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西方”意味着什么？
现在谈论“西方”(the West)还有意义吗？我们生活的各个国家曾经被称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现在很多人则称之为后基督教的世界——我们似乎已经丢掉了自己的道德方位(moral bearings)。我们再也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告诉自己我们的起源和发展。在我们对各种事情的看法里，几乎不存在什么叙事上的全面胜利。不论好坏，事情已经发生在了我们身上。
也许有人会对这种处境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从种种历史神话(historical myths)中获得了解放，这些神话诸如人类原罪与救赎的《圣经》故事，或者是由科学的发展来“保证”的进步信仰。还有人会说，一种更加包容的全球化叙事，已经让任何诸如西方叙事之类的东西变得不仅过时，而且道德上可疑。
我不能同意。如果我们是在一个全球的背景下看待西方，我们处境的最突出之处就在于：无论我们乐意与否，我们都正处在各种信念的相互竞争之中。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伊斯兰基要主义的发展。在一种世界观里，宗教律法驱除了世俗领域，妇女的从属地位也违背了人人平等的信念——这种世界观与西方流传甚广的道德直觉水火不容，而这还只是一例。
不过，有了这些道德直觉，难道就意味着我们还能根据共同信念(shared beliefs)来定义西方吗？西方能够提供的种种信念，通常被人们形容为 “自由主义的”(liberal)。但在这里，我们立刻遭遇了一个难题。因为在伊斯兰基要主义者和不少西方人的眼里，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不信”(non-belief)的代表——因为它的漠然中立与宽容放任，不然就是因为它的衰落。为什么会这样？这项指控成立吗？
本书试图弄清楚这些问题。它的论证有赖于两个假定：首先，如果我们想理解各种信念与各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理解我们自己，那就得把眼光放得非常长远。道德和信念的深刻变革，可能花费数世纪才渐渐改变了各种社会制度。期望流行的习俗和态度能在一夜之间改变，这是很愚蠢的想法。
第二个假定在于，信念仍然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这个假定曾经获得过远比今日更多的人的认可。19世纪，围绕着历史变革的问题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观念论者”和“唯物论者”的论战，后者主张社会秩序与其说是依赖共同信念，不如说依赖于技术、经济的相互依存，以及一套先进的社会劳动分工。即便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在20世纪末受到挑战，这个观点也未曾失去信誉。毋宁说，在一种奇特的来世里，马克思主义渗入了自由主义的思想，不断引诱着我们贬抑各种信念的作用。由于二战后西方享受的前所未有的繁荣，这种诱惑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已经开始去经济增长的神殿做礼拜了。
与此相反，本书要尽可能严肃地对待道德信念，途径就是观察一系列“时刻”；在这些时刻里，各种业已改变的信念在两千年间渐渐影响了各种社会关系。这不是说，这些信念就是唯一起作用的原因。西方发展的故事既不简单，也不是线性的。任何原因都不可能永远保持独一无二的强力；尽管如此，在我看来道德信念已经为西方历史赋予了某种清晰、总体的“方向”。
因此，我讲的故事是关于“个体”(individual)如何成为西方的组织性社会角色，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及其著名的公私领域区分，以及它对良心和选择的作用的强调，这些东西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个故事讲的是一系列缓慢的、高低不平的、艰难的步伐，它们迈向了现已得到公开承认和保护的个体的道德自主(moral agency)，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以及各种强制性的“基本”权利。
一场道德信念的根本变革塑造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但这并不是说，那些引起或推动了这场变革的人预见或意欲这场变革最终的社会结果。我的故事一部分是关于这场信念变革所造成的出乎意料的结果。追溯这些结果，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故事里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如今，许多西方人自称是基督徒，却没有定期上教堂，甚至对于基督教教义都只有很粗浅的认识。这是虚伪还是无知？也许都不是。这一点可能暗示，人们意识到他们生活的同时也是大多数人热爱的这个自由主义的世俗世界，是一个由基督教信仰所塑造的世界。如果这是事实，以这种方式来描述他们，他们就会对自己的道德直觉的起源表示敬意。
自由主义的世俗主义发源于基督教西方，难道这只是偶然吗？本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讲述一个概念的两千年发展历程的故事，至少已经不是时尚了。可以理解，历史学家对于技术化论证之类的事情已经变得十分敏感，所以他们会去调查18世纪、19世纪关于“进步”的历史理论所造成的危险。我已尽力避免这样的危险。
但这也不是唯一的危险。如今，智识劳动的分工和知识的单纯积累，为想要从这么长的时段中探索出一条通路的人营造了巨大的风险。专家不得不有所保留，不得不小心遗漏或歪曲，否则会犯大错。但是，难道我们也必须放弃努力，再也不去确认和追溯历史进程中那些更长的发展线索了吗？在我们看来，这样做未免代价太高了。
本书难免是一部解释的著作，而非初级的学术著作。我认为它所利用的资源是最富有穿透力和最具原创性的，也是从我能找到的无数资源里筛选出来的。我确信，这场筛选的过程也排除掉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源。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在世的或已经离世的历史学家的著作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著作既是巍峨耸立的成就，对于我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关键性的帮助。我极大地受惠于他们的榜样。以下人物就是这本书的真正英雄：福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弗朗索瓦?基佐(Franois)、布莱恩?蒂尔尼(Brian Tierney)、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Berman)、彼得?布朗(Peter Brown)。如果这本书只是让他们的著作获得了更多读者关注的话，那它也是有所成就了。不过，我希望这本书能为处于西方身份之核心的自由主义传统提供一份更好的理解。
一生的阅读、交谈和争论，让后面的篇章得以成形。一些影响过我的最重要的友谊，现在已是回忆的材料：这些朋友是保罗?弗里德(Paul Fried)、米戎?吉尔莫(Myron Gilmore)、约翰?普拉门纳(John Plamenatz)、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和约翰?布罗(John Burrow)。布罗在逝世以前，读过大部分手稿，并一如既往地提供了很多敏锐、有益而机智的评论。还有一些人也阅读和评论过几乎全部手稿，他们是古列尔莫?维迪拉梅(Guglielmo Verdirame)、亨利?马耶-哈丁(Henry Mayr-Harting)、迪阿梅?麦克库洛(Diarmaid MacCulloch)和爱德华?斯基德斯奇(Edward Skidelsky)。他们的评论和批评总是无价的。我还要特别感谢古列尔莫和亨利?纽曼(Henry Newman)，他们和我度过了数不尽的夜晚，我们的交谈涵盖了我们时代的几乎所有问题。他们的慷慨和忠诚也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现。最后，我要向牛津基布尔学院的路得?德里(Ruth Dry)表示敬意。对于这份手稿接二连三的修订，她的耐心总是令人感到愉快。
LAS
基布尔学院，牛津
2013年8月
选自拉里?西登托普《发明个体：人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地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