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序
周振鹤
中国自晚明到晚清，大致完成了从“中国的世界”到“世界的中国”的观念的转变。晚明以前，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表示世界观念的是“天下”这个概念，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就是中国加上四夷的天下。这样思考问题似乎是有其合理原因的，自先秦到晚明，中国就一直都被视为天下的中心，在陆上有参天可汗之道，从海上则是万国梯航来朝。中国文化的影响既深且远，按照晚明人的算法，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至少有五十多个，所谓“声教广被，无远弗界”是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其周围的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平等外交的意识，有的只是藩属朝贡的概念。但16世纪末，情况开始有了变化。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带来了先进的世界地图。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到，声教所被的周边国家与中国合在一起，也只不过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而已，还有更多的国家处在“化外之地”里。原来中国只不过是万国之一的知识开始出现，也就是说，在少数人中间，世界的概念已经开始代替了天下的意识。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这还只是部分知识分子的觉悟而已。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有世界地图这回事，而对于统治者而言，则是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其实清朝前期天主教传教士在宫廷中绘制过几种世界地图，但这并没有动摇皇帝的天下意识。1793年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要求的是平等而不是朝贡式的外贸关系，但装载使团进献给皇帝的礼物的车子上，依然被插上了写有进贡字样的旗子。乾隆皇帝不但认为天朝大国无所不有，毋庸与远在九万里之外的蕞尔小夷互通有无，而且仍以天下共主的意识，要求使团人员行不平等的三跪九叩礼。乾隆是看过世界地图的，但心理上依然不放弃“中国的世界”的观念。但不过半个世纪，他的孙辈就不得不面对从“中国的世界”到“世界的中国”的痛苦的、真正的转变。列强要求中国建立近代化的外交制度，而不是将他们当朝贡国看待。他们要求在京派驻外交官，以平等礼节觐见皇帝，也就是建立近代化的外交关系。但是很不幸，这些要求都是在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所以中西及后来中日的外交关系，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对于这一时期的外交史的研究，自然是晚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外交史舞台上主要演员的外交官又当然是外交史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晚清外交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而其中对驻华外交官的研究更几乎是一个空白的领域。
正当传教士研究近些年来已经进入我们的视野中时，我们对最早来华的三类洋人之中的外交官与商人实际上并没有开展多少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个案方面。例如，19世纪后期先后担任过驻华与驻日外交官的巴夏礼，其传记的下半部写的是驻日生涯，在日本早就被翻译了出来。而在中国可以说很少有人知道这部传记的存在，更不知道其上半部主要写的是巴夏礼的在华经历。《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的目的就是想对晚清外交史的研究贡献一些基本的文献资料。法国史学家朗格鲁瓦（C. V.Langlois）和塞格诺博（Charles Seignobos）说过：“历史学家与文献一道工作……不存在文献的替代物：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这套丛书就是从这一宗旨出发而提供给读者的一批基本文献，让读者看到晚清的外交史的部分图景。当然，传记并非原始资料，而是传记作者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不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一般读者看来，它仍然可以作为研究传主生平的津梁，只要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不被其结论所制约，而只着重其对事实的铺陈。当然事实也可以粉饰，更可以歪曲，但如果我们能不止于阅读一种传记，而是在阅读传记的同时参考更多的历史资料，粉饰与歪曲是可以被我们看穿的。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比较的阅读法。因此，这样的文献是必须进行批判性的阅读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的，这一点相信任何读者都是心中有数的。
历史作为消逝了的过去，并不是今天人们直接面对的事实，它只能在人们的重新认识与诠释中再现，所以历史本体自身必然带有诠释性，本体意义上的历史事实不可能完全重现——这当然指的主要是人类史而不是自然史，人们几乎无法原封不动地将其复原。如果说历史上的典章制度的复原还有一定的客观性的话，对于人物生平活动的复原就更多地带有历史编纂家的主观意识。因此，通常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事实，只能是经过历史认识主体重新建构的历史。也因此，我们并不担心这套丛书原作者所构筑的历史就会直接成为读者心中的历史，而相信读者心中的历史必定是远比传主所复原的更加完善的历史。
因此，收入本丛书中的传记对传主的某些不合适的赞许——这恐怕是所有传记作者写作的基本目的，并不代表此丛书策划者以及译者的观点，更不是策划者有意的导向，我想，在这个读者有独立阅读与判断水平的年代，如果以为策划者与译者有导向的能力，那会是对读者的一种不敬。这套传记的出版除了给读者提供一种文献的来源以外，还希望读者借着这一文献进而检索该传记所依据的更为原始的史料，同时还发现其他的史料作为补充或者修正，以彻底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举例而言，本丛书中的美国外交官伯驾传，除了这本传记外，在中国人的记述里，还有其他的资料，这里仅举两条以资对照。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一件《粤东全省商民直白》中有这么几句话：“咪利坚美士伯架，设立医馆，赠医送药，普济贫民，而中华士庶，无不赞羡其德。”这是指的他当传教士医生时的事。而在前一年的《广东全省绅耆士庶军民人等声明》则说：“该国现有医生伯驾，向习外科医眼等症，并无别术声名，不识民情事势，不过在粤业医数年，稍晓广东土话数句而已。兹因该国公使不在，暂令其摄理印信，辄敢窃权持势，狐假虎威，随处生波，骚扰居民，始则骗租晓珠、下九、长乐各舖，继则图佔靖远、荳栏、联兴等街，又强租硬佔潘姓行宇。我等初犹以为彼建讲堂医馆公事起见，讵料假公济私，营谋己宅，至乖条背约，欺蒙陷良，贪得无厌，廉耻罔顾。今又骗租南关曾姓房屋，至今舆情不协，街众弗容。伊乃胆敢砌词，混耸大宪，辄称条挟制，诬告我父母官长，种种不堪，殊堪发指。”这两条都是当时绅民对伯驾的认识，此外中国官员对伯驾也另有评论，这里不烦具引。所有这些记述，我们都可以作为重建历史的文献使用，至于对所有文献的理解能力，我们与读者是处于同一个水平之上的。
外交官天然地代表着派出国的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晚清时期列强的外交官远不止是这一利益的代表，而是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特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过去在批评传教士的时候，往往用上“伪善”这个词，那无异于说，有些传教士表面上看来至少是善良的。但是外交官则不然，他们差不多连伪善的面目也不存在，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他们有许多是明火执仗登堂入室的强盗。但有这点共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从个体上对他们进行研究。如果说传教士至少在客观上对中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外交官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又是如何呢？即使我们在传记作者那里所看到的只是对传主的一味颂扬，但从他们对传主一生的叙述，我们依然可以明显看出“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上面提到的英国驻华外交官巴夏礼可以说是一名典型的帝国主义分子，但他对中国的深刻了解，却使之将“强权即是公理”的手段运用得十分纯熟。事实上，晚清到中国的许多外交官对中国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的甚至了解得极为深刻，这一点早在晚清就被认识到了。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里就说道：“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不需要多知道一些驻华外交官一生的经历以理解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吗？毫无疑问，传记作者的偏见以及对传主的喜爱或崇拜，必定会使他们在写作传记时有意无意地夸大或缩小，甚至掩盖某些事实真相。但上面已经提到，历史并不是只靠唯一的史料来塑造的，读者必定会搜寻相关史料来对传记内容进行批判性的阅读，以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在政治经济方面与中国发生直接关系的外交官，是不是有些在客观上对中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如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此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分子）就对外国人的汉语学习贡献颇大，他编的汉语课本，他提倡的学习北京官话的做法，甚至对中国标准官话从南到北的转向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他设计的汉字罗马拼音系统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他本人后来则成了剑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又，英国驻宁波的第一任领事罗伯聃，也对中英语言接触有重要贡献，他将伊索寓言翻译成中文，并且将寓言的内容改成中国人易于接受的形式，又编纂有英语教科书《华英通用杂话》，成为后来中国人自己编写英语教科书的范本。再如英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翟理斯，编纂了一部卷帙浩繁的汉英词典，至今依然在语言接触史上有其参考价值，他又改进了威妥玛的拼音体系，使之更为完善。后来他继威妥玛成了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对在西洋传播中国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列强驻华外交官多数在晚清都起着形形色色的重要影响，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影响至今并没有完全理清楚。我们要理解晚清以来的全部历史，就不能不把所有与这段历史有关的人物都作一番彻底的清理。传教士是一部分人，外交官又是一部分，如果我们对这些人没有比较透彻的了解，我们又如何全面深刻地认识晚清的历史呢？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不管挨打的原因是不是落后，晚清的历史已经与世界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此认识构建完整的晚清史，就少不了与中国发生密切关系的外来的各色人等。尤其在中国史学家尚未对来华各种人士作出深入研究时，作为重要参考读物的西方人士所撰写的外交官传记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参考物。
附带要说明的是，还在中国与西方列强建交以前，在中国的港口就驻有一些领事，处理各有关国家与中国的商务往来。这与世界上的通行情况一致，即领事制度远早于外交活动。我们亦将这些领事列入外交官系列，事实上，有些领事后来也成了正式的外交官。而在中外正式建交以后，中国各地所有的领事馆自然从属于外交机构，领事也自然是外交官的组成部分了。
山茂召少校日记及其生平
序言
接下来讲述的传记主人公曾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服役并获诸多荣誉，他在战后1786年受美国国会任命，担任美国驻广州首任领事；并在1790年由华盛顿总统再次任命担任此职。他在那个城市驻留数年，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参与了在中国与印度海岸的直接贸易。美国对中国和印度地区的贸易成为他研究的主题。他于1794年逝世，留下了珍贵的手稿和自美国至广州的第一次和其他早期航海途中的日志。它们揭开了我国在那时与那些遥远的民族之间贸易关系的神秘面纱，而且饶有趣味；并且，尽管长达半个世纪的中美交流在日记写完之后受到了干扰，然而毫无疑问，中国人的习性和政策具有稳定性，这些日记保留的大量令人称奇、现在仍耳熟能详的信息即使在今天仍然是非常有用和引人入胜的。
山茂召少校去世后，日记由他在波士顿的侄子和法定代理人罗伯特·古尔德·肖（Robert Gould Shaw）保存。经常有出版社请求出版这些日记，至今为止一直遭到婉拒。日记现在的持有者不知道这些起初并非为出版而写作的日记能否妥当地交给公众。然而，因朋友的恳求和那些熟知并长久参与中国贸易的商人们的保证，他现在已经让步了。日记的出版不仅有实际用处，还因其是出于作者的亲身回忆，而加深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并让公众获知美国这一贸易分支的初期状况，也让公众对历史的求知欲得到了满足。考虑到出版资金，肖先生把本书版权转交给波士顿航海协会（Boston Marine Society），由该协会资助出版，他希望书的收益将得到合理利用，并且应用于该书的推广。
如果说日记中记载的商业信息是为了满足猎奇心理，那么山茂召少校对军旅生活的讲述则包含着更深的感情，其传记主要由他写给最亲近的亲戚和亲密朋友的书信组成，从1775年12月在坎布里奇（Cambridge）开始服役起，直到1784年1月在西点（West Point）军队解散为止，描述了美国革命中几乎每一次重要事件。他的信件在胜利或挫败的时刻写就，有时他处于贫困和物资缺乏的窘境，然而就是这些信件展现出了作者的品质，同样也感情充沛地展示了我们的独立革命中他所在的士兵阶层的原则、动机和精神：在战斗的开始充满了爱国的热情，这种热情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未被艰难和险阻所吓倒，也不因苦难和委屈而动摇。正是这些士兵，而不是其他军中的人士，是华盛顿的军队所依仗的力量。然而就是他们的独特历史却很少有记载。他们力量强大，却谦卑无声。他们没想到要把自己在军中服役的故事讲给子孙后代听。因此，这些包含在山茂召少校私人信件里的秘密故事不能不让美国公众觉醒，唤起他们对前辈的喜爱、尊敬和感激之情。
受这些日记的所有者叮嘱，我要根据日记来筹备作者的一部传记，我承担这一任务没有其他动机，只是想让一位终生都受到亲戚朋友尊敬和爱戴的人的记忆永留史册。
我为自己在少年时期有幸结识山茂召，并与他通信往来而深感高兴；时光飞逝，不知不觉50多年已经过去了，我可以诚实地说，在长长的一生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他严肃而有气魄、严于律己，又满怀荣誉感，集绅士、军人、学者和教士的品质于一身。
乔赛亚·昆西
1847年4月于波士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