好像同《红楼梦》还有过一些什么关系。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朗润’这个名字。”
季先生是朗润园中人，我在朗润园中拜访过他。印象最深的自然是第一次，那是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九日，那天，我和他在他家一楼的阳台上合了影。看着这张近三十年前的旧照片，有不胜讶异和惶恐之感，也让我顿时理解了“光阴似箭”“白驹过隙”这样的成语。这张照片于我还有另一个意义，因为摄影者是我一九八三年相识于学院路41号的老友唐师曾。大致算了一下时间，大约正好是他从海湾战争归来，去新华社开罗分社任职前。
那天在季先生家里，唐师曾至少用了两台相机，分别用了黑白和彩色两种胶卷。彩色照片我还保留了几张，拍照地点是在季先生家的客厅。我和季先生相对坐在一张方桌前，至于聊了些什么，早已漫漶不清。但当年的照片保留了一些细节，现在看来颇有些意思的是屋内的环境：季先生身后，有一台十四英寸（不知是彩色还是黑白）的电视机，罩着绛红色绒布套。墙上挂着的除有风景的月历外，还有一个必须每天翻阅或撕开的日历。季家的日历，从照片可以看到是向上翻阅并用夹子仔细夹起的，日历的底板是一个美女。桌子上，有白瓷的茶壶，还有貌似盛放调味品的瓶子。这里，应该是季先生家的客厅兼餐厅。
还记得一个细节，我们正在聊着的时候，一只硕大的白猫忽然跳上桌子，就在季先生站起安抚白猫的一霎，唐师曾用装黑白胶卷的那个相机抓拍到了那一个瞬间。后来，老唐把这张照片戏称为“猫争人权”。
快离开的时候，我和季先生在客厅外的阳台上，以比较流行和正式的方式合了影。我应该也在同样的地方给老唐按下了快门。
通过这张一九九一年六月与季先生的合影可以看到，季先生住在一楼，阳台外是一片葱翠的小竹林。我腰间的BB传呼机看上去很抢眼、突兀，且有喜感。如今，这种俗称BB机的传呼机早已绝迹，但在当时却是即时通讯的利器。我还记得我的号码是126-53630，老唐的呼机号码，我也记得：126-5566。
唐师曾后来与季羡林有了更多的交集，乃至衍生出社会新闻，这是后话。或许，一九九一年六月的那一天，是他和季先生的缘分之始吧。
季先生出生于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一九九三年他八十二岁整，按中国人算法也可算八十三岁。《坐拥书城的季羡林》一文写于一九九三年八月八日，从文章上看，我是八月七日去拜访的季先生。我找出了当年季先生所赠、我文中写到“厚厚的，重重的”那本书，我讲的“厚、重”自然有双重含义，物理上的厚重也确然，那本书有五百五十六页。那是一本《季羡林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初版，印数三千五百五十册。季先生在扉页留下了钢笔签名，时间正是一九九三年八月七日。这应该是我又一次去拜谒季先生。
季羡林先生的学问在当时的我看来，几乎是高山仰止，比如他说当时正在写的《糖史》，按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当时就觉得十分的“高、大、上”。我记得还问过他为什么要写《糖史》，以及怎么写的问题，可惜季先生的回答我早已记不清。如今，《糖史》业已出版，非常惭愧至今尚未一读。我想，我当年问的问题应该可以在那本书里找到答案。
回想当年的季先生，马上就清晰浮现的，是他朴素的衣着，似乎几次见面，他穿的不是衬衫就是蓝色的中山装。季先生说话慢条斯理，有较重的山东口音。能让他兴奋和自豪的，似乎就是那一屋子一屋子的书。第一次去，他还为书的无处摆放而烦恼，第二次去的时候，北大已经给他增配了一套房子，就在原先住房的对门，专门用来放书，对这一点，他是很感念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房子是多么稀缺的资源！
因为增配了一套房子，家中的布局也就有了变化。季先生带我在他家参观，记得他夫人当时有病坐在床上（后来得知，季羡林夫人名叫彭德华，一九九四年去世）。再就是，他指着墙上齐白石的画给我们看，告诉我购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问价格，他的回答让我惊呆了。今天看，画价便宜到令人咂舌，以当时季先生的工资计算，也着实是便宜得很。依稀记得，季先生告诉我当时是通过朋友去买的，买了两张，仿佛还买二赠一了。
二〇〇四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德国，以马丁·路德大学所在的城市哈勒为原点，每天往不同方向的城镇坐火车随意转悠。某一天黄昏，从某个城市回哈勒，要在爱森纳赫转车，不知什么缘故，却坐上了去另一个方向的火车。当火车在终点停下，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哥廷根！呀，我第一反应是，这是季羡林先生曾经留学生活过十年的城市啊……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启功的烦恼
今年入夏以来，北京持续高温，因此“居大不易”也。已逾八旬的启功先生，便是盛夏酷暑的“受害者”。
眼下，启先生极少出门，而且，除了老朋友的电话，启先生是难得与外界联络的。并非刻意追求修身养性，他实在需要的，是清静。
白天的喧嚣过去之后，夜晚，启先生仍然时常失眠。大凡读过《启功韵语》的读者，相信都会记得数年前启先生有关失眠的戏作，多达八首。现在，失眠又开始困扰他了。
于是，但逢夜阑更深而不能寐时，启先生便或听收音机，或握卷细读，直到实在困了乏了，才能睡上一会儿。就像他曾写的：“何须求睡稳，一榻本糊涂。”可是，睡不好觉的滋味，实在是令人烦恼不堪的。
前些日子，有人寄材料至启先生所在的师大，称某处某人在伪造启功作品云云。校方拟沿线索去顺藤摸瓜一番，未想，启先生却莞尔一笑，轻描淡写地说：“不值一查。”
早在几年前，启先生曾和谢稚柳先生被邀宴于深圳，席上，主人称自己珍藏有一幅启先生书法，想请他看一下。启先生当时笑曰：“不用看了，写得不好的，必是我写的；写得好的，想必是假的。”一番戏谑之语，顿时惊了四座。
启先生接着悠然地说：“倘是真品，无所谓好坏。如是假冒的，必刻意求工求精。”谢稚柳一听，拊掌称妙。其实，赝品再怎么模仿，又如何能得启先生手迹风采之万一呢？
还有一事也属奇事：某人周游山东，兜售启功书法条幅若干，每幅仅数千金。买者大喜，便宜买到了好货，焉能不喜？遂派专人赴京，直奔荣宝斋装裱。未想，见多识广的师傅一眼看过，便告之：假的！
买者不信，径奔北师大而来。又鉴定之，始知荣宝斋不谬。买者痛心疾首之极。启先生知道后，便送了一幅字与其。买者遂欢天喜地而去，此番所持者，真迹不容置疑耳。
对近来频频出现的假冒事件，启先生含蓄地说：“这位（些？）‘朋友’大概是短钱花了。对此事，我不追究。”其实，启先生何曾希望署上自己大名的“假冒伪劣”货色去招摇撞骗？后来，他说了真心话：“要想追究，也追究不过来，花不起那个精力呵。”或许，那些假启功还很盼望真启功能诉诸公堂呢，果如此，他们岂不是皆能一夜之间成为“名人”了。
让启先生最为烦恼的，是另一类假冒。某日，一位台湾人恭敬地对启先生说，他花了上万美金，求得几幅明清书法精品，上面还有启功的鉴定题跋。启先生有众多头衔，其中一个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所以，但凡经他过眼的文物，当是有一言九鼎的分量的。
启先生一听此事，便赶紧声明：“我从未在这几件上题过！”其实，这几幅作品还真曾被启先生过眼过。只是当时启先生一眼便认定是赝品，拒绝了题跋。他又怎样想到，仅隔数日之后，该作品竟被另一个“启功”题上了。
对这件事，启先生非常有意见。他说：“造假古画，本来就是错。假冒我的题跋，使我成了假见证，这是我决不能容忍的。”
对这些已明显侵害了启功的违法行为，不知道启先生还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对策。不过，他特别想告诉大家的是：“朋友，千万不要因为古字画上有我的题跋，就轻易相信。至少，可以拍成照片寄给我看一看，以辨真伪，免得吃亏上当。而且，今后我连真的也不再题了。”
与启先生相处，深感他是个外圆内方，谈吐智慧幽默，办事却极有原则的人。他为人非常随和，却绝不随便。他喜欢温顺的小动物，他说：“小动物再老实，你老用棍子捅它，它也会龇牙。”遇上忍无可忍的事，启先生也会拍案而起，而且是非有个结果不可的。
盛夏的烦恼，终会过去，取代而来的，是秋天的沁凉和气爽。可是，启先生的另一种烦恼，何时能解呢？“唯有杜康”，大概是自欺骗人的，或许是“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罢！
一九九三年七月五日
附：
启功“坐游”万里山河
启功教授不爱看电影，并声称绝不看悲剧。他的理由大概是充分的：人生何必自个儿找不痛快！所以，启功平常只看电视。但是，看电视也不是没有选择的，除去《新闻联播》，他常看《世界各地》和《祖国各地》，而速战速决的喜剧小品和相声以及《动物世界》，则是他最为喜爱的节目。
近两年，旅游形成热潮，登山攀岭者纷纷争先恐后，启功却不敢追众。有一次，他对我说：“别人登山揽胜，高兴得很，我却老想哭。”
为什么？
因为启功面对大好河山，良辰美景，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已去世多年的老母亲和爱妻。
启功是有名的孝子。一岁丧父后，是母亲含辛茹苦抚育他长成。母亲晚年病中，适逢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新成，老母亲想去看看，但终因病得厉害，未能遂愿而殁。对启功来说，这是人生一大憾事。启功夫人章佳氏，长启功两岁，与启功相依为命数十载，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吃过许多的酸甜苦辣，也从未有机会坐上火车去游山玩水一番。一九七五年章佳氏撒手西去，启功痛不欲生。启功有《痛心篇二十首》，俱言其哀伤之状，举凡读者，无不含泪神黯。许多年后，有人试着为启功做红娘，启功一概拱手谢绝。
一九九〇年，启功带了一百多幅自己的字画去了香港，举办了一次辉煌的书画展。此次书画展卖书画所得二百多万港币，但这些钱一分也未入启功私囊。他将全部收入捐献给了国家，用来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这事的缘由是：启功所供职的北京师范大学前些年有意为他建一个艺术馆，启功坚辞，口称不敢，实则不愿。他倒有心搞一个奖学助学基金，用来鼓励和帮助那些学习优秀而家境困难的学生。他将这个基金命名为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以此来纪念他的老师、原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陈垣先生。
励耘书屋是陈垣先生的书房之号。当年，启功以高中学历，任教于辅仁大学，多得益于陈垣先生。今天，启功以自己成功的奉献，报答恩师当年的培育之情，不正是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吗？今天的启功，以书画、古典文学和文物鉴定三绝而驰名海内外。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这古老的道理，在启功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启功先生曾认真地对我说：“初进辅仁，陈先生对我书如何教，文如何改、如何圈、如何点，都一一加以指点。我启功能有今天，是一分都不能离开老恩师的好处的！”
说起来，启功还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后裔，所以，他自然也有爱新觉罗的姓氏。但大约是没有人叫他爱新觉罗先生的，因为从清朝起，就没有人把爱新觉罗姓氏作为口头称呼，所以，人们多将他的名字前后拆开，称他“启老”和“启先生”。启功没有子女，倘若有一子半女，启功说必让他们以启为姓，代代相传下去。启功对某些人不论场合到处将爱新觉罗的姓氏挂在嘴上，是颇有些微词的。
启功是个名人，名人自有名人的烦恼，单是神出鬼没的求字大军，就足以使他难以招架。于是，便有一传说，云：启功曾在自家门楣处，贴一字条“大熊猫冬眠，谢绝参观”，以阻挡不屈不挠的不速之客。某次，我笑问启功，启功亦笑答：此系讹传。
倒是在前两年，启功为对付不约自请者而在自家门上贴过一张字条：“谢绝参观，启功冬眠，敲门推户，罚一元钱。”但根本无效，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总是鱼贯而来。于是，启功便伺机东“躲”西“藏”，仿佛地下工作者一般。
“躲”进钓鱼台国宾馆的启功，在四号楼的一间客房里对我说：“最近刚刚完成了一篇近四万字的论文《说八股》，就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僻静之地，用一个月的时间写成的。”那里离启功的家只有一箭之遥，且自费住宿，缘何？逃避也。
启功戏称自己的字是十年“文革”中抄大字报练出的功夫，故应称“大字报体”。当年，启功抄写的大字报，很少有能保存多日的，因为总会有喜欢启功书法的人，偷偷揭下藏起，以致后来凡有启功所抄的大字报贴出，需让人看守。
医生对上了年纪的启功谆谆告诫，戒食这物或那物。但自称不是美食家的他，总是置若罔闻，譬如酒照喝，肉照吃……过去，启功会抽烟，但现在不知不觉中也不抽了。他的养生之道仿佛就是四个字：顺其自然。学过太极拳的启功，现在早已忘了路数，也不觉得有什么可遗憾的。今年七月盛夏，这位一九一二年出生的老人，就将满七十九岁。
某次，我偕启功先生看一个书展，启功对其中一些以动物为主题的书连连称好，还幽默地以成语加以评点。这是一位天性善良、热爱生命的长者。启功很遗憾地对我说：“文革”中抄家时曾丢失了一本很有趣的《百狗图》。还有一个故事：启功出访他国归来，海关的先生们很诧异这位先生一件电器也未带时，启功却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个小兔打鼓的电动玩具。启功不爱陌生人随便给他照相，但如蒙准，在他家里可以给他照相，他必坐在一大堆动物造型的玩具中，抱着一个布制大青蛙或大耳兔对着镜头微微而笑。
钓鱼台国宾馆。窗外，桃红柳绿，灿灿烂烂；启功在安安静静做学问、写字。他临时的邻居，来自江苏的著名国画家宋文治，正在神气荡漾地画他的一丈六尺泼彩大山水……启功指着宋文治送他的《宋文治山水画集》对我说：“我最喜欢看山水画册了，一翻一大张，一片大好河山。”
我说：“您这是‘坐游’万里山河呵。”
我们相对大笑。
一九九一年五月八日
补 记
记忆里初次见到启功先生，时间是盛夏，地点是钓鱼台国宾馆，由南京来的宋文治先生介绍。我恭敬地称呼他“启老”，他双手抱拳，连续两声回答：“岂敢、岂敢。”翻了日记，发现关于时间的记忆有误。准确的时间，应该是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那一天，我参加了在荣宝斋举行的“宋文治画展”，然后被宋老邀往钓鱼台共进午餐。
与启功先生交游不算多，但也不算很少。自己是不能妄称为启先生学生的，但每次见面，总会顺便请教问题一二。这些问题，多是自己平日在看闲书时所积攒的疑问，属于“有备而来”。于启先生而言，则相当于被“突然袭击”，不可能事先准备。但每一次请教，总会有比较肯定的答复。记得有一次，我向他请教一个词的原意，他马上告诉我，可以到某一本书中某一章节去找出处。启先生在外待人接物，多给人以幽默快乐的形象，但在平时交谈中，非常平实，从不倚老卖老，更不故作高深。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他都能与对方平等交流；加之一口圆润的北京话，抑扬顿挫，婉转有致，与他交谈，往往如沐春风。
与他见面算不上多，但我也当面见过他两次发火。一次是在钓鱼台国宾馆，门卫打电话进来，说有秘书某某求见，启先生很疑惑，盖与秘书所在单位素无往来。与之通话，秘书云奉某某领导之命前来求字。启先生温言婉拒，但对方似乎不依不饶，正在交谈中，启先生陡然说话声高，当场拒绝。另一次是某名人（恕不点名）未事先联系，擅自带了陌生人到小红楼。启先生在两人走后，也是冒火批评之。
除了正儿八经的采访，我因骑车上下班，每天往返于清华东路学院路的林大与府右街之间，北师大是必经之地，偶尔会兴之所起“突袭”拜访老先生。如，日记载：“下午直奔启功处，在。聊一下午。”（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晚去启功家，聊了一个多小时。启老赠我《汉语现象论丛》一书。师大九十年校庆。”（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一日）进出北师大校区，如从府右街向北走，我总是从铁狮子坟的东门（大门）进，从北太平庄的北门（小门）出。
我给启功先生写过多篇稿，最长的一篇写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日记：“《启功》一稿抄改完，共二万四千字。”这一篇，后来以《书法大师的悲欢交响曲》为题收入我的第一本书《名人采访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月版）中。
初次见面时，启先生对我称呼他“启老”回以“岂敢”，并非只是礼貌上的客气，除了在谐音上幽了一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后来彼此熟悉后他才告诉我的：他其实一向不喜欢别人叫他“启老”，大约是不喜欢那个“老”字。启先生希望别人称呼他的，是“先生”二字，一则普通，少长咸宜；二则他本身是个教了一辈子书的教师。教师者，先生也。记得与启先生住一起照拂他日常生活的景怀大哥对外人称他时也是以“先生”相称的。但我好像一直以“启老”称呼他，在付诸文字时则一贯以“启先生”行文，总以为这样才更能表达我的尊重。叫他“启老”虽然稍稍有违尊意，但时间一长，他似乎也就默然了，并无不悦。
回忆曾与启先生的交谈，林林总总，似乎并无局限。我与他曾经“躲”到师大招待所中，在无人打扰的情况下，他用数小时比较系统地漫谈了自己的家世和一生。那一次，经启先生同意是有录音的。那次的录音材料，构成了我写启功长文的骨干。那篇文章，在一九九二年以及之前可能是写启功先生最长的一篇，且因为其中有好些细节是初次披露，故发表后，颇得了一些好评。稿子按照行内的规矩，是经他本人审阅过的。与如今多种启功传记纷纷问世相比，我大约可算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我曾对启功先生说我第一次听说“启功”大名，还是因为林散之。缘由是这样的：在“文革”后期，南京的书法家林散之仿佛横空出世，以草书得大名，乃至各种逸事流传纷纷。南京的父执毛治平先生对林字甚为推崇，曾对当时还是少年的我讲过一个小故事——北京有个大书家叫启功，因病卧床，某一日偶然得见林散之草书真迹，当场坐起，病也霍然而愈，云云。关于此事，我专门求证于启先生，启先生说林老的草书的确是好。但对其余部分，并未给出答案。
启先生跟我仔细谈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兰亭集序》真伪争论的始末，以及与自己相关的背景；也谈过如何欣赏范宽《溪山行旅图》的佳妙。在他的客厅兼书房中，就悬挂着一幅“下真迹一等”的复制品；作为书法“帖派”的代表人物，他讲过碑、帖两派的争论要点，他自己的观点也毫不含糊。他甚至还聊起过如何寻找汉字间架结构中的“黄金分割线”，乃至如何握笔、如何磨墨，等等。当然也会偶涉时事，兼及人物。对于古人，他的臧否月旦会很直接，往往一步到位。但对于时人，他还是点到为止的。他对我正在进行以文字速写为老文化人留真的工作很是肯定，并积极支持。他向我推荐过两人，一位是他的邻居钟敬文，另一位是他少年时代的玩伴王世襄。后者，他还当即打了电话过去，说明事项，并让我与王先生直接通话约时间。
我选择从北京返回上海，跟启先生我是说过缘由的。后来我多次回过北京，但只有第一次因有事去找过他，他开口第一句就问我父母还好吗。一个小细节，说明他记性仍然极好，且自己高龄仍会关心他人。对此，我唯有感念情动。
启先生的书法，是书家字，但更是文人字，我是很喜欢的。他的书法行情在那些年中日涨夜涨，但我从未开口向他求过字。我有先生大著数种，悉由他主动相赠。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去北师大小红楼启功先生处，先生以《启功韵语》一册见赠。是书竖版繁体，前有铜版纸印墨迹多帧，颇为可观。一九八九年一版一印，精装，印数五千。有一可噱处，该书后有出版社所附铅印勘误表活页一张，数了数，达二十二处。但，此表仍是有误的，因此，启先生又亲自在勘误表上再勘误了一次，并用笔一一改正之。那天，启先生还向我出示了一册未刊诗稿，诵读数首。对其中一首，我表示欢喜，启先生便用我的钢笔，在是书首页给我抄写了此诗：
吾爱诸动物，尤爱大耳兔。
驯弱仁所钟，伶俐智所赋。
猫鼬突然来，性命付之去。
善美两全时，能御能无惧。
落款：“杂诗之一，书奉吴霖同志哂正，启功。”如今，这诗、这字、这书，都成了我难忘的记忆……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