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期《纽约客》出刊的时候，我已经有预期《纽约时报》会正式评论，因为皮特·威尔斯在八月中旬已经来过了。他来那天的情形，只能用“因缘际会”来形容。那是个星期三的晚上，我的犹太朋友也是代理艺术家麦拉·卡尔曼（Maira Kalman）的画廊老板Julie要跟一位博物馆策展人和她的侄女来吃饭，她们都是我的朋友，很久没见了，必须去打个招呼，陪他们聊聊，就夏季菜单给一些点菜建议。
Julie预订七点半到，但是快七点半的时候，发短信来说她们要迟到一会儿。到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了。我和她们打完招呼坐下，说了一下菜单，然后准备到前台领位的地方跟经理交代两句就撤。往前台走的时候，眼睛余光扫到了坐在前厅和主就餐区交界处墙角植物下的一个人。皮特·威尔斯?我又站定回头看了下这个人，以自己一个认脸达人的判断来看，基本确定是他。网上流传的他的大头照很少，除了一张面目和善的照片，便是一张表情看上去很不好伺候的。这张照片我看过很多遍，就跟看他写的食评一样，已经记得很清楚了。但是真人比照片看上去平易近人许多，穿着格子衬衫。
我走到前台，问曾经在别的地方工作时见过他的经理，坐在那儿的家伙是不是皮特·威尔斯，她也一下子警惕起来，朝皮特·威尔斯看了一眼，然后说像，但以前见到的比这个胖。我说照片上没有胡子，这个有一点点络腮胡。我突然想起来有个朋友在《纽约时报》工作，也在美食版，于是短信问她，皮特·威尔斯现在有胡子吗？她回我，他去餐厅了？我说有个人很像他，但是有点胡子。她说，他有一点络腮胡，但是又称不上络腮胡（“sort of”）。她回我以后，我就更确定了，于是跟经理说，八成就是他。她立刻安排了一个得力的服务员带陆续到齐的皮特·威尔斯一行人入座，坐在我朋友们那一桌旁边。接着我们就跑到厨房去告诉大厨们，本城最权威的食评人，“宇宙中心”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的食评人，来了，坐在古董吊灯下的26号桌。
我假装没事一样坐回Julie那桌，告诉她们我觉得隔壁26号桌坐着皮特·威尔斯和他的朋友们。Julie说：“真的吗，天哪，我都替你们紧张！”策展人女士也说：“天哪，这可是大事。不过我和皮特·威尔斯吃过两次饭，我认识他太太。”策展人转身看了一眼邻桌，转头低声说，那就是皮特·威尔斯。至此才算肯定了我这个认脸达人的判断。他没有提前订位，等位登记也没用真名。
皮特·威尔斯坐下后点了一壶乌龙茶，我帮他泡的，倒茶的时候还有点紧张，就像《哈利·波特》里的学生，第一次在斯内普面前表演魔法，生怕变错了。其实他本人十分温和，说话声音很小。他们一桌五个人，八点半坐下，点了很多菜，一直吃到十点半关门以后，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付账离开。无论《纽约杂志》《纽约时报》还是《纽约客》的作者，为写正经的食评文章去吃饭，必须自己付钱，因为有小票才能向机构证明是自己来吃的，并非吃公关推介饭。
像皮特·威尔斯这样一篇差评可以毁掉一家餐厅，一篇好评就可以成为新闻的人，在成为《纽约时报》食评人之后，就主动和所有大厨保持距离。其中包括之前和他熟识的David Chang，现在他俩即使碰到，都只会交换一个眼神或表情，表示我知道你来过了。皮特·威尔斯是这样解释的，“和你随便就可以毁掉的人保持友好十分危险的”。
以上这段话，出现在9月第二周的《纽约客》杂志里，这期有一篇皮特·威尔斯的特写,题图看上去着实吓人，上面描绘的皮特·威尔斯像个神经质的连环杀手，只不过他杀的不是人，是餐厅。在这篇特写里，作者还引用了皮特·威尔斯一位朋友的话说：“一家有上进心的纽约餐厅理应有辨认出皮特·威尔斯的能力，这是餐厅做事讲究、细致的一项标杆：如果他们认不出他来，那很可能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因此可能也会忽略其他重要的细节。”看到这段话时，我长舒了一口气，至少该注意的细节，我注意到了。
《纽约客》这期杂志出刊的时候，皮特·威尔斯已经来过第二次了。第二次是中午，我不在，朱女士在。他话不多，留下字条要我们联系编辑安排拍摄。当天晚上编辑就联系好摄影师，过了几天就来拍了。那天店里生意不错，记者拍得用心，用了快两个多小时，拍了环境，还拍了大厨们工作。我告诉客人，这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们都一脸兴奋道：这么说来，皮特·威尔斯要写你们了吗？他会给几颗星？来餐厅就餐的本地客人还是十分认可皮特·威尔斯的权威的。
他给几颗星到底有多重要呢？对一家正式开业三个月的餐厅来说，甚至比米其林还重要。《纽约客》那篇特写里提到，皮特·威尔斯给两颗星已经足够好，给三颗就是特别好。“保二冲三”大概是很多对自己有信心的餐厅的预估。最后我们拿了二星，那篇评论发在了9月6日的《纽约时报》上，也是全篇赞美，皮特·威尔斯写得相当细致和巧妙，此处只摘一段，翻译大概也不足以传达看原文时那种赏心悦目、恨不能立刻尝到的快感：
“大厨们都是大师般的煎炸行家，掌握诠释脆皮的多样变化的绝技。苔条鱼柳的脆皮柔软如面包渣，是海苔粉的绿色渲染出的淡金色。这层脆皮便是中间细嫩鱼肉的柔软的拍档。
“而脆皮辣子虾球的脆皮就更硬脆一些，接近炸鸡的脆皮效果，上面沾着炸香的干辣椒
碎。在软的鱼柳脆皮和硬的辣子虾球脆皮之间，是脆皮豆腐极薄的表层，就像炸mozzarella奶酪条，无数次精制才有的结果。”
搬到纽约之前，纽约于我是一个想象的地方。我在美国南方读书那些年，每年都会去纽约一两次看亲友，但那时候纽约依然是想象中的地方，一个不是美国的美国，哪怕美国标志之一自由女神像就在那里。
但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去过自由女神所在的那个岛，只是在曼哈顿南端华尔街的尽头眺望过那个岛。那是个黄昏，我和某个前任闲逛到那里，面前是一圈围挡，围挡的那边是在整修的海边。围挡上是一个地产项目的宣传，引用了一句据说是富兰克林的话，前任无聊，复述着那句话：“Where there is liberty, there is mycountry.”（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家。）我们两个外来者，看着远处夕阳下的自由女神像，依然觉得自己这样的外来者，永远也不会成为那些来到美国、想要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美国人的人，哪怕那时候我已经住在纽约，也觉得不可想象。
但纽约是一个让外国人也觉得是家的地方。这就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从小到大，有两部电影我看了无数遍，一部是《电子情书》（You've Got Mail),一部是《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一个在纽约拍的，一个在东京。前者讲在纽约开独立儿童书店的女人和开连锁大书店的男人的故事；后者讲嫁到洛杉矶的纽约女孩因现状而孤独难过，因丈夫工作的原因搬到东京后，遇到了可以听懂自己语言的不开心的洛杉矶过气演员。两部电影奠定了纽约在我心目中的位置。第一部里面的街道、生活细节和家庭聚会讨论的话题很吸引人。
《迷失东京》让我明白，纽约人搬到洛杉矶不会开心。后来我去洛杉矶玩，也印证了这样的偏见。大概是因为在广袤的美国南方丘陵地带生活太久，搬到纽约后，再到洛杉矶这个如同煎饼式摊开的城市，缺乏兴奋和开心感。我更喜欢可以漫无目的地走路的街道，街道上冒着白烟，不喜欢平坦的道路，哪怕洛杉矶夕阳西下时光影迷幻多姿。
我第一次到纽约过圣诞新年，住了二十天。有天去“朝圣”《电子情书》里男女主角第一次线下见面吵架的那家甜品店。那时候我还没用上iPhone，那部Android系统的手机十分难用。我在谷歌地图上查好地址和行程，写下来，坐地铁从格林威治村去上西区，颇费了些周折。那是一月份，天气很冷，走到咖啡馆已经是下午了，店外挂着电影海报，店里有些冷清，点了咖啡和甜品,找位置坐下，并没有感到电影里的气氛，甜品即便是在当年那个还不太懂得吃的我看来也不尽如人意。但我总算也是来到了电影里的咖啡馆，了却了一桩心愿。搬到纽约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家甜品店，因为你到了那里，住在那里，就很快地融入了本地人的生活和忙碌中。虽然我是忙着无所事事，但每每清晨起来，走在朝阳下的街道上，也确实有在电影里男女主角上班路上的感觉。只不过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纽约人不会再急着冲进星巴克，家附近总会有好喝的独立咖啡馆，连锁书店的生意也永远比不上依然健在的Strand和麦克纳利·杰克逊（McNally Jackson）书店。
搬到纽约之后，我住在中国城的一条街上，虽然之后也有想过搬走，但因为太喜欢中国城和下东区交界的这个区域，住了整整四年才搬走。因为是临街的房子又朝东，夏天很早就会醒来，秋冬也不会晚起。纽约的夜不那么安静，永远有救护车、救火车的声音。我家附近就是中国城一个救火队的站点，卷帘门上画着一条中国龙。我对救火员有着莫名其妙的好感，觉得他们敦厚老实。
这是一条奇妙的街，我家对面是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教堂里有艺术家奇奇·史密斯（Kiki Smith）画的大窗户。教堂的讲解员说这一片最早是犹太人住的，他们和教堂周边的华人和平共处，成了街坊。但后来很多犹太居民都搬去布鲁克林了。在我搬走之前，教堂隔壁左边是中国城的网吧，右边是一个在建的艺术家画廊和工作室。这并不奇怪，很多城中时髦的年轻人会住在下东区或中国城，摄影师瑞安·麦克金利（Ryan McGinly）的家就在我家附近的楼里，我们经常在他家隔壁的福建人洗衣店碰到。再走远点，有一家难吃的时髦小餐厅“Dimes”,是演员、博主、画家聚集的地方，这里的成功给我做餐厅公关提供了一些启示，唯一不同的是“好面馆”是一家好吃的餐厅。
离开纽约赶飞机回国的那个清晨我起得很早，在这个街区走了一圈，最后看一看。那时候心里还是很不舍的，虽然说无论世界局势如何变化，离开了纽约，总还是可以回去，但在这个街区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那天早晨我还把攒好的一桶硬币送给了洗衣店的老板，这个总给我送洗好的衣服的勤劳老板叮嘱我一定要回去。后来我真的回去过，但没有碰到他。
我记得离开那天早晨，房东太太最后对我说：“Have a good life!”（要好好生活啊！）现在想来，纽约给我的启示就是要好好生活，无论在哪里都要。当时，我要离开的决定受到很多人反对，有人觉得我离开了就不能画出好的画了，有人觉得我离开了就不再是那个风格了。但几年之后回看，他们都是杞人忧天。我从来不相信只有纽约才能给人灵感，我也不相信只有纽约才能重新塑造一个人（虽然很多人都希望在纽约书写甚至编造新的人生故事，但学历史的我永远无法夸大自己的经历，无法让任何东西戏剧化）。正因为不相信，才不会对离开纽约患得患失，才能每次回去都觉得有新意，每一次离开都带着收获。《迷失东京》的预告片里说，有时候我们要跑半个地球才能让旅程圆满，我觉得离开纽约之后的成长就是这种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