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手记
1
公元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从教务处注册组的窗口领到大学毕业证书，证书太大，用两手抓着，走在校园里掉了两次，一次落在路旁的泥泞，用衣服擦干净，另一次被风吹走，我在后面不好意思地追逐，它的四个角都折到。心里忍住不能偷笑。
“你过来时能不能顺便带一些玩具过来？”鳄鱼说。
“好啊，我带来我亲手缝制的内衣好了。”太宰治说。
“我送给你全世界最华丽的画框，可以吗？”三岛由纪夫说。
“我把我早稻田的毕业证书影印一百份贴在你的厕所。”村上春树说。
就从这里开始。奏乐（选的是《两只老虎》结束时的音效）。不管学生证和图书证没交回，原本真遗失，十九日收到无名氏挂号寄回，变成谎报遗失，真无辜，不得不继续利用证件“方便行事”。也不管考驾照的事了，虽然考了第四次还没考过，但其中可有两次是非人为因素，况且我对外（或是社会）宣称的是两次失败的纪录。不管不管……
把门窗都锁紧，电话拿开，坐下来。这就是写作。写累了，抽两根烟，进浴室洗冷水澡，台风天风狂雨骤，脱掉上半身的衣服，发现没肥皂，赶紧再穿好衣服，到房里拿一块“快乐”香皂，回去继续洗。这是写“畅销”作品。
边听深夜一点的电台，边抹着肥皂，一声轰响，电厂爆炸，周围静寂漆黑，全面停电，没有其他人在，我光着身子出浴室找蜡烛，唯一的打火机临时缺油，将三个小圆柱连身的烛台拿进厨房，中间踢倒电风扇，用瓦斯炉点火，结果铜的烛台烧熔而蜡烛还没点燃。无计可施，打开门走到阳台上乘凉，希望也能看到光着身子走出阳台的其他人类。这是写“严肃”作品。
如果既不畅销又不严肃，那就只好耸动了。一字五角钱。
这是关于毕业证书和写作。
2
从前，我相信每个男人一生中在深处都会有一个关于女人的“原型”，他最爱的就是那个像他“原型”的女人。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我深处的“原型”也是关于女人。一个“原型”的女人，如高峰冰寒地冻濒死之际升起最美的幻觉般，潜进我的现实又逸出。我相信这就是人生绝美的“原型”，如此相信四年。花去全部对生命最勇敢也最诚实的大学时代，只相信这件事。
如今，不再相信，这件事只变成一幅街头画家的即兴之作，挂在我墙上的小壁画。当我轻飘飘地开始不、再、相、信，我就开始慢慢遗忘，以低廉的价钱变卖满屋珍贵的收藏。也恍然明白，可以把它记下了，记忆之壶马上就要空，恐怕睡个觉起来，连变卖的价目单都会不知塞到哪儿。
像双面胶，背面黏上的是“不信”，同时正面随着黏来“残忍的斧头”。有一天，我如同首次写成自己的名字一样，认识了“残忍”：残忍其实是像仁慈一样，真实地存在这个世界上，恶也和善具有同等的地位，残忍和恶只是自然，它们对这个世界掌握一半的有用和有力。所以关于命运的残忍，我只要更残忍，就会如庖丁解牛。
挥动残忍的斧头——对生命残忍、对自己残忍、对别人残忍。这是符合动物本能、伦理学、美学、形而上学，四位一体的支点。二十二岁逗点。
3
水伶。温州街。法式面包店门口的白长椅。74路公交车。
坐在公交车的尾端，隔着走道，我和水伶分坐两边各缺外侧的位置。十二月的寒气雾湿车内紧闭的窗墙，台北傍晚早已被漆黑吞食的六点，车缓速在和平东路上移行，盆地形的城里上缘，天边交界的底层，熨着纤维状的橙红，环成光耀的色层，被神异性的自然视景所震撼的幸福，流离在窗间，流向车后车流里。
疲惫沉默的人，站满走道，茫然木立的，低头瘫靠座位旁的，隔着乘客间外套的隙缝，我小心地穿望她，以压平激动不带特殊情感的表情。
“你有没有看到窗外？”我修饰我的声音问她。
“嗯。”微弱如羽絮的回声。
一切如抽空声音后，轻轻流荡的画面，我和水伶坐在双人座的密闭车内，车外辉煌的街景、夜晚扭动的人影，华丽而静抑地流过我们两旁的窗玻璃。我们满足，相视微笑，底下盲动着生之黑色脉矿，苦涩不知。
4
一九八七年我摆脱令人诅咒的联考制度，进入大学。在这个城市，人们活着只为了被制成考试和赚钱的罐头，但十八岁的我，在高级罐头工厂考试类的生产线上，也已经被加工了三年，虽然里面全是腐肉。
秋天十月起住进温州街，一家统一超商隔壁的公寓二楼。二房东是一对大学毕业几年的年轻夫妻，他们把四个房间之中，一个临巷有大窗的房间分给我，我对门的另一间租给一对姊妹。年轻夫妻经常在我到客厅看电视时，彼此轻搂着坐靠在咖啡色沙发上，“我们可是大四就结婚的哦。”他们微笑着对我说，但平日两人却绝少说一句话。姊妹整晚都在房间里看另一台电视，经过她们门外传来的是热络的交谈，但对于屋里的其他居民，除非必要，绝不会看一眼，自在地进出，我们仿佛不存在。所以，五个居民，住在四房一厅的一大层屋里，却安静得像“哑巴公寓”。
我独居。昼伏夜出。深夜十二点起床，骑赭红色捷安特脚踏车到附近夜市里买些干面、肉羹或者春卷之类，回到住处边吃边看书，洗澡洗衣服，屋内不再有人声和灯光。写一整夜日记或阅读，着迷于齐克果和叔本华，贪看呻吟灵魂的各类书，也搜集各色“党外”周刊，研究离灵魂最远的政治闹剧的游戏逻辑，它产生的疏离效果，稍稍能缓和高速旋入精神的力量。清晨六七点天亮，像见不得光亮的夜鼠，把发烫的脑袋藏到棉被里。
状况佳是如此。但大部分时候，都是整晚没吃任何一顿，没洗澡，起不了床，连写日记与自己说话、翻几页书获得一点人的声音，都做不到，终日里在棉被里流淌蓝色和红色的眼泪，睡眠也奢侈。
不要任何人。没有用。没必要。会伤害自己和犯罪。
家是那张蓝皮的金融卡，没必要回家。大学暂时提供我某种职业，免于被社会和生活责任的框架压垮，只要当成简陋的舞台，上紧发条随着大众敲敲打打，做不卖力会受惩的假面演出，它是制造垃圾的空荡荡建筑物，奇怪的建筑，强迫我的身体走进去却拒绝我的灵魂，并且人们不知道或不愿承认，更可怕。两个“构造物”，每天如此具体地在那儿，主要构成我地供人辨识，也不断地蠕动着向我索求，但其实抽象名词比不上隔壁的统一超商更构成我。
不看报。不看电视。除必点名的体育课外不上课。不与过往结识的人类做任何联络。不与共同居住的人类说话。唯一说话的时刻是：每天傍晚或中午到辩论社，去做孔雀梳刷羽毛的交际练习功课。
太早就知道自己是只天生丽质的孔雀，难自弃，再如何懒惰都要常常梳刷羽毛。因为拥有绚丽的羽毛，经常忍不住要去照众人这面镜子，难以自拔沉迷于孔雀的交际舞，就是这么回事，这是基本坏癖之一。
但，却是个没有活生生众人的世界。咱们说，要训练自己建造出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要习惯“所谓的世界就是个人”这么样奇怪知觉的我，要在别人所谓的世界面前做淋漓尽致的演出。
因为时间在，要用无聊跑过去。英文说run through，更贴切。
5
所以她对我犯罪，用从前的话说是“该被我处死”，用后来的话就是逼我发生“结构性的革命”。水伶。我牺牲了仅剩存活的可能性，之后之外的，就是不堪的更不堪的更不堪的……被除数愈除愈小，但永远除不尽，除式已然成立。
当一九八七年十月的某天，我骑捷安特在椰林大道上掠过一个身影，同时记起当天是那个身影的生日时，全部的悲哀和恐惧就都汇进我的存款簿了。我隐约知道，存款簿的数字跳号了，强力拒绝，只能如此，以为可以把存款簿送回。
她刚好满二十岁，我过十八岁五个月。她和几个她的高中同学走过，只瞥到侧影，但关于她的沉睡意义，瞬时全醒活过来，我甚至能在车遗落她们很远后，还仿佛看得到她的雀跃表情，以及如针般地感受到她势必会惹人宠爱呵护而流出孩子般无瑕满足的心情。
即使至今，我仍然要因她这种天生势必会惹人宠爱呵护的美质，而势必要旁观寂寞。她总是来不及接触较多一点的人，因为她原本周围的人已用手臂和眼睛紧裹住她，使她无须更多也不用选择，已经喘不过气来被钉在那里了。所以当我在她周围时，我势必会拼命裹紧她；不在周围时，也就怎么都挤不到她身边，扳不开别人，她更是没办法自动挤出来。这是基本定理。她天赋如此。
隔了整年高三没看过她，小心闪躲，绝不能主动打招呼，又渴望在人群里被她认出。高一届的高中学姊，危险黑桃级的人物，洗过一次牌又抽中，更危险。
6
到中文系旁听“文学概论”的课，大教室挤满人，我迟到，搬一张椅子，高举过讲台，如绵羊般坐在讲台边缘第一排。女教授暂停讲课，让路给我，其他绵羊们也仰头观赏我的特技。
接近下课，后面递来一张纸条：“下课后我可以跟你说话吗？水伶。”是她选中我的。我常这么想。即使换了不同的时空，她还会选中我。她瑟缩在人群间，饥荒的贫瘦使她怕被任何人发现，躲在羞怯畏生的眼珠后面沉睡，我一出现，她就走出来了，坚定地用手指一指：“我要这个”，露出小孩贪心的不好意思微笑。我被带走，无可拒绝地，像一盆被顾客买走的向日葵。
已是个韵味成熟的美丽女人了呵，炉火纯青。她站定在我面前，拂动额前的波浪长发，我心中霎时像被刺上她新韵味的刺青，一片炙烧的辣痛。她女性美的魅力无限膨胀，击出重拳将我击到擂台下。从此不再平等，我在擂台下，眼看着另一个她眼里的我在擂台上被她加冕。怎么也爬不上去。
“怎么会在这里？”她完全不讲话，没半点尴尬，我只好因紧张先开口。
“转系过来补修的课吗？”她不敢抬头看我，脚底磨着走廊地板，不说话，仿佛讲话的责任与她无关。
“你怎么知道我转系的呢?!”她突然失去沉默的控制叫了出来，眼里闪着惊异的神光，明显出色的大眼，圆睁着注视我，我终得以看进她眼里。
“自然就会知道啊！”我不愿告诉她对她消息的注意。“你可终于说话了。”我松了口气说。她带点腼腆开心地笑，我也哈哈大笑。能逗她笑使我安慰，她如银质般的笑容，像夕阳轻洒的黄金海岸。
她说我一走进教室，她就开始坐立难安，想和我说话，说什么她也不知道。我指指她鞋带，她弯蹲，小心地绑鞋带。可是见到我，又什么都说不出来，就不想说什么了，只是站在那里。她把紫色布背包甩向背后，蹲在地上反而开始说。突然想去抚摸她背上的长发，很柔顺。你当然什么都不知道，我一切都了解，心里在告诉她。代替伸手摘过来她的背包，隐约幸福接近的重量感，希望她一直蹲着绑鞋带。
下课六点，校园已黑影幢幢，夜风飕飕，各牵着脚踏车并走，宽阔干净的大道上，和缓具节奏的一对脚步声，流利地踅过。不知是我跟着她走，还是她跟着我走。相隔一年，两人都怀着既亲切又陌生的暧昧气氛，节制地在沉默里对峙着。
“怎么会跑来跟我说话的？”我藏起心里的知道太多，做按部就班的询问。
“为什么不跟你说话？”她轻微负气地反问我。夜色一掩上脸，我不用看她的脸，听到她的第一句话，就知道这大学的一年，她受苦了，回答里我听出她独特的忧郁声质。我总是知道她太多。
“我只是一个你见过三次面的学妹啊！”我几乎惊呼。
“才不是。”她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像对自己说。
“不怕我忘记你了，懒得跟你说话？”我看着她随风轻飘的长裙。
“我知道你不会。”还是那么肯定，仿佛所有关于我的理解都如铁石。
走到校门口，不约而同地停下步。她略微请求地问我，可否去看看我的住处，语态里是自然流露对亲人的关心，如柔韧的布，里面的软度使我心痛，如果水要流向我，我拿什么阻截？她天生就会对我如此，根本无需情节。我带她走向新生南路，回温州街。
“这一年过得好不好？”我试着打开她忧郁的封缄。
“不想说。”她紧紧闭上眼，难以察觉地无声轻叹，抬头看茫然。
“是不想对我说吗？”我把她推到马路外边，交换位置，担心她被车撞。
“不想对任何人说。”她摇头。
“怎么会变成这样？”我心底不忍听到这类与她完全不搭称的话。
“对。我变了。”她转而睁亮眼，骄傲而含凶气地说，更像宣告。
“那变成怎么样呢？”觉得她的话孩子气，好笑着想逗她。
“就是变了。跟高中的我不同。”凶气更重，话里是在对自己狠心。
听着她斩钉截铁地敲着“变了”两个字，着实悲凉。新生南路上慷慨的路灯，铺张黄金的辉煌。沿着校区外的红砖道慢走，扶着长排铁栏杆的校墙，左手边是高阔的耀亮的街道，右手边是无际漆黑森森的校区，华丽的苍寂感，油然淋漓。没什么是不会“变了”的，你了解吗？心里说。
“你算算看那栋大楼有几家的灯亮了。”我指着交叉口上一栋新大厦。
“嗯，五个窗户亮着，才搬进五家欸。”她高兴地说。
“以后看看变成几家。会永远记得几家吗？”我自己问，自己点头。
7
第一个学期，她是我唯一对外呼吸的管道。我拥有一种犯罪的秘密约会，约会的对象并不知是约会。我对自己否认，否认她在我生活里的事实，甚至否认那条虚线，把我们俩拉上犯罪关系的虚线，它早已被我特殊的眼睛看出。这只特殊的眼睛在我青春期的某一刻张开后，我的头发快速萎白，眼前的人生偷换成一张悲惨的地狱图。所以当我还没成年时，我就决定要无、限、温、柔，成为这一个人。把自己和这只眼睛关进去暗室。
每个星期天夜晚，我都被迫想起她，像讨厌的作业：必须下决心不再去上“文学概论”。每个星期一昏睡整天，到了接近三点，却会自然醒来，骑着捷安特赶到教室。每个星期一的傍晚下课，水伶都会自然地跟我回温州街，宛如她回家的必经之途，然后我陪她等74路公交车，在法式面包店的长椅上，等待。秘密约会的形式，简单而式样整齐，清淡是高级犯罪的手法，一边贿赂巡防的警署，一边又任犯罪意欲在蜜糖培养皿中贪婪滋长。
其他时间，没有任何关联，我也不想到她。她是星期一的幽灵。星期一，我亡灵的祭典，她带着玫瑰来祭我。披一身白纱，裸足飘来，舞着原始爱欲的舞蹈，闭眼，醉心迷狂，玫瑰洒满旷野。她在祭我，她并不知。每周一束玫瑰，在玫瑰身上，我仿佛看到自己还活着，鲜活可以轻跃去取走玫瑰的，但总有玻璃挡在前面，伸手是反射的映像。星期一结束，玻璃的映像是更厚的玻璃。
温州街的小房间。枣红色雅致的壁纸和黄色的窗帘。到底和她在那里说了些什么？木床放置在地板，她坐在床尾，与衣橱紧夹的缝隙间，背对着我，极少说话。我说很多，大部分的时间都说话，什么都说，说过去惨不忍睹的遭遇，说我记忆中纠缠不放的人物，说自己复杂、古怪。她玩弄手中的任何东西，不以为然地抬头，问我怎么复杂、怎么古怪。她接受我，等于否定我否定的我，纯真如明镜的眼神伤害我，但她接受我。我自暴自弃说你不懂，每隔三句话说一次，逃避她的接受。她眼里泛着更深更透亮的光，像海洋，勇敢地注视我，安静仿佛没必要说一句话。不会了解的。她相信她懂。无论如何，她接受我——多年后，知道这是重点。
眼睛，也是支点，把我整具骷髅骨架撑起来，渴望睡进去她海洋般的眼。这个象征此后分分秒秒烧烤着我。眼睛支撑起我与世界之间的桥。红字般的罪孽与摒弃的印记，海洋的渴望。
8
我是一个会爱女人的女人。眼泪汩汩泉源，像蛋蜜涂满脸。
时间浸在眼泪里。全世界都爱我，没有用，自己恨自己。人类把刺刀插进婴儿的胸脯，父亲生下女儿又把她拖进厕所强暴，没有双脚的侏儒趴在天桥上供人照相然后活下去，精神病院里天生没办法控制脑袋的人受着幻觉、自杀欲望的折磨。世界怎么能这么残忍，一个人还那么小，却必须体会到莫名其妙的感觉：“你早已被世界抛弃”，强迫把“你活着就是罪恶”的判刑塞给他。然后世界以原来的面目运转宛如没任何事发生，规定他以幸福人的微笑出现：免除被刺刀插进胸脯、被强暴，也不用趴在天桥上和关在精神病院，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灾难，世界早已狡猾地逃脱掉它肇祸的责任。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被某种东西钉死，你将永远活在某种感觉里，任何人任何办法都没有用，在那里面只有你自己，那种东西把你和其他人类都隔开，无期的监禁。并且，人类说我是最幸福的，我脖子上挂满最高级的幸福名牌，如果我不对着镜头做满足式的表情，他们会伤心。
水伶不要再敲我的门了。你不知我的内心有多黑暗。我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是谁，隐约有个模糊的我像浮水印在前面等我，可是我不要向前走，我不要成为我自己。我知道谜底，可是我不要看到它被揭开。从我看到你的第一眼，我明白我会爱你，像狂兽像烈焰的爱，但不准，这事不能发生，会山崩地裂，我会血肉模糊。你将成为开启我成为我自己的钥匙，那个打开的点，恐惧将滂沱滚打在我身上，我所自恨的我也将除去我，这个肉身里的我。
她不明白。不明白她会爱上我，或她正在爱着我。不明白我温驯羊毛后面是只饥饿的狂兽，抑制将她撕碎的冲动。不明白一切的一切都是爱的交易。不明白她使我受苦。不明白有爱这种东西。
她送给我一盒拼图。耐心地一块一块把我拼出来。
9
“下个礼拜我不去上‘文概’了，下下礼拜再去上。”我说。
晚上七点我和水伶同搭74路公交车，她回家我到长春路家教。我们并坐在双人座，她靠窗，我在外。她围白色围巾，窗户推开一半，头倚靠窗上，抖缩着身体，眼睛注视窗外黑茫茫中的定点，无限寂寞，相隔遥远。
“好啊。”她以意兴阑珊的失望声音回答我。我想逃走，她知道。
“你不问我为什么？”我内疚。不要她寂寞。
“好。为什么？”她转过头，掩饰受伤的自尊，高傲地问。
“不想跟任何人有固定的关联。习惯每个礼拜都会看到你，怕被这个习惯绑住，要打破坏习惯。”我心虚地说。
“好啊。随便你。”她又转头回去。
“在生我的气？”心疼她。
“对。你自私。”她背着我。窗玻璃映出她黯然的落寞表情。
“怎么自私？”我企图让她说出委屈。逼她说话很困难。
“你不要这个……坏习惯，那我的习惯怎么办？”她想很久，才生气地说。她从沉默里出来，随便说点什么话，经常对我都是恩宠。
“你有什么习惯？”故意调皮假装不知道。
“你自己知道。”她娇弱的声音一生气，格外惹人怜爱。
“我不知道啊。”她在吐露某些对我超载的情感，我享受得心酸。
“骗人。跟你一样啊……我也习惯每个礼拜都会看到你了呀。”她怯懦地说出。但不是因为她不该有这类感觉，而是说给我听，有女性天生要阻挡表现感情的良心。
“那更不好，不能习惯，等‘文概’结束，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
“为什么不再见面？”她眨眼问，像解不开一题代数。
“没理由见面。更何况，有一天我一定会跑掉，那时候你会更难过。”我用白话版首次说出我对她真正的情感，展现蛮横的力量。
“不懂不懂。随便你。”她受我蛮横的欺负。消极抵抗。
10
《坏痞子》是部电影。不是高达拍的另一部。更年轻的法国片。男主角长得像蜥蜴，和鳄鱼家族血缘相近。剧中其他的男人，若不是胖矮、就是秃头，全是丑陋的老男人，除了挖掉眼睛的男主角弟弟，可能例外。导演是当代的审美大师。
“应该向上，不是向下。”男主角临终时，女主角从背部抱住他，他抗议。此话深得我心。“要做个诚实的孩子很困难。”他闭上眼，继续用腹语说遗言。终于死了，一个老丑男人，从他紧闭的眼眶挤出一颗蓝色的眼珠。天生没办法诚实的蜥蜴，虽然会想把白肚子朝上翻，至死还是必须藏住要给爱人的眼泪。蜥蜴有个好名字，叫“长舌男”。
《忧郁贝蒂》也是部电影。比较能进院线的东西。适合大众的年轻法国片。适合到什么地步呢？颜色只有蓝和黄两种，容易记，除了男女主角两个人外世上没有其他人，时间也乖乖地从头到尾，没有半句困难或长点的对话。任何有眼睛的人，即使色盲也没关系，都可以边抓爆米花边吸可乐，轻松看完。这就是“适合”。
它里面最棒的点是，男女主角的一位朋友听到母亲过世的消息，瘫痪在床上，别人为他换衣服准备回家奔丧，领带打结时拉出画面的是裸女图案的领带，他脸上还流着令人发笑的眼泪。女主角贝蒂说：“生命老是在阻挡我。”把自己的眼睛挖掉，被送进精神病院，用皮带紧紧捆绑在病床上。男主角说：“没有任何人能把我们两个分开。”化妆成女人潜进医院，用枕头把贝蒂闷死，当时的他脸色青白细腻散发出可怕的女性美。导演是运用狂暴爱情诅咒生命的高手，全部都很“适合”，但在最后一刻，叫生命把爆米花和可乐吐出来。
第一部是恶心的电影。第二部也是恶心的电影。
只差第一部用诚实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告诉你它要恶心。第二部用欺骗的方法，它把你骗到不恶心的路上，最后恶心一次倒光。
“恶心就是恶心，该尽量做个诚实的孩子。”坏痞子说。
“谁说的，还是可以常常利用裸女领带逃开的。”忧郁贝蒂说。
11
梦生。这个男人，我到底曾不曾爱过他？这个问题无解。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在淡水镇参加一个文艺营。我在小说组作完自我介绍后，他站起来从第一排走到我位置旁，蹲在走道上，以嘻皮笑脸传达他特别的严肃感。
“我大你一岁。现在在附中。明年会在你的学校和你碰面。刚刚听几句你讲的话，觉得这里只有你还值得说一说话，其他垃圾都让我厌烦，来这里真浪费我的时间。”
这个出语傲慢的人，旁若无人地说着。我心中十分不屑，想作弄他，对他作出迎合的微笑。他蹲久了，径自交互蹲跳起来，自己和自己玩得很开心。那时的他，还是个讲究正常美观的男孩，说男孩并不适当，我闻得出他有特殊弯曲别人的权力，那种东西使他有某种老化的因子在体内窜动，除了嘻皮笑脸的超级本领外，他身上找不到一丝属于男孩的气息。
“搞什么？跩得像只臭鼬鼠一样，有必要吗？”他一路跟着我走出来，别人要跟我说话，他都不客气地挡开。我开始不耐烦。
“臭鼬鼠有什么不好？起码让讨厌的人自动滚开。”
“那你干嘛不自己滚开，你出现干嘛？”我愈说愈不客气。
“我出现干嘛？”他反问自己一遍。“大哉问。”他拍了我肩膀一下，“就是从来都不知道哇。”他嘟下嘴做个无辜的表情。
“我们商量一下好吗？老兄。”我软化，拉他坐下来。
“不是老兄。”他正经地抗议。要用手环住我的肩，我推开。
“好。哥哥。请你不要再一直跟着我，挡住我获得幸福的机会。”
“我比你小。笑话，你这种人根本不会有幸福，这两个字该从你脑里除去。”他轻蔑地说。然后又高兴地在地上翻筋斗。
我马上就明白他跟我是同类人，拥有那只独特的眼睛。且他更纯粹更彻底，在这方面他比我早熟比我优秀。如果可能爱他，也是爱他这种优秀。那年冬天，其实他长得很好看。是个颀长的美少年。
12
一日吧。最后一次“文概”。我依然打算，隔一周才来上课。提前赶到教室，在路上拼命踩快脚踏车踏板，心脏噗噗跳，满坑满谷的话堵在心头，像水泥心头，破不出。她选了个最后的位置，紫色背包垫在单张椅子的台面上，趴着休息，长发悬在半空中。那个阶段，在学校，她不愿跟任何人说话，我知道她孤单，脱离被众多朋友照顾的时代，尝试一个人行走。她动也不动，我站在旁边凝视她的孤单。她适应得很辛苦，我知道，她是不要这种生活。内心激动，亏待她。
“我来啦。”时间快接近上课。我轻唤她。
“哦。”她没抬头，无所谓地应一声。
“不想跟我说话？”我内疚，温柔要溢出来。
“嗯，很累，想睡觉。”她软软地说。还是没敢看我一眼。要拒绝我。
“好。你休息一下。”心像被铅线拉扯，被她不要。用力走到前面坐下。
下课。我站在前面遥遥监看着她，她哪里也不看，轻轻收拾，动作缓慢。一个熟人和我说几句话，转眼她已不见。等我，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说。奔出大楼，在横行纵走的脚踏车阵间，逐辆辨认，没有。火速朝平日一起回家的方向搜索，触不到紫色，更火速地往相反方向狂跑。知道太迟了，兜错这么多路，赶不上她，从后门的站牌回家了。不要，我就是要告诉你，不要如此了。
黑夜的雨。愈来愈猛下，衣服裤子都紧贴在肉上，加速度的奔跑，加速度的雨暴风暴，对抗我。袜子糅合成泥布，我可感觉，踩碎一洼洼的积水，腿快糊成泥棒。检查过所有的站牌，拐到另一条街，已跑远了，软身在一枝站牌下。真的永远见不到。枯等半个钟头又……
原本今天想要告诉你不要不相见。找不到你也好，还是不再相见。还带给你要的书来借给你的。
发梢滴着雨，眼睛浸痛之中，写完纸条，塞在她脚踏车后座，停在系馆对面的。也好，真的。自动脱落，省力许多。就只绳索松开后，跌坐在地，尴尬难独对。我想念她。罪有应得。
隔天接近中午。迟到进课堂，不知什么课。同学递过来一封信。
你的书丢掉了。早上要来上体育课，从远处走过来，发现倒掉一大片脚踏车，心里就祈祷心爱的脚踏车不要是其中一辆，愈来愈近愈担心。但，它果然躺在那里，压着别辆脚踏车，也被另一辆压着，身上脏脏的。我赶紧把它扶起来，想用手帕帮它的身体擦干净，心里好想哭，它怎么会被那么不小心的人随便推倒在那里呢？接着又看到它后座，夹着粉红色的广告单，讨厌这俗气的广告单，拿掉后发现你的纸条。没有书，一定是被人偷走了，要告诉你：书丢掉了。
不了解你那么复杂的理由，也不想了解了。说什么不再理我是为我好，说什么早点结束见面是为了减少难过，完全不懂，拒绝懂。或许你真的认定这样对你比较好，我没话讲，但你有没有考虑过我，我的答案是——对我不好。原本以为，我可以去投奔你的，就是这两个字，我真的是要去“投奔”你的。你是我在这个学校里唯一的亲人，有三次吧，我都陷到某种情绪中，想立即从我所站的地方逃走，冲出这个学校，抓起背包低着头就拼命走，希望一路上都不要看到任何人，走啊走就走到你的楼下，按了铃我才知道我只想看到你，可是你三次都不在。我很累，坐在你家楼下的台阶，光是坐在那里，就好像离你比较近，感觉得到你在那里，才能够比较有力气一点，回家去。以后就无须按铃了，只要到台阶上坐坐，就很够了。
这些你会知道吗？如果你不要我去投奔你，当然我就没有资格厚着脸皮去。但是，这到底有什么错？
水伶
还记得。收到那封字迹潦草，潦草又是飘逸的信，手颤抖不停，读三遍还是不懂在说什么，失去阅读能力。眼睛盯住署名，跳起来，踩脚踏车到她下午上课的课堂，身体飞驰着，字句才流进我脑海，内心热潮涌生。那时，我穿着绿色牛仔裤，午后的阳光把绿色筛亮。
我站在草坪上截住她走过。像傻瓜说书没夹在后座。她背过身问我来干嘛。我说从、头、开、始。她转过来，海洋流泪。知道是相爱。
13
叫赵传的歌手新唱了一首歌。男孩看见野玫瑰。写这本手记时，我从凌晨十二点坐到早上九点，反复听这首歌，带子里其他歌一遍也没听过。算是这章的主题曲——
不能抗拒你在风中摇曳的狂野。不能想象你在雨中借故掉的眼泪。你是清晨风中最莫可奈何的那朵玫瑰，永远危险也永远妩媚。你是那年夏天最后最奇的那朵玫瑰，如此遥远如此绝对。男孩看见野玫瑰，荒地上的玫瑰。清早盛开真鲜美，荒地上的玫瑰。
这本手记算是第一章。记的是一九八七年十月到一九八八年一月，我的八十页笔记簿，每本很快都要模糊掉了，因为用铅笔记的。根据这十大本日记的材料，要写成八本手册，像图解的幼儿手册，重新用原子笔誊写后，压在抽屉最底层。忘记时，可以随时拿起来看，再复习一遍我成为我的分解动作。它们是连续动作。
唯独这前两本最可怜。它没有日记可以作参照本，只能凭我脑里简单几条记忆之弦，抚弄着奏出复杂的合音。大学四年我丢掉很多东西：有的是正在找停车位时，我就测出那种形状的位置，之前就丢掉的。有的是储存太久被蚂蚁蟑螂化整为零搬走的。有的是年终大扫除时，重新规划车位后，找不到新位置被迫清出的。有的却是为了旧车换新车，贪图折扣时出卖的。
大一整年是完全丢光的一年。她的信全烧了，土褐色精美的日记本送给她，这都是后来的事。她更是遍历这四种我丢掉的方式，最后，丢掉了。由于她，我才知道可以有这么多种丢掉的方法。我曾经是个丢掉狂，因收购她而发病，又因丢掉她治愈，其间丢掉的已经丢掉，不能后悔啰，我不会再丢掉重要的东西，我发誓。
当我发强力胶可以黏死自己爱丢掉的手时，我已经连大厦管理员都丢掉了。如今化妆成考古学专家，梦生竟只剩一片睫毛。
应该是“女孩看见野玫瑰”，梦生会做这样的歌给我。
我的盲点
——序邱妙津简体版作品集
蒋勋
在文学的阅读上我有我的盲点。
知道是“盲点”，却不愿意改，这是我近于病态的执着或耽溺吧。
年轻的时候，迷恋某些叛逆、颠覆、不遵守世俗羁绊的创作者，耽溺迷恋流浪、忧愁、短促早夭的生命形式。
他们创作着，用文字写诗，用色彩画画，用声音作曲，用身体舞蹈，然而，我看到的，更勿宁是他们的血或泪，是他们全部生命的呕心沥血。
伊冈•席勒（Egon Shiele）的画，尺幅不大，油画作品也不多，常常是在素描纸上，用冷冷的线，勾画出锐利冷峭的人体轮廓。一点点淡彩，紫或红，都像血斑，蓝灰的抑郁是挥之不去的鬼魅的阴影。
席勒的画里是眼睛张得很大的惊恐的男女，裸体拥抱着，仿佛在世界毁灭的瞬间，寻找彼此身体最后一点体温。
然而，他们平日是无法相爱的。
席勒画里的裸体是自己，是他妹妹，是未成年的少女，瘦削、苍白，没有血色的肉体，褴褛破烂，像是丢在垃圾堆里废弃的玩偶，只剩下叫做“灵魂”的东西，空洞荒凉地看着人间。
人间能够了解他吗？
北京火红的绘画市场能了解席勒吗？
上海光鲜亮丽的艺术家们对席勒会屑于一顾吗？
或许，还是把席勒留给上一个世纪初维也纳的孤独与颓废吧。
他没有活过三十岁，荒凉地看着一次大战，大战结束，他也结束郁郁不得志的一生。
他曾经被控诉，在法庭上要为自己被控告的“败德”“淫猥”辩护。
然而他是无言的，他的答辩只是他的死亡，以及一个世纪以来使无数孤独者热泪盈眶的他的画作吧。
邱妙津也是无言的。
我刚从欧洲回台湾，在一次文学评审作品中读到《鳄鱼手记》，从躺在床上看，到忽然正襟危坐，仿佛看到席勒，鬼魂一样，站在我面前。
我所知道的邱妙津这么少，彰化女中，北一女，台大心理系，巴黎大学博士候选，这些一点意义也没有的学历。
我所知道的第二个有关邱妙津的讯息就是她的持刀“自杀”了。
我们可以用“死亡”去答辩这个荒谬的世界吗？
于是，我读到了《蒙马特遗书》。
台湾战后少数让我掩面哭泣的一本书。
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看起来不像是文学创作。有人告诉我——《蒙马特遗书》是邱妙津自戕后朋友整理的她的信件。我并不确定：她有没有意图这些信件有一天会被阅读。
沙特（J.-P. Sartre）在介绍《繁花圣母》的作者惹内（Jean Genet）时特别强调了文学的“非阅读动机”。
惹内是弃儿，是街头男妓，是小偷扒手，是罪犯，当他关进监狱，在天长地久的牢房里，他开始书写，写在密密麻麻的小纸片上，数十万字，然后，被狱卒发现了，一把火烧了，他无所谓，继续书写。
创作到了没有阅读者，诗没有人看，画没有人看，你还会创作吗？
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没有人懂你，你愿意多懂一点自己吗？
惹内的文字流传出监狱，引起法国上个世纪最大的“文学”震撼。
文学不是为了“文学”的动机。
文学永远是你自己生命一个人的独白。
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书写她的独白，她在最孤独的世界里摸索一个女性身体的私密纪录。
我还没有看过华文的女性书写里有如此坦白真实赤裸裸的器官书写，女性书写的器官，当然不应该只是看得见的眼睛鼻子，也更应该是身体被数千年“文化”掩盖禁锢着的乳房或性器官吧。
那是邱妙津使我正襟危坐的原因，那也是邱妙津使我心里忽然痛起来的原因。
我知道这个生命是席勒的幽魂又来了，这次它要用华文书写。
巴黎的街头常常有寒波（Rimbaud）十八岁刚到巴黎的一张照片，清癯忧愁少年男子，像做着醒不来的梦。
他写诗，像李白初到长安，几首诗，震惊巴黎，大诗人魏尔仑（Verlaine），老婆儿女都不要了，疯狂热恋起寒波。
那是上上一世纪末伟大的“败德”事件。
他们“败德”，却绝不媚俗。
叛逆、颠覆、不受世俗价值羁绊，“La vie est ailleus——”
寒波照片制作的海报上写着这诗句——“生命还有其他——”
这句话已经是今天欧洲青年的格言了。
生活在他方，可以出走，可以流浪远方，可以不写诗，可以——不是这样活着。
寒波不写诗了，在整个文坛称他为“天才”时，他出走了。做了水手，四处流浪，买卖军火，颓废落魄死于异乡。
有比“写诗”更迷人的生活吗？
寒波苦笑着，或许，邱妙津也苦笑着。
邱妙津的“作品”，或许并不是“遗书”，而是“死亡”。
我不十分相信《蒙马特遗书》会在华文的世界有广大的阅读，但是——有你，就够了。
你可以死亡，却永远不要衰老。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于八里淡水河边
