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问题不能在产生它的环境中自然地得到解决，它不仅依赖于高等教育实践的改革，也有赖于高等教育理论的创新。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与高等教育实践改革是彼此密切联系的，前者来源于后者，同时又为后者而存在，即高等教育理论指导高等教育实践，又不断地在高等教育实践中提升自己的品格。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不仅存在实践改革乏力的问题，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创新不足的困境，而后者似乎比前者更为严重。因此，如何求得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重大突破，引领高等教育实践改革走出困境和突出重围，日益成为一个备受关注而且论争颇多的话题，而论争的焦点在于如何处理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关系。从论争的过程与结果看，不管双方的观点如何对立，彼此几乎都认为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不可闭关自守，要有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要善于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成果；无论是高等教育理论先进国家还是高等教育理论落后国家，都应学会如何吸收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理论的合理内核，以便快捷地实现本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事实上，我们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研究东盟著名大学的。
一
东盟即“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英文缩写为ASEAN。东盟包括大陆（半岛）地区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泰国，以及海岛地区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文莱。东盟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不仅为维护地区秩序、和平与稳定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促进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及社会合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时代，东盟是区域一体化的弄潮儿，它在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也改造和提升了自身。如今的东盟既是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产物，同时又领导了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东盟不仅领导了东南亚的区域一体化，同时也在推动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还以其特殊的魅力把全球所有的大国都吸引在身边，以对话伙伴国的方式，为东亚与世界大国的对话和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1]
东盟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或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彼此之间有着深厚而久远的历史渊源。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和历史渊源，中国与东盟不仅是一个“关系共同体”，而且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即东盟的发展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也需要东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非常重视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虽历经风雨和波折，但目前正逐渐走向和睦与稳定。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冷战的终结引发了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和地区环境的变化，同时随着中国在地区事务与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东盟调整了对华政策，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随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91年，中国与当时所有的东盟成员国建交或恢复外交关系；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1997年，中国与东盟确定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准则和政策目标；1999年2月至2000年12月，中国分别同所有东盟国家签署了面向新世纪的合作框架文件；2003年中国与东盟正式确立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积极主动参与同东盟有关的国际事务。
中国与东盟良好的政治关系发展势头，为双方经贸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创建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双方的经贸合作。近十年来，中国与东盟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为促进各自的经济发展、维护共同的经济权益，进行了广泛而密切的合作，彼此已成为对方的重要贸易伙伴。2001年11月6日，第五次东盟—中国领导人会议在文莱举行，双方领导人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授权经济部长和高官尽早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02年11月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中国与东盟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东盟宏观经济论坛（2002年）”、“中国—东盟经济论坛（2005年）”、“中国—东盟财经论坛（2005年）”等系列论坛如期召开，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与东盟经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2004年起，东盟已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到2011年12月，东盟已在中国广西南宁成功举办八届经济博览会。
中国和东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还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目前双方已确定了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湄公河流域开发、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等重点合作领域，并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中国政府坚定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积极与东盟建设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已与东盟10国分别签署着眼于双方21世纪关系发展的政治文件。中国于2003年作为域外大国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对话合作机制，主要包括领导人会议、9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5个工作层对话合作机制。
二
中国对东盟有着很好地理解，对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但由于种种原因，东盟对中国依然存在很多的误解。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实力的增强，包括东盟在内的不少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战略意图，以及中国未来将如何使用其增长的实力妄加猜测，甚至产生种种疑虑，“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必胜论”、“中国威胁论”等不和谐、不客观的声音不时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推进与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执行“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与“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并在各种国际场合再三公开声明：“中国的崛起不会导致中国用权力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与邻居的分歧”；“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发展不会影响任何国家。中国不发达的时候不称霸，中国即使发达了，也不称霸，永远不称霸！……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主张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解决当前国际经济和政治中的重大问题。中国对不发达国家实行的援助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中国的繁荣与发展会带动中国周边国家，自然也包括东盟的繁荣与发展，但仍然有一些东盟成员国对中国的崛起怀有各种不必要的担忧和不信任，认为“经济上更为强大的中国可能会用不符合这个地区的利益的方式来使用它的实力”[2]。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担忧和不信任？从根源上看，主要是东盟国家对中国缺乏完整的认识，对华夏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不够。这种缺失不仅与彼此之间文化交流的“贫瘠”有关，也与彼此之间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之交流与合作的“肤浅”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与东盟非常有必要加强高等教育合作和交流，建立和发展强劲的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强本固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缺乏文化认同或教育合作为基础的国家战略伙伴关系，是不牢固的和不长久的。
中国与东盟发展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具有特殊而深刻的意义。首先，“教育是外交政策的‘第四方面’”[3]，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发展对外关系最有价值的路径之一。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接受外国留学生，几乎都与该国基本的政治外交政策关联在一起，如澳大利亚国际教育资助目标主要接受政治和外交的评估。其次，它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互为促进、相辅相成的。中国与东盟建立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可以推进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经济学认为，地缘经济遵循“周边协同规律”[4]，即一国经济的崛起会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崛起，从而推动区域化。第三，它有利于促进彼此之间的文化发展与认同，为经贸合作与政治外交奠定基础，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搭建平台。教育与文化密切关联，文化是教育的内容，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中国与东盟建立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可以直接推进双方文化的交流合作，增加彼此的认识和了解，最终达到相互认同的目的。
三
无论从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资源力等硬国力来看，还是以文教力、政治力、外交力等软国力来衡量，现在的中国都可以称之为一个大国。相对而言，目前东盟各国发展很不平衡，部分国家的综合国力还较弱，这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误会：“当一群小国在地理上为一个比它大得多的实体所钳制时，其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后者将对前者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5]当然，这不是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关系的客观状态，更不是中国与东盟双方愿意看到的发展格局。如所周知，中国与东盟各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共同任务，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观点相似、利益相近。比如，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人权、民主、环保、贸易谈判以及劳工等问题上都承受着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其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都面临共同的挑战。为了确保各自的国家利益、抵御外来干涉、维护国家主权、争取平等发展权、营造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和东盟在国际舞台上应相互支持、密切合作，而不是相互猜忌和不信任。这种猜忌和不信任的消除，有赖于彼此之间文化与教育的深度交流与合作。
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具有天然的、独特的地缘优势，但也存在一些客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障碍，比如东盟各国经济结构单一、政治体制多元、文化受宗主国影响严重以及东盟内部成员国间的摩擦和矛盾依然很突出等。如此种种集中表现为：一是东盟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经贸结构雷同化，缺少核心经济力量和强有力的协调机制。二是成员国之间的历史积怨和领土主权争端一直存在。比如，历史上越南入侵过柬埔寨，至今两国关系貌合神离；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关于西巴丹岛和利吉丹岛的主权争执，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间关于白礁岛的争执，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有关岛屿主权的争执。三是各成员国内部政局不稳。东盟许多国家都是党派林立、纷争不断，有的国家军人政府当政，有的国家内阁变换频繁，有的国家反政府武装及恐怖分子活动猖獗。四是各成员国民族宗教信仰存在较大差异。比如，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是传统的伊斯兰教国家，泰国和柬埔寨则遵从佛教，菲律宾大部分国民信仰天主教。近年来，随着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抬头及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矛盾不断激化，不同宗教信仰间冲突时有发生。[6]五是大多数东盟成员国（除泰国外）曾经是殖民地国家，如今虽已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但宗主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六是东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7]，国际关系比较复杂。
以上种种表明，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虽有着许多历史、文化、地缘等方面的优势，但我们也不可小觑其高等教育的外部大环境，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成员国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及其对双方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消极影响。
四
文化之于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是潜在的和深刻的。对此，教育学界早有定论。从教育国际合作的视角看，合作国家的双方能否认同对方的文化，抑或是否拥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教育交流合作的内容、方式、过程和结果。
文化认同是国与国相互信任的基础，而信任则能为国与国之间各种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深化，提供“发展动力“和“心理资本”。长期以来，人们容易看到也比较关注文化交流的显性意义，而看不到或相对忽视文化的隐性意义和潜在价值，尤其是对外文化交流之于政治外交、经贸合作等的基石意义。阿兰·佩雷菲特曾指出：“诸如原料资源、资本、劳动力、生产关系、投资、交易、增长率等，迄今为止一直被置于阐释发展的中心地位。一个文明最显非物质性的层面—宗教、偏见、迷信、对历史的反省、对权威的态度、禁忌、经济活动的动机、对变化的态度、个人和群众的道德、价值观、教育等—均被搁到围绕中心结构艰难运转的小卫星的位置。”殊不知，“对人持信任还是怀疑态度，尽管表现形式极不相同，却是对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文化、宗教、社会和政治行为的精髓……发展的动力最终存在于对个人能动性、对探索和创新的自由抱有的信心之中。”[8]
中国与东盟建立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必须消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间隙和障碍，实现有效沟通与交流，做到互信和认同。换言之，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通过建立各种信任和安全措施，增加相互信任，做到互不敌视、互不猜疑”[9]。这种认同与信任有利于中国与东盟各种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有利于促成中国与东盟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目前，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联系比较紧密，政治联系相对松弛，“有必要超越民族界限”[10]，建立一种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新的认同形式。
五
多数东盟成员国曾沦落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带有浓厚的“宗主国色彩”，但这些国家独立后，立足本国的实际和传统文化，积极推进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与实践改革，纷纷走出了一条可资借鉴的特色化办学之路，不少大学（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马来亚大学、朱拉隆功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菲律宾大学、文莱大学、河内国立大学、金边皇家大学、仰光大学、老挝国立大学等）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然而，经历了六十多年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大学，今天却普遍存在“办学定位不明，办学特色不突出”的问题。究竟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借鉴东盟著名大学或在东盟有较大影响的大学的成功经验，不失为一种选择。众所周知，无论是小到华人社会，还是大到汉字文化圈，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均具有明显的同源性。既然如此，东盟著名大学的一些成功经验就值得我们借鉴。
大学的解读可以从多维度、多层面展开，比如大学的校训、校歌、校徽、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发展目标与远景、战略选择、学科专业设置、课程教学、人才培养模式、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校园文化等都可以是考察的观测点。同时，这些也大学培育和发展特色的着力点。从国际经验看，在同一历史限度内或时空条件下，大学在培育与发展特色的战略选择上，通常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统观东盟各国的大学，有的整体实力较强，有的局部特色比较明显，有的在这两方面都亟待加强建设和培育。因此，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大学时应有所侧重、区别对待，即对某些大学的研究可以是整体性的，而对另一些大学的研究则应该是局部性的。
东盟著名大学研究是一项难度颇大的工作。首先，研究者需要懂得甚至精通泰语、越语、缅甸语、老挝语、柬埔寨语、印尼语、马来语等语言，熟知东盟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否则研究工作无法启动和推进。其次，东盟国家拥有数百所高校，对于这样庞大的群体，我们不可能一一加以深入研究，只能考察其中少量有特色或整体实力颇强的大学，借此粗略地刻画东盟各国大学的整体状貌。我们当下的研究是非常有限的，仅仅是东盟各国大学的“冰山一角”，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同仁关注这一领域，与我们共同探索和揭示东盟著名大学的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