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暑二十载，重拾千秋科举人物
——《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总序
龚延明
亘古至今，中国历史上没有一种官吏铨选制度，沿续时间之漫长、在国内外影响之巨大，能与科举制度相比。科举取士制度，自隋至清，行用了一千三百年之久，承担起为中国官僚政府源源不断输送管理人才的使命与责任。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科举制持续推行的动力；“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是科举制能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唯一不可取代的铨选制度的根本；以儒家“斯文”作为取士标准，应举者慨然以从政、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科举登第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励志的目标。中国科举又是世界文明的一个辐射源，其影响力扩及东亚和西方。可以说，中国科举制，具有塑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身治国形象、打造中国大一统和合文化形态、构建东亚儒家文化圈与催生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普世价值。
唯其如此，唐代后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止，科举试没有中止。五代军阀争斗不息，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科举试没有间断。两宋三百年间，宋辽、宋金、宋蒙战争，未曾打断三年一举的科举考试；南宋高宗在自家性命难保的险境下，宁可下放到地方进行类省试，也未曾中断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度宗咸淳十年，南宋临近灭亡，还进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辽、西夏、金、元朝虽为少数民族所建政权，无不实行过科举制度。清末，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出逃，次年仍下令补考乡试和会试。科举与国运相联，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权力的象征之一，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重要标志，是调节国家政策的杠杆，是士大夫梦想所寄，是凝聚民心的纽带。科举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经济、风俗、人心之影响，无与伦比，至今在海内外犹不绝余响。自宋以后，中国社会是科举社会。科举出身的精英人物，曾经是唐宋以下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活动的主角。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离不开科举研究，否则绝不可能完整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与文化。
中国科举不仅在中国。日本最先仿行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时间在公元7—8世纪。《日本诗纪》中载有《贺诸进士及第》，其中《贺野达》诗云：“登科二字值千金，孝养何愁无斗储？”可见日本科举及第即授官，所得俸禄可供养父母。朝鲜是海外实行科举制时间最长的国家。从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实行了936年。其制既学习唐宋，又有自己的创造。奉使到过高丽国的宋使者徐兢在其名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说：“若夫其国取士之制，虽规范本朝，而承闻循旧，不能无小异。”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〇《同文•儒学》。科举制在朝鲜影响之大，仿佛中国，至视为“我国公道，唯在科举”。越南推行科举制长达844年（1075—1919），仅次于朝鲜，然其废罢科举时间比中国还要晚14年。科举取士，在越南具有权威性和实用性，被视为“科举抡才，实关盛典”。科举制在周边国家的传播，为构建儒家文化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功至伟。
中国科举考试的先进文化，为西方欧美国家所学习、所效仿。西方人把中国科举考试，与中国四大发明相比。英国人罗伯特•英格尔斯评论英国东印度公司采用了中国科举考试的竞争原则时说：“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一次伟大变革。”事实正是如此：英格尔斯当时的预言并没有错，东印度公司实行的文官考选制度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路，考试选才机制像一桶火药轰开了政党分肥制的大门，科举制最终通过英国对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学者罗纳德认为：“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传播，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实施和发展行政精英制度的基础。毫无疑问，美国公务员竞争考试的特点主要受英国的影响，而英国的公务员制度来源于中国。”美国学者顾立雅明确肯定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在建立现代世界文官制度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因此，刘海峰教授顺理成章地提出：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成为一个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然而，科举制的公平竞争原则，由于权势、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的私心交织干预而受到破坏，加上传统保守的考试内容趋于僵化，科举制施行千年之后，已跟不上社会进步的潮流，其弊病日益凸显，批评之议蜂起，终于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公元1905年9月2日），为清政府所废除。此举成为“数千年之中莫大之举”。中国又走上了摸索、重建适应现代国家机器运转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的漫长道路。其影响之广之深，难以尽言，风俗人心之茫然失落，价值观的转变，儒学地位的动摇，教育文化之破旧立新，士人阶层的分化，中国在废弃科举制后，经历着空前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与文化教育大变革。
科举制废除百年以来，人们在不断反思，对科举制的评价渐渐变得客观和富于理性。站在21世纪时间的高峰，回眸已经渐行渐远的十三个世纪的科举岁月，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举制是一份人类值得总结的制度文化遗产。海内外无数学者对中国科举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科举研究论著成千上万，加深了对科举制得失的科学认识。研究中国科举史一个多世纪了，《中国科举史》已出版了好多部，科举研究已形成了“科举学”，成了一门显学。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撰编过一部断代《登科总录》，未能提供一份比较完整的历代登科名录及登科人的生平资料，也就是说，连有多少人登科的“家底”都未摸清，中国科举史研究能说充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吗？我在考虑要把这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做起来。
1996年，我时任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由我牵头，提出《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向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申请立项。是年10月，该课题立项获得批准。2003年，《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批准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组织专家，对全国重大项目进行中期评估，《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列为评估对象之一。经过严格评审，本课题获得高度评价，9月3日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关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滚动资助的通知》（社科规划办通字［2012］31号），特批准予以滚动资助，并同意延长到2017年完成。
本课题《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旨在担当起为中国科举史研究打下基础的艰巨任务。如果把整个中国科举史研究比作一座大楼的话，那么，《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就是这座大楼的坚实地基。显然，《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撰编与出版，将为科举史研究提供最基础的科举人物数据库和资料，有了它，历代登科科目及其登科人数的变化，进士的地理分布，科举与地域经济，科举与地方文化教育等等研究，就得以铺开。因此，《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推出，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
《中国历代登总录》体例，统一要求每一登科人都需要有一小传，包括其姓名、字号、籍贯、登科年、登科科目、初授官、经历官、最高官或终任官，并一一需要书证支撑。故尔，本课题是一项前人未曾做过的全新的工作。
《中国历代登总录》分五大卷：
一、《隋唐五代登科总录》（约150万字）。
中国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代科举走向定型。据统计，唐代举行过268榜，共录取秀才、进士、明经、孝廉、制举等约10200人；五代举行过47榜，约取进士等1500人。唐代有清徐松《登科记考》可资参考。然《登科记考》所利用的文献局限性较大，后人不断予以补正。光订补专著就有三部：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三册）、许友根《〈登科记考补正〉考补》、王洪军《登科记考再补正》。其他学者订补，如陈若君《〈登科记考〉正补》、张忱石《唐代登科人名录拾遗》、胡可先《徐松〈登科记考〉补正》等等，不胜枚举。这为做《隋唐五代登科总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我们所做的《隋唐五代登科总录》，根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统一体例进行，非止步于登科名录的搜集，需要在名录搜集的基础上，进而撰写登科人小传与提供书证。举例说明如下：
【李义琳】字叔璩。秦州成纪人。武德七年登进士第。释褐初授虞州桐乡县尉。仕至砀山县令。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五辑、页一九《周故宋州砀山县令李府君神道铭并序》：“君讳义琳，字□处。陇西成纪人也。弱冠射策及第，解褐虞州桐乡县尉……累迁赵州赞皇、宋州砀山县令……享年八十有二，以垂拱二年十月三日，遘疾卒于怀州河内县之私第。”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七册《李义琳及夫人魏氏合葬墓葬志》：“君讳义琳，字□□。陇西成纪人也……弱冠射策及第，解褐虞州桐乡县尉……春秋八十有二，以垂拱二年十月三日，遘疾卒于怀州河内县之私第。”
《洛阳新获墓志》四〇《唐故宋州砀山县令李府君神道铭并序》（长安二年六月五日）：“君讳义琳，字叔璩，陇西成纪人也……弱冠射策及第，解褐虞州桐乡县尉……享年八十有二，以垂拱二年十月三日，遘疾卒于怀州河内县之私第。”
按：胡可先《徐松〈登科记考〉补正》、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均列李义琳于武德七年进士，以补徐松《登科记考》之阙。
二、《宋代登科总录》（800万字）。
宋代没有断代《登科录》。做《宋代登科总录》是从零开始。
两宋共举行过118榜科举试，各种科目登第人共约有11万人。而完整保留下来仅两榜，一榜是《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计330人；一榜是《宝祐四年登科录》，计601名，合931人，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其余10万多人，或已湮没，或散落在茫茫史籍之中，须从现存宋代典籍及后世相关史料中去寻觅，正如沙里淘金。经过课题组同人坐冷板凳，从宋代基本史籍、文集笔记、人物传记、方志、碑刻等大量文献资料中，终于搜集到４万登科人名录和有关资料。在掌握了４万登科人资料基础上，为每个登科人撰写一小传，包括姓名、字号、籍贯、登科年、登科科目、初授官、经历官、最高官或终任官等。小传之下，附有书证。书证通常列两条以上；如有疑窦处，则予以考证，力求无证不信，言必有据。
三、《辽西夏金元登科总录》（约120万字）。
辽代共举行过55榜科举考试，据张博泉统计，约录取进士2211人。西夏，实行科举80年，由于资料缺乏，具体榜次未详。金代，科举榜次与录取人数，学界分歧较大，据薛兆瑞、张博泉统计，一为6317人，一为6150人，比较接近。元代科举试举行了16榜，据陈高华统计，共录取约1200人。
辽西夏金元四朝，除了元代原始登科录保存有《元统元年进士录》一种之外，再没有留下一榜《登科录》。这几个王朝的科举史料，相对较少。可喜的是，有关这几个朝代的文献汇编先后整理出版，如《全元文》、《全辽金文》、《全金诗》、《元诗选》，以及相关石刻史料的出版，给搜集登科人资料带来了便利，科举研究成果，呈现日益发展的势头。辽代有高福顺《辽朝科举制度研究》，金代有薛兆瑞的《金代科举》（该书已考订出进士1317人）。相比较，元代科举研究比较深入，成果较多。如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陈高华《元泰定甲子科进士考》、《两种〈三场文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和余来明《元代进士题名征略》（见其著《元代科举与文学》）。以上研究成果，可资《辽西夏金元登科总录》利用。然因《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体例的统一要求，登科名录搜集是第一步，进一步则需要按小传的内容，扩大资料搜集范围，继而根据小传内容，一一附上书证。
四、《明代登科总录》（约1000万字）。
众所周知，明代登科资料较为丰富。天一阁、北图、台湾等藏书单位尚保存有明代数十种《登科录》，并有《明代进士题名碑录》等原始资料，以及近人朱保炯等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可作为研究基础和参考。但必须利用现存的原始《登科录》与人物总集、文集、笔记、碑传、方志等资料，工作量非常大。明代举行过89榜科举试，我们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基础上，重新考订了明代进士总数，为24595人。
五、《清代登科总录》（约1000万字）。
清代举行过112榜科举试，其录取人数众说纷纭，如范金民说26815人，何炳棣说26747人，陈国生说26393人，吴建华说26847人，等等。在本课题前期资料搜集工作中，我们曾请两位博士生李润强（现为甘肃省委党校教授）、毛骁阳（现为闽江学院副教授）专门就清代进士人数进行考订，李润强统计结果为26848人、毛骁阳为26849人，这与吴建华26847人非常接近。清代登科人，虽有《清代进士题名碑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房兆楹等《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可作为研究基础和参考，但必须利用原始《登科录》与人物总集、碑传，诸如《清代朱卷集成》、《清代缙绅录集成》、《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国朝耆献类征》、《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碑传集》等大宗资料，以及清代浩瀚的方志，搜集登科人物资料及编撰小传与书证，工作量十分巨大。
如上所述，《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根据现存古籍与新出土文献，收录自隋至清1300年间科举考试录取的登科人，总人数将达12万人，总字数达3000万字。《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是迄今为止，国内外规模最大的关于中国古代人物的传记资料。
《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曾在国内外国际学术会议上作过介绍，受到了海内外同行充分肯定和高度关注，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科举研究第一大工程”。
《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学术价值，除了上述将为中国科举研究打下坚实的数据基础，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之外，还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所运用的书证资料，均出自第一手文献资料，具有翔实可靠的权威性。《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所引用文献资料不下千种。传统庋藏的古籍与新出土的文献，凡涉及登科人资料的，我们皆力尽所能，设法予以搜集、披阅、爬梳、整理、考辨。每搜集到一位进士的传记资料，我们都有一份收获的喜悦。在此基础上，为每个登科人写一小传，全书12万人要写12万个小传。没有坚韧不拔、甘坐冷板凳的毅力，是难以做到的。
二、做课题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以保证《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科学性、准确性，和解疑释难的学术质量。比如，科举制从何时开始？是唐朝还是隋朝？这关系到《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起点的大问题。为此，我们首先对科举制起源进行了深入研究，认同了中国科举制始于隋的观点，于是我们第一卷就命名为《隋唐五代登科总录》，此研究成果以《科举制定义再商榷》为题发表于《历史研究》。关于唐代科目，首先遇到考试科目的问题，如“孝廉”是不是科举科目？不少唐代科举史专著，不视孝廉为科目，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即视“孝廉”为明经科的别称。为此，我们先对孝廉举进行了专门研究，得出了孝廉举为唐前期的正式科目的结论，此成果以《唐孝廉科置废及其指称演变》发表在《历史研究》。这就保证了《唐代登科总录》所收各科目登科人的准确性。
又，宋代科举制度变化较大，在我们撰写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较多，如宋代“进士”之鉴别、宋代宗室科举之特殊性、特奏名、上舍释褐、贡士举、恩科、词科、州郡县名的变化等等，都是必须搞清楚的学术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收录登科人的标准、范围与小传的正确性。我们课题组成员边做课题，边进行学术研究，解决课题中遇到的难点、疑点。其研究成果都已充分反映在《宋代登科总录》中，并陆续发表在学术刊物上。例如《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宋代宗室科举考试述论》，《关于宋代童子科的几个问题》，《两宋“上舍释褐”考述》，《北宋徽宗朝“贡士”与“进士”考辨》。
又如明代，所资利用的登科资料较多，但文献资料中存在问题也不少。如《明代进士题名碑录》，所收进士就有讹误和遗漏，需要一一订补，其中洪武十八年一榜，因该榜题名碑为明成祖朱棣所仆倒，致《明代进士题名碑》所收洪武十八年榜进士缺179名进士；《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已补入129名，尚缺50名。这50名，经我们考证，终于补齐，并对《碑录》中差错进行了校补。这一研究成果已反映在我们的论文《明洪武十八年进士发覆》上。做《清代登科总录》，常接触到八股文高手登科的资料，为什么清代科举考试要用八股文？这是个萦绕在心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对此，我们也进行了探讨，发现试卷程文用八股文，是便于确定阅卷的评判标准，统一评分标准则有助于加快阅卷速度。此成果以《论清代科举八股文衡文标准》为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把做课题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赋予了《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厚重的学术功底特色。
三、《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能够为我国古代文、史、哲研究开扩视野，它提供较全面的自隋唐以下的中国古代文化精英的传记资料，有助于推进文、史、哲专门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收录十二万多的进士，每个进士都是经历拼搏登上龙门的社会精英。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要了解和研究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军事史、教育史、文学史、社会史，他们都是绕不过去的人物。《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所提供的进士出身的中国古代社会精英人物的传记资料，大部分是新开发出来的资源，便于文、史、哲研究工作者充分利用，从而推动人文社科各种专门史的深度发展。
历经将近二十个寒暑，《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已进入收获季节，各卷将陆续问世。我们课题组成员，期盼得到海内外学人的欢迎、批评和指正。
201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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