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蒋原伦
郑二利在图像学和视觉文化研究领域耕耘有年，并且发表了系列相关论文，眼下的这部著述就是在其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完成的，写得扎实，脉络清楚，她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随之更上一层楼。
该书主要描述了图像研究的演进路径，介绍了图像学研究的四位学者，分别是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诺曼?布莱逊和米歇尔。其实到了米歇尔，可以说图像理论已经进入了视觉文化的研究领域，亦即米歇尔的图像理论虽然上承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但二者并不完全是同一个层面的图像理论。潘诺夫斯基关注的是艺术作品中呈现的图像的含义，特别是图像中的古典母题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题之间的关系，而米歇尔则着眼于所有的图像，包括大众文化和读图时代的图像。
二利的著作之所以从潘诺夫斯基写起，是因为一些学者称潘诺夫斯基为“图像学之父”。也就是说，是潘诺夫斯基开创了图像学研究。或许读者会有疑惑，人们对于图像和图像意义的读解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即便从文艺复兴时期算起，也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怎么图像学要到晚近的20世纪才兴起？这里就需要交代清楚一个背景。二利在其《绪论》中，清晰地勾勒了这样的学术语境，即近两百年来，人们对艺术作品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它们的表现形式和创作技法方面，特别是美学或艺术哲学的崛起，使艺术自律成为潮流；而有关图像的内容或者与其相关的主题和主题意义的阐述就不怎么受待见。由此可以说，一部艺术史基本是艺术形式史或者说是艺术潮流和艺术风格的更替史。瑞士著名的美术史家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等著述，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而在唯美主义盛行的法国，有人甚至嘲笑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认为他老土，不懂艺术，在面对一幅画作时，不是关注其风格和表现手法，而是关注画中农夫的命运：“他凝视着一座飘出一股细烟的小房子，喊道：‘多美啊！’可他们在这间窝棚里干什么？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愁什么？收成好吗？他们大概有到期的票据要支付吧？”
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所关注的当然不仅仅是图像所表现的内容或者说画中人物的命运，他更关注的是图像呈现所形成的某种传统和图像意义前后的演变，并关注图像的母题和所表现主题之间的种种关联。例如，他探索皮耶罗两组绘画中的人类早期历史，他研究“时间老人”和“盲目的丘比特”形象的历史演变，就是为了揭示图像演变背后的社会和文化的种种成因。不过人们之所以将“图像学之父”的桂冠戴到潘诺夫斯基头上，而不是加冕于他的前辈，如瓦尔堡等学者，关键是潘诺夫斯基提出了图像学的方法论，即面对一幅艺术作品，图像学研究将从三个层面去把握对象：一、前图像志描述；二、图像志分析；三、图像学阐释。尽管这三个层面是逐渐递进的，但是任何人面对一幅图像都不可能将三个层次分开来考量，所以潘诺夫斯基自己也认为：“在实际的研究中却彼此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过程。”其实，在潘诺夫斯基那里，图像学研究的关键是落在图像学的阐释上，即由风格史、类型史到文化象征和内在意义的呈现上。应该说图像学所涉及的领域远远超出了艺术史的范围，而进入社会文化史的海洋。
研究图像学是绕不过贡布里希的，此人的才华和涉及的领域太宽广了，二利之所以将他放到图像学研究的行列中，不仅是因为贡布里希曾任瓦尔堡研究院的院长，在艺术和人文等许多领域中均有卓然的成就，还因为他在心理学和视知觉等方面打开了图像学研究的新领域。贡布里希将图像的功能与语言文字的功能作了比较，认为图像的功用在于“唤起”，而不是像语言文字那样有较好的“表现”和“描述”功能，由此，图像本身就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并可从人类的艺术实践和历史中归纳出某种“制像语言”，因为制像程式体现了艺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规范和象征系统，对“制像语言”的探索，就意味着对图像象征系统所包含的全部丰富意义的深入解读。也许可以说，他那本影响巨大、一版再版的通俗读物《艺术的故事》，就是艺术史和图像学完美结合的产物。
如果说贡布里希的“制像语言”是从绘画艺术的内部出发的，那么哈佛大学的诺曼?布莱逊则借鉴了社会语言学的思路，从社会整体语境入手，揭示视觉话语体现的公共性和集体性。诺曼?布莱逊主张外部分析，认为不应把绘画理解为个体知觉和心理的记录，或者是视觉形象的图像再现，而应把其理解为社会符号。布莱逊既然摒弃图像“再现论”，最直接关心的问题自然落在视觉话语主体的建构上。这种建构是基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而不仅仅局限于图像符号本身。布莱逊特别强调讨论主体的方法不应该是类似精神分析学那样，仅从个体的童年经验或心路历程出发，而要侧重分析集体性的主体是如何被视觉话语建构和支配的。二利将布莱逊纳入到图像理论的研究序列中，可谓恰如其分。
如果说以上几位学者基本是在艺术作品的框架之内来讨论图像意义和图像语言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米歇尔提出的“图像转向”完全是在视觉文化崛起的大背景下，试图开辟全新的研究空间，这可以说是“对图像的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
二利认为，所谓“图像转向”当然不是说图像完全取代了语言，而是强调人文学科，如哲学、符号学等，开始重视图像表征，即非语言表征。也就是说，由于电子科学的推进，新的图像生产技术制造了大量的“图像景观”，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下的公共文化生活的形态。因此，如果还是像以往那样习惯于用语言模式来解释一切人文学科，就很成问题。由此米歇尔提出了元图像的概念，所谓元图像就是自我指涉的图像，或者说是关于图像的图像，其实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可能米歇尔自己也未必清楚“元图像”概念的边界在哪里，他只是想发掘图像自身的言说方式，旨在通过图像自身来读解图像，而不是借助通常的言辞来解读图像。不过，米歇尔的这一思路可能过于理想化。即人类如果从来就没有创造过灿烂的语言文字，一开始就通过图像来做彼此的交流，那么图像就表达自身；然而语言文字一旦发明，人类的文化基因中就有了语言文字的植入，或许永远就回不到最初的起点上。不过无论如何，米歇尔的探讨在更广泛的视觉文化领域中给人以启迪，正是这一启迪，促使二利上溯潘诺夫斯基等学者，写下了自己的著述，奉献于此。
在《20世纪图像研究：从图像学到图像理论》出版之际，笔者送上衷心的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