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千城一面”到城市文脉
现代化。 中国城市。 高楼大厦，水泥丛林，车水马龙，光鲜
亮丽。
我们知道这是“城市”，但很难分清楚这是哪一座城市。 由此产
生了一个独特的名词：千城一面。
“千城一面”是高速现代化的光荣与梦想，还是陷阱与败笔？
“千城一面”是中国城市的危机与困境，它正在抹掉城市的历
史、文化的历史、城市人心中的历史。
城市化的高速推进，是高速工业化对城市发展的要求。 工业化
的本质是标准化，以标准化换取大规模生产的效率，工业化背景下
的城市化自然也脱离不了工业化的影响。 工业化的标准化延伸到了
城市发展的标准化，由此产生了可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最大败
笔——千城一面。 经过了 40 年的标准化城市建设，“千城一面”的
城市发展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大广场、大高楼，不仅外形相似，
布局也如出一辙：城市中心有广场，广场中心有喷泉，中央商务区高
楼林立，主干道宽阔整齐。 雷同的规划、雷同的建筑、雷同的景观，
甚至连写字楼、住宅区的名称也几近相似甚至雷同。 多数城市新区，
除了地名，几无相异之处。
科技进步使得城市建设已经能够完全克服自然条件的约束，城
市的特色因而越来越淡化。 但城市的形态不仅仅是人们对自然改造
的成就，同时也是凝结了长期积淀的历史文化的物理形态。 可以说，
源于文化的城市独特性，早已不仅仅是自然地理的反映，更是地域独
特文化的反映。 某种意义上，“千城一面”就是对城市的历史、城市
的文化最大的背叛。“千城一面”几乎中断了区域历史和文化有形的
延续，是对有形文化传承的巨大破坏，失去了文化教化的场景，更是
导致无形的人心教化的缺失。
如果说“千城一面”是一种影响文化魅力和地方特色的“城市
病”，那么“如数家珍”就是病急乱投医的发展困境。 特色不能直指
城市最独特的历史文化主线，就不能直指人心，不能求得内外认同，
不能形成广泛共识，真正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确立城市的独特性。“如
数家珍”更为可怕的是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 如果没有对传
统文化的深入洞察，仅仅停留在事件、现象的表面，就会陷入困境，
陷入“资源魔咒”。
大多数城市的领导者都对城市曾经或者现在拥有过的历史文化资
源“如数家珍”。 中国 300 多个地级行政区、近 3000 个县级行政区
的官方网站，有一部分区县其历史文化板块中都逃不开罗列的少则十
个八个、多则几十个的“某某之乡”“某某之都”的特色文化。 河北
沧州推出的“六大特色文化脉系”，囊括了诗经文化、运河文化、渤
海文化、医药文化、武术文化和杂技文化等诸多内容；邯郸则提出十
大历史文化：以胡服骑射为代表的赵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磁山考
古文化、女娲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北齐石窟文化、以“一枕黄粱”
名梦和黄粱梦吕仙祠古建筑群为代表的梦文化、磁州窑文化、广府
太极文化、成语典故文化和边区革命文化。 四川自贡自诩“千年盐
都”“恐龙之乡”“南国灯城”“美食之府”。 云南玉溪从生命起源说
起，到聂耳故乡、云烟之乡、花灯之乡、高原水乡等等。 林林总总，
洋洋大观。
领导，你已坠入了资源魔咒之中。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几乎每个城市都不缺故事、不缺历史、
不缺文化。 即使如过去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深圳，其实也有十分悠久
丰厚的历史文化。 夏、商年代，深圳就是百越部族远征海洋的一个
驻脚点。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 214 年在岭南设置了南海、
桂林、象郡三郡，谪徙 50 万人开发。 时属南海郡的深圳，便融入了
中原文化。 深圳市的前身为广州宝安县，作为县建制始于公元 331
年，即东晋咸和六年。 我们只要随意指点，便有赤湾天后庙、赤湾
古炮台、文天祥与伶仃洋、宋少帝陵，等等。 更不要说深圳现在拥
有世界之窗等上百个文化打卡地。
再如北方一个县，要办一个文化节，叫卫夫人文化节。 卫夫人是
东晋时代的女书法家，知道的人不多，当然一提师承钟繇，高徒有王
羲之，大家也会有联想，但如果依此作为城市品牌或城市形象，就十
分勉强了。 实际上，城市文化资源是有知晓等级的。 你是一级资源，
还是五级资源，是早就有影响力的，还是需要从头去传播的，这些对
于一个城市的品牌营销意义重大。 大家熟知的桂林，除了历史上的
传播外，全中国每个上过小学的人都背诵过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
“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这在中国就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资源。
几多历史遗迹，漫长文化卷帙，这恰是有着五千年文化传承的中
国国情和中国现实。
伴随着城市化而兴起的，还有各地大力推进的历史文化名城建
设，民俗节庆、地方戏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铺天盖地的
“市歌”“市徽”“市树”“市花”“城市精神”等等，中央电视台连篇
累牍播出的城市宣传片，总而言之，跟城市文化相关的名人、名事、名物，只要曾经拥有，就绝不会被落下。
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注入文化的力量，而每个城市又不缺乏历史文
化的“珍珠”，因为“有珠可数”，所以“如数家珍”式的发展城市
文化，自然而然成为最高效、最直接的选择。 于是乎城市的个性塑
造，又陷入了另一个“如数家珍”的困境。
然而，“如数家珍”让众多决策者形成了“千长一词”“千城一
面”的固化思维，跌入了资源魔咒之中。
从“千城一面”的败笔到“如数家珍”的困境，如何破解此
魔咒？
每一个城市的领导者都对自己城市的文化古迹、文化遗产如数家
珍，他们无法舍弃无论哪一个历史资源，因为他们认为每个资源都是
最好的。 但是你是否跳出魔咒做全国全球各城市之间的比较，你是
否做过旅游者消费者的认真调研，有多少人认同你的“卫夫人”，认
同你的城市形象代言者？哪一个是唯一的，哪一个是一等一级的，哪
一个才最能彰显城市区别于他者的特质？如何在大千之城中突兀而
出，找到自己那座城市最独特、最鲜明、最具影响力、最具发展前景
的城市之魂呢？
这一切，是每一个城市决策者都面临的紧迫选择。
那让我们来解析一下“千城一面”的原因。
第一，在现代化模式下我们对城市的认识不足，只认为城市是
居住的地方，于是仅仅按照功能化城市的要求建设城市，比如城市竞
相建造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大广场，建立现代化所需要的各种设施。
后现代对这种模式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第二，地方城市政府“高速政绩观”在作怪。 出政绩的最快手
段是按照现代化的方式很快地改变城市原来破旧的面貌，这是在短短
的任期内、在眼前就能看到的成果。 于是，城市的面貌改变了，原
来破烂的地方变得整齐划一了，同时问题也出现了：到处争相建高
楼、大广场、大马路，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没有差别。 事实上，
争高求大不一定是好事，这是一种赶超型的现代化模式，对现代化没
有进行深入思考。 西方人认为一百年的东西已经很好了，一定要好
好保护，而我们却不同，在大拆大建的过程中有时候文化被忽略了。
第三，土地财政是政府最大的推动力，而房地产商最乐意做的就
是迅速地复制高楼，满足实用价值，但是忽略了一个城市当它以一定
面貌出现时的审美价值。 与欧洲将建筑放在所有艺术的首位、作为
第一类最重要的艺术品的做法相比，我们的认识差距很大。
在观念上，我们要把每一个城市当作一件艺术品来看待。 每一
座城市都是一件富有魅力的艺术品，有文化和记忆的艺术品，有自身
深刻的物质和非物质传承的资源，城市的历史、城市的传统都在城市
的建筑中积淀。
正如鸟巢是一件巨型的人类雕塑，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件人类的雕
塑品，我们要怀着审美的、热爱的情感去雕塑它。
城市是现实与历史的合题。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城市的改造，
出现了很多弊病，贪大图洋，贪新图快。 所以我呼吁：不要那么心急
慌忙地“拆除”我们的城市，我们应好好地研究自己城市的资源：文
化的、历史的、艺术的、美学的，人们习惯的生活方式的、城市民俗
民情的等等，我们要有多种设计，用跨越现实的未来视角去关注城市。
“三年一变样、五年大变样”，是政绩的口号，不一定是对历史
负责的口号，不一定值得我们高喊。 城市建设需要遵循现实变革中
基本的规律性，按照发展的步骤、阶段、格局、美的艺术，来建设适
宜人类栖居的城市，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建筑、城市街区、
城市楼宇、城市家庭、城市人等多方面入手，总体把握，综合融会，
做好顶层设计。
从历史上看，一个城市的格局形成之后，往往要因循几百年。
比如我国大多数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格局，就是几百年来大致不
变。 中国这一轮的城市化建设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前所
未有甚至后无来者的城市大变革，城市的基本格局也可能将延续到未
来数百年。 今天这一代或这几代的城市管理者、决策者们，的确要
有对城市的历史负责的使命感，也要对城市的未来负责。 当今天的
人们回首古老北京的设计者、建筑者和保卫者的时候，我们不禁感慨
万端，他们是创造并保护北京城市历史的伟人。
从美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在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
旧城改造（尤其是县级城市改造），一定要增加“生态城市”“公园
城市”“艺术城市”“美的城市”的理念，要切记，建筑是人类的第一
艺术。 未来的市民期待着更加“诗意”的栖居。 因此，公共艺术在
未来城市建设中将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创造“艺术城市”要结合生态旅游、文化旅游，挖掘当地未挖掘
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形成具有强烈地域性特色或创新特色的城市；要
站在全球旅游、特色旅游角度进行城市规划；要从“影响力、标志
性、艺术性、公共性”等多个方面评价城市的公共艺术建设；要将构
建“艺术城市”“美的城市”与区域经济、文化产业发展相结合。
我们看几个案例。
案例 1：巴塞罗那是因奥运会而规划建设的城市，在规划中把历
史的文化、奥运的文化串联在一起，城市显得很和谐。 巴塞罗那不
是欧洲繁华的城市，与欧洲繁华城市有相似的地方，也有自身的特
点，有代表城市的标志和特色，让人神往。 巴塞罗那有 8 栋建筑物
被列为世界遗产：
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í i Cornet） 设计的 6 座建筑物于
1984 年被列为世界遗产：
1. 文森之家 CASA VICENS （1883—1888）
2. 桂尔宫 PALAU G
ELL （1886—1889）
3. 桂尔公园 PARK G
ELL （1900—1914）
4. 巴特由之家 CASA BATLLO （1904—1906）
5. 米拉之家 CASA MILA，LA PEDRERA （1906—1912）
6. 圣 家 族 大 教 堂 TEMPLE EXPIATORI DE LA SAGRADA
FAMILIA （1883—1926）
多明尼克（Lluís Domènech i Montaner） 设计的 2 座建筑物
于 1997 年被列为世界遗产：
7. 加泰隆尼亚音乐厅 PALAU DE LA MUSICA CATALANA
（1905—1908）
8. 圣保罗医院 HOSPITAL DE LA SANTA CREU I SANT
PAU （1902—1930）
由于有开创性的艺术家 —如高迪 —的创意创造了城市的生
命力，它是一个走向艺术的城市，这与欧洲人将建筑作为艺术的第一
要义的理念密切相关。
所有成功的案例，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找到了自己城市
的魂。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脉：千流一源、万法归宗、理一分殊、
一以贯之。
“理一分殊”的道理，朱熹借用了佛教“月印万川”的譬喻。 他
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
窥见得这些道理。”（《朱子语类》卷十八）把“一理”比作天上的月
亮，而把存在于万物之中的“万理”比作一切水中千千万万个月影，
以此形象地说明“理”与万物的关系：理是唯一的，这唯一的理又体
现在万物之中，是万物的本质；而万物并不是分割“此一个理”，却
是分别地体现完整的一个理。“月印万川”本是佛教中的命题，“一月
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具体说是唯一的月映现在一切水中，
一切水中映现的月都包括在唯一真正的月中。
但是还不够，除了因文化地的历史主线，我们还要看到与时俱进
的当代创为。
一座城市的文化独特性如果不与今天形成联系，最终会失去发
展的内驱力。 可即使经过了 20 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一些区域的文化
产业仍旧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文化产业的发展逻辑，必然脱
胎于文化本体，在中国这样一个不缺乏历史文化的国家，复兴中华
传统文化亟待一套新的方法论指导。 前文定义了文脉是“因文化地
的历史主线，与时俱进的当代创为”。 基于这一定义，结合新的时代
条件、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新的经济、文化、科技等产业发展条件，
我们提出了一套新的发展理论。 鉴于其他领域已经或多或少有了围
绕文脉进行理论的尝试和阐述，为区别起见，将其命名为“新文脉
理论”。
新文脉，新文创，新文明。
城市是一个巨系统，是建筑之形、文化之魂、规划之格、功能之
用的系统综合，任何一个一维的文脉解释，都不能准确认识文脉在城
市建设和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 因此，文脉需要按照城市建设和产
业发展的需求，重新被发现、被解释。
为此，笔者从城市和地域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角度，将新文脉
定义为“在新的当代城市变革与竞争中一个城市由历史承续而来的新
的文化主线”。 一个兼具主体性和统摄性、历史性和当代性、无形性
和有形性、静态性和动态性的概念。
什么是新文脉之新？是发掘、激活、变革、创新。
新文脉的新首先是发掘城市的独特的文明基因，激活城市逝去
的集体记忆，承续以通古今，将过去断续的、单子化、片段化的文脉
一一连缀成线、交织成体、赋之以魂；
新文脉的新是在最为深广的中华人文精神的积淀之上进行创新、
创意、变革、改造，以变促通，以通制变，以新变成就新统，以新变
实现文脉的贯通；
新文脉以当代哲学阐释学为基础，新文脉的新是城市历史要素的
重新选择、重新集中、重新阐释；
新文脉的新是在当下新时代、新思想、新制度构架之下建构的新
创造；
新文脉的新是在现代科技基础上构建的城市文化新构架。
谈到城市个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我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
规模的一次造城运动，是关乎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 我们今天所做的
一切恐怕将确定着未来二三百年中国城市格局。 为此，所有的造城者、
所有的官员、企业家、研究人员，都要对子孙后代负责，对历史负责。
巅峰讨论：中外城市创意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金元浦对话查尔斯·兰德利（一）
查尔斯·兰德利 创意城市发展的国际权威专家
金元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
2015 年 12 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访问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与英国国际创意城市著名专家查尔
斯·兰德利进行了关于城市创意经济发展的国际模式与经验的
对话，下面是对话的第一部分。
金元浦：查尔斯·兰德利先生，我在 10 多年前就读过您关于创
意城市的论述，后来见到了您的《创意城市》一书的中译本，此书在
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也看到您在深圳等城市发表的意见，引起
了城市研究者的关注。 您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既有理论也有大量
的实践，您做了大量的案例研究。 一方面，您是一个创意理论的思
想家，同时，您还是设计方面的专家，是成功的企业家。 今天我主
要想与您探讨中外城市创意经济发展的路径问题，想与您交流探讨城
市创意经济发展的国际模式与经验。
查尔斯·兰德利：谢谢，我一直在做与城市相关的研究和工作。
城市是非常复杂的，我的研究就是要更加近距离地研究城市的复杂性。
毫无疑问，今天的世界是城市的世界，无论是它的应用基础设施，还
是软性基础设施及文化和宏观目标等等，都与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
来密切相关。 很高兴与您探讨中外城市创意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
一、创意城市的测度指标
金元浦：我想还是从您的《创意城市》谈起吧。 按中国人的说
法，我们是“神交已久”。10 多年前我开始研究创意城市，曾发表过
一系列文章（如 2004 年在上海《新民晚报》连续发表 8 篇关于创意
城市的文章），也多次引用过您的文章。 比如我曾引用您提出来的关
于创意城市判定的九大标准或要素。 这是我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
中的内容：
进入新世纪，创意产业在全球勃兴，对创意城市的探索
也风起云涌。究竟什么是富于创造活力和生命力的城市，英
国学者查尔斯·兰德利提出了九项测度创意城市的指标：关
键多数（critical mass）、多样性（diversity）、可及性（accessibility）、
安全与保障（safety and security）、身份认同与特色（identity
and distinctiveness）、创新性（innovativeness）、联系和综合
效益（linkage and synergy）、竞争力（competitiveness）和组
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city）。这些标准需要纵观经济、
社会、环境与文化四个层面。而其指标如“关键多数”则会
涉及经济、社会、政治诸多方面。第二条多样性也带着当今
最新的文化诉求。无疑，每一个力图成为国际化城市的城市，
都要在价值链上步步高升，以争取自身的核心地位，借此来
控制出口和低成本活动，同时吸引研究与知识创造中心、总
部、先进制造服务业，以及文化艺术创意等高价值活动，最
终成为某种中枢。
我想从这九大指标开始我们的对话。 先从 critical mass 开始。
critical mass 是测度一个城市是否为创意城市的首要指标。 目前这
个词的中文翻译是“关键多数”，按照中文，“关键多数”会被理解
为处于关键位置的人群，但英文的字面意思是批判性群体。 所以我
想问问 critical mass 到底是什么含义，内涵是什么。
查尔斯·兰德利：critical mass，如果只有一个人两个人有一些
想法，就不能构成有很大影响的浪潮，如果人很多，会聚成团体，团
体内就需要协作。 比如电影产业，有的人有创意，有的人有技能，
有的人做发行；有的来自非洲，有的来自别处，他们会合在一起，就
会有催化作用。 比如时尚，如果有一大帮人推崇追逐，就会变成一
种运动，比如在时尚之城安特卫普，就形成了一波一波的浪潮化的时
尚。 这将影响到一个城市是否具有创意品格。
金元浦：现在中文翻译成“关键多数”，变成了处于关键的位置
的多数人群。 所以意思不太一样了。 我觉得，critical mass 含有创
意城市是否拥有一批具有变革的批判意愿或观念的大众的含义。 下
面我们请教一下多样性（diversity）与可及性（accessibility）。
查尔斯·兰德利：城市是多种人群（族群、社群等）集聚的地
方，也是多种文化交会的地方。 人们来自哪里，是什么口音，做什
么工作都有自己的方式和特点。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
我会成为怎样的人，都是一个城市必须关注的。 如何在多样文化中
形成新的合作共处的形态？我认为理想的状态是 intercultural city，
就是在不同文化之间交流、沟通，寻找共识，而不是各自独立、互不
交流的多种文化。 我主张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要一起创造
新的城市自己的共同的文化，这是创意城市必须关注的。 一个好的
城市应当是具有独特品牌的，顺时而动、展现多种可能的，文化与人
群是相互联系、连接的，城市市民是愿意学习的，同时，这个城市
是富于灵感和韵味的。 当然城市需要多样性，但前提是能够控制这
种多样性。 现在城市变化的速度太快，critical mass 会到达临界点。
超过临界点，就会发生倾覆，会造成城市的冲突，破坏平衡。 同时，
人是多面体，每个个体也有多个侧面，正如一个作家所说，一个人应
该有 6 顶帽子，这样那样的特征都需要。
金元浦：那么什么是 accessibility 可及性？您多次谈到了从 0. 0
城市、1. 0 城市一直到 3. 0 城市，而 3. 0 城市最主要的标志是由过
去的 1. 0 城市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变成了现在文化的主导，那么在这
种文化的主导中间，我看到您的九大创意城市的指标，其中非常重
要的是参与性，就是多元化的文化容忍度，在这方面你觉得进入 3. 0
城市对中国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性？
查尔斯·兰德利：什么是 accessibility ？在物理上很好理解，就
是可以以一种或多种方式进入一个领域、区域、文化、人群，就好
比打开门人们就可以进入了。 我回答你的问题也是可及性的，就是
能够达到、能够进入。 城市在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都应该是可以进
入的，人们是平等的，无论穷人或富人，一个创意城市要给每个人
机会。
金元浦：您提到了 identity and distinctiveness 身份认同与特
色。 这个理念中国学者在后殖民和文化研究中做过很多研究。 您这
里指的是什么？是社区层面还是……？如何看城市文化？一个创意
型城市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查尔斯·兰德利：每个人在城市中都会有自己的身份认同，它
要求个人、群体、社区、城市等都要有开放性，能容纳各种不同的
人群和他们的习惯、观念。 让你在这个城市感到宽容、舒适、放松，
有归属感，尤其是对个体的人来说。 但这是一个良好的目标或方向，
实际是现在的城市越来越大，实现共同的理念越来越困难。
金元浦：是的，城市即人。 城市的核心和灵魂就是人，关注城
市实际上就是关注城市里生活的人，关注大写的人，即人们——族
群、社群、区域人群、不同年龄人群等。
查尔斯·兰德利：人文城市的发展首先需要文化的开放性。 创
意当然需要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们需要有开放的心态。 对于创造
力、创意来说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 当
我们回到城市的时候，在北京我们也可以看到它面临的一个核心的挑
战就是我们如何管理脆弱性。 我不知道这个词在中文中会有什么样
的意思，但是这就是脆弱性的表现。
金元浦：我也组织研究了当代世界各国城市竞争的评价与测度指
数，并对中国建设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如北京 —提出了我
们自己的评价与测度指标。
二、创新创意是一种可再生资源
金元浦：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
念。 五大理念中，第一条就是创新，接下来是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共享”和查尔斯先生特别谈到的“参与性”和“共同参与
的多数”有一种什么样的异同？我觉得这两条在中国有更多的开放
性，市场化的主导思路和进一步的共享及生态，这是今后的一个发
展方向。
查尔斯·兰德利：创新需要好的环境。 我曾经和法国政府合作，
去做巴黎与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 为此我访问了很多人。 我问他们：
你为什么要去伦敦，为什么你不去巴黎？什么原因吸引你去伦敦？除
了我刚才讲的那些吸引力之外，还有其他很多有意思的吸引力，他们
说去伦敦之后创业非常容易，一天就可以注册成立一个新企业。 所
以伦敦的这种软实力，还有基础设施都是服务于产业与交易的，在英
国伦敦交易非常容易。 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原因使得英国的政府不
用干预那么多。
而文化遗产是一种非可再生资源，如果遗产和创意这两者能够
结合在一起的话，有时候就会产生有趣的成果。 大家要记住，我们
看的经典，也就是今天看到的遗产或经典的东西，其实在昨天，就曾
经是一个创新。 大家看一下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当年它刚被建造的
时候，就采用了很多当时工程上的创新技术。 但当时的法国人对它
仍然有很多尖锐的批评意见。 今天我们看到在它旁边还有另外一个
绿色大楼，大楼里也驻满了创新性的生态技术企业。 所以我在巴黎
看到这两个建筑物放在一起，觉得非常有趣，这是两个代表不同的创
新阶段的经典。 我们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是当年工程方面的创新，
而这个大楼是今天绿色生态技术的创新。 所以每个创新创意都是有
它的前提条件和时代局限的。
金元浦：您的这一思想非常重要：您认为文化遗产是一种非可
再生资源，而人的创新能力是取之不尽的可持续的动力源泉。 因此，
我理解，每一项文化遗产要想在今天继续发挥作用，都必须进行创造
性的转化，以适应今天的大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趣味与当下的需
求。 那么，您如何看待遗产、传统与创新创意之间的关系？您可是
以“创意”知名于世的。
查尔斯·兰德利：人们通常会认为，如果一个人具有创造力，
他要创新，他就一定会对旧的东西不感兴趣。 事实证明恰恰相反，
遗产以及过去的传统与创造力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我们都知道创新
实际上是应该与文化的传承紧密关联的。 新的创意，应该能够从遗
产中学习得到。 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并肩前行非常重要。 如在赫尔
辛基，有一个大楼是之前诺基亚一个旧工厂的所在地，有八百多个
工人曾在这里工作，但是在新经济中，在创意经济中，它已经转型
成了一个包含设计创意企业、博物馆、时尚产业的中心，这里还有
很多互联网设计和社交媒体的企业。 而在很多年前，它还只是一个
电缆工厂而已。
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北京有“798”，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
城市也有类似“798”的地方。 从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旧的工厂被
转型成创意经济的所在地，这是一种非常新的趋势。 为什么他们选
择对旧的建筑物进行改造，而非直接建设一个新的建筑物？一个著名
的专家（杰贝克）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新的想法需要旧的建筑
物的支撑，或者换句话说这些旧的结构往往会给身处其中的人们以机
会，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旧的结构中迸发出新的创造力。 所以这就是
文化与创造力、创新与传承传统之间的完美结合。
三、中外在创意经济发展上的路径选择
金元浦：当我们谈论创意世界时，中外在创意经济发展的路径
选择上往往是不同的。 中国作为后发的创意国家，文化产业、创意
经济的发展是自上而下，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来推动的。 政府从
顶层设计的角度提出来，在中国全面部署，来推动文化产业，推动创
新、创意和创造活动。
查尔斯·兰德利：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主
要看在一个时期内工作重点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政府这个所谓的
“上”应该主要是建框架，然后发挥一个推进器、催化器的作用。 它
不要事无巨细地去管下面到底怎么运行。 自上而下可能要改一个说
法，“上”的定位改成促进者、推动者，因为自上而下还是有一种控
制的意味。 其实从西方来看，过去就是自下而上，但它也可能是一
种无序的，或者是随机的方式。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创造一个好的市
场发展的环境，让来自不同领域的人能够互相融合碰撞，产生新东
西。 我去了俄罗斯的一个地方，它是所谓俄罗斯的硅谷，里面都是
一些老建筑。 它有 50 个创意中心，但是这 50 个大楼都没有联系，
大家各在各的楼搞俄罗斯硅谷创新，我觉得其实也挺有问题的。
金元浦：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已经努力将自下而上
和自上而下进行全面的对接，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创客时代。 在
这一创客时代，有大量的创意集聚区建立起来，大量的创意工厂、创
意实验室、创客空间、创意企业孵化器建立起来，真正形成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 比如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已经有许多咖啡
馆，比如车库咖啡、3W 咖啡等，其实它们主要发挥着创业孵化器的
作用。 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些孵化器，您对这种现象有些什么样的评
价和看法？
查尔斯·兰德利：我来过中国很多次，但是我对中国的了解并不
深入，我还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具体情况。 但我要告诫的是，中国不
要搞轰轰烈烈的形式主义。 中国现在可能非常了解世界上最新的趋
势，中国人做的研究领域和世界研究领域已经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所以我觉得不要一说要搞创意产业培育，就建 1000 个孵化器，好像
这样就解决了创意的问题。 我认为这样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光建孵
化中心还不够，需要深入创意产业链条全过程。 其实我目前也没有
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中国城市的确太大太复杂，如果要去关注中国城市的话，这些
创意中心，比如说上海的创意中心，好像一个封闭的盒子，好像我
们在城市里面修一个盒子，在这个盒子里面你只要进去了就能创造
什么东西，你只要不进这个盒子就不是创意人才，没有创意能力，
这是很成问题的。 它有空间的局限性，外面的人进不去。 我觉得
创意更像城市里面的一只大章鱼，它的触觉可以伸到城市每一个角
落。 我可能没有直接回答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回答思路我还没有
理清楚。
金元浦：刚才我们谈到中国自上而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
创意城市的过程中，政府的控制力比较强，比如申请进入联合国创意
城市网络，成为设计之都、音乐之都、美食之都等，政府都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但现在已经有所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从过去的管经
济到现在的服务于产业的发展，这个变化就是更加市场化，让市场
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其实在西方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也存在着不
同的发展模式。 你看英国与美国就在发展模式上各有特点。 据我们
这些年与英国创意产业界的交流，我们觉得英国的创意经济、创意
产业实际上走了和美国不同的一条道路。 我们知道美国文化创意经
济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它的整个创意经济发展奠基于版权经济和娱
乐经济，发展中采用了比较完全的市场化的发展方式。 而英国从前
首相布莱尔上台，包括他的特别工作小组，以及伦敦市市长利文斯
通，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府出面组织发展的方式，为英国带来了创
意经济的 10 年辉煌。 因此我觉得即使在西方的市场化发展中，英
国和美国也有不同。 但英国和中国倒是在政府推动市场化上有相同
之处，当然也有不同。 兰德利先生，作为一个英国人，您怎么看英
国在创意经济发展的 10 多年间政府发挥的重大作用？我们看到英国
政府的体育媒体观光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您怎么看它们之间的区别
和变化？
查尔斯·兰德利：美国是高度市场化的发展模式，欧洲则更重视
公众，虽然有一定的政府控制。 其实美国、中国和英国表现了 3 个
不同的维度，就是公共部门扮演的角色程度不一样。 美国的版权经
济与娱乐经济更市场化，中国可能政府更有权力，更多管控，英国则
居中。 如果让我来选一个国家，我会挑选荷兰，荷兰的公和私结合
得非常好。 当然由于英语语言是比较有主导性的，所以大家整体上
都更关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这些传统的英语国家，而忽视了荷兰
或者丹麦这样一些不说英语的国家的特点。
再回到您的问题，看看英国政府的作用。 其实英国政府比较保
守，英国创意产业实际上不需要太多管控，不需要政府干预太多。
伦敦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旋涡，它把全球的人才自动地吸引到了伦
敦。 而英国的创意设计的研究生层次的教育非常强，它的教育方法
不一般，国际上经常把德国的教育和英国的教育做比较，突出了英
国教育对学生的创意创新能力的培养。 英国老师总是要求学生去做
独特的设计，去创造点什么，所以英国的教育很有吸引力，致使欧
洲的精英都涌到英国去。 欧洲的人员本来就是自由流动的，特别是
欧盟内部的国家。 英语是世界的语言，吸引了很多的人才，人才又
推动制度和体系的完善。 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这些国家最优秀
的精英都跑到英国去了，很好地促进了英国本身的文化生态系统的
平衡。
金元浦：看来您作为英国人，还是对英国美誉有加。 其实，过
去的 10 多年里，从创意产业的理论到实践，我们一直在向英国学习。
但是，我们看看布莱尔之后的英国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您是不是有
点过誉？
查尔斯·兰德利：我们都知道，北京人很为北京而自豪，我作为
英国人为英国而自豪，特别是作为伦敦人为伦敦而自豪。 我最近在
英国参加了一个新书发布会，会上伦敦人都在大讲英国文化如何如何
伟大，我就在心里想，你们肯定没有去过其他的城市。 对于丹麦人
来说，他们不一定喜欢伦敦，他们也许觉得伦敦很无趣。 如果一个
城市的创意产业不缺人才，那么政府就不用特别地去“管”。 人才从
世界各个城市涌入了伦敦，政府不用参与，布莱尔只要说我喜欢创意
产业就行了，他其实不用干什么，这个市场会自行地发展。
金元浦：但是据我所知，布莱尔政府还是做了很多整体策划与推
动的工作，特别是伦敦市市长利文斯通，在顶层设计和实践推动上做
了很多工作。 尽管很多英国人并不认同，布莱尔之后的两届政府也
对创意产业不很感冒，视同鸡肋，但是无论如何，英国在最近的 20
年中，以其领先世界的创意产业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了一
个理念和实践的榜样，这是一个无可置辩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