鲸与人的历史
毋庸置疑，鲸不是鱼，尽管直到一个世纪以前，包括那些最了解鲸的捕鲸者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鲸是鱼。穿越历史的长河，鲸鱼和人类的祖先都是出生在原始海洋温暖水域的生物，后来，它们把自己放逐到了干旱陆地的危险之境。在从两栖动物到哺乳动物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们仍然拥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大约五千万年前，鲸鱼的哺乳动物祖先选择回到所有生命的发源地——海洋，我们的哺乳动物祖先却留在了陆地上。鲸鱼祖先的后代现在约有一百种，被人类这个“大编录家”分为齿鲸和须鲸两个亚目。
齿鲸比较原始，种类繁多，因为它们包括所有的鼠海豚、海豚、抹香鲸、虎鲸和白鲸，以及海里的独角兽——一角鲸。除了可以长到六十英尺的抹香鲸，大多数齿鲸都较小，有些还不到四英尺长。
须鲸只有十一种，但它们在鲸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名列前茅。大约八百万年前，当我们人类的祖先走出丛林，畏首畏尾地开始在非洲大草原尝试一种两足动物的新生活方式时，一些鲸鱼开始放弃牙齿，嘴里进化出流苏一样的鲸须，从上颚垂下，形成筛子，使其能够从海水中把大量的小鱼，甚至各种小型虾类生物过滤出来。世界上最庞大的巨兽竟然捕食最微小的动物，这似乎有悖常理，但这个系统却出人意料地运转良好。布丁好不好，吃了才知道；须鲸的确成了世界上目前存活着的最大型动物。其中有可长达五十英尺的灰鲸和大须鲸、六十英尺的露脊鲸和座头鲸、八十英尺的长须鲸（鳍鲸）；而一直以来最大的蓝鲸，可以长达一百一十五英尺，将近两百吨重。
虽然鲸鱼表面上和鱼类相似，它们和这些有鳞动物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当它们重返海洋时，带着一种全新的智慧——这种智慧是陆生动物在面临巨大困难的过程中形成的，为了生存，它们别无选择。在哺乳动物身上，这种智慧得到了最大的发展。这种智力遗产共存于鲸鱼的祖先和那些终将演化为人的未知动物身上。
至于我们的祖先，为了应对生存的迫切需求，在骇人听闻的严酷竞争和自然条件中生存下来，智力则沿着陆生动物的路径不断增长；经此一役，人类最终演化出陆生动物中最发达的大脑，并借此成为有史以来最残忍、最具破坏性的生命形式。智力的至高无上使其能够驾驭其他任何生命，也使其能够摆脱束缚——那种自然的规约和制衡，它曾阻止先前的任何物种因横行无忌而作茧自缚。
鲸鱼的遭遇截然不同。它们的祖先回归大海，则是回到了一个与陆地比起来相当温和的存在。它们不必在这颗行星干涸、局限的二维平面上为生存而挣扎，那里被分割成小块，彼此之间是难以逾越的海洋；它们回到的是润湿、联通的三维立体水世界，正是这个世界把陆地包围、阻隔。在这里，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来去，仿佛回到了一个温存的子宫：气候稳定，食物充沛，没有领地的攻防。这些返回水世界的鲸鱼始祖在陆地上练就了来之不易的生存技能，它们面对海洋里那些古老的冷血动物，就像从未来几百万年后的某个时间点穿越回来的时光旅行者面对我们一样，拥有显而易见的优势。
为了凸显相对于其他海洋生物的优势，鲸鱼在长达数百万年的时间内也在悠闲地进化着，并达到了对海洋环境近乎完美的适应。
另一方面，新兴的人类族群则必须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中拼命，为生存而战。他们不仅要与一系列体型和功能通常优于自己的其他动物斗争，而且还得应对同类的蓄意进攻，且常常升级为大战。面对大自然的这些制约，如果人类没有运用不断进化的大脑想方设法规避，那么这个种群终将灭绝。面对时常难以忍受的气候，人类学会了建造房屋、生火和制作衣服；面对体型优于自己的其他物种，以及来自同伴的致命攻击，人类制造了武器；面对如影随形的饥饿幽灵，人类开发工具来种植粮食。渐渐地，人类不再依靠自然进化来维系生存和赢得竞争，而是越来越依赖人造的替代品。人类发明了技术，也受制于技术。
鲸鱼从来不需要技术。回归海洋使它们能够作为自然生物成功地存活下来……同时，它们也和原始人类一样，被赋予了巨大的智力潜质。它们如何运用它——这个与我们人类共有的智慧遗产呢？我们无从得知。尽管自诩能够探索宇宙的秘密，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能探索到鲸鱼智力的奥秘。
目前的研究表明，进化稍好的鲸鱼大脑，就其复杂程度和能力水平而言，与我们人类大脑相当，甚至可能更优。显而易见，历经千万年，它们的思考能力已经稳步提升，甚至接近我们人脑的进化水平。这一切只有一个合理的假设：鲸鱼肯定在不断使用它们的大脑，不遗余力，在某个方面、以某种方式、为了某个人类未知的目的。因为自然有一条亘古不变的定律：如果没有持续使用，任何器官或功能都会萎缩、消亡……而鲸鱼的大脑肯定没有萎缩。
鲸鱼和人类从共同的祖先中分离而来，一个成为海洋中最高贵的生命形式，另一个变作陆地上可以驾驭一切的动物。终有一天，两雄相遇。此番相遇，并不是相互承认价值、彼此和平共处。类似的情景，已发生太多：人类主宰一切——我们选择了战斗。这是一场单方面的战斗，人类挥舞着武器，而鲸鱼只能垂死挣扎。
不知何时，人类和鲸鱼的血腥故事开始了。几个住在海边的部族开始划着皮艇或独木舟出海去对抗这些庞然大物，因为他们发现这种被海浪推到岸边的死鲸竟然可以给他们带来堆积如山的脂肪和肉。
在北半球，至少早在公元前两千年，这些原始人类就开始在葡萄牙海岸附近捕杀比斯坎露脊鲸（Biscayen right whale），可能还有现在已经灭绝的大西洋灰鲸（the Atlantic grey whale）。
在北美，图勒文明（Thule culture）的土著居民捕杀北极露脊鲸（the Arctic right whale），而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捕杀灰鲸，还有一些大西洋海岸的印第安人捕杀灰鲸和座头鲸。
在上面的捕杀中，所用的方法基本相同。桨手划着敞篷船尽可能靠近鲸鱼，其中一人用带倒钩的骨质尖头鱼叉刺上去，鱼叉上系着一条生皮线，后面连着一个皮革鱼漂。很多时候，武器插入太浅，会折断或松动；或者，大鲸潜入深海，小船在呼号声中沉没；或者鱼线被扯断；或者鱼漂被拖着漂远，捕猎的人难以追踪。
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实际上一定极少)，捕猎者才能够锁定鲸鱼，不断地往它身上插入更多鱼叉。直到最后鲸鱼折腾累了，他们才追到它身边，用弱小的长矛刺上去，竭力杀死它。由于很难刺中要害部位，他们只能耗到鲸鱼血尽而亡，这个过程凶险异常，这只发狂的动物随时可能会拍碎船只，甚至可能直接拍死他们。即使成功杀死了这个大家伙，他们还得把它拖到最近的海滩；如果风向和潮汐配合，这可能要耗时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但也可能一顿折腾之后还是徒劳无功。
现存的部落传统，以及古代厨房遗迹中很少发现的鲸骨，都清楚地表明，任何原始捕鲸团体每年要是能杀死两三头鲸鱼就算成就非凡了。而且也用不着再多杀，他们捕鲸是为了食用，一头鲸够几家人吃很久很久了。因此，早期人类并没有威胁到鲸鱼一族的不断壮大。
现代人类也没有对鲸鱼带来多少威胁，直到13、14世纪，欧洲人建造出了能久驻大海的大船。这种船最早的用途之一，就是在深海或远涉重洋捕鲸；第一个敢于进行这种追捕的族群是巴斯克人。他们“捕捞”比斯坎露脊鲸和大西洋灰鲸。这些鲸不仅在他们活动的水域中很常见，而且行动缓慢、警惕性不高；此外最重要的是，它们被杀死后不会沉下去。如果运气好的话，一艘巴斯克船可以驶近一头灰鲸或露脊鲸，这样，站在船头的鱼叉手就可以用一根沉重的锻铁标枪掷向鲸鱼，标枪被一个弯钩牢牢地固定在船上，即便是鲸鱼也难以挣脱。鲸鱼拽着大船，最终会体力耗尽，然后被刺死，这样做几乎没有任何风险。
巴斯克人仍然把死鲸拖到岸上处理，但捕鲸的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新捕鲸者捕杀鲸鱼并不是为了食用。相反，他们剥掉层层的鲸脂，切下鲸须片，然后把巨大的鲸体翻入水中，任其漂向大海。
他们想要的只是鲸油和鲸须；在日益城市化的欧洲社会，鲸油被用以照明，鲸须被制成“角”窗和器皿。这样，鲸鱼就从可食用的猎物变成了一宗商品。情况演变至此，人类对鲸族而言不再无关痛痒，而是变成一个索命的天敌。从此刻开始，这个星球上最能干的杀手们所能想出的一切武器和手段，都被用来不分季节地屠戮鲸鱼。
巴斯克人的捕鲸效率很高。到15世纪末，他们已经使比斯坎露脊鲸数量减少到几乎无可捕杀的地步，而且有证据显示，他们还把东部的大西洋灰鲸消灭殆尽了。然而，在北边很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更大的种群——北极露脊鲸，也叫弓头鲸（bowhead）、格陵兰鲸（Greenland whale），叫法很多。为了追捕这数量庞大的鲸种（据估计，在大捕杀开始之前，北极露脊鲸的数量超过了五十万头），巴斯克人于1410年闯入格陵兰岛海域，在拉布拉多（Labrador）和纽芬兰海域捕鲸，直到1440年。他们悄然依托建立在官方“未知”海岸上的海岸站，把捕获的鲸鱼拖到那里“切割”并提取鲸脂。不仅如此，在15世纪末，巴斯克人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们发明和完善了船载鲸油提炼设备，可以直接在海上对鲸鱼进行解剖以提取鲸脂。
从那时起，远洋捕鲸就演变为一场世界范围内的贪婪屠杀。屠刀之下是那些航船可以追上的慢速鲸鱼，它们脂肪很厚，被杀之后也不会沉入海底。它们主要是抹香鲸、座头鲸、灰鲸和露脊鲸。到19世纪中期，多达两千艘船无情地横扫南北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年复一年。这些船从新英格兰、荷兰、波罗的海诸国（the Baltic States）、挪威、法国、英国和其他几十个地方起航，为其金主赚取巨额财富。到1880年，曾经数量众多的巨大鲸类已经被猎捕得七零八落，只剩零星残鲸。
这种屠杀骇人听闻。在20世纪末，捕鲸活动似乎趋于终结，因为对鲸鱼的需求减少……或者，更准确地说，能够捕到的鲸鱼减少了。
海洋中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巨鲸——这一点肯定让捕鲸者和商人勃然大怒。这些是被他们称为“须鲸”的须鲸科鲸鱼——蓝鲸、长须鲸、大须鲸和一些较小的种类。这些须鲸里就包括体型最大、动作最敏捷、头脑最聪明的鲸鱼。
这些鲸鱼们小心警觉，大多数游速都能达到时速二十海里以上，更重要的是它们那相对较薄的鲸脂层并不能产生浮力，正是这种浮力给灰鲸、座头鲸、露脊鲸和抹香鲸等带来了厄运。其结果就是，如果一艘帆船特别幸运，捉住并杀死了这样一头鲸，这个庞然大物会立刻沉入大海，然后，便没有然后了。
有很短的那么一个时期，须鲸们躲到了人类的势力范围之外。但是，挪威人——有史以来最残暴的海洋掠夺者，也是迄今为止杀伐最甚的海洋生物杀手——介入进来，搭上一手。大约在1860年，他们把犀利的蓝眼睛转向须鲸，并开动他们那维京人的大脑。十年不到，他们发明的方法不仅宣判了须鲸的末日，更给残存在地球上所有海洋中的大鲸们带来了厄运。
他们用三种新武器攻击鲸鱼。第一种是鱼叉枪。这是一门大炮，它发射一根系着鱼线的重型鱼叉，鱼叉可以深深地扎进鲸鱼的要害部位，随后叉头的一颗炸弹爆炸，撕裂鲸鱼的内脏并撑开鱼叉粗大的倒钩，这样鲸鱼就无法挣脱了。第二种便是蒸汽捕鲸船。这是一种小型的蒸汽动力船，速度快，操作方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追上须鲸。第三种是一种中空的长矛。它可以深深地刺进死鲸的身体，并向里面注入压缩空气，直到鲸鱼膨胀、漂浮起来。有了这些发明，挪威人实际上掌控了全世界的捕鲸业。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挪威人的海岸站（用于处理鲸鱼尸体）像瘟疫一样在世界上每一个附近能发现鲸鱼的海岸上蔓延开来。在1904年，仅纽芬兰海岸就有18家这样的海岸站，平均每年加工1200头鲸鱼，其中大多数是须鲸，年年如此！
全世界范围内的屠杀规模巨大，当然利润更是丰厚。到1912年，所有的大鲸，包括蓝鲸、两种露脊鲸、长须鲸、抹香鲸和座头鲸等鲸类，几乎都从北大西洋销声匿迹；另外，北太平洋海域的灰鲸也已难觅踪影。
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些鲸类中有几种可能已经在北半球灭绝。“一战”爆发给了这些残存鲸鱼短暂的喘息之机，尽管不足以恢复元气。如果挪威人在战后继续大肆捕杀，剩下的幸存者也将很快被消灭。
挪威人之所以没这么做，是因为大约在1904年，他们在南极海域发现了数量巨大的鲸鱼群——迄今为止，这些鲸鱼的数量依然庞大。在这几十年里，其他海域的鲸鱼几乎被捕杀一空，只有这里有一个避难所。当挪威人嗅出它们的踪迹时，一队队迅捷而冷酷的捕鲸船迅速向南涌去，从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和南乔治亚岛（South Georgia）的海岸基地对鲸族发起一场新的、更彻底的屠杀。
然后，在1922年，一位名叫卡尔·安东·拉森（Carl Anton Larsen）的挪威人，给捕鲸业带来了终极改良。他的名字应该和鱼叉枪的发明者斯文·福因（Sven Foyn）一样被钉上人类的耻辱柱，永世曝光。他发明了现代工厂船。它本质上是一艘非常大的货船，尾部有一个大洞，借此可以将一头近百吨的鲸鱼拖进一个整合了屠宰与加工功能的浮动工厂。它的出现，免去了对海岸站的迫切需求，也省去了耗时而费力的鲸体拖拽。而随行的捕鲸船、浮筒船和拖船，以及可以维持六个月或更长时间航行的航次储备，使这些工厂船可以向南达到南极冰层的边缘，覆盖整个南极海域。
随之而来的对南极动物种群的大屠杀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人类的破坏天赋和源自人类技术的邪恶力量结合在一起，把南极冰冷、湛蓝的海水染成了深红，那是从鲸族心脏里淌出的血液。20世纪30年代初，这种屠杀逐渐升级，每年死去的鲸鱼多达八万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南极蓄意屠杀鲸鱼的行动暂停，却给世界其他海洋中还在缓慢恢复的鲸鱼带来了新的灾难。海上战争主要是潜水艇和水面舰艇之间的较量，随着战争的推进，潜水艇——只不过是一个人造的鲸鱼仿制品——受到越来越复杂和持续的攻击。
像声呐和水下探测器这样的技术奇迹被改进到能够精确地探测和跟踪水下物体，并能引导深水炸弹和其他致命装置命中看不见的目标。虽然据我所知，从来没人调查过，甚至没有公开讨论过，但毫无疑问，数以万计的鲸鱼是被那些使用舰船或飞机“猎杀”潜艇的人杀死的。
一位曾在北大西洋的护卫舰和驱逐舰服役四年的加拿大皇家海军（Royal Canadian Navy）指挥官告诉我，他认为，他的舰艇发射的深水炸弹有很大一部分投向了水下的鲸鱼，而不是潜艇。在军舰和商船上，经常可以看到被炸死或被深水炸弹炸上来的鲸鱼尸体在海上漂来漂去。战争是致命的，不仅对人类，对那些最无辜的旁观者，那些与我们共享地球资源的其他生命也一样。
在此，我愿意回答一个被问过好几次的问题：既然鲸有这么大而发达的大脑，为什么它们还不能避免被人类毁灭的命运呢？答案似乎显而易见。鲸鱼从未涉足过技术这种神秘技艺的领域，因此对这种最致命的灾祸毫无防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能会进化出某种防御手段，但我们并未给它们时间。这一回答引出了一个相反的问题：如果人类有如此非凡的智慧，为什么无法避免几乎持续加速的自我毁灭进程？假如人类真的是最先进的生物，为什么会威胁到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生存？
“二战”结束时，南极鲸鱼的数量并没有增长，但捕鲸者们还是精神饱满地带上更凶残的武器开工了。先进的声呐装置、雷达和从新型浮动工厂（有些吨位达3万吨）上操控的侦察飞行器，都配备到了强大的新型捕鲸船上，而且它的航速可以轻松达到20节。在这种强大的组合面前，任何进入“死亡舰队”那广泛的电子侦测范围内的鲸鱼，存活的概率都微乎其微。
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蓝鲸迅速走向“商业性”灭绝，因此捕猎者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长须鲸身上。他们的杀戮成就非凡，到1956年，幸存的长须鲸一族从20世纪初的100万头锐减到不足10万头。仅1956年，就有25289头长须鲸被屠杀，占到海里残存总数的四分之一！到1960年，世界上所有海洋中的蓝鲸可能仅剩2500头(存活到现在的不足千头)，南极的长须鲸大约仅剩4万头。它们的数量变得稀少，分布又广，远洋捕鲸队几乎无利可图，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个头较小的鲸鱼——鳕鲸（塞鲸）。
尽管20世纪50年代末的官方捕鲸活动统计数据表明，地球上的大型鲸鱼正濒临灭绝，但并没有人采取有效措施来中止这场杀戮。一些忧心忡忡的生物学家建议捕鲸业设立有效的配额制度，既让捕鲸者能够无限期持续捕捞，又能给鲸鱼族群至少部分繁衍之机，可惜无人采纳。捕鲸船队的老板们毫不遮掩，他们就是要捕杀，直至其灭绝，只有动作落后的人才会倒霉。
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这种精心策划的灭种政策。相反，还有大量的小说、纪实书籍和电影，都在赞美这场屠杀，大家都在颂扬鲸鱼刽子手的勇猛无敌和男子气概。
的确，1946年成立了一个组织，公开声明其目的是保护受威胁的鲸类，并规范捕鲸活动，这就是国际捕鲸委员会（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其总部（现在仍然）在挪威，而挪威恰巧聚集着世界上最高效的捕鲸者。尽管雇用了许多心地善良而又专心致志的人，但实际上委员会还是由捕鲸者说了算，也是为他们服务的。如此一来，它不仅没能保护和留存濒危的鲸群，反而沦为妨碍大众了解真相的工具。为了掩盖屠杀背后的贪得无厌，它颁布了一些看似明智、人道的法规，实际上却毫无用处……有时甚至让情况更糟。
委员会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建立配额制度，即每个国家只能捕杀一定数量的鲸鱼。这完全是一项毫无意义的举动，因为当时设定、而后一直维持的配额数量，远远高于鲸鱼所能承受的数量。有规定禁止捕杀个头小的鲸鱼，或者正在哺育幼鲸的母鲸，但这些规定大多数时候形同虚设，无人遵守。最虚伪的法规——发布时还大张旗鼓——就是最终禁止捕杀蓝鲸、座头鲸和所有种类的露脊鲸。这些措施是在所有这些物种濒临灭绝，不再具备多少商业价值，而且实际上都面临着种族灭绝的威胁之后才实施的。这些条例发布了，却没有被强制执行。例如，日本人为了规避约束，谎称在南极发现了一种新的鲸鱼，他们称之为“小蓝鲸”。因为它不在配额之内，也没有被列入禁止捕杀的保护物种之中，日本人便开足马力横扫这最后的育儿袋，而南极本来最有希望为行将灭绝的蓝鲸保留最后的种子。
此外，几乎所有的远洋捕鲸船队，不论国籍，都会时不时地抓走受保护的鲸种，借口都是不小心认错了。更糟糕的是，许多国家允许他们的捕鲸船为了“科学研究”捕杀大量受保护的鲸种。在科考的幌子之下，1953年至1969年间，全世界总数不到1万头的灰鲸（也属于受保护的鲸种）中，就有近500头被俄罗斯、加拿大和美国的捕鲸船杀死，其中，仅美国就捕杀了316头。在过去的三年里，加拿大东海岸的捕鲸船以科学的名义捕杀了43头珍稀的座头鲸（这种曾经数量众多的鲸种，当时幸存的已不足2000头）。虽然科学家可能确实对这些牺牲的鲸鱼进行了研究，增加了他们对死亡动物的解剖知识，但不可否认，这些鲸鱼的尸体也确实成为捕鲸公司的财产，他们对其进行商业加工以谋取利益。
国际捕鲸委员会自诩是保护陷入困境的鲸鱼的勇士，进而借此赢得公众的认可，成为该领域的权威。但它所造成的难以估量的伤害让我不得不强调，国际捕鲸委员会的作用就是加速了其扬言要保护的大部分鲸种的灭亡，同时粉饰着对生命的犯罪。那些犯过罪和正在犯罪的，就是捕鲸船背后的强权个体、行业和政府，但最终将无可避免地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
——摘自《鲸之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78元，202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