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弁言
本书的主题，是中韩文化交流。中国的儒家学说，如何经由朝鲜政府与学人的考察、导入、消化、吸收，引进朝鲜半岛，构建起以孔门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理念的国度，这是中、韩两国学术界的共同课题。中国从西周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便是礼治的国家。中国之礼，学术与制度兼备。曾国藩总括儒家文化的特点时说，“治国以礼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近代学术泰斗钱穆先生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本书试图从“古礼”，即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及由此生发而来的典章制度之学出发，考察朝鲜半岛儒家化的大致过程。
在历史上，儒学对于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对于民众价值体系走向认同，起了主导作用。晚近以来，西学东渐，儒家文化遭受无情摧残，东亚文化面貌开始变异，进而出现了对儒家文化是否还有现代价值的质疑。在此，我回想起当初与韩国的密切交往与种种见闻。如果我们能“以邻为鉴”，看看韩国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因为我们拥有基本相同的历史与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韩两国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恢复与发展经济。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经济满目疮痍，许多山头被炮弹炸得寸草不生，有老人告诉我，不少地方连一块烧饭用的柴火都找不到。联合国派员赴韩考察后的结论是，若再不予以人道救助，则该国人民难以生存。60年代初，韩国经济在艰难中起步，普通人连一日两餐都难以为继。未来的韩国之路如何走？是否一心拼经济即可？令人眼睛一亮的是，韩国人清醒地认识到，物质与精神不可偏废，当同步发展。精神文化虽不能像经济那样带来可观的利润，但对于塑造民族精神，提升民众素质，却有着自然科学无可取代的巨大作用。
1965年，50位著名韩国学者倡议成立“民族文化推进会”，以传承与振兴传统文化，高扬爱国精神为己任。1970年，朴正熙政府拨款修葺500年前朝鲜鸿儒李退溪创建的“陶山书院”，拓展书院附近的道路，以此作为国民教育的基地。1978年，韩政府创建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其宗旨是：“研究民族文化的精髓，坚定主体的历史观和健康的价值观，探索未来发展的坐标，弘扬民族振兴的国民精神，为民族文化的畅达作贡献。”可见，韩国上层对于精神文化的重建，旗帜鲜明地立足于民族文化，而非西方文化。这种理念，可谓弥足珍贵。
民族文化的重建，离不开民间的响应与配合，否则就只是漂亮的口号。令人由衷钦佩的是工商界的鼎力配合，慷慨解囊者不乏其人。这里尤其要提及的，是韩国“退溪学”研究的三位主要推动者，退溪研究院院长李东俊、国际退溪学会理事长李龙兑、退溪研究院理事长李源纲等三位实业家。退溪，是韩国朝鲜时代鸿儒李滉的号，韩国儒学的标志性人物，素有“海东孔子”之称。李东俊出身儒学世家，担任仁川制铁株式会社董事长，企业资产雄踞全韩第二。其父六十大寿时，各界募集巨资，拟按照传统礼仪举办盛大的“回甲宴”，被李先生婉谢，他用此笔款项建造一座大型图书馆，捐献给家乡安东市。为了弘扬韩国学术文化，李先生又着手创办“退溪研究院”。李东俊先生出资建造研究院大楼，并延聘学者收集、整理、出版退溪文稿。为了扩大韩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退溪研究院以两年一届的节奏，在各国举办退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李先生去世后，将全部财产捐赠退溪研究院，其高风亮节，成为全社会的楷模。李龙兑先生毕业于汉城大学(今首尔大学)物理系，其后远赴美国学习计算机，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韩国规模最大的通讯公司的董事长；公务之余，涵泳于儒家经典，学养很深。某年，李先生之子行将赴美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李先生谆谆教导，出洋留学，首先要有本国的文化根基，无论何时都不可忘记本国的文化传统。为此，李先生要求其子在六个月之内背诵完《孟子》，方可出国。其子未能按时背完，李先生决定推迟其签证日期，直到其子全文背完《孟子》，方才允许出国。此事一时传为美谈。李源纲先生毕业于汉城大学历史系，能背诵“四书”，精通古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因迫于生计，到公司谋生，后来成为“三又精密社”的董事长，他不仅多次捐献巨资于退溪研究院，而且筹建“学术财团”，希冀能奖励各国杰出的人文科学学者。
以上三位先生的共同特点，是自幼受儒家文化熏陶：李东俊出身儒学世家，李龙兑的家乡庆尚北道是朝鲜时代书院最密集的地区，李源纲先生亦然。一心向慕儒学，而生不逢时，或无法入学，或学后没有营生，故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后代创造读书和研究的环境。
儒学在韩国民间有深厚的基础。韩国许多学术团体，背后都有“后援会”支持，成员大多是资产规模较小但向慕儒学的理事长，乐于赞助学术团体的各项活动。但凡是举办纪念本乡本土先贤的学术会议，或者是当地的乡校的祭享、讲学活动，捐助者都非常踊跃。
上述数事证明，古代朝鲜浸润于儒家文化数百年，形成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尽管饱受外敌入侵，历经患难，但儒家文化的根荄犹在。古诗有云：“菁莪造士，棫朴作人。”儒家之士，志在经世致用，淑世救民，故一有机会，依然生机勃发。60年代的韩国尽管生活困窘，但举国上下不失文化精神，故能坚忍不拔，积二十年之功，经济成功起飞，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
时至今日，中韩文化交流的空间依然很大，此举一例。笔者访韩归来，写过多篇介绍当代韩国儒学的文章，其中一篇谈及我在首尔白云山公园意外发现一座弓道馆，墙上挂着《礼记·射义》中论述周代射礼人文内涵的语录，教练听说我来自中国，便取出一把古代的弓，说是“角弓”，并做了张弓的示范，这令我大吃一惊。以前读《诗·小雅·角弓》“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句，从未往心里去，以为是早已湮灭在历史尘埃中的器械而已。此事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颇大。归国之后，我撰文介绍此行，在媒体刊发。出乎意料，此文居然被素昧平生的中国国家射箭队前总教练徐开才先生读到，引发了他的兴趣，从此，我们成为莫逆之交。徐先生多次邀请我参观射箭比赛，与运动员交流，使我对周代射礼有了全新的认识。由此，我开始研读《仪礼·乡射礼》，探究其礼法、礼义，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我撰写的《从〈仪礼·乡射礼〉看中国古代的体育精神》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华文摘》作了全文转载。其间，我萌生了仿照孔德成先生当年在台湾大学组织师生复原《仪礼·士昏礼》的故事，复原《仪礼·乡射礼》，希冀将这一富于东方特色的古老文化活动再现于世。2016年，我担任首席专家的“《仪礼·乡射礼》复原与当代中国日常礼仪研究”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为了深入了解韩国的礼射历史与现状，我委派研究生去韩国各地考察，之后又去日本考察。以此为基础，我们与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合作，举办了“中日韩传统弓箭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三国学者展示了各自的传统弓箭制作工艺，并进行了射艺展演，取得圆满成功。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开始关注《考工记·弓人》对角弓制作流程的记载，收获满满，以此为基础撰写的《弓檠弓考》一文去年在《考古》刊发。追本溯源，我对弓箭、射礼的认识与研究，发端于首尔的弓道馆，真是令人感慨！
本书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数年前即已售罄，今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增订再版，借此机会，略述访韩的感慨数端于上，弁于书首，敬请读者朋友赐教。
彭林
2020年4月13日
初版弁言
就儒家化的程度而言，古代朝鲜是中国本土之外最为彻底的地区。
尽管中国与古代朝鲜在地缘上接壤，山水相依，但彼此在文化上的差异原本却是非常之巨大。从语言学的角度而言，中国属于汉藏语系，朝鲜属于阿尔泰语系，相互的沟通存在着很大障碍；从风俗的角度而言，两地更是大相径庭，这是见诸《史记·朝鲜列传》的。是什么力量使古代朝鲜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朝鲜的儒家化经由了怎样的途径？这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研究的重要课题。不无遗憾的是，尽管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学术交流相当频繁，但很少有学者厝意于此。
我原本研习先秦史，博士毕业后转向中国古代礼学经典和礼学思想的研究，从未涉足过中外文化交流的领域。我对古代朝鲜的兴趣，缘起于1992年对韩国的访问，那是一次对我影响至深的经历，由于本书正文没有谈及，故有必要写在书端，以使读者会意。
那年，适值中韩建交，韩国国立庆尚大学宾荣镐校长和南冥学研究所所长孔泳立教授邀我前往作学术讲演。经过半个世纪的隔绝，我们对于朝鲜半岛历史的记忆，除了50年代那场刻骨铭心的战争之外，已经所剩无几。虽然地理上近在咫尺，但在我们心中却是那样的遥远和神秘。当时北京到汉城的直航尚未开通，我需要从天津登机，航线也非常曲折。从机舱内的大屏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机升空后没有向东方的朝鲜半岛飞行，而是折而向南，越过河北、山东、江苏，然后在我的家乡无锡上空转了一个圈，飞向东海，接着折而往北，驶向济州岛。旅程漫漫，愈益增加了两国的距离感，韩国的面貌究竟如何？心中不免悬测种种。三个多小时后，飞机到达汉城(今首尔)上空，从舷窗俯瞰这座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首都，万千的高楼竞相上拔，密密层层，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经济实力”“繁荣”等词语。当晚，我在金浦空港转机前往庆尚大学所在的晋州，当飞机再次跃上汉城高空时，景观为之丕变，整个城市宛如盛满珠宝的巨盆，金光灿灿，眩人眼目。这就是韩国？
晋州是岭南的一座古城，历史上人文荟萃，素有“朝鲜人才，半出岭南；岭南人才半出晋州”之说。这里一派静谧，与汉城的景象截然不同，人们似乎毫不理会汉城的奢华和喧嚣，从容不迫地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晋州农村，人们的生活相当富有，汽车和各类电器应有尽有，但几乎看不到欧陆风情式的建筑，视野所及，都是富有东方传统建筑特色的单檐歇山式的屋顶。门第较高的人家，室内显要处大多张贴着用汉字书写的古代名贤的文句；考究一些的，主人之位的背后往往有诗文曲屏。这一切，无不显示着当地居民对传统的深深眷恋，向我们展示了汉城之外的韩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在我的讲演结束之后，东道主安排我参观南冥先生的遗迹。南冥是朝鲜时代著名学者曹植的表字。曹植学识卓群，与当时的另一位大儒李滉(字退溪)齐名，时称“岭南双璧”。曹植痛恨黑暗的朝政，拒绝与政府合作，息影山林，主讲德川书院，以教授弟子为己任，其高风亮节，为后代所景仰。我们来到德川书院时，一群老者正围坐在书院的堂上开会，他们人人身穿“道服”，这是我国明代传入朝鲜的服装，如今我华已经不可得见。东道主介绍说，为了追思南冥的学业与精神，德川书院每年都要举行享祭。由于明天就是享祭日，所以与祭者正在商议祭礼的分工。分工的名单用毛笔书写在一张约一尺宽、两米多长的纸上，然后张贴在墙上。分工的名目有初献、亚献、终献、司炉、奉香等，与我国史乘或者古人文集中的记载完全一致。这些与我们久违了的名词，居然出现在异国他乡的德川书院，令人既觉惊讶，又倍感亲切！当晚，我宿泊在德川书院附近，以便次日观礼。
享祭礼仪极其庄敬，古风流泽，扑面而来。司仪手持“笏记”(一种写有祭祀仪程的长条形手本)，高声宣唱每一道仪式，几十位与祭者有条不紊地上前执事、行礼。他们之中，有南冥先生的后裔，也有普通的村民，更多的是因为崇敬南冥而从四方专程赶来的儒林中人。这里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有着他们终身固守的文化传统。用中国宋代的礼书来对照，享祭南冥的仪式相当之正宗。古礼在中原湮灭已久，我以前只能在文献中从事研究，非常无奈。如今突然见到了“活化石”，枯燥的文献记载顿时变得鲜活起来，内心的兴奋真是难以言表。
其后数日，我又访问了许多学校、家庭、文化团体，闻见日增，而知中国古礼在韩国保存得非常完好，尤其是《朱子家礼》所规定的冠、婚、丧、祭四礼，至今还有人在遵行。庆尚大学汉文系定期为本系学生举行冠礼(成年礼)；民间的婚礼依然奉行古代“六礼”的仪式；丧祭之礼则比较系统地存在于千家万户之中；全罗南道至今还有人在行古老的乡射礼。这一切让我真正体会到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道理，也让我发现了一块与我的礼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土地！从此，我开始将韩国文化纳入自己的学术视野。
为了全面地收集有关资料，我于1996年向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提出申请，希望前往韩国考察6个月，得到批准。由此，我得以深入韩国城乡，从容寻访古礼，对于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血脉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刻，获益良多。古代礼仪，以丧礼最为隆重，不仅历时三年之久，而且仪式最为繁复，自古有“礼莫重于丧”之说。礼书中关于丧礼、丧服的记载不仅多，而且难以卒读。所幸的是，得力于在韩国的考察，使我得以较好地消化了这一部分内容，下面略举数例。
一次是韩国中央大学卢仁淑教授陪同我访问汉城的儒林会馆。儒学被韩国人视为宗教，各地都有儒学信奉者的组织，称为“儒林支部”，儒林会馆则是全国儒林的总部。会馆内有一个专门介绍传统丧礼的教室。经卢教授约请，一位年长的妇人接待了我们。她告诉我们，她的母亲一生在朝鲜王室从事内务，因而熟知宫廷丧仪。由于家庭的影响，她自己曾经帮助一百多家料理过丧事。她说，处理亲人的遗体，是家人对双亲最后一次尽孝，一定不能草率从事，否则会带来终身的悔恨。为了便于讲解，她用布料缝制了一个人偶当作教具，老人面容慈祥，言谈沉稳，出现最多的词是“以洛开”“以洛开”，意思是“这样”“这样”。她甚至谈及对《仪礼·士丧礼》中“抗衾而浴”一语的理解，并作了演示，令我感慨不已。
另一次是到庆尚北道安东柳氏家中参观禫祭。某日，我到友人河有楫先生家做客，河先生向我出示一封柳姓朋友的信函。信是毛笔写的，用的是非常典雅的古汉语，大意是说，其父亲于某年去世，家人为之服三年之丧，本月某日，三年之丧完毕，家人将依礼举行禫祭，届时邀请河先生前往观礼云云。河先生问我，是否有兴趣与他同行，我连声应诺。古人为父母服三年之丧，过程漫长而又复杂，禫祭则是最后一次祭祀，祭后除服，恢复正常生活，所以又称为“吉祭”。由于是除服之祭，所以极为隆重。“禫祭”一词，我在古文献中见过无数次，但始终无缘得见其仪式，如今居然可以亲临目睹，真是兴奋莫名。河先生告诉我，这位柳先生，乃是安东的名门望族，屡世簪缨，门庭颇盛，如今连柳家的住宅都是文物保护单位。柳家以恪守文化传统为荣，至今按照《朱子家礼》的规定生活。其日，当我们从汉城赶往远在山乡曲村的柳家时，已是子夜时分。次日清晨，丧家开始陈设祭品。从文献的角度来检验，整个仪式简直无懈可击。例如，文献记载说，丧主之妇在禫祭中要穿彩服。彩服的样式，文献语焉不详，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无从质证，常常令人郁闷。始料未及的是，当丧主之妇在两位女眷的搀扶下到灵位前行跪拜之礼时，穿的竟然就是红色的丝绸彩服！我心头一震，连忙举起摄像机，拍下了这一珍贵的资料。
禫祭之后，举行迁庙仪式。《朱子家礼》规定，士大夫的家庙只能供奉四代先祖的牌位，所以每当三年之丧结束，新主的牌位入庙时，就必须将高祖的牌位迁走，以便保持四代牌位之数，这一仪式称为“迁庙礼”。韩国人几乎都有家庙，当新主迁入家庙后，历时一上午的仪式终告完成。回汉城的路上，我反复琢磨：家庙致祭的祖先为什么只能是四代？突然茅塞顿开，悟出了其中的缘由，欣喜无似！回国后，我写就了《论迁庙礼》一文，发表在杨向奎先生执教六十周年的纪念文集上。这篇论文是将传世文献与“活化石”相结合的产物，完全不同于以往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虽然无甚高论，但在我而言，不免敝帚自珍。
还有一次是到庆尚北道观看“儒林葬”。在了解了始死和禫祭的仪式之后，我非常希望看到韩国的“儒林葬”。所谓儒林葬，是韩国人对《朱子家礼》中的丧礼的称呼。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韩国有学识举行儒林葬的家庭已经越来越稀见。我留韩的时间非常有限，其间适逢儒林葬概率，可谓微乎其微。不料宛如天佑神助，1997年初，在我还有二十多天就要回国之际，突然接到岭南大学友人金血祚教授的电话，说在大邱市附近的清道县，最近有一位朴姓的九旬儒者逝世，其家人和弟子决定为之举行儒林葬。当地媒体已经迅速作出报道，称这将是20世纪韩国最后一次儒林葬。我放下电话直奔汉城车站，冒雪赶赴大邱，承金教授和庆一大学崔景顺教授帮助，随即驾车前往清道朴家。闻讯前来吊唁的车辆已将丧家围得水泄不通。丧主和众主人跪坐在临时搭建的丧庐之中，一边不停地说着“哀告”“哀告”，一边向前来吊唁的亲友述说死者临终时的情况。我在此见到了不同等级的丧服，以及以往读礼时每每感到不知究竟的斩衰之服上的衰、负版、辟领，丧饰中的首绖、腰绖、绞带、散带等等，与《朱子家礼》的记载相比，一切都是那样的原汁原味。我在这里停留了三天，目睹丧家如何行朝夕奠的礼仪，如何制作丧具，如何告庙、发靷，直到灵柩入圹。送丧那天，我举着摄像机，在积雪将融的麦田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走着，努力将每一个细节记录下来。因为我知道，这可能是我此生唯一能亲见的儒林葬。
类似上述的例子，不胜枚举。韩国受中国古礼的浸润如此之深，使我产生了从史学角度来作系统研究的想法。1998年，我以“中国古礼在朝鲜半岛的播迁和影响”为题，申请教育部“九五”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获得批准。旋即开始写作，此即本书的由来。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礼乐文化，儒家的治世之道是通过礼乐制度来展开的。因此，礼制的实施与儒家化的程度适成正比。朝鲜王朝把全面实现儒家化作为治国的目标，其结果必然是礼乐制度深入到社会每个层面。换言之，正是礼乐文化的全面渗透，才造就了彻底儒家化的朝鲜。基于这一认识，我试图描述从三国时代到朝鲜时代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礼学和礼制怎样逐步被朝鲜政府和士民所受容，以及朝鲜民族如何走向儒家化。
在写作过程中，最感困难的是对韩国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生疏，许多话斟酌再三犹不敢轻言；其次是不懂韩文，许多当代韩国学者的论著无法利用，深感遗憾。好在这一主题韩国学者着力不多，此外韩国的史书和古代学者的文集都是用汉文书写的，阅读原始材料并不困难，因而本课题仍不妨一做。
本书各篇是在国内陆续撰写的，常常因为资料缺乏而掷笔中辍。2000年夏，我专程到汉城成均馆大学图书馆搜集资料。在整整一个月之中，我查阅了高丽时代、朝鲜时代所有学者的文集，复印了近百公斤重的资料。由于终日伏案，颈部肌肉严重受伤，又值酷暑，晚上无法入睡。现在回想起这段难忘的经历，依然令人唏嘘不已。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对韩国礼学的研究告一段落。在此，谨向帮助过我的韩国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本人初涉韩国学术，本书的粗疏和谬误一定在在多有，殷切希望读者诸君不吝指教。
彭林
2004年6月22日于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