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阿拉伯惊雷：2011年埃及篇
如果你要凝望，你必须凝望至灵魂最深处。（If you gaze, you must gaze into the soul.）
——柏拉图
不知在哪一次采访旅途上，有人这样向我说：“革命是一种乡愁。”
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后来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伊斯兰开罗地区一个古老的艺术中心，观赏了一场苏菲派音乐舞蹈。
表演者是清一色的男性，他们头上顶着高帽，身穿白色及地的裙子，有时候是彩色的，背后是一队乐团，一男子站在舞台楼上一房间孤独地唱歌，舞者随着音乐与歌曲起舞，一手向地，另一手向天，然后转呀转。
这个舞姿也有一番故事。一手向地，寓意毋忘世上的苦难，以及自己在地上的责任；一手向天，则是呼唤真神，垂求怜顾。不断地转呀转，是希望可以返回真神的身边，重修断了的关系。
此时，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其中一章的标题为“呼愁”，觉得中文翻译很有诗意，而作者所指的是土耳其人对过去光辉历史之无法挽回，遂产生一种集体的忧伤，一种心灵深处的失落感。
原来这词来自伊斯兰的苏菲派。苏菲派信徒那个旋转的姿势，就是一种 “呼愁”。人生无法完美，就是灵魂深处那一度裂痕，如断了线的风筝，无所依归，如何能填补这个“隙”？
革命是一种乡愁？我可以从“呼愁”领悟到它的含意吗？如果失落的伊甸园被视为原乡，乃是人类朝思暮想的归宿，人们便得闹起革命来，企图一步一步靠近乌托之邦，寻回心中的所依，填补心灵那个“隙”，或许吧！
世事变化万千。想不到2011年的春天，我有机会重临阿拉伯地区，但它已是不一样的世界了，一场阿拉伯革命牵动全球神经，从北非的突尼斯开始，大家都在问，为什么就在此时此刻此地？
有趣的是，这场起义行动有其独特性，也有其全球的色彩。接着与阿拉伯一样受经济冲击的“欧猪四国”等地中海国家，亦同样由经济到政治层面，激发起大规模抗议示威，他们质疑自己国家的代议政制，哪里出了错？
紧随的是美国纽约华尔街被群众占领，他们的诉求可能比阿拉伯人更革命，从反独裁到挑战美国之国本——美式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最准确一点，就是自冷战结束后，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变种：毫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 。
新自由主义就像一个巨大的海浪，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前，首先冲击了拉丁美洲。在新世纪之初，该地区人民终于再来一次起义，以民主手段掀出“21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其后是阿拉伯的地区。当阿拉伯人民一方面受全球化经济冲击，而另一方面又一直面对独特的封建专制统治，他们游走于暴力与非暴力之间，一心追求政权转移的时候，“占领华尔街”行动则要求一个意识形态的和平革命。
我们所处的21世纪第二个十年，看来是危与机、绝望与希望并存的一个新革命年代，没有领导却个个是领导的年代，没有英雄则无处不出现英雄的吊诡年代。
“阿拉伯之春”的意义，要从何说起呢？就从埃及的春天开始吧。
原本处于春天的埃及，气氛高涨，我一下飞机，便迫不及待地跑到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整个城市，陷入嘉年华的情绪。有多少的等待？多少的焦虑？多少的梦想？又有多少的乐与怒？
早上本来还有点清凉，一踏进下午，太阳便异常猛烈。但解放广场的热点早已上升至沸点，一批又一批聚集的人群在分组讨论，他们有说不尽的话。忽然有一少年人向我递上一支迷你埃及国旗，高兴地说：“独裁者下台了！”
独裁，在阿拉伯地区，带有什么含义？
有人说，阿拉伯人终于起来推翻亲美独裁政权，一如突尼斯和埃及；又有人说，反美独裁政权终于面临垮台的命运，一如利比亚与叙利亚；不过，巴林与也门却不一样，一个宗教派系要对抗另一个宗教派系的独裁统治；但，在伊斯兰教主义统治下的亲美独裁沙特阿拉伯政权又如何？
由于阿拉伯地区的历史、宗教、文化以至地缘政治、外交等与其他地方不同，这又使其变得独特。仅是以色列的存在，加上美国因应以色列的存在而制定的中东政策，都令阿拉伯的变革复杂起来。
与以色列抗争超过半世纪的巴勒斯坦人，不忘响应这一场阿拉伯革命行动，他们一再在世人面前，呈现被以色列占领的苦难。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乘“阿拉伯之春”之势，向联合国提出立国方案，企图争取民族的主体性。
这令我想到，“占领华尔街”行动者指控美国的1%主宰了99%，而99%在逐渐的觉醒中，不也是要取回自己的主体吗？
同样是受够了！站于这个临界点上，从阿拉伯到华尔街，再扩展到其他地区，在世界正在发生的，乃是一场激烈的角力战。操控与被操控、主宰与被主宰、剥削与被剥削……谱出人类历史之痛。但，命运的不可预测，加上人的意志的无限可能性，令希望不虚妄。
巴勒斯坦立国方案最终遭美国否决。
事实上，自以色列在西方大国的支持下，于1948年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国，巴人从起始展开超过半个世纪的流亡以后，整个阿拉伯地区也随之出现剧变，以巴问题成为所有阿拉伯人的问题。在巨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影子下，加上美国通过以色列企图主导中东地区，阿拉伯人感到身份和主体都受到剥削。
无论是倾向或抗衡西方的阿拉伯政权，均一律高举民族利益，进行铁腕统治。独裁，一方面被合理化为对抗以色列和西方的手段；另一方面，又成为镇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借口。可是，生活其中的阿拉伯人民，他们都感受到内外的压迫，没法做自己的主人。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更是极端的例子。
如果要探讨这一场阿拉伯革命，或许，就让我先从巴勒斯坦人说起。
《中东现场》在中国内地第一次发行简体字版。借这个机会，我想把一个一直没有写出来的访问，加进书中。
我的心情，就好像某一对象原本已封锁在一个盒子内，现在要它曝光，盒子上早已封尘，我扫了一扫，尘埃飞扬，然后……打开盒子。
这个故事就这样重见天日了。
2005年，我邀请了一位记录片摄影师和一位助手一起前往以巴地区，拍摄有关和平运动的记录片。
要谈和平，首先需由冲突说起；要采访和平运动组织和其工作者之前，这得要追问那些选择发动战争的人士。十万个为什么？就这样，我和摄影队踏上一次离奇的旅程。
从耶路撒冷出发，我一早约定一位巴人司机，他在拉姆安拉等候把我们送到杰宁去。杰宁一直被视为西岸的加沙，它乃是制造恐怖分子的大本营，该城镇是不少自杀式袭击者的老家。
这是我第二次探访杰宁。第一次在2002年，当时杰宁被以色列围困，难民营遭到大规模袭击，死了多少人？众说纷纭。总之，袭击过后，杰宁是个鬼蜮，死亡使者在流窜。
第二次重访，我托一位巴人记者帮我相约当地哈马斯领袖做访问，想从他身上得知一直以加沙为基地的哈马斯在西岸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在杰宁，不安的环境催生了激进手段，还是激进抗争者制造了暴力的环境？
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听着嘈吵的阿拉伯流行歌，他不时吹几下口哨。我问他，两小时的车程车费多少？他轻松地回答：“没问题，我们都是好朋友！”
怎知到达后，他开了一个天价，我气了，问：“刚才你不是说没问题吗？”他耸耸肩，“没问题”只是个口头禅，没别的意思。
来接车的巴人记者艾巴咸，在司机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司机先生态度立刻转变，只收了一些象征性费用便走了。
我问艾巴咸说了些什么，他笑着说：“我告诉他，你是来访问伊斯兰圣战组织 (Islamic Jihad) 的大阿哥。”
我本以为他在开玩笑。在访问过哈马斯领袖后，该记者真的带我和摄影队去采访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大阿哥，他在以色列的通缉榜上。
如果说哈马斯是恐怖组织，那么，伊斯兰圣战组织便是恐怖组织中的恐怖组织，人肉炸弹主要由这个组织制造出来，后斯更培训出女性人肉炸弹来。
我们走进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竟然有个墓地，在大大小小的墓碑上，所刻着的名字大部分是2002年以色列清洗难民营的人士，其中不乏英年早逝者。
穿过墓地再往前走，不久即抵达两层高的白色楼房。我们挤在狭窄的楼梯往上走到第二层，然后走入一间不大的房子，两位彪形大汉已在客厅等候，他们准备好茶水果仁糕点。
客厅有一房间，想是主人房吧，房门门前有一长长的花布帘垂下。
其中一位大汉请我们坐下，再次吩咐不得拍摄，连他们的大阿哥名称也不想告知。
不一会儿，有人拨开花布帘，走出房间，我转头一望，一位高大的青年出现在我眼前，他的头发夺目，金色带橙红，下巴长有一些短短的胡子，也是橙红色的，听艾巴咸说，他只有二十六岁。
他出来的一刹那，那种气势，令我想起越战电影《现代启示录》，饰演失踪军官的马龙•白兰度在山洞中走出来，会见追寻他的同胞，登时一个庞然大物的身影占据着整个画面，镜头对准他的侧面，来了个大特写，在昏暗摇晃的灯光下，他仍然只是一个偌大的影子，不断低吟：恐怖、恐怖！
我真的有种恐怖的感觉，看见这个大阿哥的一刻，与邻家的青年人没两样，他想的事情，应该是如何打好一场球赛，又或周末相约女友去看哪一部电影，但他现在心里盘算的，可能是下一个自杀式炸弹计划，他又会把谁送上黄泉路上。马龙•白兰度因为厌恶战火，所以才匿藏在山洞里。可是这个隐姓埋名的大阿哥，由于以暴易暴，最后被追杀而把自己匿藏起来。
大阿哥一坐下来，他倒真的亲切得如邻家的孩子，不时请我试试他们的阿拉伯茶和他们的特产秘枣，我感到人与环境以及整个气氛都很格格不入。
在访问中，我望着这位大阿哥，我发现他还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他与西方人甚至犹太人很相似。这不出奇，巴人与犹太人本来就是来自同一个祖先：阿伯拉罕。
此外，我们所身处的房子也非常寻常百姓家，这甚至令我记起儿时在香港所居住的旧楼房，内里有板间房，那一花布门帘更是我熟悉不过的。
大阿哥一张口，他所要诉说的，与哈马斯，又或其他巴勒斯坦人，是同一个故事。我特意问他的组织如何制造人肉炸弹，以及其所面对的道德谴责。大阿哥没有正面回答，一再靠近我这方向，伸出十只手指，数算他有多少家人兄弟牺牲了，家破与人亡，若发生在我身上，我会怎样做？
如果我问他，或是任何一个巴人，你认为这种残酷、永无休止的暴力行为，可以带来和平吗？我甚至直截了当地问：“你渴望和平吗？”
原来，和平在这个以巴地区是个敏感词，他们的理解完全与我们不同。对他们而言，和平意指有人要退让。但，他们总觉得对方应该先让步，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想。
不仅以巴地区，其他阿拉伯国家亦然。埃及与以色列签了和约，埃及人认为这对埃及很不公平，和约本身即表示让步，更极端地认为，和约变成出卖。自此，美国把埃及变成他们的军事后援基地，而以色列也可利用埃及去封锁巴勒斯坦人，等等。
“谁在主导和平进程？和平谈判可有对等关系？不公平的和平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吗？”大阿哥连番反问，我一点不稀奇。在他之前的一个访问，哈马斯不也是这样反问吗？他们并有着共同的答案，除非巴勒斯坦解放了，否则没有和平。
什么才算解放了？可以与以色列并存吗？他们都异口同声说，把巴勒斯坦土地归还巴人，而犹太人可以以客人身份居住在这片土地上。
大阿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我们土地之前，犹太人与我们在这里相处融合。当纳粹屠杀他们，我们张开双手欢迎他们到这里来。他们在这里居住没有问题，但不可以成为占领者。”
自以色列于1947年立国后，他们便被视为占领者，从巴人到埃及人，到叙利亚人，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总用猜疑甚至排斥的态度，去看待以色列人，以及对其大力支持的美国。
“他们要夺去我们的资源，首先夺去我们的土地和尊严。你说外界认为我们是恐怖分子，那外界又如何看待国家恐怖主义，美国与以色列携手发动的国家恐怖主义？”
这是一个难缠的问题，这个问题将会继续缠下去。谁是主人谁是客人？谁才是恐怖分子？以色列人也有同样的反问。能够保护自己，只有权力与武器。
是道别的时候了，我和摄影队离开的时候，日落已逼近尾声，黑夜旋即降临，我们又经过那个墓地，然后再往前走，好像是无尽的黑暗。
这个访问结束后，我没有实时把它写下来。这不是由于内容有没有新意，而是他来自比哈马斯更敏感的组织，以色列通缉的恐怖分子。
我不知道这位大阿哥的名字，也记不起他所居住的地方，或许第二天他便给就地正法了。
以色列对记者也一样处处提防，他们经常怀疑那些把巴人故事写出来的记者，全都是恐怖分子的同情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必须受到扣留查问。我不是一个无所不怕的记者，压力与忧伤经常在我内心交战。
大阿哥或许继续杀戳，逐步走向疯狂。我唯一记起的，他只不过二十六岁。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命运竟给了我们四十五分钟的聚面，但大家仍然互不认识。这四十五钟就悬吊在时间的黑洞里。
为什么我现在又提起这段封尘的访问呢？因为2011年的春天，阿拉伯这个版块终于剧烈移动，它可能要向一个时代告别。
不要小看巴以冲突，它如一块石头，丢到水中会引发一个又一个的水圈。
我在中东地区跑了多遍，每到一个地方，都不能回避以巴这个问题。石头一掷，大家便会起哄！它成为中东动荡的根源。
2002年到开罗，街上不时会出现一群快闪党，他们大呼解放巴勒斯坦，然后作鸟兽散，他们再出现的时候，其矛头已直接指向穆巴拉克亲美亲以的政策，再一转，口号又变为指责美国支持穆巴拉克这个出卖阿拉伯人的独裁政权，并要求解封埃及与巴人自治区加沙的边境。
有评论指穆巴拉克也乐得来个顺水推舟，容许埃及人为以巴问题上街示威，好把他们对内政的愤怒转移到外交上。
可是，发生在2011年的民主运动，则带出了阿拉伯局势的新阶段。
2011年本•拉登终被美军擒杀了，而我所访问过的圣战组织那位大阿哥可能也走了，一个时代虽然未能画上句号，但大家都寄望有另一种方式，一种新的变格，黑暗的前路尽头，为何不可以就是曙光的所在？！
各人都受够了！
历史是不是有它的轨迹？当我写完《拉丁美洲：21世纪社会主义的革命》，不久，中东和北非竟然又发难了。从拉美到中东，两地人民有意或无意、直接或简接凑巧地都挑战了该地区的主导权。
2010年12月17日，阿拉伯地区一个重要的日子，它深深地刻在历史的书写上，刻在每一个阿拉伯人的心灵里，也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中，命运，似乎把大家都困绑在一起。
当二十六岁的突尼斯年轻小贩，点着一根火柴自焚，以抗议受到警察的无理打压，熊熊烈火推动了无数的突尼斯年轻人上街，他们一手紧握石头，另一手紧握手机，摆了一个大家熟悉的姿势……
这个姿势，对我而言，也的确太熟悉了。
人人摆了一个准备把石头掷向前方的姿势，此一姿势真的可能是属于阿拉伯人的……
1986年，在狭长的加沙走廊，巴人发动了第一次起义，他们都紧握石头，这次起义遂被称为石头起义。到了2000年，巴人又发动了另一次起义行动，一样走上街头，一样把石头掷向前方。
如果说2010年12月17日是阿拉伯的柏林围墙事件，那么，在阿拉伯发生第一宗柏林围墙事件，便应该是1986年的石头起义了。只可惜，当时还没有手机，围墙未能倒下。
但，突尼斯人却不一样了，如今他们可以紧握手机，一个新时代起义事件开始了，他们要让全世界看，让全世界思考，他们另一只手所拿的一块石头。
发生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的阿拉伯反政府浪潮，有人指这是关于贫穷、关于民主、关于自由，不过，正如阿拉伯老百姓自己说，真的原因其实是关于公平和尊严：重拾被剥夺了的关乎人的最基本的正义、尊严。拉丁美洲在新世纪的起义不也是这样吗？在“华尔街运动”的行动者，他们高喊1%不公义地剥削了99%的权利。
因此，阿拉伯人说到被夺走的尊严，这不仅在于外交，亦不仅在于内政，又或某个独裁者——本•阿里还是穆巴拉克，而是更核心的问题，谁制造了哪些独裁者？
我带着这些问题，于2002年第一次踏足埃及，也带着同样的问题，在2011年再次探访该地，但问题更多了：历史会一再重复吗？2011年，阿拉伯真的可以从此不一样吗？
无论2011年阿拉伯之春多么复杂，同时亦很难一刀切去看阿拉伯的纠葛，每个国家都其独特的故事。但，埃及，一个在阿拉伯地区起领导作用的大国，大家都认为它是新中东地区发展的桥头堡，那么，不如就把镜头对准这个文明古国如何走上它的革命之路吧。
其实，美国早于2003年已拟出一个阿拉伯地区民主路线图，这令我想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推行其民主计划。
众所周知，自50年代拉美被美国确立为其后花园，美国一直在该地区支持亲美右翼军人独裁统治，随着在经济上，也在军事上，协助打击左翼革命力量，导致政变此起彼落，民不聊生，并催生更强大的抵抗行动。
尼加拉瓜便是一例。70年代里根上台，成为美国总统，对支持拉美军事专制政权比前任都积极，他不惜向伊朗出售军火，换取资金援助尼加拉瓜的叛军来对抗当时的桑地利政府，结果被揭发而成为一宗国际大丑闻。拉美人民反美情绪高潮，美国国际形象下挫。
自此之后，美国反思其拉美政策的得失，认为以军事强硬态度力挺亲美军人政权，付出的代价比收益大，何况军事独裁这一统治方式逐渐失去控制人民的效力。在痛定思痛下，美国终于来一个大转变，在80年代开始，推出民主计划，企图以软手段代替硬手段，但背后一样以扶直亲美政权为已任，只不过现在是由民主选择代表枪杆子而已。
这次的阿拉伯反政府浪潮，美国是否真的措手不及呢？特别面对亲美独裁者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原来，美国不是没有准备的。
正如我在前文提到，小布什在2003年向全国民主基金会发表演说，便已指出“只要中东仍然是一个未获得真正自由的地方，中东就会一直是充满停滞、憎恨和暴力的地方，而这些地方的反政府浪潮随时会蔓延到其他地方去”。
这是因应“九一一”发生后，不少美国人在问：“为什么他们憎恨我们？”不过，他们的答案则是：“他们憎恨我们有民主自由，他们却没有。”
就是这么简单？美国政府也希望人人这样简单地思考。
一如拉丁美洲的民主计划，就在中东地区也推行一个民主计划吧！但这个民主计划背后是美国一早拟好的大中东计划。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
——马克思
“国际政治的确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得多。”第一次探访开罗时的《埃及金字塔报》记者卡勒德不无感慨地对我说。
今次重逢，大家都为阿拉伯终于变天感到兴奋且担忧，这个地区是否会随着人民的意愿而转变？
他交给我一份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沉重的一叠，共七十多页厚，他吩咐我好好阅读。报告首页一大标题：“杰化雅运动：基层改革研究个案” 。
我继续往首页下面看，兰德（RAND）这个名称出现在我眼前，它是国防部的智库，该研究报告也是由国防部研究所委托的，完成年份是2008年。
Kefaya是阿拉伯语，意思是受够了。由于有不少人受够了穆巴拉克长达三十多年的铁腕统治，他们在2004年终于成立一个正式名称为埃及变革运动的组织。由于这组织含涉来自广泛背景的成员，声势浩大，为穆巴拉克长年统治以来首个跨界别的组织，这不仅穆巴拉克严密注视，美国也密密关注。
卡勒德与我兴趣盎然讨论这个埃及革命运动，他指出这是阿拉伯地区一个非暴力革命联合力量的典范，其中孕育了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四月六日运动”，和获诺贝儿和平奖得主阿巴拉迪等知识分子牵头的全国改革委员会。
革命中的开罗茶馆气氛浓烈。卡勒德吸着水烟，周围有一大批人也吸着水烟，他们在热烈讨论新埃及何去何从，间中有衣衫褛滥的小童和妇女穿梭人群中，兜售香口胶和纸巾，他们以空洞的眼神望着茶馆客人，革命似乎与他们无关。
卡勒德瞟了他们一眼，轻轻示意他们走开，然后继续告诉我有关Kefaya的种种事情，而我则随意翻阅着兰德智库的研究报告，这是一个特别的下午。
我表示，既然这个运动那么重要，穆巴拉克要追杀之是意料的事，但，美国又怎会袖手旁观呢？卡勒德是一名资深的国际记者，我喜欢他给我三百六十度的视野。
他说，穆巴拉克为了应付国内积怨的声音，表示会从2005年大选开始容许有其他党派的候选人角逐总统之位，各路人马摩拳擦掌，为了准备一个新时代的来临，Kefaya便这样给催生出来。怎知穆巴拉克再一次说谎，2005年大选过后，他随即监禁敢于挑战他的候选人，此君是老牌反对派的领导人，也是一名富商。
穆巴拉克这一举动，令不少人感到失望，看不见前路。所谓一个新时代原来是个假象。生活依旧在惶恐中，人民不得不喊一句：受够了！
Kefaya化悲愤为力量，这个刻意松散的组织，在全国展开游击式的抗议示威。
我好奇问，就好像快闪党？不过，我认为年轻人更能利用社交媒体推进灵活的抗争行动。
“没错，运动发展到后期的确由年轻人领军，甚至如细胞分裂成为另一群体。而知识分子却停留在争辩与争权之间，加上穆斯林兄分会角色耐人寻味，引发猜疑与互不信任，结果，Kefaya由盛至衰，大家也各自各精彩了！”
卡勒德张手作无奈状，但他身体一向前倾，很快又带出另一个话题。“你刚才问到美国有否响应埃及的变化？答案是，有的。”
我也点头表示，怎么不会？埃及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紧密的盟友，情报工作亦自然非常严密。
当各阶层都被动员起来，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美国知道这位独裁者命不久矣，他的统治将很快失效，把赌注继续压在他身上，明显地不理智。
我不停地一边听、一边说，同时一边翻阅Kefaya的研究报告。我翻到结论和建议这一部分：
美国应到阿拉伯世界改善它正面参与该地区事务的能力。幸运地，美国有可能在该地区扮演建设的角色，因为很多阿拉伯人都渴望转变……
在埃及民主化的前景在望，大部分人亦在寻求转变中，而Kefaya行动在埃及的政治氛围里，正好预示了一场重要的转变。好像Kefaya等运动应被视为健康的政治表达，多于一群麻烦制造者。于此同时，这亦显示出埃及社会有能力产生新的领袖。Kefaya选择了非暴力手段，这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迅速动员学生、律师、作家等，这反映出对转变的真正广泛渴求。如果改革无法实行，民主诉求无法得到满足的话，“绝对混乱”便会在国内出现，因为当人民发现在制度上的改革没有希望，那他们便会毁坏一切……但鼓励和平改革的手段总可消灭暴力选择的合理性。
至少布什于2003年在全国民主基金会，发表他在阿拉伯地区的民主化计划，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里，随即引来排山倒海的批评，这可能与美国过去在中东的民主政策印象不佳有关。值得注意的事，有些Kefaya成员和其他反对派的组织，都存在着反美情绪，这因为美国在中东其他地区的争议行动吧！美国应明白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会反映当地人的情感因素，那么埃及的民主运动有可能作出反美的姿态，当这姿态对埃及政府有利时，它亦会去鼓励之。
一些民主组织或Kefaya成员，其立场或会与美国不同，例如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议题上。但无论如何，只要运动本身最后能推动一个在知性上、经济上甚至在军事上更稳定的地区，这也是件有益的事。
在中东曾几何时，人们企图通过暴力手段带来政治转变。阿拉伯人很清楚，这种曾输到美国的暴力现象，再转化成为一种对国内外的重要挑战，那他们亦必需要正视。在这情况下，很多阿拉伯人警觉到美国谈及中东民主改革，其实是作为一种安全议题来考虑而已。
因此，当美国在中东表达对民主的支持时，它应与当地人合作，建立一切关乎民主的基础建设。
我看后，沉思一会，想，以民主手段来压抑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这不就是布什说的吗？卡勒德补充说，反美不是一种姿态，但美国始终不愿正视其更深层的原因，还指这是一种抺黑美国的原因。
我耸耸肩，要美国放弃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很难吧！但我更有兴趣美国如何协助埃及推行民主？
卡勒德给了我一个在开罗的国际NGO负责人电话，还有Kefaya发起人之一佐兹•艾萨克 (George Ishak) 的联络。临走时，卡勒德满有信心告诉我，埃及已进入漫长的改革道路，道路纵使崎岖，但至少埃及人感到他们可以向前走。而在这一条民主路上，有各方人马，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骑劫整个革命。
他这番话，明显是冲着我的忧虑而说的。
可是，一位专门研究石油政治经济学的美国记者威廉•恩道尔 (William Engdahl) ，他在埃及革命爆发后的2月7日撰写了一篇文章《埃及革命：大中东的创造性毁灭》(Egypt’s Revolution-Creative Destruction For A ‘Greater Middle East’?) ，揭露穆巴拉克被美国抛弃的内情，不是由于顺应民情，而是上述的大中东计划之一部分，最终目的是要用民主改造中东，控制中东。是耶？非耶？
我回到解放广场上，这一个充满符号象征的广场，人头转动，而不同的人对今场革命也有不同的想象。
世俗自由派寄望埃及融入世界主流现代价值；伊斯兰主义者梦想埃及回归伊斯兰信仰并作为国家的规范；社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重拾力量，以及对迈向更公平的社会充满憧憬；小资本家当然乐见市场得以解放开启动力。至于前朝臣子和军方要员，他们则希望能够顺利过渡到新埃及的权力中心去。
无论如何，大家都说年轻人在埃及变天中，扮演了领军的角色，例如从“四月六日运动”到“一月二十五日运动”。事实上，不仅埃及，在21世纪新年代的社会变革里，年轻人在世界各地都发挥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我辛苦地找上有关年轻人了解究竟。
当我相约埃及“四月六日运动”的一位骨干成员阿积宝(Ahmed Abdrabo)见面时，他请我在开罗解放广场旁一间快餐厅等他。2011年3月4日，当天是星期五，伊斯兰休息日，人群早已占据了整个广场。我从旅馆向广场出发，沿路有人高喊各种各样的口号，越近广场人数越多，人们又回到广场搭帐棚，通宵抗议了。
从解放广场往外望，有不少政府机构。为什么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人还不愿离开？就是要提醒过渡政府，在权力核心包围下的解放广场，人民仍然团结一致，而革命还在进行中，直至所有旧政权人物下台，一个全新面貌的自由埃及出现为止。
我好奇问在场的抗争者：如果明天可以大选了，你们准备好了吗？有人摇头，有人表示到时再算，有人满有信心。总之，难得现在可以自由说话，抗议无罪，三十年的压抑，就在此时尽情补偿，那又何妨让大家首先沉醉在浓浓的革命浪漫情怀里？即使外界有很多不表乐观的言论与分析，懒理它！
阿积宝是位长得高大的年轻人，他还带来了另一位成员花惠芝(Naglaa Fawzy)。在充沛的阳光下，他们给了我灿烂的笑容作见面礼。他们拉着我努力冲出重围。群众之间早已分成不知多少个组群，手舞足蹈，热烈地争论时政，加上高分贝的音乐、鼓声、口号等，广场气氛高涨极了。
是谁把埃及带到一个新时代？大家都说是埃及的青年运动，有人更主张提名“四月六日运动”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我对埃及青年运动虽略知一二，但我还是让阿积宝和花惠芝亲自告诉我。阿积宝说，“四月六日运动”源于2008年4月6日，一群青年响应了发生在埃及一城镇Mahalla Al-Kubra的工业行动，工人反对过低的薪酬与过高的物价，这同时亦是每一位埃及人心中的愤怒，年轻人更是有切肤之痛。
但，不要忘记，经济只是个触发点。在此之前，已经有一场跨派系的反政府运动——“受够了”运动出现，其矛头直指穆巴拉克政权是所有问题的祸端，只有推翻这个政权才可为埃及带来彻底的转变，这一诉求感召了不少年轻人，他们等待时机展示力量。
社会怨气已累积到“受够了”的地步，而上述的一场工业行动正好是个时机，有几位年轻人通过“脸书”(Facebook)即号召了7万支持者到现场支持，最后他们还是被镇压下来，但他们从中却测试到一种力量，一种强大的非暴力力量。
来自“四月六日运动”的一位二十岁的博客(blogger)阿丹尔(Mohamed Adel)于2009年前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Belgrade)取经。在1999年发生于塞尔维亚的非暴力运动，成功推翻当时的独裁总统米洛舍维奇，而背后的推手正是一群年轻人，自组抗争组织OPTOR，通过通讯科技凝聚群众。OPTOR成功后于2003年成立了另一个组织“应用非暴力行动及策略中心”(CANVAS)，专门向海外提供如何组织国际网络及非暴力街头抗争的技巧。
不过，OPTOR虽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青年运动的取经对象，但他们在自己国家的力量却江河日下，他们在2003年参与选举，只得1.6%选票，而他们一开始即依靠多个美国基金会支持运作，后来给发现后也受到当地人质疑。
无论如何，这次埃及革命令全世界对埃及青年刮目相看，他们是否与众不同？是否特别关怀国事？我这样问一位埃及青年工作者艾曼德•森密什(Ahmed Samih)，但他竟然摇摇头，表示埃及青年与世界各地青年一样，爱玩，不愿思考太多，并倾向个人主义。森密什说，在埃及，只有10%的青年活跃于政治或社会运动中，其余的90%都属于政治冷漠，在穆巴拉克时代有太多借口与社会保持距离。
那为什么这次埃及革命却由年轻人领军？在此，我不得不从森密什所主持的组织安达雷斯包容与反暴力研究所(Andalus Institute for tolerance and anti-violence studies, AITAVS)说起，而这组织正是卡勒德所提示我的。
有趣的是，AITAVS与塞尔维亚的CANVAS性质一样，资金来源也相类似，这包括美国的全国民主基金会 (NED)和美国金融炒家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等。
AITAVS这个创建于2004年“受够了”运动爆发后的民间组织，看到埃及社会已非变不可，那便有必要为这转变做好和平过渡的准备，而埃及年轻人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潜在力量。
因此，AITAVS专为年轻人而设，服务对象为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他们除与学校合作推行反暴力工作坊外，最重要就是成立了埃及第一个民间网上电台康雅纳(Horyna Net)，与OPTOR首先建立电台不谋而合，这旋即吸引大批年轻人收听，继而加入电台的义工队伍。
森密什表示，康雅纳电台节目开始时完全不政治化，主要以年轻人的口味为依归，他们爱什么，电台便提供什么，从娱乐、文化、体育以至性教育都有，无所不谈，但宗教则不能碰。
在埃及，“宗教”是个敏感词，就与“和平”一样。正如前述，埃及人与巴人一样，视“和平”有服膺于以色列之意。因此，AITAVS只能称为非暴力研究所而不是和平研究所。
无论如何，年轻人厌倦官方媒体主导一切，对康雅纳电台无比好奇，电台很快便把年轻人凝聚起来，并诱导他们从非政治的讨论到政治的讨论，例如要解放生活上的种种限制，不能不先从政治制度的改革下手。
不过，你也不可以讲得太复杂，一如年轻人现在最爱的脸书和推特(twitter) ，例如中年人喊出“受够了”，到了年轻人，他们索性更简单明白：穆巴拉克下台！
AITAVS被视为这场埃及青年运动的播种者，而知名的“四月六日运动”，不少成员便是从该组织培训出来的。我对森密什进行访问时，即特别问他有关运动的策略。他得意地反问我，对这次青年运动有何感想？我说，这是一场没有领袖的运动。森密什立刻点头说：对！群龙无首，这样政府便不知该找谁人来算账。
既然无法如过往以打压领袖来打压运动，这反而使得青年运动有较大的空间进行和平抗争。他们犹如一条灵巧的蛇，到处转动，把冲突控制到最小。而政府所面对的，却是一大群模糊的脸孔，不知从何下手。
一场新时代的运动就这样诞生。人人都是英雄，人人也不是英雄。一个不需要英雄与领袖的时代，同时亦唾弃了意识形态，这反而更能凝聚各阶层派系人士。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口号，便可以把各方人马拉在一起。
我好奇问森密什，没有蓝图，没有愿景，也没有完整理念，一场运动可以维持多久？又怎可以转化成更具体的政治力量？森密什耸耸肩，满不在乎说：“就看一步走一步吧！正如美国人所鼓吹的，先行动，然后从错误中不断摸索学习，慢慢地，我们自然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模式。”
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受脸书与推持的思维影响，根本不会想得太远，也不会想得深刻，亦不完整。总之，他们只知道这一刻最想要做的是什么。我转而问阿积宝，他引证了森密什的说法，就是看一步走一步。昨天要求穆巴拉克下台，今天要求所有旧政权的人物都要走，接着是修宪，直至民主与自由得到保障。不要领袖的“四月六日运动”无意转化为政党，只追求运动的一股热情，不断行动。但成员可以各自各精彩，例如他个人加入了“民主前线”，他的同伴花惠芝则是“明日党”的党员。
不过，大部分“四月六日运动”成员仍是停留在网络的后现代青年，是好是坏？
有趣的是，不少评论都指出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当我在埃及采访时，当地人却告诉我，社交媒体只是中产年轻人的玩意儿。仅在开罗，已有四百万穷人，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计算机和互联网，影响他们最深的，其实是卫星电视。即使家中没有，左邻右里或茶馆食肆地方也可享用到二十四小时的卫星新闻信息。
在中东怒火的背后，原来上演了一场传媒战。这也不出奇，战中有战。我早说过，我们不应忽略21世纪的传媒战争将会更剧烈。半岛电视台是阿拉伯的 CNN，在一面倒向官方的阿拉伯国营电视台，过去一直主导了媒体生态，阿拉伯的老百姓一早感到厌倦，他们渴望信息与视觉上的“解放”。
“我们不想在电视画面上不停看到那些官员的嘴脸，所听到的是不断重复的官方立场。我们要新的脸孔，新的声音！”
我在开罗解放广场上跟这些抗争者聊天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感谢半岛电视台。
在整个1、2月间，我也是在观看半岛电视台。当1月25日解放广场有示威者出现，半岛便把摄影机对准广场，几乎动也不动，全天候是埃及的抗争消息。
一位埃及老太太对我说，即使她从不上网，也不接触什么 facebook、twitter 之类的社交网站，但她与家人每天都在看半岛电视台，头一个星期可能不为所动，但进入第二个星期，广场上愈来愈声势浩大，他们这批为生活奔波的老百姓，内心遭遏抑的不满情绪一下子便被撩动了，心想：咦！今次行动跟过去不一样，真有可能发挥作用啊！他们遂一家大小跑到广场看看是什么一回事。
穆巴拉克等老人家，初时还不了解媒体的作用，后来感到不妙，立刻中断半岛电视的卫星传播，但半岛转而用其他新科技继续发布消息。
无可否认，半岛在今次“中东波”事件中扮演了积极推动的角色，成为社会运动的推手。在埃及，于一片歌颂半岛的声音中，也有人质疑半岛的企图。
在咖啡店，一位叫哈辛的经理便大数半岛的不是。他说，半岛电视台的总部所在地卡塔尔比埃及更恶劣，完全没有自由可言，为什么半岛从不批评自己的国家？经理以阴谋论指出卡塔尔与不少阿拉伯国家不和，欲通过半岛在阿拉伯世界“捣乱”，从中加强自己的位置。
在利比亚反卡达菲战事中，卡塔尔军援起义之师，与北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
看来，在一个媒体混战的时代，我们更需小心辨别真相。
我们被引导着去相信谎言，当我们看，却不经过双眼，它在黑暗里生，也在黑暗里灭，当灵魂在光照里却沉睡。
——W.Blake
无论如何，社交媒体毕竟已成为21世纪后现代青年运动的工具。而在埃及的知识分子正希望这股青年力量与他们会合，成为重建埃及的强大引擎。
其后我终于找到Kefaya创办人之一的佐兹•艾萨克作访谈，他要与我谈论的正是这一方面。
埃及的知识分子图像可说是十分丰富。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兼前联合国核能组织主管阿伯拉迪 (M. Elbaradi) ，到国际知名作家阿里•艾斯温尼 (Alee Al Aswani) 、勒娃尔•沙达韡 (Nawal Sadaawi) 、诗人阿迪尔•沃薜夫 (Abdel R. Yousif) 等，特别是后三位，他们对穆巴拉克政权一直口诛笔伐，被视为社会的良知。
此外，还有各左中右政党具不同魅力的领军人物。即使穆斯林兄弟会，也有一位非常受传媒欢迎的知性型领袖穆罕默德•巴尔他兹医生 (Dr. Mohamad Beltagi) 。
当我就埃及革命走访巴尔他兹医生时，他一见到我即向前与我握手问好，一派开明作风，这可令我有点意外。回想2002年访问该会发言人，被吩咐必须遵守伊斯兰礼仪，例如在衣着上，和男女之间不可有身体触踫，这包括握手等。看来，这个原教旨主义组织，亦正在经历转变呢！
至于艾萨克，这一位商人，在知识圈中一样举足轻重，而且属元老级的社会活动家。
我们就在开罗市中心五星级州际大酒店见面。洒店咖啡厅外是美丽的尼罗河景色，侍应送上英式红茶，一阵阵茶香朴鼻，而艾萨克则尤如严肃的英国绅士坐在我对面，他开始向我细说“受够了”运动的由来。
他告谢诉我，开始时一群知识分子如何在夜阑人静处，为国家前途挑灯商议抗争方向，大家都慷慨激昂，大有为国家抛头胪、洒热血。虽有各自意识形态，但仍可为了共同敌人团结一致。
但，团结谈何容易？！特别是知识分子，艾萨克表示，这群组较倾向个人主义，再加上当权者的分化、打压，便很容易分崩离析。
多少的离离合合？！当年轻人推动革命获得初步成功后，知识分子再次雄心壮志，他们有感于年轻人热情有余，但必须强化“脑袋”，才能给予革命一种力量。此时，知识分子自觉有要扮演的角色。
“我们必须获得年轻人的信任，大家才能团结，为革命的引擎提供充足的燃料，拼发火花。”艾萨克表达了他的期许，但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受自由派知识分子支持的阿伯拉迪，他由于其国际身份突围而出，但年轻人以至左翼阵营却对他不甚了了，认为他长期在外国生活，对他缺乏认同感。讽刺的是，原本是阿伯拉迪紧密的政治合作伙伴诗人沃薜夫，当我问到他有关阿伯拉迪的参选机会时，他竟透露，他已离开了阿伯拉迪另起炉灶。
曾因参与2005年大选而被官方扣禁的富商罗尔 (Ayman Nour) ，以为恢复自由身后可以在自己党内大展拳脚，怎知彼一时，此一时，自由党 (Glad Party) 已把他拼弃；社会工人党在革命后举行第一次党大会，结果不欢而散，60名核心成员齐齐退党，以迫使党主席下台；穆斯林兄弟会另组“自由正义党”，原本信誓旦旦参政，结果通过新生政党再度活跃政坛，引来各方猜疑；另一伊斯兰保守派系色拉维派 (Salafist) 借机挑起与埃及基督教派的冲突，埋下宗教炸弹；军方再展示权威，把高喊“革命尚未成功”的示威群众打压下来。军权，在后革命时代的埃及，隐隐作动。
在面对一切都得重新洗牌的不确定前景，革命，可谓是漫漫长路。原本视埃及为盟友的美国，会否对新埃及有所克制？还是有新的干预策略？有趣的是，组织最严密强大的原教主义力量——穆斯林兄弟会，在新埃及来临之际，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访问，表示不会破坏埃及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过去信奉的自由经济政策。
埃及国家计划局经济学家欧尼沙威(Ibrahim Elesawy)在我的专访中指出，根据他的研究，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层是资本主义的维护者。尽管该会以福利凝聚基层见称，但领导层则有不少为富有的商人和专业人士，他们向自由经济倾斜。
有消息早指美国根本对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不存恐惧，恐惧只不过是一种反恐手段。美国甚至愿意与穆斯林兄弟会合作，打击埃及蠢蠢欲动的反美左翼力量，以维护有利美国利益的新自由经济主义政策。与此同时，消息更指美国欲借埃及、突尼斯革命打击其他的反美阿拉伯国家。
无论是通过战争或民主计划，美国最主要的目的，便是要打通中东市场，把中东纳入美国的控制范围。而过去埃及正是中东地区新自由主义的桥头堡。就此我访问了埃及知名经济专栏作家欧尼沙威。他一见我，即急不及待表示，穆巴拉克固然受到他长期推行的铁腕统治所惩罚，但真正把他推倒的，却是新自由主义。
在欧尼沙威偌大但破旧的国家计划局办公室里，他一一道来，过去独裁政治与新自由主义如何在埃及吊诡的并存。
以下是访问内容。
问：埃及过去数年都能够维持高经济增长，为什么到最后人民却由于生活困境走上街头，闹起革命呢？
答：事实上，在今场埃及革命里，声音甚为纷陈。最初反政府示威由年轻人发动，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受害者，没有工作、缺乏社会流动，看不见前景。从数年前开始，他们当中有不少参与了工运，与同受失业威胁的蓝领工人站在一起，矛头直指穆巴拉克所服膺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问：我去过拉丁美洲，该地区也因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灾害，闹了一场革命。我们都知道，新自由主义自8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成为世界的主导经济意识形态。究竟埃及的新自由主义又是怎么一回事？
答：新自由主义在埃及也是亲西方政策的主要部分。萨达特上台，在1978年签定《戴维营协定》后，随即靠向西方，与以色列签下和约，从此定下埃及发展的基调。1981年当穆巴拉克接替遇刺身亡的萨达特，新自由主义也随着里根与撒切尔夫人上台而正式登上世界舞台。他们希望通过中东的代理人，打开资源丰富的中东市场，主要的手段就是把新自由主义根植于该地区，这即鼓励开放国内市场、调低税率、削减公共开支、私有化产业、提升资本的流通度等。
问：有趣的是，为了改善形象，80年代美国结束对拉美军人独裁政权的支持，转而向该地区推行“民主计划”，伴随“民主计划”而来的便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在埃及，美国过去却一直支持独裁的穆巴拉克，即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正处于高峰。为什么美国不积极向埃及推销“民主计划”，一如拉丁美洲？
答：美国很清楚，民主可以赋予新自由主义有一种合法性。但对于埃及，他们并不热衷，这由于中东的情况与拉美不一样。考虑到中东地区的恐怖活动与以色列安全，使得美国不轻言在埃及谈民主。这样，埃及的新自由主义便变成为一个怪胎，一个被称为“威权新自由主义”(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 的矛盾怪胎，它与民主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有点不一样。
问：可否视之为“国家资本主义”？
答：有点类似，但不尽相同，埃及有其独特的情况。穆巴拉克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的代理人，每年获巨大数目的援助，约共13亿美元之多，军方是最大的受益人。他们从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到支持美国的自由经济，而他们亦逐步走进经济领域，成为庞大的经济利益集团。记得2007年埃及发生骚动，老百姓抢面包，军方最后以派面包平息老百姓的怨愤，原来他们也是粮食供货商，连面包店也经营了。对于埃及老百姓来说，军方是隐形的总统。但，可堪玩味的是，穆巴拉克过去企图独揽经济利益，财富流入他整个家族手中，引起军方不满。在这次反政府浪潮中，军方最后离弃穆巴拉克，其实并不出奇，说穿了是“利”字当头。
问：究竟他们如何在新自由主义“自肥”？
答：这得要从头说起。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意识形态在80年代的埃及逐渐成为主流，但外债仍然高起。到了1991年，美国向埃及宽免外债，同时要求穆巴拉克按国际货币基金会建议，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这就是改革税制以吸引私人投资、把公营企业私有化、大幅削减福利等。这种所谓“休克治疗”除引致社会动荡外，我们也不得不了解到，埃及的私有化其实是个骗局。统治阶层的王亲国戚早已各就各位，窃取国产。
问：前黎巴嫰财政部长Georges Corm也指出，在这个不以当地百姓利益为依归的扭曲体制里，中东地区便出现了庞大的“官商勾结”，而且牵动全球的利益，这就是中东地区的寡头政权和与阿拉伯石油财团有着复杂关系的欧美跨国企业，共同谱出的“窃国政治”(Kleptocraties)。在寡头政权与美国合力推动的自由经济下，私有化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正好为既得利益者提供窃取国产的良机。
答：对，就是这样。在2004至2008年之间，埃及政府出售大量公家银行，结果国际金融大鳄掌控了埃及的金融体制。走在开罗市中心，你会看到很多由外资接管的金融机构，随之而来的就是热钱流入，到处收购平宜的东西，股市上扬，建构一片虚假荣景，GDP维持在7%的高增长。当时，我已提醒政府，这些数字只制造了海市唇楼，并未能令民生受惠。
问：政府如何响应你的提示？
答：没有什么响应，他们太沉醉于美丽的数字。当然，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未几，政府又取消对外资投资本地房地产市场的限制，使得这个旅游胜地进一步成为全球房地产投机炒卖之地。美资投行高盛旗下基金便参与其中，以7000万美元入股埃及一间豪宅发展商Palm Hills Development SAE。在2004至2009年期间，埃及乃是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投资胜地之一。
问：加强投资环境本来不应是坏事？
答：问题在于政府的政策。穆巴拉克政府对外资完全不设限，没有红利税，并取消投资资本最低要求，外资自由进出。结果，2009年当油价下滑，热钱游走，跨国企业撤资，倒头来谁最得益？他们没有在埃及制造可持续性就业机会，又没有使得埃及的贫穷得到改善，经济结构调整引来无日无之的罢工示威。
问：首先发起今次反政府示威的“四月六日”青年运动，便是在2009年4月6日支持工人罢工而得名的。那么，这也可以说是一场穷人运动、工人运动吗？
答：其实，这是一场全民运动。即使中产阶级也出来了，他们也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受害者，他们正在贫穷化，看不到出路。正如我上述所说，埃及的新自由主义是个怪胎，人们没有发言权、参与权，大部分财富集中在统治阶层手中，特别是穆巴拉克的家族。
问：人民都在受苦？
答：只要看看统计所显示，最低贫穷线下生活的人由2008年的10%上升至2010年的21%，而2010年生活在最高贫穷线者更高达40%至42%，政府说只有20%左右，我并不畏言挑战他们这个数字。再者，2010年埃及食品价格上升了30%，但政府仍然要削减粮食补贴。
问：最后，你对这次人民带动的变革有何期待？
答：我期待埃及人民不仅只追求简单的民主外衣，而是也看到新自由主义的祸端。改变，应从实质的民生开始。
这位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博士，可说是一语道破埃及人的真正难题与追求。他同时又指出埃及式的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但，无论是按那个国情的新自由主义，其最终目的，都是打开市场，主导世界，而所依靠的就是金权政治：政治权力与跨国企业的结合。
2004年6月在八国集团峰会举行之前，一份由美国草拟的“八国集团大中东计划”工作档案被涉露了。该档案中有一个主题：在中东推动相当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倒台后的大规模经济变革。其所依靠的手段，可见的是支持亲美独裁者，以军援换取政治经济领域上的合作，又或以战争铲除反美独裁政权，推销美式民主，为新自由经济政策铺路，同时也消减对以色列的威胁危机。
但，吊诡的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同时却孕育出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影响全球安全。
我走出国家统计局，面前是纵横交错的公路，附近是新旧交替的建筑物，人与车都在争路，要争夺主导权。而一直在阿拉伯地区拥有主导权的大国，会就此放弃吗？
美国知名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在他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 Politics)中指出：“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大国政治为何处于一种悲剧状态？因为大国注定要进犯他国……大国……的最终目标是要成为霸权……它们除了追求权力和征服其他国家之外别无选择。”
这个理论多少是冲着“中国崛起”而来，欲证明中国崛起的潜在威胁。不过，在中国崛起之前，西方大国的意志已在阿拉伯地区如幽灵不散。
“没有公义，便没有和平！”这是我几年间在中东采访，最常听到的口号。想不到，这亦是世界动荡之源。
借利比亚反卡达菲的起义行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 以“人道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和“保护平民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军援革命军，合力达成政权转移的目的。
当阿拉伯人民向世界显示了一种新群众运动时，西方大国亦从中寻找出一种新的介入方式。
即使西方当初真的出自良好的意愿，可是，在大国政治的意志下，倒头来极有可能又是一场主导权的争夺战。石油或许不是主因，但西方大国不能丧失对世界的控制大权。而历史一路走来，的确令我们无法不相信这一个国际关系现实，而这现实正挑战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如果强国的权力没有制衡，一如新自由主义如脱缰之马，只讲自由，不说公义、平等、博爱。
阿拉伯革命能否成功？那得要看阿拉伯人能否摆脱过去代理人政治模式的悲剧，以知识力量重构阿拉伯的主体觉醒，踏上属于自己的一条民主之路。
这一本书，乃是我在风起云涌的中东地区，横跨十年 (2002—2011) 的见证、观察、记录。拨开这个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迷雾，让我们也不得不思考，该地区与我们命运的关连。从阿拉伯的现在回望过去，或许让大家有更深的了解，而我内心亦不禁百感交集。
我想到希腊大导安哲罗普洛斯 (Theodoros Angelopoulos) 的一部电影《永恒的一天》(Eternity and A Day) ：既是一天，也是永恒。而我在中东地区的日日夜夜，也在我的人生里定了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