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选）
二、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
古人处理文献的不少做法与今人异，如在古人那里，引书——经传时或不别，如《史记》引《左传》《公羊传》往往以《春秋》称之（《文选》卷46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下，李善注之“《韩诗》曰：‘三月桃花水之时……祓除不祥也’”，亦如是）；以一书或一书的某部分的首篇代替该书或该部分，如以《关雎》代替《周南》等；引某一书，如用“《诗》曰”可将“三百篇”的不同诗作之诗句合在一起，如《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之“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按：前者出《鲁颂·閟宫》；中者见《小雅·六月》；后者引《小雅·出车》）[ （汉）司马迁：《史记》卷110，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82页。]；引文时有合序文于所序之作品者，如《文选》卷54刘孝标《辩命论》“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芣苡”下，李善注引“《韩诗》曰”之“《采苡》，伤夫有恶疾也。《诗》曰‘采采芣苡，薄言采之’”[ （梁）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影印李注胡刻本），第748页。又，后引《文选》而不标明者均此。]（此合序文于所序之诗，而两者所出不同。又，“采苡”乃“芣苡”之误，参李注引“薛君曰”）；等等。因之，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与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以古还古以究《文选》的成书状况
笔者曾说：认为“《文选》成书仓促”之种种理由，均难以支撑“《文选》成书仓促”说。[ 力之：《关于〈文选〉的编撰工作量、成书状况与编者问题》。]而辨析这些问题除用跳出《文选》究《文选》与就整体考察部分之法外，用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与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之法，同样能很好地证明这些被认为是“《文选》成书仓促”之理由，多说明不了什么实质性问题。这里，拟就《文选》“赋”“诗”在设类、分类与作品归属诸方面的问题略作辨析以明之。
在后人的眼里，《文选》“赋”“诗”二体，尤其是后者，其分类标准与作品归属诸方面均存在问题。关于分类标准，站在后人尤其是现当代人的立场上看，作品分类的标准应该是同一的。然其“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临终”“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等24类之分，却并非如此。[ 参胡大雷（《文选诗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9—431页）、洪顺隆（《〈文选·咏怀诗〉论：与我的六朝题材诗中的咏怀诗观比较》，载《文选学新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332页）等先生之说。]不过，这与成书是否仓促并无瓜葛。如任昉《文章缘起》序次为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九言诗、赋、歌、《离骚》、诏、策文、表、让表……《解嘲》、训、辞、旨、劝进……哀策、哀颂、墓志、诔、悲文、祭文、哀词、挽词、《七发》、离合诗、连珠、篇、歌诗、遗令、图、势、约等85类，[ 今传本《文章缘起》大致保留任昉《文章始》的内容。参吴承学、李晓红《任昉〈文章缘起〉考论》，见《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而这正如游志诚先生所说的“标准不一，有依题材分，依体式分，依作法分，依性质分”[ 游志诚：《昭明文选学术论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版，第149页。]。又，本来文体分类越后越分明，而白居易《与元九书》有云：“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谓之‘讽谕诗’。……谓之“闲适诗”。……谓之‘感伤诗’。……谓之‘杂律诗’。”[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45，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64页。]即这前三者以内容为依归，后者则从形式上着眼。又，李善注《文选》卷11孙兴公《游天台山赋》的“朱阙玲珑于林间”与卷30谢玄晖《始出尚书省》的“玲珑结绮钱”，而分别云：“晋灼《汉书注》曰‘玲珑，明见貌’”与“晋灼《甘泉赋注》曰‘玲珑，明见貌也’”。其实，前者为晋灼注《汉书·扬雄传》中的《甘泉赋》语，即“晋灼《汉书注》”与“晋灼《甘泉赋注》”完全是一回事。至于作品归属问题，同为“和”者如卷26“赠答”有颜延年《和谢监灵运》，而谢玄晖《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和王著作八公山》《和徐都曹》《和王主簿怨情》与沈休文《和谢宣城》入卷30“杂诗”；均为跨类的作品，如谢玄晖《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与沈休文《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前者入卷26“赠答”，后者则录于卷27“行旅”，等等。问题是，这些做法即使无所本，亦不出“知山知水”之域。说到底，以《文选》“赋”“诗”二体在分类标准与作品归属诸方面存在所谓问题，而以之归于成书仓促，乃缘忽于以古还古之方法所致。
（二）关于《文选》摘史辞以为所录作品之序的是非问题
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文选》摘史辞以为所录作品之序本不是问题。不过，自两宋间之王观国认为昭明太子这一做法为“误”以还，尤其是现当代学人时或有如是观者。然在笔者看来，这主要的是未能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并把该问题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所致。说到底，这更多的其实是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何以言之，因为摘史辞以为所录作品之序或类此者，在清末以前乃十分普遍的现象。[ 力之：《关于〈文选〉“摘史辞以为序”之是非问题》，《古典文献研究》第13辑〔2010〕。又，王观国在《学林》卷七《古赋序》中，一云：“《文选》载扬子云《解嘲》有序、扬子云《甘泉赋》有序、贾谊《鵩鸟赋》有序、祢正平《鹦鹉赋》有序、司马长卿《长门赋》有序、汉武帝《秋风辞》有序、刘子骏《移书责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辞也。昭明摘史辞以为序，误也。”一云：“杨子云《羽猎赋》首有二序……详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赋也。”（田瑞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0—221页）。于此，王氏亦疏矣：“第一序”亦“昭明摘史辞以为”之。]换言之，此与《文选》成书如何无任何瓜葛，以此为《文选》成书仓促之一个理由，乃研究者之疏忽或缘其思之有所未密。另外，学者或因此而说这是昭明太子在《文选》编辑上的“最严重的缺点”[ 赵福海等主编：《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首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又，至于顾炎武、程千帆等氏主要因《长门赋序》提及“孝武陈皇后”而认为《长门赋》非司马相如作，可谓“千虑一失”。参力之《〈文选·长门赋〉为司马相如作无疑辨》，见作者《〈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版。]，则可谓未达一间。即没有注意到在这一点上，古今做法之差异。
（三）关于李善因某题名与“集”异而谓其“误”的问题
李善因“集”与《文选》所录之题目不同而有“误也”“误”等之说，而此中实多为崇贤之失者。学者或以此为仓促成书所致，失之远矣。究其所以然，同样的，乃因未能以古还古而将“异”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我们知道，《文选》所录作品之来源，其与崇贤所见该作者之集的来源时有不同。此其一。其二，这些诗文有的原本无题，有的被其后的收录者作过不同程度之改动。如“杂歌”类录自《汉书·高祖本纪》的汉高祖《歌》，若汉高祖有集，或据《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还归，过沛……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而作《歌诗》；或据《汉书·礼乐志第二》“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而作《风起诗》；或据《史记·乐书第二》“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而作《过沛诗》（或《三侯之章诗》）；等等。又如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下《班固传》之《东都赋》所附的《白雉诗》云：“《固集》此题篇云：‘《白雉素乌歌》’，故兼言‘效素乌’。”我们能据《班固集》来断《东都赋》此处误吗？况且，就《文选》本身言，其卷38殷仲文《解尚书表》，卷目作《自解表》；卷39司马长卿《上书谏猎》，卷目作《上疏谏猎》；同卷枚叔《上书谏吴王》，卷目作《奏书谏吴王濞》；等等。而今人之未明于此与夫疏忽者，或以此为昭明太子的问题，或以此为《文选》仓促成书之一证，是均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矣。
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就原典本身察是非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之二（选）
余论
综上所述，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就原典本身察是非，便明：《文选》为典型的诗文总集而非类书；《文选序》“各以时代相次”乃就《文选》所有体类与作家言，而非关具体作家之作品先后；窦常的“不存生者”说符合《文选》本身之实际，故其说为是；《文选》选文与《文选序》所说范围不尽相同，然理论上表明不选经、史、子，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着某些可选的“客观”条件，故这里的“矛盾”不是问题。
当然，忽于从始点（岔口处）辨“路向”而就原典本身察是非者，相关研究领域同样甚为常见。如近三百年来，不少学者（且其中不乏名家以至大家）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之“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说断《招魂》为屈原所作，便是一十分突出的例子。如清人林云铭云：
是篇（引按：即《招魂》）自千数百年来，皆以为宋玉所作。王逸茫无考据，遂序于其端。试问太史公作《屈原传·赞》，云“余读《招魂》，悲其志”，谓悲原之志乎？抑悲玉之志乎？此本不待置辩者。[ （清）林云铭：《楚辞灯》卷4《招魂》后，康熙年间刻本（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藏）。]
其后，如是观者众，如梁启超先生《屈原研究》云：
太史公明明认《招魂》为屈原作。然而王逸说是宋玉作。逸，后汉人，有何凭据，竟敢改易前说？大概他以为添上这一篇，便成二十六篇，与《艺文志》数目不符；他又想这一篇标题，象是屈原死后别人招他的魂，所以硬把他送给宋玉。依我看，《招魂》的理想及文体，和宋玉其他作品很有不同处，应该从太史公之说，归还屈原。[ 陈书良选编：《梁启超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641页。]
他如游国恩、郭沫若、姜亮夫、林庚、陈子展[ 游说，见《楚辞概论》第17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楚辞论文集》第303—305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郭说，见《屈原赋今译》第2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姜说，见《屈原》（《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l页）；林说，见《招魂解》（《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陈说，见《招魂试解》（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1962〕，第153页）。]先生等等，不一而足。问题是，这些学者的结论，多是建立在既没有仔细调查《史记》的相关说法如何，又没有具体考察王逸注骚的态度是否严谨，并进而将这一问题与《楚辞》一书的性质合观这样的基础上的。概言之，自晚明黄文焕以还的学者们据“太史公曰”而疑以至断《招魂》必为屈原作之理由是断不能成立的。其所以如此，关键的原因乃在研究者们忽于从始点（岔口处）辨“路向”而弄错了路向。[ 参力之《〈招魂〉作者之再探讨》（程本兴等主编《宋玉及其辞赋研究》[2010年襄樊宋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与《从史公称〈春秋〉等之情形看其“读”“悲”指向：关于〈招魂〉作者与所招对象研究之方法论问题一》（程章灿等编《〈文选〉与中国文学传统：第九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又如一部影响殊巨的优秀“中国文学史”教材云：
“楚辞”和汉赋，体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押韵的散文，它们的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云云，显然是有问题的。首先，无论是“楚辞”还是汉赋，均非“单一”者。就“楚辞”言，《渔父》《卜居》与《离骚》《远游》《九章》等不同；就汉赋看，《吊屈原赋》《长门赋》与《子虚赋》《上林赋》《甘泉赋》《长杨赋》等有异。于此，《渔父》《卜居》与《子虚赋》《上林赋》《甘泉赋》《长杨赋》一类大赋之异，更多的只是大小之别，而此非影响“体”类的主要因素；《吊屈原赋》《长门赋》等“骚体赋”与《离骚》《远游》《九章》的“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几无二致，不同之显者在于一之题有“赋”字而一无罢了。不难想见，说此者盖缘一时之疏忽。而有着如此明显不当的说法所以被长期而广泛的接受[ 力之：《关于“骚”“赋”之异同问题》，《〈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版。]，最大的问题当是人们缺乏从始点（岔口处）辨“路向”与就原典本身察是非之意识。
又如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在其撰于1950年而发表于1979年的《〈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一文中云：
《远游》是谁作的呢？按文中说：“奇傅说之托辰星兮，羡韩众之得一。”我们看《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称“韩终”，三十五年称“韩众”，知道即是一名，因同音而异写。他是秦始皇时的方士，骗了始皇的钱，一去不还，后人就说他仙去了，结果却成了坑儒的原因之一。《远游》里羡慕韩众，分明作者已是秦以后人。[ 朱东润等主编：《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6页。]
“分明作者已是秦以后人”云云，实际上亦是忽于从始点（岔口处）辨“路向”所致。而这于顾先生，无异于大科学家忘记科学常识。东方朔《七谏·自悲》云：“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0页。]洪兴祖《补注》引《列仙传》云：“齐人韩终，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也。”[ 《楚辞补注》，第164—165页。]又，《后汉书·张衡列传》“想依韩以流亡”下，李贤太子注：“韩，谓齐仙人韩终也。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楚辞》曰：‘羡韩众之得一。’”[ 《后汉书集解》上册，第670页。]再说，“韩众去不报……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8页。]，即顾先生所说的“结果却成了坑儒的原因之一”；《汉书》卷25《郊祀志下》云：“谷永说上曰：‘……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60页。]据此，我们能想象东方朔会向其“问天道之所在”吗？何况，《七谏》乃东方朔代屈原设言之作。[ 力之：《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因之，从研究方法的层面上说，无论如何也不应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时有“韩终”（“韩众”），便不顾屈原之前齐已有仙人韩终，而遂断“《远游》里羡慕韩众，分明作者已是秦以后人”。
总而言之，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而就原典本身察是非，这是考察种种相关问题之一殊为切实的方法，然迄今为止，其尚远未得到学者们应有之重视。而忽于这一方法的研究，其结果却往往似是而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自当明之。
萧统责《闲情赋》而《文选》录《神女》诸赋之因探
——兼论两者之异非因各自成于不同的时间（选）
二、萧统责《闲情赋》而录《神女》诸赋乃因其采用不同的价值取向所致
昭明太子责《闲情赋》而录《神女》诸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陶渊明集序》高度赞美渊明诗文而《文选》仅选陶作九首一样，乃其“采取道德（功用）与审美分殊之价值取向所致”[ 力之：《〈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347页。]的结果[ 曹旭先生《诗品研究》云：“萧统、萧纲对陶渊明的评价，特别是萧统，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显得有些矛盾的原因，也许有两方面：一是主客观之间、个人爱好和社会公认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协调的方面……二是不同场合说话、写文章，对陶诗的评价也会产生差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199页）是可谓入堂奥者之言也，且具方法论方面之意义（详参上揭书，第196—199页）。]。换言之，昭明太子在《陶渊明集序》中评价渊明之作侧重于道德价值，而于《文选》则着眼于以“文”衡文。这将《陶渊明集序》之“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竟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泰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 俞绍初上揭书，第200—201页。]与《文选序》之“……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 （梁）萧统：《文选》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影印李注胡刻本）。]稍加比观，思过半矣。另外，胡先生之“萧统编录《陶渊明集》的目的在于‘有助于风教’，正因如此，萧统批评陶渊明诗文‘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而《文选序》讲选文的目的在于为阅读‘远自周室，迄于圣代’的文章提供可以作为‘入耳之娱’‘悦目之玩’的‘清英’之作，文章入选的前提在于‘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看重文采。因而《文选》收赋还立情类，选录了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曹子建的《洛神赋》。就《文选序》的这一选文目的和文章入选的前提来衡量陶渊明作品，符合的确实不多。这样，《文选》收录陶渊明作品也不会很多”[ 赵敏俐、[日]佐藤利行主编上揭书，第477页。]说，亦甚近是。然胡先生更强调的是时间之异，故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其关于两者“矛盾”因编纂目的不同所致说之价值。尤其是认为“风教”是昭明太子在完成《文选》后的“中大通二年春之后”，编录《陶渊明集》时才“突然强调”的。然如上所述，是说是难以成立的。
关于“萧统论陶”，齐益寿《萧统评陶与〈文选〉选陶》云：
萧统论陶，除了精要的概括出“精拔有风力”此一特色之外，还深刻的体认到陶渊明作品具有潜移默化有助风教的作用。他之所以“爱嗜其文，不能释手”，之所以要搜集遗佚为陶渊明编成较完整的集子，并为之作序立传，“有助风教”不能不说是一股重要的驱策力量。尽管他感受到陶诗的风力上干青云，但就文学的整体成绩而言，辞采未优的陶渊明作品，在萧统等文论家看来，只能是一道清溪旁流，而非长江大河。[ 中国文选研究会编：《〈文选〉与“文选学”：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0—531页。]
“驱策力量”“非长江大河”云云，均是恰当的。胡先生之“萧统讲陶渊明诗文具有‘有助于风教’的作用，读渊明之文‘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太华，远求柱史’，这虽然是萧统的新发之意，但也是对陶渊明人格仰慕的自然延伸”[ 赵敏俐、[日]佐藤利行主编上揭书，第474页。]说，亦颇有见地。齐先生在该文中又云：
深为陶诗的风力所震撼的萧统……也不得不对陶渊明热情洋溢、激荡淋漓的《闲情赋》浇以冷水，说是“白璧微瑕”，“劝百讽一”，达不到讽谏的效用，不如不作为妙。然而“劝百讽一”岂非汉赋之本色？自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以降，莫不皆然，何以独责《闲情》一赋？若以事关男女之情，则又何以不责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以及曹植的《洛神赋》，且将此四赋选入《文选》的“情赋”一类？看来萧统既立“情赋”一类却独责《闲情赋》，恐怕仍是着眼于风教的缘故。陶渊明诗文既然风力超迈，可收立廉之效，可遣贪鄙之情，而热情洋溢、激荡淋漓的《闲情赋》，殆不免要使有益风教的效用打折扣。宋玉、曹植之作虽写男女之情，但仅点到为止，并不尽情放逸，尚不失为雅正，故而得以入选。[《《文选》与“文选学”：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第530页。。]
于此，“‘劝百讽一’岂非”与“若以事关男女之情”云云之问，思殊缜密。不过，此中的“萧统既立‘情赋’一类却独责《闲情赋》，恐怕仍是着眼于风教的缘故”与“宋玉、曹植之作虽写男女之情，但仅点到为止，并不尽情放逸，尚不失为雅正，故而得以入选”说，则似未为圆照。前者，盖忽略了“卒无讽谏”与“伤风教”之不同——即在笔者看来，“立‘情赋’一类”所收者，于义“无伤风教”便可；而于渊明之赋，则需具“讽谏”作用。后者，当非仅仅因其“尚不失为雅正”云云这么简单，即陶渊明所作若非《闲情赋》而是《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与《洛神赋》中的某一篇，其受到之“冷遇”恐与《闲情赋》同。而《闲情赋》之“落选”，用齐先生的话说，当在萧统看来，其“辞采未优”。
萧纲《与湘东王书》与《与诫当阳公大心书》分别有云：“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 （唐）姚思廉：《梁书》卷49《文学·庾肩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0页。]；“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23《鉴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24页。]。此一人在同一时间对“此”与“彼”做法（态度）之异也，观之可启吾人思。其实，类此因价值取向不同所致之差异者不知凡几。这里再举几例以说之：一、《论语》记载孔子论及管仲既有“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之贬，又有“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之褒；二、汉人扬雄于《法言·吾子》既有赋为“童子雕虫篆刻”而“壮夫不为”之说，然其又于为“壮夫”后所撰的《自序》中录其《甘泉》《河东》《校猎》《长杨》四大赋[ 据扬雄《自序》之“《法言》文多不著，独著其目”说，可知《法言》成于《自序》之前。此可参《汉书》卷87《扬雄传·赞曰》“雄之自序云尔”之颜师古注。不仅如此，扬雄《自序》仍云：“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汉书》卷87《扬雄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子云在同一时间，既“以为赋者……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却又在《自序》中存之。]；三、《文心雕龙》之“剖情析采”（第二十六《神思》至第四十四《总术》凡十九篇）部分所论与其《原道》《征圣》《宗经》及《序志》所说在价值取向上存在之差异，亦不小于昭明太子于《陶渊明集序》中批评《闲情赋》而在《文选》里收录《神女》诸赋之不同[ 参力之《据于儒经与面对文学：论《文心雕龙》“剖情析采”与其“文之枢纽”的价值取向之差异问题》，见黄霖、周兴陆主编《视角与方法：复旦大学第三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再就《文选序》与《文选》言，前者既有“《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说，而后者却不收《关雎》《麟趾》与《大雅》中吉甫之《烝民》（“穆若”，即“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之“穆如”）。即其于二者之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不错，《文选序》有“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之说，然这正表明昭明太子编纂《文选》非以“风教”为依归[ 参力之：《关于〈文选序〉与〈文选〉之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