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遥远的记忆
代序
父亲是1991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从桂林一所很少人知道的军队疗养院那间宽大的病室里走的，生命的归宿地与他过去的军人身份挺相符。
父亲一生里有过几种截然不同的身份:25岁－35岁，他做过国民党桂系军校的教官、国民中学的校长，但隐蔽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支部书记。35岁－41岁时，他已不必潜伏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而是解放军在云南的一支正规游击队里，拥有自己心爱的美式卡宾枪的司令员。直到1954年，当上一机部司长的父亲，才上缴了那支随身多年的勃朗宁小手枪，军人情结似乎也到此为止。后来，他从北京调回广西，身份是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搞教育、搞运动成了父亲后半辈子的专业。不过，在伴随我们成长的许多个周末里，父亲也会技痒难耐，他带着我们几个小兵到郊外打鸟，枪也换过好几种:小口径、猎枪、气枪。“文革”初起，红卫兵给他戴了一顶奇怪的帽子:“打鸟书记”。
后来，当我开始翻检那一大箱“文革”后退还父亲的档案材料时，我发现，尽管父亲的身份几十年中发生过很大转换，但他骨子里似乎更认同他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本色。这个秘密注释就藏在一册绛红色的64开日记本的扉页上，落笔时间是1949年11月16日:
在……中国人民可以子孙万代享……幸福了。纬！将来我们……飞的计划吧，在西子湖……的江南，渡着我们写作……
这个被38岁的父亲称作“纬”的昆明姑娘叫张世纬，时年21岁，是父亲任司令员的那支部队里的一名教导员，毕业于著名的昆华女中，后来成了我们的母亲。
早年就读广西师专时，父亲就是墙报、校刊和《民国日报》富有激情的投稿人。1986年父亲在南宁养病，我随侍身边。一天，我在广西图书馆查到一篇署名“芦苇”，发表在1935年4月24、25日《出路》副刊上的文章，75岁的父亲依稀记得，这正是他当年常用的笔名之一。在父亲的一篇回忆大学时代的文章中，我知道，那个发表苗山乡村调查的“芦苇”，一年之后(指1936年6月1日爆发的“两广事变”)，同样是在南宁，又成了《广西学生军宣言》的几位起草人之一……
父亲走了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墙壁上的镜框——那是父亲1957年离开北京回广西前的照片——是母亲为他在家中留下的位置。每次回家看望母亲，我们都会沐浴在父亲的目光下。有时，与墙上的父亲默默对视，那一刻，我感觉目光穿透了时空。但我分明意识到，假如父亲仍与我们生活在同一时空，这种交流似乎要平淡许多。
也许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交流，是一种血液遗传里包含的沟通，是一种动物性很强的嗅觉，也是一种情感上的审视和仰望，却似乎仅仅在家族成员缺席的情况下才被诱发出来。
其实，我们兄妹四人，在孩提到成年的记忆中，母亲的身影倒是一直伴随左右。至今已属于50后、60后的小同学之间那些亲密无猜的日子里，最让人记忆的场景，莫过于寒暑假时家中叽叽喳喳的学习小组了。那时，总是母亲替我们张罗，嘘寒问暖，遇到保姆煮了红薯，包了饺子，乃至那几瓮泡菜缸又腌出酸萝卜、萵笋、蒜苗、辣椒什么的，母亲会把云南人殷情待客的本领发挥到极致。导致许多年后，我们的同学仍能大谈在“杨书记家”吃的经历……不过，每逢这种场面发生时，似乎父亲总不在场，即便在，留给我们印象大多模糊不清。父亲来去匆匆，秘书有时跟着进家门，见我们在后院打闹，最多是秘书过来与母亲打个招呼。如果哪一次父亲也走到我们围坐的小圆桌，同学们便怯生生地站起来，说一声:“杨伯伯好”或“叔叔好”就噤声了。
父亲谨言少语，但我们并不害怕他。有时候，大哥三五和弟弟小山缠着他，要求带他们到郊外打鸟，并且坚持自己扣动扳机，这时候，父亲便会露出慈祥而得意的笑容，伸出手来摸摸他们的小脑袋，用夹杂着普通话的桂林腔说道:“礼拜天我带你们去鸟山……”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许多鸟类的名字，如肥硕的斑鸠、敏捷的鹞鹰、傻乎乎的“包鸟”、谨慎的白鹭、小不点的绿豆鸟、狡猾的麻雀、孤傲的老鹰等等。只有小妹超英从不参与这种“血腥”的活动。
好多年了，家里总是放着一两支那种漆成深枣红色的小口径步枪，我们爱看父亲擦枪的样子，并且第一次弄懂了“来复线”为何是螺旋状的。小口径子弹装在一种特制的纸盒里，打开抽屉式的盒，蜂巢似的小格里排列着黄铜和铅做的枪弹，令人禁不住屏住呼吸……
每当父亲带着我们，骑着那辆北京带来的东德产倒闸自行车，兴高采烈地奔赴郊外，钻进当时人迹不多的树林子，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现目标。把标尺缺口与准星连成一线，指向枝头跳跃的斑鸠或小绒球似的绿豆鸟，指向水田里觅食的白鹭或独秀峰上孤独的老鹰时，我们的心脏就怦怦乱跳……最揪心的还是那“啪”的一声，如同拍巴掌似的枪响——现在想起来还对那些无辜的生灵心有内疚。但当时最令我们兴奋与困惑的便是“应声倒下”这种画面，因为我始终闹不懂:一粒小小的子弹何以能让数十米开外的猎物瞬间栽倒？
另一个与父亲记忆有关的场景是游泳。
尽管长大以后对父亲的“栽培”记忆犹新，按照顺序，最先是学会游泳，其次是骑单车和打鸟，然后是照相。上小学，我们已懂得摆弄相机，初中时更是自己放大照片了。遗憾的是，除了上述几项生存本领，我不记得父亲是否要求过我们练习书法或阅读某一本书。
对于游泳，生长在南方的父亲天生就喜好，并且似乎从小就把游泳视为洗澡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说，游泳的目的是锻炼身体。“锻炼”两个字，也许是我们听到的父亲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我们非常乐意跟父亲到漓江里游泳，那清澈见底的江水，铺满鹅卵石的沙滩，自由自在的嬉闹正是我们童年的乐趣也！
父亲游泳的姿势并不好看，是那种蛙泳和“狗刨式”混合在一起的泳姿。我们四个，大约在7岁以前就在他手中学会了“狗刨式”。后来念小学的时候，听到还有同学不会游泳，脸上便会流露出小大人般的神情。
当我们已能单独在漓江最宽的地方游几个来回后，便不爱跟在父亲背后当“尾巴”了。一次，父亲领着我和几个邻居的孩子去游泳。那天，父亲兴致很高，提出要带我们从叠彩山顺水游到象鼻山对岸的訾家洲，总有三五里地吧。没问题！我们把衣裤装在大塑料袋里捆好，就下水了。父亲游泳的时候，总在腰上系一根绳子，那一头拴一个救生圈，让我们轮流躺在救生圈上，手脚懒洋洋地打着水，听凭父亲拖着走。这一次，开始还好，不一会我们就腻了，于是决定游到河滩上，看大人用鱼枪在浅水处打鱼。玩着玩着，冷不丁想起父亲的衣裤还在我们手上！我赶紧换了衣服，一溜小跑去给父亲送衣服。没料想，我在大街上碰见了父亲，但见他短裤、赤脚、手里拿着救生圈，满不在乎地在人群中穿行……就这样，穿衣儿子和半裸父亲，一起回了家。
“文革”之前，我们四兄妹还小，大哥14岁，小妹刚8岁，所以我们对父亲和母亲的历史一无所知，那时候似乎也没人想关心大人的故事。“文革”最初给我的印象是既热闹又兴奋。师院校园里贴满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后，我们曾躲在人缝中偷偷观看，“走资派”这个词还好理解，我们小学生也在批。可是对于“叛徒、特务”之类的语言，在我心中引起的是懵懵懂懂的害怕、羞耻和震惊，但我一直无法把那些可怕的词汇同真实的父亲联系在一起。上初中后，一天学校要开批判会，批斗对象是我们的中学校长(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曾是中共地下党)，我的班主任——一位可敬的女老师——特意吩咐我:下午的批判会你就不用参加了。当时，我并不明白她的用意，然而那个场景却一直悄悄留在记忆中……后来，我一直把这些体验视为自己对人、社会和历史的初识。
由于我是子女中唯一没有去插队的人，所以在十年“文革”中，我有更多机会待在父母身边，对他们过去的故事也多了一些了解，也就多了些想了解父辈的念头。“文革”后期，父亲可以到省里面治病了，我陪他住在干部疗养院，与他那些老同学、老战友朝夕相处，这时候，我开始留心父亲那一代人的故事。他们大多都有忘我、坚韧、单纯、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经过一次次严酷、多变、屈辱的岁月历练和身份转换，迎来了他们病痛缠身、羸弱、失忆的晚年光景，在这些阅历丰富、身份复杂的老头儿、老太太身上，究竟又是哪些生活细节和场景引导了各自的历史轨迹？
当我下决心面对父亲那些遗稿的时候，最初的想法是全部使用原稿，即使是“文革”中那些充斥着大量自诬之词的“检查”、“请罪”、“检讨”也不改一字。然后根据文稿内容、年代分列出几个阶段，类似编年体，便于阅读起来方便，再配上同一时期的照片和几篇附录的回忆文章，集成一部档案、史料性较强的文存集。
父亲的遗稿大致可以分为4类，一是解放初期所写的自传性质的履历，以及家庭通信、日记。二是“文革”中所写的大量检查，其中又包括“反右整风”、“教育革命”、“贯彻高教60条”、“学九评”、“五反”、“四清”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检查，“文革”初期处理各类事件的经过、接受劳动改造时的思想汇报等。三是“文革”中和之后所写的各种外调证明材料，内容涉及很广。四是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和一些老同志对诸如“广西师专”、“广西地方建设干校”、“云南滇桂黔边纵”等较大的历史事件所写的专题回忆文章。由于绝大部分都是手稿，我只能从中选择重要、不重复者，第一步录入电脑，筛选后，第二步再设法在必要之处作出注释。大约从2000年起，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做这些工作。
老照片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一份难得的珍贵遗产。家里有一只旧式皮箱，木壳外面蒙着一层浅棕色皮革，里面装的是我们家全部“细软”，那些被父母(主要是父亲)视为宝贝的东西。有父亲在滇桂黔边打游击时用过的德国听诊器、带消毒盒的注射器、一支特大号朱红色的派克金笔(父亲走后，母亲把这几件东西捐给云南罗平县)，一沓沓保存完好的发票、凭据。“文革”中，又藏入数百枚毛主席像章(后来居然老老实实上交了组织)。剩下的空间就是三大本老装帧的相片册、未装册的照片以及装在铝罐里的十数卷底片。
父亲曾对我讲过他第一次使用相机的经历。1935年寒假期间，父亲和师专同学陶保桓“乔装做小商人模样，挑着一担油篓，里面装一点简单的行李”进入大苗山(即广西融水县境内的元宝山)做乡村调查。他们用于调查的科学仪器中，除了海拔表和温度表外，还有一台当时十分罕见的镜箱式干版照相机。父亲回忆，进山日久，由于“苗人以为不但照了他的像，在照相以外，还要收了他的灵魂，所以每当我们拿镜箱的同伴出现，一对对的苗女就像鸭群一样的向别处走去……”突然一天苗人传出话来，让他们去老寨为苗王拍照，这一说可把两个学生吓得不轻，去则生死未卜，不去则苗山不可久留矣。于是，他们只好改道它山。至于那次苗山照片是否刊载，下落如何，父亲早已忘却，只留下署名“芦苇”的《从苗山中出来》一文而已。据我了解，到大苗山做田野调查，在广西他们可能是开创者，用影像记录大苗山，更是首开先河。
父亲保存的一份填写于1952年5月13日的《党员干部履历表》(当时父亲已担任云南武定地委书记半年)，末页的“自我鉴定”是一篇长达4页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检讨》，这篇检讨在谈到1950年5月他担任文山地委书记兼边防区司令员、政委以后，渐渐思想起了变化:“自己睡的一床在打游击时打恶霸得来的鸭绒被还嫌不暖，要买两磅丝棉来添，过去我是懂得摄影的，也花了一百八十万钱买起摄影机来了……”这番话对我的意义在于，父亲最迟是在1950年5月以后，拥有了自己的相机，而我们几个陆续来到新社会红旗下的孩子，也有了早期的影像记录。留在父亲那只皮箱里的一张1952年9月20日开具的“昆明晓东街公平拍卖行”的发票又表明，原来那台“一百八十万钱”买的相机由于不可知的原因失去了，这一天买的是一百二十五万元(折合新币125元)的二手相机:德国蔡斯，这台相机和它的作品如今依然健在。
2003年，借一次在北京拍片的机会，我在国家图书馆查到《机械工业》杂志1955年第10期刊登的一篇《对大量生产类型工厂工作的意见》(署名“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组”)的文章，这是一篇对一机部所属大型国企现代化生产的现状、问题和改进意见的调查报告。查找这篇文章的念头来自父亲保存的一张“稿酬支付单”，签发日期为1955年5月16日，按千字5元标准，稿费125元。我相信父亲是文章主笔，但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父亲是怎样飞快地做到了从打仗到搞经济的思维转换？1963年，是父亲供职的广西师范学院(即今广西师范大学)十年校庆，父亲撰写了《十年历程》这篇文章，单就文章的专业和写作水准看，恐难比肩写工业那一篇，这或许是类型和时代的文风所致，但令我吃惊的仍然是父亲从搞经济到搞教育的身份置换速度。也许，这就是那一代革命者型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党叫干啥叫干啥”的认知特征。
时断时续地抄录父亲手稿，已故的父亲偶尔会在我眼前出现，而这张曾经与我们在一张桌上吃饭的面孔，与家中墙壁上挂着的那幅照片一样，无论是《陶保桓烈士传》里的父亲(那是少年的父亲)，还是《板桥日记》里的父亲(当时他是司令员)，或是《我在广西师院几年工作的初步检查》里的父亲(当时父亲是“走资派”)，父亲的脸似乎脱离了岁月的桎梏被定格了，永远是坚忍又温和的样子。与父亲如此交流，这在我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父亲生前并未有此嘱托啊？事实上，按照父亲那一代人对历史的理解，自己在那段革命历史中顶多起到了“执行”上级党组织正确指示的作用，而他们自己不过是小人物而已。难道，这本书是供后人查找史料时看的？那么，它的历史价值又在哪里？如此的话，我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印成铅字是否就行了？
总之，阅读父亲的文字——或者说了解父亲的经历——是一个不断让我忌妒和惊叹的过程，又是一个令我颇沮丧过程。这是因为，我越来越相信，我们不再会有这种经历，以后很多代都不会有。也许，恰是这种稀缺、不可重复让我又充满信心。其次，由于父亲长期养成的实录性叙述方法，使我在阅读时常常被带入那些历史事件的场景中，触摸那陌生的一切，体会父亲的所为。
也许是出于习惯，我常常不自觉地在想象中重建父亲曾经出入其间的历史场景，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实际的意义。一张老照片可以很容易恢复一个历史场景，一段文字或多或少也可以恢复亲历者所经历的故事细节。
父亲的“历史问题”，从“文革”开始就被揪住不放，帽子一个比一个大，从“走资派”、“保皇派”到“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我们小时候便知道，划为“人民内部矛盾”尚属“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如果父亲真是敌我矛盾，我们就成了“狗崽子”。可是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父亲的历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终于有一天，我们三兄弟被叫到造反派的办公室谈话，那间办公室正是父亲做党委书记时的办公室，这一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我11岁。造反派头头说，你们父亲被查出严重的历史问题，定案后就是敌我矛盾，并让我们表态，今后怎样同父亲划清界限。
大哥说:“这个问题以后总会搞清楚的。”
我说:“我不懂历史。”
比我小2岁的弟弟说了一句勇敢的话:“我不相信。”
这段对话曾在好多年里反复被我咀嚼，我不断责备自己:当时我为什么说不出更强硬的话？
1973年底(让我们表态的几年后)，当时父亲正在校办工厂运送氧气钢瓶，专案组把定案材料交父亲过目，并要求写出意见。这是自1966年被打倒后父亲第一次阅读组织上对自己的“判决”，他当时写下11点意见的草稿保留了下来。1975年对父亲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两年，行政工资由十级降为十二级”，1979年复查后撤销1975年的处分改为“党内严重警告”，1982年再改为“免予处分”。直到1984年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后来，我终于懂得父亲当年的“历史问题”其实是“脱党”(即“脱离”或“失掉”党组织关系的简称)问题，在战争年代这是极为严重的问题，这种麻烦事，父亲碰上了三次。前两次，危险近在咫尺。
第一次是1937年，父亲在桂林开完地下党会议，刚刚返回南宁，尚未回到他工作的民团干校，就突发“王公度案”，桂系清洗内部“托派”的同时，在全省搜捕中共党员。与父亲同在桂林开会的陶保桓(父亲的同乡、同学且同入苗山考察者，但直到桂林开会之前，两人并不知道对方是党员)即被捕后牺牲。组织上命父亲立即经宾阳撤往左、右江根据地，父亲到宾阳后才发现，地下党交通站已被破坏，情急中，他只好潜回老家融水躲避。以后的空白就是“脱党”时间。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从北京调广西后才得知，陶保桓牺牲前，双手双足已遭酷刑折断，而与他有关系的每一人均未暴露。也就是说，在1937年父亲26岁的时候，如果宾阳地下交通站未遭破坏，父亲顺利进入左、右江根据地，他后来走过的一定是另外一条路。而如果陶保桓被捕后没有挺过严刑拷打，那么，父亲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了。
第二次是1942年，那一年桂林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七九事件”，由于中共南委叛徒的出卖，广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组织部长罗文坤(苏曼夫人)、交通员张海萍三人，为保守党的机密集体自杀身亡。苏、罗、张被捕后曾被当作诱饵放回他们所在的桂林逸仙中学，准备抓捕前来联系的人。第三天晨，苏、罗、张被发现已在宿舍内自缢身亡。后来，地下党内部传达的通报是:苏曼担心罗、张两女同志恐难承受敌人严刑逼供，三人议决用牺牲保住组织机密。当时，父亲因先后担任桂林两所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与苏曼、张海萍均有秘密联系，这些足以证明，由于战友的献身，当年31岁的父亲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事件后，地下党纷纷撤离桂林，而父亲因未暴露身份而继续潜伏，直到一年后，组织上对他重新审查，并派人接上关系。
第三次发生在1946年，当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广西全州中学校长，由于内战已开，桂系与中共对立，地下党派人通知父亲择机撤出广西，怎样撤？自己想办法也。父亲的办法是，先到重庆朋友所在的学校谋职过渡，以避免引起广西的注意，然后再辗转到香港，与组织接上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审干时父亲才知道，通知他撤离广西的人后已牺牲，在香港为他恢复关系的地下党领导人也在新中国成立前病逝，这段“脱党”的空白缺少直接的证人。
这些“脱党”情节，显然成了父亲个人历史中政治纯洁程度的伤疤。我想，父亲内心深处对那些伤疤一定保持着适当的警惕性，比如，他保存了1952年从云南调入北京之前，第一次审干时填写的履历表副本，1957年他调回广西前一机部对他作出的审查结论，以及1956年写的《自传》初稿等等，这些手稿凡涉及那三次“脱党”的，包括集体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问题，必不厌其烦，记录在案，坦诚面对组织，不可谓不由衷。
关于“文革”前和“文革”初期这两部分的手稿，都是当年的检查认罪材料，语言风格是经历过那个“急风暴雨”时代的人十分熟悉的，之所以要把它们原汁原味地留下来，恰恰是因为这是历史原物，同样的文字用不同的组词造句习惯、不同的情绪和心态写成文章，便保留了时代情状和历史现场的信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在阅读的时候不至于太费劲，我尽可能地作出注释和说明。
以我过去和现在对父亲的了解，他的本意也许并不愿意让研究者以外的后人看到这些文字，在他还活着并且还有预期心愿的时候，他一定不相信二十年后，人们已经在用正常的眼光和心态，来看待那些扭曲的前辈和扭曲的历史。
杨三五
杨小肃（执笔）
杨小山
杨超英
2012年2月1日于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