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第六医院之内 （节选）
“往后退两步！往后退两步，不然我谁都不理！往后退两步！”
普里皮亚季市政府的总经济师爬上一条板凳，开始收集人群信息。这帮吵吵嚷嚷的家伙挤满了这间小房间，又一直涌到走廊里，在楼梯和外面的街道上排成了长龙。平时性情温和、总带着一丝微笑的斯韦特兰娜·基里琴科，已经这样孤立无援地被困在波列什科（Polesskoye）好几天了。这是一个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西边50公里外的小镇，街道上车辙纵横，有个不大不小的广场，还有个列宁纪念碑。她和几个普里皮亚季市执行委员会的留守人员，在波列什科市政厅设起了一间办公室，直面那些背井离乡的市民们的怒气和困惑。愤愤不平的人群蜂拥而上，要求跟市长见面，把哇哇大哭的孩子放在她的办公桌上，打听如何安置生病的爷爷奶奶，什么时候才能领到工资。除此之外，他们还想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4月27日，星期日，等到夜幕降临时，至少有21000人，从他们位于普里皮亚季城中的现代公寓仓皇离开，被巴士撂在乌克兰西北部湿地平原上的50多个小镇和乡村中。他们被告知仅需准备离家三天所用之物，但很快，这些被连根拔起的家庭携带的食物、现金和干净衣服便用光了，他们随即发现，即便是他们之前认为干净的那些东西，也并非如此。波列什科镇医院外面的街上，一位放射剂量测量师搬来桌子，设了个临时的监测站。他前面排起了一长队被疏散的群众，队伍移动得很快，却永远不见缩短。这位测量师一边用监测设备轻触人们的衣服、头发和鞋子，一边慢悠悠地用他疲倦而单调的声音念叨着：“干净的……污染的……污染的……干净的……去下风口抖抖你的衣服……干净的……污染的……污染的……污染的……”
一开始，许多接纳疏散人员的农户都很和善，对他们热情相待，而这些人也充分利用了这种善意。维克托·布留哈诺夫的妻子瓦莲京娜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她被安置在罗兹瓦日夫（Rozvazhev）一个村庄的集体农场实验室负责人家中，帮忙挤牛奶。但在疏散过程中，瓦莲京娜与怀孕的女儿和自己的母亲失散了，她对自己的丈夫究竟遭遇何种命运、家人到底身在何处一无所知，而且也根本没有地方去打探消息。
30公里之外，纳塔利娅·谢甫琴科和她两岁的儿子基里尔与1200名难民一道，暂住在卢戈维基（Lugoviki）的土坯草房中，这是乌日河边上一个偏僻的居住点，连一部电话都没有。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亚历山大时，他在普里皮亚季医院的病房中向她挥手示意，告诉她回家把窗户关上。从那时起，关于他究竟被带到了哪里，现在的情况如何，她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母子俩与在普里皮亚季城中住一栋楼的另外两家邻居一道，住在一对年老的农民夫妇家中，房子很小，他们让出了自己的卧室，让这些新来者居住。谢甫琴科一家和其他家里有小孩的人一起睡在床上，其他人只能睡地板。星期一，那位老汉带着孩子们去钓鱼了，但基里尔还在生病，屋子里也潮乎乎的。
到星期二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食物喂饱三家人了，纳塔利娅也几乎花光了身上的钱。她跟以前的邻居恳求：“谢尔盖，让我们离开这儿吧。”于是两个人凑了些现金，刚够买去基辅的巴士票。抵达后，她带着基里尔去了机场，登上一架飞往摩尔多瓦（Moldova）的飞机，去投奔住在那里的父母，以及只有一街之隔的亚历山大的爸爸妈妈。到摩尔多瓦后，她再次开始搜寻丈夫的下落。
到星期三时，对于这场事故的官方消息仍在封锁中，即便是那些在其他原子能电厂工作的人，也被蒙在鼓里。但一些细节开始透露出来，两个家庭借助各种关系，尽可能地寻找线索。通过一位住在莫斯科、在军队中有认识人的叔叔，纳塔利娅得知，核电厂伤势严重的那些人，已经被送进莫斯科一家附属于卫生系统第三总局的特种医院，那里专门收治苏联的核工业工人。纳塔利娅和她的婆婆当天上午飞到了莫斯科，发现整座城市显然对乌克兰的那场危机一无所知，人们都在忙着准备第二天的五一劳动节庆典。
两个女人对于到哪里才能找到亚历山大产生了分歧。纳塔利娅拿到的医院地址，是在苏联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地界上，那里戒备森严，限制出入。亚历山大的母亲却打听到另外一个地方，卡希拉高速公路边上的一家癌症研究中心，处于城中另外一个区，她坚持她的信息来源才是可靠的。纳塔利娅不想跟她争辩。当癌症中心的员工告诉她们，那里没有一个名叫亚历山大·谢甫琴科的病人时，两个女人叫了辆出租车，穿过整座城市前往第六医院。
等她们到达目的地，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但只看了一眼，纳塔利娅就立即知道，自己找对了地方。那是一栋极其朴素的9层褐色砖楼，被草坪和铸铁篱笆墙包围。虽然自身看起来十分不起眼，但四周的景象却远非如此：所有的进口都被严防死守，带着辐射监测设备的技术人员，对每一个进出大楼的人的鞋子和裤子都要进行检查。
一大群人已经守在正门的检查站外面。在那些挤挤挨挨的面孔中，纳塔利娅认出了许多来自普里皮亚季的熟人。所有人都和她一样，困惑而惊惶，但谁都不准进入医院。就在纳塔利娅站在那里打量情况的时候，一名医生从前门走了出来，开始大声朗读一份切尔诺贝利电厂的患者名单和他们的当前状况。人群中嘈杂混乱，焦虑不安，彼此推搡着、叫喊着提出问题。当有人听不清到底说了些什么的时候，这位医生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即便如此，努力从嘈杂中分辨他的话语的纳塔利娅，还是没听到任何有关她丈夫的消息。后，她用手肘撞开人群，挤到了前列。
“亚历山大·谢甫琴科怎么样了？”她问道。那位医生看了一下名单。
“你，”他说，“跟我进来。”
4月27日，星期日，天亮之后不久，从核电厂送来的批病人就被送到了莫斯科。一群穿着PVC围裙和防护服的医生，以及几辆座椅上包了聚乙烯膜的巴士，已经在伏努科沃机场（Vnukovo Airport）等着他们。第六医院的专家们已经空出整个病区，等待他们的到来。这家有600张床的机构，特为收治中型机械制造部的核工业员工而设，有两层楼专门留给放射医学科。这些病患中有人仍穿着爆炸发生时的衣服，许多人身上满是放射性尘埃。他们刚抵达医院，人们便发现运送他们的那些车辆已经严重污染，超出了除污处理的极限。运送波病人的飞机被拆卸销毁了，一辆巴士被送到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校园，开进一个大坑里，然后加以填埋。
到星期日晚上，一共有207名病患住进了医院病房，绝大多数是电厂的操作人员和消防员，也有在燃烧的机组边值守的保安、在放射性尘雾中等公交车的建筑工人，以及在冷却水通道旁边垂钓的人。115人被诊断为急性辐射综合症，其中有10个人受到的辐射剂量非常大，医生们立刻认定，他们几乎已经不可能活下来。
第六医院临床部门的负责人，是62岁的安格林娜·古斯科娃医生。早在30多年前，苏联核武器项目初启动时，她便开始从事放射医学研究。1949年，她刚刚成为一名神经病科医生，便领命前往乌拉尔山脉以南的封闭小城车里雅宾斯克-40（Chelyabinsk-40），治疗在马亚克生产联合体的产钚工厂中工作的战士和古拉格犯人。被派到整个苏联敏感的保密位置之一，就算是古斯科娃这样的专业人士，也对自己要去哪里一无所知，而一旦到了地方，他们会被禁止离开或与外界通信。古斯科娃在马亚克待了两年还没返回，她的母亲甚至以为她被逮捕了，正关在克格勃的地牢中。然而，就在她的母亲给秘密警察写信，请求将她释放时，这位年轻的医生却在条件艰苦的生物物理前沿阵地，闯出了一片事业上的新天地。
在马亚克，古斯科娃遇到了她的批急性辐射病受害者：13位因恶心呕吐而来到她诊所的古拉格犯人。因为对他们的症状缺乏了解，这位医生误以为是食物中毒，治疗后便打发他们回去继续工作了。直到这些人再次就诊，抱怨高烧和内出血时，她才发现，他们在二十五号放射化学工厂（Radiochemical Factory Number 25）附近已经被放射性核素严重污染的土地上挖沟时，被暴露于恐怖的辐射场之下，而且至少有一个运气不太好的犯人已经受到了致死剂量的辐射：600雷姆。
后来，那些在工厂机床前工作的年轻女性开始得上另一种怪病，虚弱、头晕、浑身剧烈疼痛，一个患者甚至疼得直想要“往墙上爬”。古斯科娃是有史以来批记录下这种新病症状的医生。这是一种由于长期低剂量接触放射性同位素而导致的慢性辐射病（chronic radiation sickness），简称CRS。她设计了一整套筛查和治疗此种疾病的方法，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向她在中型机械制造部的上司进言，只要小心控制，工人不会因辐射暴露导致太大损伤。为此，她迅速得到提升。她曾前往——坐落于哈萨克大草原、占地数万平方公里、被称为“多边形区”（the Polygon）的——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秘密武器试验基地，目睹了苏联的批原子弹试验，并为那些爆炸后马上冲进引爆区拍摄照片的摄影师提供治疗。古斯科娃后来还成为原子弹之父伊戈尔·库尔恰托夫的私人医生。1957年9月，马亚克第十四号核废料罐发生爆炸后，她就在那里为苏联起核灾难的受害者提供紧急救治。同一年，33岁的她被派往莫斯科生物物理研究所新设的放射医学专科工作。
之后30年里，新组建的中型机械制造部统辖之下的核帝国疯狂扩张，大踏步地朝着预想中的世界末日决战跃进，没有给安全问题留下多少考虑的时间。前进的代价，便落在了那些不幸的反应堆技术人员和被辐射的潜水艇艇员身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悄然倒下，不是被秘密埋葬，便是被送到莫斯科第六医院古斯科娃负责的部门接受检查。事故本身依然严格保密，而且在事后，那些幸存下来的病人，也被禁止向外透露——让他们患上那些可能余生都会为其所困的疾病的——真实原因，但古斯科娃和她的同事收集了大量关于放射性对人体危害的临床证据。震惊于中型机械制造部一直拒绝承认与原子能产业迅猛发展相伴随的危险，1970年，她写了一本书，描述了在一座民用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后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但当她将手稿呈交给苏联卫生部副部长时，他勃然大怒地将其扔出了办公室，禁止她出版此书。此后一年，她将历年来治疗中的临床发现编纂为《人类辐射病》（Radiation Sichness in Man），并因此获得了列宁奖（Lenin Prize）。
到1986年时，古斯科娃已经主持这所全苏联的放射性损伤专科十余年之久。她诊治过1000多名严重辐射暴露者，对于核事故的了解，可能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医生都多。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苏联医疗行政体系中为数不多的一名女性高级干部，她的作风十分强硬，深为手下员工所惧怕，但她对自己为保护苏联人民和国土安全所做的工作深感骄傲。她独自一人住在第六医院所在地的一间公寓中，床边的电话会随时将核紧急事件发生的消息告知给她。
纳塔利娅·谢甫琴科只花了很短的时间，便通过了检查站，走上5级石阶，穿过第六医院的门口。但在麻木与恐惧之中，这段时间感觉上却仿如永恒。完了完了，她想着。
当医院巨大的木门在身后关上时，纳塔利娅才发现真相。她之所以被从人群中挑了出来，不是因为自己已经成了寡妇，而是因为家里的背景赋予了她某种特权。
纳塔利娅的叔叔通过他在中型机械制造部认识的人，搞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可以让她进入医院。那天上午，他已经在里面等了她几个小时，心中疑惑，为什么她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过来。
纳塔利娅钻进一个窄窄的电梯，只够容纳两名乘客和一位电梯操作员。医院里光线昏暗，破破烂烂，地上铺着镶木地板，天花板很高。乱糟糟的电线从墙上的孔洞中露出来，东一处西一处地垂在那里。所有的工作人员，无论是正在走廊擦地板的战士，还是医生和技师，全都穿着一式一样的白色或蓝色袍子，头上戴着帽子，口罩遮住了嘴巴鼻子。每个房间的门口都铺着一叠湿布，保证放射性尘不会四处飘散。电梯突然停在8楼，纳塔利娅打开门，左转进到801病房中。亚历山大就在那里，和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消防员普拉维克——合住一间。他原本浓密的、总是梳不服帖的头发，已经被剃短到紧贴头皮。
“操！”他说，“看我成了什么怪样子！看看这脑袋！”
自打后一次见到他，经过如此惊惶不安的几天之后，纳塔利娅的心中只有喜悦。不管那天晚上在核电厂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所熟悉的那个萨沙就在这里，看上去，他一点儿都不像住进专科医院的那种病号。
星期一早上，当他们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谢甫琴科和其他核电厂操作人员，包括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班组长亚历山大·阿基莫夫和年轻的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列昂尼德·托图诺夫，已经不再能感觉到辐射病的急性反应。在星期六早些时候困扰他们的眩晕和呕吐，已经消失不见。当晚投入救火的消防员们，都是些大个子的健康小伙子，他们也恢复了活力，吵吵嚷嚷地坐在病床上打扑克。一些人感觉好得不行，医生们所能做的只是勉力将他们留在医院。余下的症状看起来也十分轻微：一些人头痛欲裂，没有食欲，嘴巴发干，喝多少水都不管用；另外一些人发现他们的皮肤开始变红，接触过γ射线、被放射性污水溅到或衣服被水浸湿的地方，微微肿了起来。
亚历山大刚到这里，脑袋就被护士剃个精光。这是在马亚克灾难后制订的标准治疗方案的一部分，因为那些重度辐射暴露的患者，在事故几星期后发现自己的头发成团掉落时，一个个都吓坏了。某些切尔诺贝利操作人员头发中的放射性，现在已经高达正常值的1000倍，剃下来之后，被收集在一个塑料袋里加以填埋。萨沙看起来心情不错，已经可以开自己光头的玩笑，而且看起来也一切正常。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他对纳塔利娅说，他不想在房间里说话，“咱们出去抽根烟。”
作为一种因人类的不智之举而导致的疾病，急性辐射综合症来势汹汹，病情复杂，存在许多未解之谜，挑战着现代医药的极限。引发急性辐射综合症的辐射暴露，可能只发生在几秒之间，而且没有任何初期反应，但它的破坏性效果却会立刻显现：高能射线、α粒子、β粒子和γ辐射将DNA链齐齐斩断，遭辐射暴露的细胞开始死亡；出现恶心和呕吐的症状，其速度和剧烈程度与暴露剂量成正比；皮肤可能会变红，但恶心终会减少；在18个小时之内，除了那些严重的烧伤，所有烧伤之处都会褪去颜色，病人会进入一段相对舒服的潜伏期。根据各人的辐射暴露严重程度，这种带有欺骗性的浑若无事，可以持续几天甚至几星期，这之后，急性辐射综合症进一步的症状才会显现出来。暴露剂量越低，潜伏期越长，恢复的可能性越高——假如得到正确的治疗的话。
从切尔诺贝利来的病人，辐射暴露的途径花样百出：爬上三号机组屋顶的消防员们，吸入了释放α和β粒子的烟雾，身上落满放射性坠尘，而且整个身体都被散落身边的燃料芯块和堆芯碎片释放出的γ波击穿。他们的暴露剂量与所站立的位置有很大关系。几米之遥，可能就是生死之间。在四号机组内部奋力减轻事故损失的那些操作人员，被爆炸产生的尘雾和破裂管道释放出的放射性蒸汽包围，又被含有大量β粒子释放颗粒的水浸湿，在搜寻过程中更是在遍布反应堆堆芯瓦砾的废墟中反复穿行。一些人吸入了放射性的氙、氪和氩，这些半衰期很短，但放射性极强的气体，灼伤了他们嘴巴和呼吸道中的软组织。另外一些人的皮肤大面积烧伤，原因或是γ射线，或是落在皮肤上、浸到衣服里的β粒子。一些人的暴露时间只有几分钟，另一些人则要长得多。阿基莫夫曾和托图诺夫一道，在齐脚踝的放射性污水中，徒劳无功地试图冷却已经炸碎的反应堆，在莫斯科下飞机的时候，他仍穿着当天穿了一整晚的脏兮兮的工作服。他的皮肤被这些衣服上的放射性物质连续辐照超过24个小时，后才由第六医院的分诊护士脱了下来。
然而，在他们于事故发生一整天后到达莫斯科时，207名患者中，只有伤势严重的那些人出现了疾病表面症状。
来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消防站、普拉维克中尉手下的消防队员，以及从普里皮亚季市消防站前去增援的那些消防员，除帆布制服外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帮助他们抵挡γ波辐射。其中6个人短时间内吸收了剂量巨大的辐射，在到达第六医院时，脸色已经由红润变得如同蜡一般灰白，他们皮肤的外一层已经完全被辐射灭活。内伤虽然一时难以确认，但终表明程度同样严重，身体中细胞自然分化速度快的那些部位，尤其是肺和呼吸道、肠道及骨髓，受到的影响尤剧。对于那些受影响的器官，可用的治疗方法仅限于输血、用抗生素对抗感染，以及在坏的情形下进行骨髓移植。后一个选项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治疗手段，伴随着众多并发症和副作用，本身便可能致命。
古斯科娃医生和她的团队知道，急性辐射综合症的表面症状——比如肿胀、皮肤烧伤和坏死、便血和大出血、骨髓细胞大量减少、呼吸道和消化系统侵蚀等——出现时，他们已经是回天乏术了。此外，缺乏对受害者辐射暴露具体情况的了解，也很难确定他们的辐射剂量，更不用说找到对症的治疗方法。即便是在规模小、情况确定的核事故中，对病人进行鉴别分类也几乎完全出于猜测。在四号反应堆爆炸后的一片混乱中，没有几个事故受害者知道，他们是如何以及在哪里遭受的辐射暴露。核电站负责监控的员工已经不知所措，消防员根本就没有配备辐射计，特别行动人员也只佩戴着简陋的、仅供在电厂内每日使用的徽章式剂量计，测量值只到2雷姆。那些从入院员工脱下来的防护服上取下，并小心装进袋子、用飞机运到莫斯科的剂量计，也在清除污染的过程中被粗心大意地毁掉了。
然而，古斯科娃凭借着在辐射病理学领域的数十年工作经验，开创了一种生物剂量测定法（biological dosimetry），根据问诊和化验结果来估测暴露情况；该种方法将首次出现呕吐症状的时间和白细胞读数都考虑在内。由骨髓制造的白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的基础，也是判断急性辐射综合症效应的可靠生物标记。通过测量病人的白细胞读数和白细胞减少率，医生可以相应估测出每个人受到的辐射量。这是一个极其耗费人力的过程。缺乏西方血液病医生诊所中常见的自动血细胞计数器，临床医生不得不在显微镜下用肉眼计数。前者只需20秒就能完成，后者却要花上半小时。
要为每位病人提供尽可能准确的诊断，白细胞化验只是一系列分析检验的一部分。病人们很快便习惯了每天都要从指间或静脉取血的生活。医生们还会提取标本测量他们皮肤中的锶和铯污染量，检查尿液中的钠24，它的存在预示着病人曾暴露于核裂变下，从而整个身体都变成了放射性的。然而，在判断谁能够活下去，而谁几乎肯定无法幸存这一点上，血液化验是关键的。
当纳塔利娅向医生打听亚历山大的病情时，他们说，她只能等。
“在头三个星期里，我们就会知道的，”他们告诉她，“做好坏的准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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