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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遇到精神危机的时候，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许倬云：我伤残之人，要能够自己不败，不馁……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有残缺，不去争，不去抢，往里走，安顿自己……看东西要看东西的意义，不是看浮面，想事情要想彻底，不是飘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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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对你来说，文学是什么？
白先勇：法国《解放报》问好多作家，你为什么写作。我说我写作，是因为我想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化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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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现在回忆起来，那二十年的时光里，他对你最深刻的改变是什么？
李银河：我觉得他使我变成一个很有激情的人。这是他对我最大的改变，一生保持激情，这应该是最好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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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如果你的学生刚入学不久，问陈老师到底什么是哲学，你会怎么回答？
陈嘉映：有好多好多种回答，我挑一种吧，就是以说理的方式达乎“道”吧。
许知远：那“道”又怎么解释？
陈嘉映：一个丰满的精神世界吧。这个精神世界不是指个人的灵魂生活，而是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的精神客体相通的一种状态。
许知远：存不存在某种核心的东西，是你最希望学生拥有、最渴望传达给他们的？
陈嘉映：那我会说是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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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如果能碰到张爱玲，想跟她聊什么呢？
金宇澄：那我肯定聊八卦了，我喜欢聊八卦的嘛。我看到《小团圆》真的内心蛮激动的……里面说她和胡兰成第一次见面，两个人挺好的，第二天胡兰成来，问她“你觉得我们俩怎么样”。这里很妙，张爱玲一声不吭，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信封里都是胡兰成昨天的烟头。对一个男人的喜欢到了这么一个独特的地步，大概也只有张爱玲能够做到。
许知远：我们都喜欢听八卦。
金宇澄：八卦是一个人的天性，所以一想到八卦，我就充满希望，因为再怎么掩盖，再怎么企图去人性化，人的本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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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意识到对现实世界无能为力，对你会有困扰吗？
唐诺：困扰当然会有。胡兰成在他十几岁时候的作品里讲过一个故事，吕洞宾当年学点金术，问他的师傅说，点石成金之后，永远就是黄金吗？老师很诚实地告诉他，不，五百年后会恢复成石头。吕洞宾觉得这不是真的，所以他不学。胡先生喜欢这个故事，他说这是对绝对性的要求。可见胡先生那时很年轻，因为会喜欢绝对性的都是年轻人，要么我要全部，要么我什么都不要——但是人生很少有东西是这样。
我所相信的那些，我知道都不够牢靠。问题是，所有东西都在这种不绝对不保证的状况之下，你还要不要你的信念？你还愿不愿意全心全意地工作？博尔赫斯晚年眼盲的时候去到撒哈拉沙漠，抓起一把沙子，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把沙子放下来。他说，我正在改变撒哈拉。他说，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是我积一生的经验才能说出来的。我喜欢这句话。所有的书写都挣扎着向永恒，但不会真的完成。我们必须在这个事实底下工作、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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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你是很典型的上一轮全球化的受益者吧？从湖南茶陵出来，然后去美国读书，周游世界，最后在香港教书，其实是那一轮全球化非常重要的参与者。你最近有感觉到自己习惯的这个社会马上就要消失了吗？
陈志武：一定程度上会有一点调整，但另一方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虽然未来这些年，脱钩等趋势会有一些上升，但是完全脱钩，完全回到四十年以前，甚至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世界，那个概率是很低很低的……所以全球化的趋势过一些年以后又会启动，加足马力往前走的。人类相互融合在一起，人类文进程是我最信得过的，这是一个我愿意赌上我所有的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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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我特坦白，在我过去二十多年的阅读史里，我觉得你是我碰到的在内心深处有最强共鸣的一个人。我觉得我特别理解你谈的所有问题，而且把我想表达的都说出来了，对当代的看法，和对自己的看法，我像在听一个更高明的我在说话。
西川：我忽然有一个感觉是，这不是互相吹捧，我感觉咱俩是个复数，我们是四个人在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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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我问一个庸俗的问题，怎么判定这些器物值多少钱呢？
许宏：说实话我真的不懂鉴宝，我只见过真的，没见过假的，只知道历史价值不知道市场价值……在考古学界，监守自盗的事非常少，人活得纯净。考古界的老先生就是这样，从李济先生他们开始就不自己收藏文物，有的话说不清楚，究竟是买的还是从队里拿的，干脆一件都没有。这确实是整个考古界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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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微信的世界、阿里巴巴的世界、美团外卖、各种APP，没有任何距离，全部都成了附近，那种层次感消失了，心理上的附近就消失了。
项飙：高科技确实带来很多好的事情，但高科技平台经济把很多东西变得不可认得了，很模糊，所以培养看自己生活的这双眼睛就变得很重要。
如果要了解附近到哪儿去了，你可以去问美团平台的设计师，对他来讲，附近太重要了，他得要精准地掌握所有附近的大数据……大数据其实是靠这种附近叠加出来的……会带来一种新的方便感——我要什么，马上就能来，所以会带来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劳动。附近是靠人的活动编织出来的，现在你的活动消失了，但别人在付出劳动，快递小哥在争分夺秒，数据化的附近是靠他们这种非常物理的劳动编织出来的。
许知远：这种即刻性对人本身或者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会带来什么改变？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野蛮化或者本能化？因为道德感是在相对更长期的关系中形成的。
项飙：很难下断论，因为这是一种新的现象……我们还有其他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学校教育也很重要，不都是即刻性的。但在这种被即刻、方便所裹挟的趋势下，会让一些遥远的道德问题变得高度情绪化。好像道德上被伤害了，但是这种情绪也很快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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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对你来说，新书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
赫拉利：我希望能让更多人清楚地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使人们有能力加入关于人类未来的讨论……我是幸运的，我是一名教授，我有很多钱，我给自己阅读和思考的时间，而大多数人太忙了，他们必须去上班，必须照顾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他们没有时间。虽然我无法给所有人金钱、食物、衣服和住房，但作为一名学者，我可以试着给他们提供清晰的视野，使他们能够明白如今真正重要的事情，使他们知道什么是致其无法看清这个世界的幻想和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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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我们现在谈论谭嗣同，你觉得价值和意义所在是什么？
马勇：从“戊戌变法”的教训当中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每个人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认为1898 年所有问题的症结，就是知识分子超越了自己的专业知识指引，做了很多自己没有能力去把握和做成的事情。
……所以我讲，知识分子要守住自己的边界。
当然，政治家也要检讨，政治家能不能有宽容心？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流血的结局，而是通过充分的审判、充分的辩护，这个事情今天还要这样讨论吗？不要讨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