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超强记忆力让中国人吃惊不已
“有一天，我接受了一群秀才的邀请，参加他们的聚会。席间发生的事情让我在他们也在这城里所有其他士人的心中获得了很大声望。事情是这样的，在此之前，我已经为许多汉字创制了一套记忆定位体系，因为和这些文士的关系不错，我盼望能得到他们的认同，向他们表明我懂汉语。我心里明白，这对于展现上帝的荣耀，对于推动我们的事业都极为重要。因此，我告诉他们，随意在一张纸上以任何方式写下大量汉字，不需按照什么顺序，我只要看过一遍，就能按照他们所写的方式和顺序把这些汉字牢记于心。他们照此做了，胡乱写下了许多汉字，我读了一遍之后，就按顺序一字不差地背诵了出来。这些秀才见此都大为吃惊，仿佛是不可想象的大事。为了使他们更为惊奇，我又凭记忆把这些字从后向前按序倒背了一遍，这让他们愈发惊异万分。当下，他们就开始恳求我，要我传授这种记忆力背后神奇的法则。由此我的声名立刻开始在当地士人圈子里传播开来，其速度之快，让我根本无法记清有多少城里的秀才和要人前来登门拜访。他们问我，是否愿意教授这门学问，并收他们为徒，他们会以老师之礼待我，并付给我如老师一般的报酬。
“我回答他们，我不会以教授学说换取钱财，现在，我还没有完全在城里安定下来，身边没有朋友，也没有用来教书的屋子，整日忙于应付这各色社交来访—其实我就是没法答应。不过，当我真正安定下来并有了房子，我会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说真的，这种记忆定位体系的发明就像是为中国文字量身定做的，因为汉语里每个字都是表意的形象，因而特别有效。”
利玛窦记忆术的来源
对利玛窦自己，建造记忆宫殿并没有什么奇怪或者特别困难的地方。这套方法伴随着他成长，并和许多别的技巧一道，把他研习的各种学问都熔铸于记忆之中。而且，这些技能是他在罗马耶稣会学院所学的修辞和伦理课程的基本内容。利玛窦学到的这套记忆宫殿理论，或许来自学者苏亚雷兹（Cypriano Soarez），后者编写的关于修辞和语法基本知识的教科书《修辞学艺》（De Arte Rhetorica），在1570年代是耶稣会学生们的必读书。苏亚雷兹在书里不但教给读者古典语法和句法结构等基本知识，给出了比喻、隐喻、转喻、拟声、进一步转喻、讽喻、反讽和夸张等修辞法的例证，还介绍了西摩尼得斯的定位记忆的技巧，并将其称为“雄辩术的宝库”（thesaurus eloquentiae）。苏亚雷兹指明了这套记忆法是如何将事物和词汇都按次序定位，因此以其来记忆术语便可达到无穷的进境。学生们应尝试着创造出各式各样的生动形象，并为它们设想出各自的场所——其中富丽的宫殿和宏伟的教堂堪称最佳。
利玛窦时代的航海
在利玛窦的时代，出于传统以及航海的经验，到印度或是远东的旅行都要遵循某套固定的程序。教皇曾于1494年在托尔德西里亚斯（Tordesillas）裁决，将世界分成两片大区，每片都由一个天主教海上强国把持，利玛窦的时代仍是如此。那些向西旅行，前往拉丁美洲、太平洋甚至菲律宾的人必须搭乘西班牙的船只；而向东到印度、摩鹿加香料群岛、澳门或日本的人，则要搭乘葡萄牙的船只（当时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海上力量才刚可以和这两家垄断者竞争，远未达到打破这种垄断的地步）。如果要在远航时获得最佳的风向，前往果阿的船只应设法在3月从里斯本出发（当然在复活节前出发都还算是安全的），一直南下到达非洲西海岸，接着转向西南，经过巴西海岸；当到达南纬30度时折向东，经过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Tristan da Cunha）和好望角，然后借助西南季风之力就能在9月到达果阿。如果他们希望在一年内回到欧洲的话，旅行者就必须在圣诞节前离开果阿，抓住东北季风的时机，大概在次年5月的时候绕过好望角。
旅行中在任何港口都会有长时间的耽搁，因为每段航程的开始都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出航日期实际上是由季风或者盛行的信风来决定的。当时最好的一些船，比如尾部极高的葡萄牙大船——它们常被叫做“卡雷克”（carrack）——最大的能有两千吨重，装备二十八门大炮，但这些船大多只有四百吨重，二十门左右大炮，需要一百二十名船员。“卡雷克”通常是在科钦和果阿的船厂里用印度柚木建造的，这主要是由于16世纪晚期南欧地区造船用的木材严重短缺。然而，自16世纪早期的探险时代以来，除了船体尺寸变大之外，造船技术本身并没有什么进步，而且大型“卡雷克”的适航性反而比它相对小巧的前辈们要差。科学和航海技术还没有紧密联系起来，哥白尼的天体学说开辟了新世界，却还没有给航海活动带来任何益处。海上的计时很不准确，罗盘的指示也常常出错。纬度的测量此时已经相当精确，但经度测量就差得多了，有时只比纯粹猜测好那么一点。尽管有些意志坚韧的商人，比如意大利人卡莱蒂（Francesco Carletti）能够凭借自己的经验，梦想在16世纪末打开全球贸易的航路，使商人们在两年或更短的时间里就能环绕地球，但卡莱蒂本人足足花了八年的时间（1594—1602）才完成了从塞维利亚出发，经由墨西哥、长崎，最终到达荷兰泽兰（Zeeland）的航行。航程耗时如此之长，不过当时倒很少有人会表示惊讶。
利玛窦跟父亲的通信
在华耶稣会士对海上的危险都十分清楚，因此他们写信到欧洲时往往一信两发：一封交至由马尼拉出发，经墨西哥回欧洲的西班牙大帆船，另一封则交给从澳门出发，经过果阿的葡萄牙“卡雷克”。利玛窦的上级范礼安有一次由澳门寄信回罗马，足足花了十七年，他可能会十分震惊。利玛窦本人从发出信至收到回信平均要六七年，他对此习以为常。1594年，当他从韶州写信给一位友人时，利玛窦意识到，如此漫长的通信时间不仅会使发信时的情况早已时过境迁，“而且收信的人也可能早已到了另一个世界，我时常会想到，我写了这么多关于此处生活的长信，但收信人说不定已经去世，每念及此，我便丧失了继续写作的力量和心情”。但此中最令人心碎的例子，莫过于利玛窦和他父亲的通信。他的父亲吉奥瓦尼·巴蒂斯塔·利奇（Giovanni Battista Ricci）是马切拉塔当地一位富有的药师。1593年，利玛窦在写给他父亲的信里说：“要不是通信如此麻烦，让我知道家里的近况，以及你们都健在安好的消息，我会是多么的快乐！”此时他已经五年没有得到双亲的消息了，上次他们给利玛窦发信还是五年前他离开里斯本的时候。三年之后，利玛窦从一位意大利密友处获知，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为此庄重地做了多次弥撒以示纪念。但在1605年，他终于得知，他的父亲尚健在人世，激动之下，他又写了信回去，这是他毕生所写家书中，唯一一封充满温情的（至少是我们能看到的唯一一封）。在信里他简述了自己在中国传教事业的主要成就，并以此结尾：“我不知道这封信到达你那里时，你会在世间还是在天堂，但无论如何我都要为你写下这些话。”然而，当这封信到达马切拉塔时，吉奥瓦尼·巴蒂斯塔已经过世；同样，当报告他父亲死讯的回信——这次消息确凿——抵达北京的时候，利玛窦也已经撒手人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