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在其对话体的学术传记中，德国图宾根的当代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 1926— ）被他的对谈者——两代四位学者（其中三位是民俗学家，一位是历史学家）称为“日常生活的启蒙者”。担当启蒙日常生活的角色，正是鲍辛格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从事研究、教学和与公众沟通时倾心致力的目标。在民俗学家鲍辛格眼中，日常生活一方面是“灰色的”，是一成不变循环往复的、受讲求实际、以实用为导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支配。另一方面，在飞速发展和更新的技术世界里面，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在相应地与时俱进。鲍辛格以及他的学界同行们引以为己任的，就是去发现那些永远处于“变化中的恒久”（Dauer in Wechsel，语出歌德）的内容，在对“灰色的”、常规性的不引人注意之事物的关注中，去发现人们如何在传承下来的秩序中构建个人的生活；在对习俗的历史变迁的梳理中去发现仪式如何规定着人的行为的文化图式，并让当事人的行为处于完全的不自觉之中；去揭示文化性的因素以何种方式找到新的体现方式，让当事人看到在自己漫不经心、习以为常的惯常行为和思想背后，有怎样的文化历史渊源的驱动。一句话，去启蒙这循环往复却又多彩多姿的日常生活。
民俗学意义上的这种启蒙取向，对经验性的强调超过思辩性，对习俗的历史追溯不再以发现“沉淀的文化遗产”（versunkene Kulturgüter）和民族之精魂（Volksseele）为目标。正是这种“启蒙”精神，让德国民俗学走出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一步，即告别浪漫主义传统想象之下的“民间生活”的田园牧歌、告别民族国家兴起背景下民俗学所背负的意识形态重负，同时也告别在呵护抢救“传统”时市民阶层身上体现出的庸俗的浮躁与浅薄的热情。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启蒙，也是一种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回应：其目标是让普通民众反思性地看待那些习以为常的内容，进而形成对日常生活的自觉。
当鲍辛格这一代民俗学者将本学科的对象定位于“普通人日常生活”时，他们发觉自己别无选择地非告别本学科旧有的名称“民俗学”（Volkskunde）不可。在整个德语国家（包括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民俗学科范围内，不同的名称出现了： “经验文化学”或者“欧洲民族学”或者“文化人类学”是几个广为人知的变体。各大学的研究所因为对学科的定位理解有所不同，所以各自选择的专业名称和大的学科归属也不尽相同。1968年的学生运动无疑为民俗学的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七十年代初期，民俗学的专业认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被刷新的不光是学科的名称，同时出现的也是新的不同研究取向。有鉴于此，概观式地谈论德国民俗学似乎变成了一件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的棘手事。
尽管德国学术界自己摈弃了Volkskunde的名称，为了便于与中国学术界语汇的对接，我们在这里还是采用了“民俗学”和“民俗文化研究”的概念。在这块色彩缤纷的园地里，一枝引人瞩目的奇葩便是被称为 民俗学“图宾根学派”的路德维希•乌兰德经验文化学研究所（Ludwig-Uhland-Institut für Empirische Kulturwissenschaft），而这一研究所与学科的核心人物和三十二年的掌门人（1960—1992）正是赫尔曼•鲍辛格。所谓的“图宾根学派”，其实是个有大体一致学术取向的松散群体，在对民俗学的专业认同上，他们有基本相同的看法。他们所从事的民俗学研究有强烈的社会科学取向，并归属于社会科学门下，尽管文化是那里的主导性概念。它从现象学的角度切入研究对象，把日常生活理解为是可以被观察到的、活生生的过程，是生活世界的一部份。它看重田野采风，同时也注重事物间的历史性关联。它不以厘清分析范畴为目的，却恰好利用诸如“日常生活”、“文化”等概念的流动性边际来创造性地开掘旧领域、启动新视野：方言的传承、日常的讲述、战争难民的新居社区中的家乡意识体现、外籍工人的社会和文化融入、时装的社会表达、民间节日习俗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大众传媒、通俗文学和流行歌曲、回忆与口述史材料的解读、造就地域和空间概念的历史进程，等等。“图宾根学派”聚焦在社会、文化和历史三者重合阈限内的日常生活。因此，对这样的日常生活的启蒙也是通向解读社会结构、历史进程和个体物质与精神再生产的出发点，是理解肩负文化重负、置身社会转型之中的“具体的人”之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