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就连大学的象牙塔内也难以容下安静的书桌。校园的时钟滴答作响，大学变得像公司一样，不断催促教授们速度能再快些，效率能再高些，成果能再多些，却全然不考虑这些考核会如何破坏我们的学习和思考。在《慢教授》一书中，伯格和西伯两位教授呼吁在学者生活中引入“慢原则”，用“慢”来修复人文学科的生态。整本书以学者的职业生活作为方法，从教学、科研到同事相处，依次展开，揭示并分析了当今学界的绩效文化和速度焦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种种解困之道。在提升教学、科研和学院生态的同时，又能减缓个体所承受的焦虑和压力。学界朋友，在你们觉得快得停不下脚步时，不妨试着翻开这本《慢教授》。

关于作者：

玛吉?伯格，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博士、加拿大女王大学英文系教授，多次获得学校的教学卓越奖，从2008年至2012年主持女王大学的教与学讲席，研究领域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文学理论、性别和性态。

芭芭拉?西伯，加拿大女王大学文学博士、加拿大布鲁克大学英文系教授，2014年曾获得布鲁克大学人文学部教学卓越奖，教研领域为18世纪至19世纪英国小说、简?奥斯丁、动物研究。

关于译者：

田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本书翻译初稿完成于在北京大学文研院驻访期间，后改定于2020年春季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时。完成本书翻译后，他开始学会理直气壮地慢下来，唯一迫不及待的是要与学界同仁分享本书，找寻慢中同道。

前 言

导 言

慢教授宣言

引 言

第一章 不被时间所管理

第二章 教学与愉悦

第三章 研究与理解

第四章 同事与社群

结 论 合作：在一起思考

致 谢

索 引

译后记

前言：写作，毋宁多一些，发表，不如少一点

斯蒂芬?科林尼（剑桥大学）

写作这篇前言，花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明白，写作这回事通常就是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写出来的东西如此之短，且只要落笔就难以令人满意，较之于写作的成果，过程更显得旷日持久。但问题在于，若是只盯着“结果”看，我们大概也就走入了误区，犯下一种很有代表性且发人深省的错误。写作，是一种复杂的活动，一路写下来，可能会发生相当多的状况，包括在写作中发现我们真实的思考。就以眼前这篇前言的写作为例，我自己做了些背景性的阅读，考虑了一篇前言之于一本书的功能所在，尤其是这本书已经面向读者做了很好的自我陈述，并且始终在反思教育模式在英美之间的差异，一种是“课堂讲授”（这是大学教育在北美所预设的形式），另一种则是讲座、研讨加上导修课（英国常见的主流模式）。与此同时，我每天都在煮制咖啡，“脑补”同本书两位作者的对话（迄今为止，我还没机会同她们会面），并且整理我自己的研究。我承认，一位训练有素的作者很可能懂得如何摒弃上述某些动作。虽然就所谓“训练”的某些方面而言，我历来深表怀疑，它们说到底就是自我惩罚，越陷越深之后，无休止的劳作反而会变为一种扭曲的心理满足。但我们仍可以说，上述或者其他相似的要素，构成了大多数作者写作经验的一部分。本书作者在书中给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学者作为一个行当，应当在彼此之间有更多交流，说一说我们究竟是如何安排我们的时间的，不回避在此过程中所遭遇的焦虑、迷失和失败，同时要少一些自我推销，不要把自己打扮成总能超额完成任务的写作机器，也就是大多数评价体制所意在奖励的那种学者。

之所以此类体制当道，初心在于刺激生产力，但真相却是，在当前的学术界，谈起真正的知识生产，主要障碍之一就是，大多数学者发表太多了。请注意，我并不是说他们写得太多了：“写作，毋宁多一些，发表，不如少一点”，可谓一条宝贵的指令，鼓励我们在思考中更多地探索，只有在确信我们真有话要说，也值得一说时，我们才尝试发表。在人文学科（在这里做经验之谈，我无法代表其他学科），一般而言，我们是通过写作来思考的——或者不妨说，通过努力写出来，我们发现并不真切地知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同样，重—写，也主要不是打磨文辞，精益求精，而是要让思考变得更清晰一些，更准确一些。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

我们要付出时间，要花时间慢慢来，要找回我们的时间——《慢教授》这本书如及时雨，两位作者玛吉?伯格和芭芭拉?西伯在书中提出了上述建议。诚如她们所见，在当前的大学校园里，生活变得太过匆忙，人人事务缠身，不堪其扰，我们现在可以说，那些制造出这种浮夸忙碌而狂热的过程，目前已经威胁到大学机构自身存在的目的。我们花时间去申请做研究的项目资金，却没有时间真正做研究；我们花时间做汇报，论证某课程的效果符合指导意见的要求，却没有时间思考这门课下一年度应该怎么教；我们花时间在各种委员会内听取汇报，有多少项目申请获得成功，又有多少课程结果达到满意标准，却没有时间与同事交流，交换意见——以上所述，都是一个体制的种种症状，在这个体制内，手段压倒了目的，管理主义的指令主导一切，取代了原本它们要提供支持的学术活动。

当然，伯格和西伯并非故作惊人语，她们对大学时弊的诊断也不是独此一家，只要看看两位作者在书中大量引用的其他学者的论述，自然就可一目了然（在这里，我也许应该解释一下，我是应允写作这篇前言在先，后来才发现她们对我此前的同主题作品竟是如此推崇，毫不吝惜溢美之词）。但两位作者确有非同凡响之处，她们将关注点集中在个体教授的处境，以及如要同这一大学时弊作斗争，作为教授个体，又能做些什么。在书中，她们发出了学界的最强音，向我们展示出，一旦商业咨询的那套把戏被没头脑地强加给学界，就会掏空当前的学术，只余自说自话。这是一种令人厌倦的自我割据，其模式完美地复制了新自由主义的经纪人模型，即在一个竞争永不休止的场景内，无休止地追求个人优势的最大化。

然而，即便当代大学就其运转而言还够不上新兵训练营，里面装满了身姿柔韧的人士，只顾追求自我增值，一种紧张仍然存在，一方面是大学日常任务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激励智识创新的条件。紧随着效率模式而来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狭隘工具主义观。我们在真实抑或假象的任务清单上勾出待处理事项；我们做事井井有条，非常职业，速度之快令人印象深刻。推荐信、阅读书目的修订、下学期讲座的摘要、写给出版社的报告、内部备忘录，每一次点击“发送”按钮，都会提升我们的成就感。进而，我们还各有自己的用户任务，好像西西弗斯那样，每天挣扎着，处理我们电子邮件的收件箱——这个任务，可以说是一种苦乐交织的过程，如同擦洗自家厨房的地板，只不过它转到了电子空间。（披露一下：我的电邮收件箱里目前共有1762封待处理邮件，当然，这主要证明了我是一个优柔寡断且时断时续的文档整理者，并非我对回复漠不关心或说我是超级明星。）但是，效率模式并未有助于催生新的或有意义的思考。新思想的出现，往往要经历那些在沉闷中无所作为的阶段，至少是从表面看上去的无所作为。这是一种略带抑郁的状态，它将自我求索和自由合作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这种状态，更像是性苦闷，而不是清理自己的收件箱。伯格和西伯所呼吁的，是无所作为，或者说是看上去的不作为；她们所呼吁的，是将这种状态说给彼此听。这样的交流就构成了一种方法，将我们的资源集中起来，以学者群体之名，判定什么条件能促进良性的工作。

当然，两位作者也认识到，整个世界也同样在加速度，大学校园只是其中一环，在这个时代，无论何人，也无论何团体，都无法做到将他们自己封存起来，拒斥互联网、移动电话、24小时滚动新闻、社交媒体，以及生存在所谓“数据迷雾”（data smog）的状态——这种处境，也被称之为“自我诱发的注意力缺陷障碍”。但是，正如“放眼全球，立足本土”（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行动主义良策，我们作为学界人士，也只能脚踏实地地做我们所能做的。但即便如此，如伯格和西伯所述，我们所能做的，也可谓相当之多。在她们所拟议的各项举措中，有许多是我称之为“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的例证，经历过往数十年之锻炼，学者已经习惯了在这种状态下生存。我们都知道，审计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管理主义总在制造许多的苛求，它们是错误的，而且破坏力十足，但我们同样也明白，面对这些要求，我们至少要表现出某种起码的服从。所以说，即便我们已经走通各种流程，懂得如何将我们的活动压缩进一系列的表格——追究表格的设计者，则是那些对学术活动没有真正理解的管理人员，我们也还是继续着一套不同的语言，坚持一种不同的判断价值的方法［作为这一方法的基础，就是要承认学术是要被判断（judged），而不是用作统计的(measured)］。而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按照伯格和西伯的建议，我们不仅要做，还要做得更自觉、更明确——一部分正是通过我们彼此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交流，在相互交谈之时，我们应承认智识探索本质上的开放性，积极扩展智识的视野，甚至要重视一个措辞优美的句子，趁着它还没有被官僚肢解为违反语法规则的关键词要点。

不限于此，她们所敦促的改变，更多地关乎气质和品格，而不是就事论事的程序。她们总在提醒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工作中发现乐在其中——事实上，一定要记住，只有乐在其中时，我们才能做得更好。同时，她们还在规劝我们，少一些封闭和自我保护，多一些给予和付出，无论是我们的想法，还是我们的支持，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时间。如要建立起真正的合作，而不是充满怨气地满足“公共服务”的职责，只为了让学术简历看起来更光鲜，所要付出的不只是我们的劳动，还需要精神的慷慨大度以及甘愿暴露出自我脆弱的勇气。她们合作的这本书，既可以担当起一份激进的宣言，又可以用作一本自助手册，同时还能作为一篇呼唤学者友谊的赞美诗。它始终在鼓励，而不是斥责，与此同时，这本书的存在本身也象征着对书中建议的身体力行。

自2016年春首版以来，《慢教授》一书收获了它的热情读者，自问世以来的各种评论，无论范围的广度，还是受肯定的程度，看起来都远超本书作者以及出版者的最初预期。在此也可想见，当读到“骄纵的学者正在不停抱怨，为了生存竟然不得不工作”时，无论是本书的观点，还是它所取得的成功，都必定让读者忍不住画线，激起一番嘲弄，但真要平心而论，伯格和西伯是在告诫我们要更用力地思考，在教学、学术和同事合作中，究竟什么才是真正可贵的，这种态度才代表着一种更艰苦的伦理，其所要求的，要远远超过由惯常职业指令所肯定的。（在这里，我应申明，我大概永远不会知道，这篇前言在刊出后是否也会遭遇类似的互联网嘲讽，因为我很久之前就已发现，不去看诸如此类的网上评论，可以说是一种最简便的方法，既可以节约时间，又能避免走向对人类这一物种的绝望。）

《慢教授》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小书，它可以任你读，但一定不要读得太快。也不要读完就了事：把这本书送给朋友，同别人讨论这本书，尝试着按照它的建议来做。时间，在你的掌控中……

选自《慢教授》 [加]玛吉?伯格 [加]芭芭拉?西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

在一个推崇效率的时代中，《慢教授》带给我们不同的启示。该书就其本质而言是理想主义的。书中讨论在大学“公司化”的取向下，追求思想智识的师生如何面对今日的挑战与焦虑。作者强调学人在制度语境内的行动力，娓娓道来的是校园内习见的日常，尝试疏解的是抉择的困惑与纠结，呈现的不是答案而是贴切的建议。所谓“慢”与“宽”相关联，关系到我们对“时间”与“空间”的重新理解与感知。自主地“慢下来”，让学术过程更从容、回旋天地更舒缓，通过情感的融通和智识的韧性，激活学人交流对话与深度思考的能动力。

——邓小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田雷教授翻译《慢教授》，固然因为与作者会心不远，更多因为他自爱与博爱。自爱助他超脱，在考核杠杠重压下谋定了生存，就踏实耐心地培养发扬才能，不在虚荣鞭子驱赶下荒废生命。博爱令他度人，不忍见谋定生存的同仁匆忙依旧，费心费力分享他了然于胸的智慧。

——李连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不发布，就出局》作者

在国内学界热火朝天、你追我赶的所谓“学科建设”中，我们实在是太需要读一读《慢教授》这样的著作了。两位作者给我们清晰地还原和展示了一个基本的常识：学术终究是比慢而非比快的。急促、焦躁与跟风不仅会毁了教授，也会毁了学科，最后只能看到一代又一代的“新父”们在学术舞台上自鸣得意的拙劣表演，而且各领风骚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促。只有慢才是真正“以科学作为天职”的学人的守身之道！

——应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社会科学》主编

一个人走进博物馆，对讲解员的述说很不耐烦，而不断问这些展品值多少钱。只有钱数让他对艺术品产生有意义的感知。不要嘲笑这个人的无知。这正是大学教授们对待同事的研究、甚至对待自己的工作的方式。研究的具体内容不重要，脑子里想的只是发表了多少、在哪里发表、这些发表在职称和奖金上如何兑现。强调早出、快出、多出成果，不是让学者多做贡献，而是相反，是让学者避免深度分析、避免干预历史、影响现实。无法控制自己时间的人，最容易被控制。慢下来，不仅是降速，而且可能带来根本的转向。对少数以快为乐的人，《慢教授》可以是一个及时的警醒；更少数的已经在“慢性抵制”的学者，可以从这本书里获取力量；对大部分在快和慢之间挣扎的学者，这本书也许能够为你开出一片新天地。

——项飙，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慢教授》这本书如及时雨，诚如两位作者所见，在当前的大学校园里，生活变得太过匆忙，人人事务缠身，不堪其扰，我们现在可以说，那些制造出这种浮夸忙碌而狂热的过程，目前已经威胁到大学机构自身存在的目的。我们花时间去申请做研究的项目资金，却没有时间真正做研究；我们花时间做汇报，论证某课程的效果符合指导意见的要求，却没有时间思考这门课下一年度应该怎么教；我们花时间在各种委员会内听取汇报，有多少项目申请获得成功，又有多少课程结果达到满意标准，却没有时间与同事交流，交换意见——以上所述，都是一个体制的种种症状，在这个体制内，手段压倒了目的，管理主义的指令主导一切，取代了原本它们要提供支持的学术活动。阅读此书，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检视当下学界“求快”“贪快”之风，剖析传统教育与线上教育的冲突。此外，作者倡导的“慢原则”，或许可以成为学者理解高等教育真正意义的途径。

不被时间所管理

所谓不被时间所管理，就是一种全神贯注的体验，一个人沉浸在某个迷人的当下时刻的活动或事件之中，从而超越了时间，也超越了他自己。这些年来，学者和诗人都曾指出，不为时间所安排，潜心贯注于当下的时刻，可以说是通往创造和欢乐的大门。

也就是说，当我们经历着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时，我们的创造力就会开启，而反过来说，所谓创造力开启的体验，就是某种不被时间所管理的状态。

我们不可能在互联网上下单订购“全神贯注”——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要追寻“全神贯注”，互联网恰恰是是非之地，躲得越远越好——但是，我们可以定制它的条件，亦即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以此激发创造力，促进原创思考，并带来一份显而易见的红利——快乐。梅因梅里斯意识到，进入某种不为时间所管理的状态，反而会提升组织的生产力，于是他开始了对工作条件的考察，追踪哪些条件会促进，又有哪些条件会阻碍“注意力高度集中、想象力蓬勃且高品质的工作”，具体则“体现为一个人的工作产出，应当是新颖的、原创的、有用的”。结果不出所料，他发现，“某些因素，分别可归类为任务、个人以及工作环境”，组合在一起，就能促使“一个人在工作中走入他的创造力之路”。前两种类型的条件，从任务到个人，在大学环境里一般都能得到满足。通常而言，面对学术的工作，学者都有发自内心深处的强大动力；他们相信，他们前面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且也有能力去实现目标；他们明白，“创造力……需要热情、坚持，以及不屈不挠”，他们也期盼着，可以让自己“长期坚持不懈，投身于形成并阐释新观念的创造性事业之中”。如此看来，学者群体可以以身作则，示范起什么是“全神贯注”的状态。但问题在于，仅有个人的动机还是不够的。环境因素也很重要，它可以促进创造性的思维，也可能构成干扰。梅因梅里斯在研究后发现，原创的、创新的思考在当前所面对的主要障碍，就是太多工作要去做的压力：

具体而言，极限的工作负荷压力，呈现为极端的时间压力以及对生产力不切实际的期待……使得每一位学者几乎不可能潜心贯注于手头的任务，也不可能体验不被时间所管理的状态。

所以说，我们必须找到一段时间和一处空间，将这一时空保护起来，留给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同时不断提醒我们自己，这么做并不是学者的松懈，反而是为学术工作所必需。如果我们找不到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证据表明，受损的不仅是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的大脑。

不被时间所管理，是我们所欲的——不仅有利于我们的工作，而且能提升我们的职业和个人生活的满意度。但问题在于，当各种更紧急也更紧迫的要求涌来时，这种状态也就被丢在边缘了。理想的科研日子，是写作，泡图书馆；但现实却是，我们要查询并回复一波又一波的电邮，做好研究记录以备查，与此同时，还要尽快掌握最新的技术应用，因为按照上头发来的电邮，我们已经收到通知，大学已经购买了这一系统，目前正投入使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同事不断吐槽，他们又打发了一个科研工作日，虽筋疲力尽，但却毫无产出）。如梅因梅里斯所言，他引用了乔赞米哈伊和其他学者的话： “所谓常规的意识状态，其特征就在于杂乱，这是因为总有无数不同的刺激，竞取着有限的注意力资源。”我们所需要的，毋宁说在于“专注”（engrossment），它“动员了一个人全部的注意力资源和身体能量，集中于一个也仅仅一个刺激因素，即当下时刻的活动”。毛拉?托马斯观察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充斥着噪音”。戴维?申克，在回顾他十年前的《信息烟尘》一书时也曾评论道：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同被牵上线的木偶，只会把注意力放在热闹上”。所以说，我们应当如何拒绝热闹，又为何要这样做呢？

1.我们需要下线。汤姆?查特菲尔德曾著有《数字时代成长指南》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头一遭，“许多人的日常缺省状态就是上网‘连线’，进入至少一种个人定制的媒体形式”。他还写道，我们人类现在有两种“存在于世界上的方式，彼此间有着根本的不同，一种是我们的在线状态，另一种是不在线的状态”，因此我们必须要追问，“什么样的一项任务以及什么样的生活，可以匹配哪一种存在状态”。申克以及许多学者都告诉我们，研究已经表明，“在回复电邮或者答复短信之后，如要重新进入‘严肃的思考任务’，即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电脑用户，也需要平均15分钟的时间”。如果我们总是被虚拟空间所打断，那么碎片化也就会成为我们的宿命。如果我们总是低头看信息，那么按照托马斯的说法，我们就患上了“自我诱发的注意力欠缺障碍”。尼古拉斯?卡尔已经证明，互联网实际上正在改变我们的头脑：

考虑到人类大脑的可塑性，我们知道，即便在我们下线后，我们在线上的习惯仍会继续，仍会影响神经元突触的运转。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负责浏览、泛读和多任务处理的神经回路正在扩张，并越来越强化，与此同时，维持注意力之持续不断，用于深度阅读和思考的神经回路则在弱化，甚至是受到侵蚀。

多任务处理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迈克尔?梅尔泽利奇（Michael Merzenich）在一次访谈中的总结可谓一针见血：“我们正在‘训练我们的大脑，去关注垃圾’。长此以往，我们的智识生活会因此遭受‘致命的’的打击。”

2.我们应当少做点。雷蒂格写过一本精彩的书，叫《高产者的七个秘密》，他在书中写道：

所谓时间管理，不是要把尽可能多的任务塞入你的日程里，越多越好；而是从你的日程上，删去尽可能多的任务，越多越好。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把时间用于完成重要的事，按照高标准严要求，同时也尽可能降低工作压力。

行文至此，是时候打起精神，接受批判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告诉人们，在你开始管理时间之后，若是身边人也开始抱怨，那么恭喜你！这说明你管出了效果。”戴维?波森在《工作正在谋杀你？》一书中指出，做得少一些，反而会获得多一些。在投入创造性的工作和连续思考时，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最大能力限度，一旦超过这个峰值，我们就只是投进去时间，却毫无意义（因为这样的工作没有高品质可言）。波森的研究发现，“长时段工作经常是低效的，当人们背负太重的压力时，他们也很难有创造力”。波森还引述各方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他关于减少工作时长以及工作场所压力的提议会遭遇组织化的抵制，在许多理由中，最显著的一个就是他所说的“同事压力和公司文化”：“负重工作被视为力量，而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却被看成是软弱的，或者自我放任”。所以说，我们不仅要少做一些，同时还要把波森和雷蒂格的著作放在办公桌上，以备不时所需的辩解。

3.我们要经常体验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托马斯一语中的：“你给自己集中精力的机会越少，你就会变得越没法集中注意力。”

要做到不被时间所管理，就要求：

（1）一种转换：“一种个人经历后的仪式……去集中注意力，减少焦虑，创造一种轻松的氛围，凡此种种”。

（2）一种承认：你要认识到，任务总是比原计划更耗时。下次不妨把计划用时翻一倍。千万别忘记“启动时间”（setup time）： “这段时间，是用来做好整理，把事情安排好，在此基础上你才能开始某一具体的任务”。也要记住，任何事情，凡是第一次做的总要花费你更多的时间。

（3）玩乐。创造力需要甚至是必需某种形式的玩乐。查特菲尔德曾观察说，“在我们生活的‘放空’时光里，某些思考就是会蹦出来……无论是通过线上的数字化沟通，还是精心安排的线下研讨，都不可能去复制这些思想。它们是突如其来的灵光时刻，在生活尚未被分割成按照分钟来计算时，这样的时刻会最经常地降临到我们身上。（强调为本书作者所加）

（4）让“内心的恶魔”闭嘴。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头脑中的批评者安静下来：

到底是什么在扼杀或限制一个人的创造力，通常而言，是勇气的缺乏，不敢去探索新奇或逆文化的观念；是使人不得动弹的焦虑，总是因自己的表现而畏首畏尾；是草率的否定，自己的见解被认为是立不住脚的，不值得进一步阐释。

（5）关掉那个纳税公众形象的声音（仍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科林尼曾写道，“关于当下的讨论氛围，最令人沮丧的一点要数讨论所在的背景……即，大学被视为某种奢侈品……而许多学者也被看成是中产阶级的福利乞讨者，浪费公共开支来放任他们的私人爱好”。

4.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啥都不做，这或是波森所说的“放空时间”（timeouts）。听到这个建议后，教授身份的意识反应也许会让我们怒发冲冠，但我们应当记住，“我们的大脑，如同我们的身体，需要定期的休息。大脑就好像肌肉。它会感觉到疲劳。我们需要恢复时间、休息时间，以及卸压时间”。按照我们很多人的理解，所谓“卸压”，就是在每个工作日结束时，让自己瘫在沙发上，或者每年一度，在身体急需的时候来一次度假。但是，我们所需的并不止这些。这位医学博士所规定的“放空时间”，指的是在我们工作日内的“停顿”，这么做，是为了对我们自己好一些（推而广之，也将因此惠及我们周边的人），同时也能保护并在事实上提升工作的品质。

5.我们必须要改变，停止对时间的无休止谈论。在《摆脱时钟》一书中，乔森指出，要改变一个人和时间的关系，“你必须告别那些令人沮丧的时间陈述，比如说‘我就是没有充足的时间！’‘时间没有了！’或者‘我不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破而后立，继而学会习惯不一样的时间观念’”。既然从来没有哪一天可以长过24小时，那么更有意义的，便是改变我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如乔森所言，“时间满满当当的快乐，并不比时间捉襟见肘的噩梦更有罪过”。再一次，我们大概要做好准备，应对质疑：“这一方式的推理会招惹其他人。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用他们的问题表现出了疑问，而分析他们的问题，通常都混杂着担忧。”

本章至此所关注的，集中于时间贫乏会如何危及我们的生活以及工作品质。但是，时间贫乏也有政治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续章节内做详细讨论。大学公司化所导致的时间状态，也不只是加重了学者个人的压力（当然，只有这一点也够了），它还破坏了大学的民主能力。所谓大学，就是鼓励人们“去思考，去批判性地介入知识，去做出判断，去承担起有知者的责任，去理解这种知识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选自 [加]玛吉?伯格，[加] 芭拉拉?西伯 著 《慢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